一片石是个景色优美的地方，位于山海关和辽宁省绥中县交界处不远的地方，南面几公里外就是大海，北面则是逶迤远去的燕山山脉。这里，差不多已经接近辽西走廊最为险峻的出入口。很有意思的九门口水下长城，现今是一处文化遗产公园，招徕了众多游人看客。风景区里有一个景观，名字叫藏兵洞，据说是当年吴三桂先是防御清兵，后是对抗李自成的军事设施。如今看去，依然透着一股阴森诡异。

那些快乐的看客中，应该有人知道：三百五十年前，这里曾经发生过一次尸横遍野的大会战。这次大战发生在李自成、吴三桂、多尔衮之间。在当时，这三个人分别代表了中国大地上最重要的三支政治力量。在一片石，这三种力量第一次交织缠绵在一起，搏杀演变，最后，令中国的面目发生了极大的改变。

人类发展史一再证明：任何战争的最后胜利，都不是仅仅依靠军事力量就能够取得的。两千五百多年前诞生的《孙子兵法》，至今被认为是中国军事理论的经典之作，并在世界范围内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这部伟大著作的作者孙武认为，有五大要素决定战争胜负：“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大体上，第一条指的是天理人心，第二、三两条指的是天时地利，第四条指的是将领素质，第五条指的是谁更法令严明。他认为，只要看清楚这五条，就可以知道胜利属于谁。孙子认为，通过七个方面的计较，可以知道上述五大要素的具体情形：双方元首谁更有道？双方将领谁更有才干？双方谁更占据天时地利？双方谁更法制严明？双方兵众谁更强健？双方部队谁训练得更好？双方谁更赏罚严明？

在这“五事七计”中，“道”最为重要，永远是第一位的——交战双方谁更合乎天理人心，也就是民心向背。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亦即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之谓也。实际上，讲的就是政治清明与否的问题。（李零《兵以诈立》第三讲，第61页）事实上，这一条根本就是灵魂。因为，它可以决定双方将领的优劣，决定法令是否严明，决定兵众与部队的训练，当然也直接决定赏罚是否公正。

应用这种理念，可能会帮助我们理解李自成、吴三桂、多尔衮为代表的三种力量在一片石博弈的结果——

历史气象研究证明，晚明时期全球进入了一个小冰河期，导致世界范围内气候大面积、高强度的反常。在此期间，中国的自然灾害发生频率极高。陕西、山西、河南等省份连续七年大旱，历史文献上记载：当地人民吃光草根树皮之后，争食雁粪，甚至吃观音土、青叶石充饥。这种矿物质用水煮之后，呈糊状，吃下去可以充饥。但几日后，便在肠胃里凝结成块，导致死亡。而真正意义上的人吃人现象，也在南北方大量出现。翻检当时史料，很难找到政府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减免赋税、赈济灾民的努力，而催征各种苛捐杂税的记录则比比皆是。甚至崇祯皇帝在死前一个月，还发出过一道诏书，命令各地官员加紧征收赋税。李自成进入北京之后，在皇宫大内搜检出三千七百万两白银，旧藏黄金四十余窖，约一百五十万两。在崇祯皇帝身边担任检讨的杨士聪著有《甲申核真略》一书，他记录并感叹说：“呜呼！三千七百万！拿出一个零头就抵得上两年加派了。”他很悲伤，无论如何也不明白圣明的皇帝究竟在想什么？

帝国官场的景象也令人很难乐观。当时，北京城里有“饷不出京”一说。据说，发往各地的军饷有一半以上要留在京城。其中，20％到30％是给各级财政主管官员的回扣，另外20％到30％是打点各部门官员，以便朝中有人好升官。各种文献中，对帝国官场几乎无官不贪的情形有极多的记载，称得上数不胜数。有两句经典的设问，道出了当时的实情：“何处非用钱之地？何官非爱钱之人？”（《明史》卷二百五十八，韩一良传）于是，官因为钱而升，升了官自然加倍搜刮地皮以补偿。人们普遍通过一个反问句式，确认着一个帝国时代的信条：若不能弄钱，当这个官干什么？

政治上的浑浊，可以天然滋生出淘汰廉能之士的机制。在我国历朝历代，这几乎成了一个铁打的定律。若从社会控制的角度观察，不论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对于一个国家与社会最大的伤害，一定是来自这个国家政权本身，来自决策者的自私、无能与贪婪，来自对此缺少制度性约束的机制，外部敌人所能带来的损害永远是第二位的。诚如毛主席所说：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仅仅是变化的条件而已，外因是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温度永远不能令鸭蛋孵出小鸡，只有鸡蛋才行。这应该也是一条类似牛顿定律一般的铁律。

晚明时期，为了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崇祯皇帝曾经提高军功奖励标准，将杀死一名敌人奖励三两白银提高到五两。有证据表明，为了得到奖赏，帝国军队中普遍存在杀良冒功现象。譬如，崇祯四年，陕西副总兵上报杀贼五十的军功，检验结果是：其中有三十五颗首级是妇女和孩子。崇祯五年，山西官兵追剿农民军到河南，领兵将领要当地县长为自己报功。县长说：“没有敌人的首级怎么报？”那位将领回答说：“这个好办。”很快命人送来了一千多个人头。结果，县长在其中发现了八十多个县学学生的脑袋。

那位当年推荐过袁崇焕的著名官员侯恂，曾经给洪承畴写过一封信，其中谈到了当时广为流行的一句话，叫作“贼来如梳，兵来如篦，官来如剃”。显然，老百姓对官员和官兵的恐惧，已经超过了贼匪。当时的观察家注意到，北京城里普遍弥漫着一种情绪——“流贼到门，我即开门请进”。（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十九，北都崩溃情景）

决策层失道且无能，导致贪官污吏横行，法纪荡然无存，社会离心离德，在此情形下，轻动刀兵的结果，势必蕴含了不可测之后果，最终不可能不自取其辱。

崇祯皇帝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状况下，走向绝路；而李自成也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一路所向披靡地走进北京城的。有记载显示，崇祯三年以前，李自成是甘肃总兵杨肇基手下的一个把总。崇祯二年底到三年上半年，皇太极第一次率大军打到北京城下时，杨肇基奉命进京勤王。在金县，李自成和他的弟兄们哗变，投入了暴动的农民军。（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五，李自成起）

此后的十余年间，李自成并没有特别明确的政治纲领，其情形大约和陈胜、吴广的“苟富贵，毋相忘”恰相仿佛。

崇祯十一年底，在洪承畴、孙传庭的打击下，李自成全军覆没，只带着十八骑逃进商洛山中。此后，他的坚忍不拔、多尔衮大规模进入中原、崇祯皇帝的庸劣与河南严重的自然灾害，四者合一，帮了他的大忙。到崇祯十三年年底，在得到李岩等知识分子的帮助后，他第一次提出了“迎闯王，不纳粮”的政治口号，并由李岩替他编出了朗朗上口的歌谣。歌词大意是：“吃他娘，穿他娘，闯王来了不纳粮”等等。由此，与大明帝国形成鲜明对照，受到饥寒交迫的中原人民的热烈欢迎。

有证据显示，进入北京之初，李自成的部队军纪严明，并曾经处死过骚扰百姓的军士。可能是下列两个原因，导致了这支大军战斗力的衰减。

首先，李自成提出三年免纳钱粮的政治承诺之后，必须筹措大批量的粮饷以供给他那百万大军。这种财政上的压力，应该是他向原大明帝国官员们逼缴钱财的基本原因。假如考虑到大明帝国官员们的贪婪与腐败，这种措施显然具有毋庸置疑的正义性，然而，却也具有很难遏制的传染性腐蚀力量，从而被追逼的范围，由旧政权官员迅速蔓延到了商户和普通百姓人家，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有记载说，当李自成下令讨伐吴三桂时，他的部队中，许多官兵的脖子上挂着数量不等的金银项链，腰间携带着珠宝银钱，两只手臂上则戴着大约不止一个金银手镯。很难想象，这些将士会在心里想着如何奋勇杀敌。

另外一个因素则与伟大的弗洛伊德学说中“力比多”作用（指人心理现象发生的驱动力）有密切关系。这种源自荷尔蒙的力量无所不在，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这支胜利开进帝国中心的大军，曾经有效地控制住了这种冲动。

据文献记载，当时，大明帝国皇宫中有大约九千名宫女。其中，纯粹为了追随先皇帝于地下的人数不是很多，有大约两三百人因为害怕受辱而自杀。其余的除留在皇宫中继续服役之外，大部分被分配给了各级军官和战功卓著的人们。最多的可能分到了三十人左右，少的则三四人、一二人不等。

当时，发生过一个惊人的事件：有一个姓费的宫女，据说是皇宫中最美貌的女子之一。李自成做主，命她嫁给一位青年军官。这位姓罗的将军可能是李自成最为欣赏的部下。不料，在新婚的当天晚上，这位费姓女子将酒醉的罗将军杀死后自杀。李自成震惊之余，很有风度地下令礼葬这位烈性女子。有人推测，这位宫女想要刺杀的目标，本来是李自成。

关于陈圆圆的故事有多种版本，流传极广。有一种说法，认为这个故事发生在大军第二号统帅刘宗敏身上，还有人认为故事的男主角应该是李自成。在学术界能够考证出权威说法之前，我们姑且存疑。不过，无论如何，这个故事想必不是无中生有。这种发生在军队最高统帅中间的事情，在对吴三桂产生重大影响的同时，不可能对这支军队毫无影响。事实上，已经有足够多的文献可以证明这种影响深重的程度了。譬如，有记载说，在安福胡同，“一夜妇女死者三百七十余人。降官妻妾俱不能免，悉怨悔”。（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十，奸淫）据说，有些士兵是带着抢来的女子在城墙上站岗的，为了害怕被查哨的长官发现，他们通常的做法，是将那些女子扔到城墙外面去。北京城墙的高度大约都在十米以上。

李自成就是在这种情形下，率领部队开往山海关并投入一片石大会战的。此时的吴三桂，夹在李自成和多尔衮之间，应该是最难受的一个人。

吴三桂，字长伯，江南高邮人，落籍辽东。他是武举出身，父亲吴襄曾经是锦州总兵。按照明朝的军事制度，吴三桂中武举后，承父荫授职都督指挥。后来，吴襄因为失误军机罪被捕入狱，吴三桂则因军功晋升总兵，负责宁远的防守。从年龄上推算，他的青少年时代应该是在与八旗清军搏杀的金戈铁马中度过的。

吴三桂的脸上有一道刀疤，很深很长。据说，这道疤是他青年时代，为了救他父亲而落下的。当时，吴襄被敌人重兵团团包围，情形危殆。据守城中的吴三桂请求主将出兵救援，主将和其他将领谁也不敢出城。吴三桂遂带领自己的五百名部下，冲出城去，杀入战阵。救出父亲后，复杀出重围。就此，留下了这道伤疤。这件事情，令他一战成名，给他带来了光荣与尊敬。有史书形容他“勇冠三军”。这可能是后来即便声名狼藉，还有一帮子家伙死心塌地跟着他的原因。

崇祯十七年正月，吴三桂的父亲被重新起用，受命提督京营。吴三桂被封为平西伯，进入了帝国贵族行列，并成为宁远、山海关一线的最高军事统帅。这一年，吴三桂应该是三十岁刚刚出头。此次晋封勋爵，应该与福临继位后，多尔衮以顺治皇帝的名义命令济尔哈朗攻打宁远有关。有证据显示，当时，济尔哈朗在宁远城下，曾经受挫于吴三桂之手。有人认为，吴三桂主要是继承袁崇焕“凭坚城，用大炮”一策，取得的胜利。也有人认为，吴三桂在野战中也颇有斩获。不管怎样，济尔哈朗确实曾经有些狼狈地退回了沈阳。为此，吴三桂在写给皇帝的报告中还觉得很蹊跷，不明白为什么一次不大的挫折，就会让济尔哈朗匆忙退兵。由此怀疑沈阳城里或许有内讧。济尔哈朗回沈阳后不久，便召开会议，主动要求诸王贝勒大臣向多尔衮汇报工作，并提出将多尔衮的名字排列在自己前面，可能也和这一次挫败有关。

在二十多年的反复攻守搏杀中，驻守在宁远、山海关一线的明军经过千锤百炼，已经成为大明帝国军队中最为强悍的一支，素有“关宁铁骑”之称。刚过而立之年便成为这样一支大军的统帅，吴三桂当然不会是等闲之辈。之所以在官方和民间记载中，很少看到关于他的正面记载与评价，显然和他后来降清又叛清、使自己成了几乎所有人的敌人有关。

事实上，在正月里册封吴三桂为伯爵时，崇祯皇帝可能就有了调他和关宁铁骑前来拱卫京师的意思，但皇帝瞻前顾后，不愿落下将关外国土拱手让给清兵的骂名。于是，此事便一直搁置在那里。此时，皇帝缺少战略头脑、一再错失良机的恶果已经不断显现出来，他仍然毫无悔悟，在错误中继续不停地滑行着，似乎已经失去了进行正常判断的能力。

到二月二十八日，皇帝诏天下兵马入京勤王，并把几位大臣要求调吴三桂入卫京师的报告，交给两位内阁大学士陈演、魏藻德，让他们拿出意见来。这两位大学士恍若呆鹅，谁都不敢应对。退出来后，这两个家伙嘀嘀咕咕地商量：“现在皇帝急了，想调吴三桂进京。若事情平定下来后，以丧失国土的罪名修理我们怎么办？”（《小腆纪年》卷三）最后，他们想出的主意是，动员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去说服皇帝：不必放弃关外土地，只要吴三桂回来就可以打败李自成。

就这样，一直拖到三月六日，皇帝方才下定决心诏吴三桂入卫。这一天，李自成已经来到距离北京三百里左右的宣化。宁远距离北京八百里，山海关距离北京六百里。宣化、居庸关一线的明军必须能够坚守城池，有效迟滞李自成的行军速度，吴三桂才有可能赶到他的前面到达北京。

事实证明，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宣化总兵张承胤和监军太监杜勋已经决定投降，只有巡抚朱之冯决意坚守。杜勋前去劝告巡抚不必做无谓的牺牲。巡抚指着杜勋的鼻子骂道：“皇帝如此信任你，你却通敌背叛。你还有什么脸面去见皇帝？”史书记载说：杜勋“笑而去”。当李自成大军来到城下时，这位巡抚下令开炮，所有士兵“默无应者”。他自己动手准备点火放炮，却被人在后面拉住了手。巡抚仰天大哭，南向叩头，给皇帝写遗书，建议皇帝“收人心，励士节”，遂自缢而死。（《明史》卷二六三，朱之冯传）

数日后，居庸关守军亦开城投降。

根据帝国惯例和皇帝的命令，吴三桂放弃关外土地西向入援时，需要把山海关外宁远一线的五十万人民迁入关内，这可不是一个小工程。吴三桂选数千精兵随自己殿后，于三月十六日，护送那扶老携幼的五十万百姓迁移进了山海关。随后，向北京进发。如此算来，他的入援速度应该算是够快的了。

三月二十日，到达丰润时，吴三桂接到报告：北京已经陷落，昨日凌晨崇祯皇帝自杀殉国。就此，吴三桂无君可忠、无国可守，立即变成了一只惶惶不可终日的丧家之犬。他返回山海关，注视着形势的发展。

李自成进入北京之后，马上命令吴三桂过去的战友、如今献出了居庸关的原大明总兵唐通携带四万两白银，还有由牛金星起草、吴襄照抄的所谓亲笔信，前去山海关招降吴三桂。吴三桂收下了银两，表示愿意接受招降。随后，将山海关防务移交给唐通，自己率兵离开山海关，准备进京去见李自成。结果，走到永平（即今日河北省卢龙县）时，得到了关于自己的最新消息：他的家产已经被查抄，他的父亲被拘押拷掠钱财，他的爱妾陈圆圆被人霸占。

吴三桂大怒，拔剑击案，怒吼曰：“逆贼如此无礼！我吴三桂堂堂大丈夫，岂肯降此狗子，受万世唾骂！”随即，他再次率军东返，向唐通突然发起攻击，一举夺占山海关。

同时，吴三桂以给父亲回信的名义，正式向李自成表达了自己的态度。在信中，吴三桂大义凛然慷慨陈词，其中的一些名句，堪称我国古代官样文章之经典。譬如：“父既不能为忠臣，儿安能做孝子？儿与父诀，请自今日。父不早图，贼虽置父鼎俎之旁以诱三桂，不顾也。”并发表了声讨李自成的檄文，其中有一句模仿骆宾王《讨武曌檄》中的名句：“请观今日之域中，仍是朱家之正统。”

李自成遂决定亲率大军讨伐。

就这样，历史在一个小小的拐点处轻轻一转，从此，一切都变得全然不同了。吴三桂可能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他的这一转，给中国带来了多么巨大的影响与全新的格局。

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遵循的是实力加暴力原则，被推翻或强力打断的帝制正统，必须由那种有实力、有能力又能编造出天命所归之神话的强人以暴力来接续。这是中国政治与中国人真正不幸之所在，却也是中国历史的真实景象。因此，此时的吴三桂是投降李自成，还是投降多尔衮，或者先拥戴一个朱家皇室子孙为号召、等到拿下天下后再换成自己，再或者索性他自己称王、称霸、称帝，至少在理论上讲，已经均无不可。端看他的本钱、本事和运气如何了。

——三十岁出头的吴三桂有本钱，不大，可也不算特别小，那就是他所统帅的四万关宁铁骑。关于关宁铁骑的人数，有许多种说法。有万人以下说，有四万人说，有六万人说，有十万人说。还有一种说法最玄，说是有五十万关宁铁骑，这可能是按照军户数，把男女老幼病残孕都加上了得出来的数字。实际上，可能有四万作战部队，再加上一些后勤保障闲杂人等。这已然不算少了。翻翻史书，中国历史上，有百八十个人拥戴就敢称王称霸、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的人，为数可是不少。

——吴三桂有本事，不小，可也不算特别大。这从他的结局里可以看出——年届六十起兵造反，最后身败名裂在二十岁的康熙小皇帝手中。平心而论，伴君如伴虎，没有人不怕那些权势者特别是帝王们的翻脸无情，“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本来就是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吴三桂能够“冲冠一怒为红颜”，能够不甘心受人摆布，在六十岁了还要勉力放手一搏，应该说，算是条血性汉子。做这些事情时，他是否有、有多少为天下苍生考虑的因素，颇值得怀疑。私心与公义，情欲与理性，对于他似乎始终是个问题。他长于战阵，短于庙堂，显然不是个经天纬地的大才。总体上看，此人缺少政治上的器量格局，心胸眼光、谋略素养等等都显得不那么大气，似乎就是一个威风八面的大将军或者乱世之中割据军阀的材料。

——他的运气不坏，可也不算特别好。生逢乱世，偏偏那些有大才干的人被一一淘汰出局，令他们用心血才华加上国家大把真金白银锤炼出来的大军，稳稳当当地落到他的手里。被逼得不但保不住心爱的女人，连自家的脑袋都快保不住时，偏偏又碰到多尔衮正带着大军往山海关走。本想效仿申包胥哭秦庭，在成就一番复国大业的同时，顺便吐出堵在胸口的那一口恶气，偏偏形格势禁之中，那多尔衮又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弄得他只能乖乖就范，顺着人家画出的道儿往前走。好不容易刀头舔血、坐稳了云南王的宝座，偏偏那不依不饶十九岁的康熙小皇帝又是中国历史上首屈一指数得着的有为之君……

和多尔衮、康熙比起来，甚至和李自成比起来，这吴三桂只能算得上是个二流人物。九泉之下有灵，吴三桂大约很难不发出“既生瑜，何生亮”之感慨。

就是在这种情势下，吴三桂于三月二十九日派人前去向多尔衮借兵。

当此时，仿佛上天特别眷顾吴三桂和大清朝一般，正当李自成的大军逼近山海关之际，多尔衮率领倾国之军也正行进在通往山海关的大路上。我们将会看到，在未来的岁月里，多尔衮的政治军事才华被他淋漓尽致地发挥到了极点。在中国历史上，多尔衮真正发挥主导作用的时间，满打满算只有七年左右，但是，就是在这短短七年时间里，在他手上，完成了中国历史一次天翻地覆的大变动。

在极短时间内，对瞬息万变的局势作出准确无误的判断，有如神助般抓住转瞬即逝的时机，以霹雳手段准确而完整地建立起对一块广大而陌生土地的有效控制和管理。如果以区区七年这一时段计算的话，在广大的中国土地和漫长的中国历史上，除了汉高祖刘邦，还很少有其他人能够像多尔衮做得那样出色。

西楚霸王项羽曾经在六年时间里纵横天下，所向无敌，但仅仅是在他那匹战马奔腾所到之处而已。在六年之内，没有什么人能够像项羽那样武功卓绝，辉煌耀眼。而他却也从来没有能够在更广大的全国范围内建立起长久的秩序。

多尔衮却做到了，做得干净利索。

应该说，这里面有明、清、农民军三方多年博弈所形成的大势使然，但多尔衮本人的素质决然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因素。他的学习能力，他的判断能力，他的随机应变能力，他的意志力，他的执行力，他的洞察力，全部称得上超一流。使他所做的所有工作中，有相当一部分可圈可点，令人叹为观止。却也还有一部分，则罪恶累累，令人发指，使后世的人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根本就不愿意正眼打量他。

本来，大清朝将大明帝国视为最重要的敌人长期对峙。皇太极在世时，曾经试图与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军建立联系，以便联手对付大明帝国。福临继位，多尔衮摄政之后，在大明崇祯十七年、大清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正月二十七日，多尔衮曾经派专人携带一封以大清皇帝名义写的信，前去寻找农民军首领，希望同心协力，并取中原，共享富贵云云。当时，多尔衮们甚至不知道这封信应该写给谁。（《明清史料》丙编，第89页，《致西据明地诸帅书稿》）

三月十九日，崇祯皇帝自杀，李自成开进北京时，多尔衮正在全力对付豪格。

四月初一日，豪格被废为庶人后，他们已经知道吴三桂撤离宁远，多尔衮立即开始着手准备对大明的新一轮进攻。

四月初四日，在盖县温泉疗养院养病的大学士范文程星夜赶回沈阳，并先后上书多尔衮，指出大局已经进入了一个关键时刻，成就大业在此时，贻误良机痛悔莫及也在此时，简捷明快地为在黑暗中摸索的大清王公贝勒们指明了方向——

当时，李自成攻取北京的消息尚未传来。范文程便告诉他们：大清虽然是与大明争天下，但以当前形势判断，应该立即实行工作重心的转移，未来的主要敌人是农民军。

在政治方略上，范文程建议他们：过去烧杀抢掠、唯金帛子女是图的做法，让人觉得胸无大志，不可能真心归附。必须改变已往的这种做法，严明纪律，秋毫无犯，官仍其职，民安其业，录用贤能，抚恤孤苦，由此，大河以北，可传檄而定矣。

在指导思想上，范文程郑重警告他们：自古以来，没有嗜杀而得天下者。要是只想在东北地区称王称霸就算了，要想拿下中华大地，就非安百姓不可！（《清史稿》卷二三二，范文程传）

当时，几乎所有大清王公大臣还都一片懵懂，没有人能够意识到范文程这些忠告的重要与及时。然而，史家评论说：“多尔衮深纳之。”就是说，他听进去，照着办，征江南之前也基本上做到了。于是，大明帝国就变成了大清朝。明清史学者孟森先生认为，范文程的这个建言，“于清之开国，关系甚巨”，而多尔衮的“明达足以听纳正论”，则是他侥天之幸，成其大功的重要原因。（孟森《明清史讲义》）

多尔衮紧急发布军令，命国中“男丁七十以下，十岁以上全部从军，成败之判，在此一举”。（《李朝实录》仁祖，二十二年四月庚辰）

四月七日，举行誓师大会，多尔衮以大将军名义率军出征，意图取吴三桂撤离后的宁远，然后攻打山海关。

四月九日，大军开出沈阳。满、蒙、汉八旗共计十八万人。

多尔衮倾全国之众，真的是只有区区十八万兵马！

有学者统计，大清朝入主中原四年后，即顺治五年，满、蒙、汉八旗男丁总数为346931人。其中，汉军八旗男丁为262816人，蒙古八旗男丁为28785人，满洲八旗男丁为55330人。（安双城《顺康雍三朝八旗丁额浅析》，《历史档案》1983年第二期。转引自高凯军《通古斯族系兴起的“递进重构”模式》）汉军八旗人数将近满洲八旗的五倍，是满蒙八旗合在一起的四倍。另有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估计，早在万历年间，大明朝的人口总数可能就已经超过了一亿人。历史幽深处之不可不察，真是令人惊心动魄。

四月十五日卯时，即早晨五点到七点之间，本来和朝鲜世子约好一起行猎的多尔衮，见到了吴三桂派来借兵的代表，并且第一次知道了北京城里所发生的一切。为了更准确地知道吴三桂借兵的含义，我们需要知道另外一个情节：在此之后，江浙一带抗清的人们也曾经出去借兵，他们真正是去借外国兵——日本兵。不同的是，多尔衮答应出兵，也真出了，虽然是另一种出法；而日本先是答应后来没有出而已。实事求是地说，他们借兵，和春秋战国时代申包胥七天七夜哭秦庭，借秦兵复楚国大体上应该是一样的，和大唐时代借西北部族之兵平息内乱也基本类似。

吴三桂很煽情，在写给多尔衮的信中“泣血求助”，曰：“除暴剪恶，大顺也；拯危扶颠，大义也；出民水火，大仁也；兴灭继绝，大名也；取威定霸，大功也。况流贼所聚金帛子女不可胜数，义兵所至，皆为所有，此又大利也。这种摧枯拉朽的机会，实在是千载难逢。”吴三桂请求并承诺说：“乞念亡国孤臣，忠义之言，合兵以灭流寇，则我朝不仅用财物报答，还将割让土地以为酬谢。”

吴三桂错了。他以为女真人还和以前一样，用割地赔款就可以满足。他不知道，在范文程的建议下，多尔衮想的根本就是登堂入室，拿下全中国，做天下的主人。

多尔衮当即下令召开紧急会议，全面接受了范文程、洪承畴的建议，进军所向，全部改用了为中原人民复君父之仇的名义。同时，以处死相威胁，严申不许扰民，并下令将行军速度提高一倍，兼程赶往山海关。

多尔衮回复吴三桂的信，写得特别技巧老到，对于借兵这同一件事情，有着意味深长的另一种表述：“……至于今日，唯有底定国家与民休息而已。因此率仁义之师，沉舟破釜，期必灭贼，出民水火，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他安慰吴三桂，“过去，虽然你与我为敌，今天却不需要有任何疑虑。为什么？就像昔日管仲射齐桓公，齐桓公反而以管仲为仲父，终于成就了霸业。今天，你能给我写信，我深为欣慰。你率众来归，必封以故土，进位藩王，一得以报国仇，二可以保身家，世世子孙长享富贵，永如山河……”

这里，既没有把门关死，说的又和吴三桂是两码事儿。此后，双方信使往来凡八次之多，吴三桂坚持借兵，多尔衮坚持自己的表述。随着李自成大军的逼近，吴三桂在火里，多尔衮则在清凉的水边注视着吴三桂，观察着火候。

四月二十一日，李自成率领号称二十万大军开始攻打山海关。有记载说，城池的一角曾经险些被攻破。吴三桂终于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当夜，多尔衮则适时地来到了山海关外五里处的欢喜岭。

此时，在多尔衮面前，吴三桂已经大体上失去了讨价还价的资格。在举重若轻、若有若无之间，多尔衮想必已经不需要做更多的事情就完成了主客易位——吴三桂由主变为从，而多尔衮则由客变成了主。事者，势也。吴三桂应该知道了身不由己、求人真难的滋味。

第二天，四月二十二日，吴三桂率关宁铁骑与李自成大军激战于一片石，多尔衮与八旗铁骑隐藏在侧，观察着战场形势。史书记载说，激战中，被优势兵力攻击下的关宁铁骑渐渐不支。突然，从海上刮起一阵大风，卷起漫天沙尘，咫尺不见人影。多尔衮指挥数万八旗将士齐声鼓噪，“声传十里”。据说，如此三次鼓噪之后，大风霾渐渐转弱。八旗铁骑遂在多尔衮之号令下，疾驰而出，向农民军猛烈冲击。一旁观战的朝鲜世子在给朝鲜国王的一份秘密报告中写道：“仅仅一顿饭的工夫，战场上便积尸相枕，弥漫大野。”农民军全线崩溃。吴三桂和阿济格二人率军一直追击到了永平。吴三桂派人提议以交出明朝太子为停战条件，李自成接受了这个条件，将太子送到吴三桂军营，吴三桂方才收兵。

这一仗打下来，对于吴三桂来说，一切就不太容易改变了。前方，是已经不共戴天的李自成；后面，是虎视眈眈的多尔衮；身边并肩作战的，则是只要一说起杀人放火抢东西就两眼放光、一脸色迷迷的阿济格。而这阿济格偏偏又是一员异常凶猛的战将。有一种说法认为，此次大战甫一结束，多尔衮立即以顺治皇帝的名义册封吴三桂为平西王。这种说法可能不是事实。另一种看法则认为，吴三桂封王是在多尔衮进入北京之后。事实上，这已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除了按照多尔衮的旨意办事之外，吴三桂已经基本没有了辗转腾挪的余地。

后面所做的一切，多尔衮都把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

在进军北京的路上，他让吴三桂率关宁铁骑在前面开路，让阿济格以为中原人民复仇义兵的名义陪伴在旁，让范文程以自己的名字和汉官头衔发布秋毫无犯的安民告示。同时，再次重申动百姓一棵草、一粒米者即为违犯军法，当处死，相关长官一体问罪。因此，有记载说，尽管清军食品短缺，“人马饥馁”，但从未发生骚扰百姓的事件，甚至有路过州县的长官拿着慰问品前来献殷勤时，多尔衮仍然下令“不受所献”。（《沈馆录》卷七，《辽海丛书》第四册）

一路上，吴三桂以大明“钦差镇守辽东等处地方总兵官平西伯”的名义发布文告，准备拥立太子，复辟明朝。（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十，附记野史）于是，在进军北京的六百里大路上，他们真个是如探囊取物一般轻松且神速——二十五日军次抚宁，二十六日到达昌黎，二十七日屯驻滦州以南，二十八日过开平卫城以西十里，二十九日到玉田，三十日至蓟州，五月一日来到通州西二十里，北京城已是近在眼前。遥想当年的艰辛，此时的多尔衮可能在睡梦里都会乐得直冒鼻涕泡。

李自成四月三十日在紫禁城匆匆即皇帝位，然后便向陕西撤退。临走时，按照他那狗头军师牛金星的主意，为了仿效西楚霸王的千古豪气，在凝聚了几百年民脂民膏的紫禁城中放了一把大火。这把大火烧了三天，除一座武英殿尚完好之外，其余大体残破不堪。

而吴三桂，则接到多尔衮的命令，让他绕过北京城继续向西追赶李自成，不许他护送太子进入北京。就此，吴三桂借兵复国的如意算盘算是彻底落空了。

当时，北京城内外盛传吴三桂大将军已经夺回太子，将要拥戴太子回京登基。一批原明朝官吏准备了全套的法驾卤簿，出朝阳门五里前去迎接。结果，烟尘起处，大军浩浩荡荡蜂拥而至。只是，他们拥来的不是皇太子，而是大清摄政王多尔衮。大清铁骑终于在大明皇家仪仗的“迎接”下，进入了北京城。随着多尔衮踏进朝阳门，中国封建历史进入了最后一代王朝——大清朝。

这一天，是大明崇祯十七年、大清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五月三日。这一年，多尔衮三十二岁。他比吴三桂年长约两岁。

两天后，五月五日，多尔衮发布了第一份政治宣言，曰：“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军民者非一人之军民，有德者主之。我今居此，为你们明朝雪君父之仇，破釜沉舟，一贼不灭誓不返辙。”显然，这是一篇话里有话，伸缩余地很大的声明，似乎并没有入主全国的意思。此后，他发表的一些文告和谈话也保持着这种姿态，一再声称“非有富天下之心，实为救中国之计”，甚至放出了可以考虑和南京弘光政权“南北分治”的空气。（谈迁《枣林杂俎》，仁集，《北使事宜》条）这种谈话，一方面可以理解成是对全国、特别是对南方广大地区心中无数，另一方面，也可以理解为一种稳扎稳打的政治策略。

在此同时，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入主中原而盘稳根基。他极为准确地抓住了那些最为敏感、最牵动人心的事项。

有一件小事，颇能表现他的作风：进京后，曾经调派三千名蒙古八旗将士协助守城。这些以军纪坏著称的大兵来到京城时，多尔衮命令他们把武器弓矢等全部包裹起来，运上城墙，以免惊吓百姓。据说，多尔衮住进武英殿之后，见到明朝人士时，曾经彬彬有礼地表示：“我们来作践佛地，实在是罪过。”（张怡《謏闻续笔》卷一）这种做派和朝鲜王室评价多尔衮温和有礼颇为吻合。记载这段故事的观察家是一位明朝官员，当时正在北京，他对大清并无好感，这样的记载或许是可信的。

多尔衮进北京时，有一个叫吴惟华的明朝侯爵首先出面迎接多尔衮，因此功劳，上朝时被排列在武将首席。据说，战乱中他收养了一些明朝勋旧子女。为了拍多尔衮的马屁，这厮从中选了二十个有姿色的女孩子，要敬献给多尔衮。多尔衮愀然色变，问那位侯爷：“明朝勋旧，不就和你我一样吗？把你我的子女送给别人做婢女侍妾，你会怎么想？”然后一个不留，下令为这些女孩子找良家子弟嫁之。（张怡《謏闻续笔》卷一）

崇祯皇帝死后，与周皇后的尸体一起被放在东华门外的施茶庵，允许明朝臣民前去祭奠，但很少有人这样做，后来被草草收葬。多尔衮进京后下令以礼葬之，并为其服丧三日。这种做法，对明朝遗民是个不小的安慰。大约就是在此前后，多尔衮以顺治皇帝的名义，册封吴三桂为平西王，并认为洪承畴是个“特别清廉的好官”，予以重用。（《多尔衮摄政日记》闰六月十二日）同时，命令原明朝官员，一律以原有官职恢复工作，和满洲官员一道开始办公，从而，使中央政府部门的国家机器迅速运转起来。

有一个名叫宋权的官员，颇能代表当时这些明朝遗留官员们的心思。崇祯皇帝死前，这位宋权当过三天顺天巡抚。也就是说，他只当了三天河北省长，李自成就进了北京。随后，他投降李自成，并被任命为顺天节度使。李自成败走西北时，此人立即将京畿地区的留守农民军一网打尽，然后迎接多尔衮进城。据说，这位几个月间做过三姓家奴的人物曾经说得非常坦率：“我是明朝的大臣，大明亡了我无所归属，谁能为大明报仇，谁就是我的主子。”（宋国荣：顺治《归德府志》卷七，人物）无疑，这种情形肯定是多尔衮所欢迎的。

事实上，多尔衮在用人问题上表现得相当高明，使得帝国新官场呈现出了一派奇异的景象。他曾经说过：“凡我欣赏的人，花万金请他出山我都不心疼。”当时，在多尔衮的麾下，聚集了大明朝遗留下来的庞大官僚队伍。这些人，在崇祯皇帝甚至更早的时代曾经分属各个不同派系，互相之间掐得仿佛乌眼鸡一般，彼此恨不得一口就咬死对方，令崇祯皇帝牙根痒痒，恨不得也把他们一个个全数咬死。如今，在多尔衮这儿，他们争先恐后地表现着自己，仿佛个个从来都是忠诚且能干的好乌眼鸡，其变化之大，会让熟悉他们的人们错以为见到了一个不认识的新人。他们彼此似乎也很少再有那些乱七八糟的党派之争了，在三十二岁的摄政王面前，大家全体就像一群成年乖宝宝。

在经济政策中，多尔衮采取的措施简洁有力。当时，有人建议他按照明末的标准继续征收赋税。范文程坚决反对，认为按照万历年间的水平征收，已经害怕摧残百姓了，哪里可以按照崇祯多次加派过的标准征收。多尔衮立即支持范文程，同意按照万历年间的标准征收赋税，将所有加派的苛捐杂税全部取消，百姓积欠的税款全部豁免。并下令，若有巧立各种附加税名目加收加派的，一律按照贪赃枉法处理。史书记载说，由是，“赋税负担一年减轻了数百万两白银，百姓的痛苦得以缓解”。（《清史稿》卷二三二，范文程传）

六月，多尔衮谕令官民周知，严禁行贿营私。命令中说：明朝之覆亡，皆由于贿赂公行，有钱财者不是个东西也能升官，不拿钱的虽然贤明也无用武之地。乱政坏国，罪莫大于此。因此，一经抓住，一定杀头示众。（王先谦《东华录》顺治二，顺治元年六月丙子）当时的汉官认为：“摄政王新政比明朝好多了。蠲免钱粮，严禁贿赂，皆是服人心处。”（《多尔衮摄政日记》六月二十九日）

从史书记载看，在大清王公贝勒中，围绕是否迁都北京，曾经有过不小的争论。以阿济格为代表的一派主张，既然已经拿下了北京，就应该屠城，杀光北京人，杀他个痛快。然后，留下人驻守，大军回沈阳，或者退守山海关，这样可以万无一失。多尔衮搬出了皇太极，说太宗在世时曾经说过，拿下北京后就要迁都，然后再图统一天下。据说，兄弟两人为此吵得很凶。最终，多尔衮拍板决定迁都，并派人回沈阳去迎接小皇帝。

当时，北京城里流言四起，人们传说七八月间将要东迁，除了儿童，所有人都要杀光。为平息谣言，多尔衮下令加快将辽沈地区的人民迁往北京，并从沈阳提取白银一百余万两及各种物资运送至北京。京都局势趋于稳定。（《清史稿》卷一二八，多尔衮传）

就这样，多尔衮剑及履及，在几个月时间里，干净利索地把北京乃至北方地区换成了另外一副模样。真个是“大河以北，传檄而定矣”。由此，他很自然地开始谋取天下之大一统。

在向南方进军、定鼎中原的过程中，多尔衮及其指挥下的八旗军队犯下了令人发指的累累罪行：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以及江阴保卫战之后的屠城、湖南湘潭争夺战之后的屠城等等。

前三次屠城，发生在顺治二年，大体上是由豫亲王多铎等人主导。这是三座江南名城，尤其是扬州，历来是中国最为繁华的城市。“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是中国人的人生乐趣或目标之一。那是一座很早就拥有了百万人口的美丽都市。有记载说，连续十天的屠城后，这座城市里剩下的人口大约不超过千人。

湘潭争夺战发生在大清朝定鼎中原四年多以后。当时，郑亲王济尔哈朗率军第二次拿下湘潭后，下令屠城，从正月二十一日开始，“屠至二十六日封刀，二十九日方止”。半个月后，一位名叫汪煇的读书人来到湘潭，看到的景象令他魂飞魄散——“但见尸首纵横满地”，“全城所余人口不满百人，受伤未死者数十人”。（《希青亭集》，汪煇《湘上痴脱离实录》）

大清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九月，皇太极死后一年，顺治小皇帝来到北京。

十月一日，举行第二次登基大典。前一次在沈阳，面对的是关东地区大清臣民；如今是在北京，面对的是全国人民。

晚明前清之际的改朝换代就这样大体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