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127年，岳飞二十四岁，时任东京留守司七品统制，用现代语言描述，大约相当于帝国首都留守军事管制委员会下属部队的团职军官。十五年后，公元1142年初，岳飞被杀死在帝国临时首都临安，就是今天的杭州，时年三十九岁。死前，他刚刚被解除帝国最大一支部队的统帅职务不久，时任枢密副使。

说岳飞必须死，并不意味着赵构与秦桧合谋冤杀岳飞是可以原谅的，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令人寒心的一桩罪行。事实上，从世界范围来看，任何一个民族的历史上，只要曾经发生过一次这样的罪恶，就值得这个民族永远反省自己所拥有过的那份政治遗产。

岳飞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军事统帅。他的故事，成为后代中国人许多民间传奇中经久不衰的主题。唯一能够与他相提并论的武士，大概只有一位三国时代的关羽。如果说在武艺高强、忠肝义胆上二人不相上下的话，在文化素养上，岳飞可能就要高出一筹了。今天杭州西湖边上的岳王庙里，那一幅“还我河山”，据说就是出自岳飞的手笔。那四个字所表现出来的气势、功底和代表的意思，让人觉得只有岳飞才配得上写它。而那首壮怀激烈的《满江红》词，人们也普遍愿意相信是岳飞所填。八百年后，在面临亡国灭种的岁月里，许多中国青年就是吟唱着这首词，走上抗击倭寇的战场的。直到今天，它仍然会在许多场合，让那些具有正直信念的人们热泪盈眶热血沸腾。

据说，有一本以岳飞的名义撰写的军事著作，名叫《武穆遗书》，是一本可以让人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军事圣经。在中国的传奇文学中，为了得到这本书，江湖上的各种人物展开了令人眼花缭乱的争斗，掀起一阵阵血雨腥风。最后，终于由代表正义的一方得到了它，并通过学习它，将邪恶势力一网打尽。

这是典型的中国式思维。这种美好的想象，常常会在现实面前被击打得粉碎。

我们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特别容易看到一个景象：年长的人们，时常用他们阅尽沧桑所悟出的人生智慧与政治智慧，满怀忧虑地告诫那些初出茅庐血气方刚的年轻一代人。代表这些智慧的古老格言在中国特别多，雅致一些的比如：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众，众必毁之等等之类。市井气息浓厚一些的比如：人怕出名猪怕壮，出头的椽子先烂等等。假如不怕武断的话，大约没有哪个中国人在自己成长的过程中没有接受过这样的劝告。

可以肯定，这种文化现象是中国人所独有的。许多来自其他民族与文化背景的人们，完全无法理解中国人特别是汉族人的这种智慧。在他们看来，这种所谓人生智慧恰恰刚好是反人生的。在这种智慧指导下的生活，不太可能是明朗的健康的有活力的；结出的果实，必定压抑而郁闷，阴冷柔滑，带有浓厚的阴谋气息。事实上，即便是在现代，中国人许多阴郁的挫折感和烦闷不安，都与此干系甚深。奇怪的是，这个优秀的民族很少有人去探究，事情何以竟会如此？

与此相关，中国人以很高的频率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然而，在长达四千年的漫长岁月里，始终没有能够建立起一套实现它的机制。于是，这个民族中那些最优秀的人物，便常常面临极端悲惨的命运。

岳飞和秦桧的命运，典型地表现了上述文化与社会机制，是如何实现善有恶报、恶有善报的。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在南宋初年的“中兴四将”里，岳飞出身农家，年纪最轻，资历最浅。他比张俊小十七岁，比刘光世和韩世忠小十四岁。1129年，就是建炎三年，平定护卫亲军叛乱时，韩世忠与张俊已经官拜节度使，成为相当于大军区司令一级的人物；岳飞则是正七品的东京留守司统制。如果硬要比喻的话，那么大体相当于正团级军官。而且，张俊还曾经是岳飞的老领导，多次重用、提拔、奖励过岳飞。刘光世则是将门之后，其家世背景、资历和经历都是岳飞所不能比拟的。

到绍兴六年，即公元1137年时，八年左右时间，岳飞已经官拜太尉，担任宣抚使兼营田大使。太尉是宋代武将的最高头衔，宣抚使则是仅次于宰相的执政级实职差事，一般情况下，要由现任执政官充当。至此，岳飞成为与韩世忠、张俊、刘光世并驾齐驱的高官。

而且，由于在一系列军事行动中，岳飞艺高胆大、敢打会拼，且治军严谨、身先士卒，富有军事洞察力，从而数次创下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辉煌战例。因此，他的声望后来居上，已经远远超过了其他几位。

这一切，大约使上述几位的心头相当不舒服。

为此，岳飞曾经给他们写了数十封信，殷勤致意，联络感情，均没有得到响应。平定杨幺之后，岳飞特别将缴获的大型战船配备好全套人员和装备，赠送给韩世忠和张俊。韩世忠毕竟是一个坦荡磊落的人，他相当高兴，与岳飞尽释前嫌；而张俊则认为岳飞是在向自己炫耀，反而更加嫌恶起来。

假如用今天人的语言形容，很有可能人们会说岳飞是个性情中人。若用民间的说法形容，大概会说他相当“一根儿筋”。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倘不是至情至性之人，断然写不出如此壮怀激烈之词。而纵观岳飞一生为人行事，又与这首词惊人地吻合。因此，尽管学术界对这首词是否为岳飞所作尚有争议，学术界之外的人们却大多不由分说地愿意相信这首词就是出自他的手笔。

公元1127年，也就是建炎元年，赵构称帝不久，岳飞前去投效。当时，岳飞二十四岁，只是一个低级军官，相当于如今的营连长之类。他满怀热情地给皇帝写了一封信，指名道姓地建议这位时年二十一岁的皇帝，不要受黄潜善、汪伯彦之流的影响，要锐意恢复，不辜负中原人民的希望，等等。这里提到的两个人，正是刚刚帮助赵构当上皇帝的两位宰相。若干年后，在二十四史的《宋史》中，这两位宰相都被列进了奸臣的行列。不过在当时，他们还算宽大，没有灭掉岳飞，只是下令把这个年轻人遣送回老家。

岳飞很郁闷。他转了一圈，又去投奔河北招讨使张所。这一次，张所相当欣赏他，让他以中军统领的名义，隶属王彦领导，渡河抗金。

这位王彦很有可能是建炎初年最了不起的将领。此人素有名将之称，并且也确有名将之实。他在金国骑兵围攻首都汴京之际，慨然弃家从戎，奔赴战场。河北招讨使张所“异其才”，就是惊异于他的才华，委任他为都统制，担任当时的前敌总指挥。他出手不凡，率领岳飞等十一员将领和七千士兵，屡破大敌，威震当时。致使金兵把他们当成了宋军主力部队，调动大军前来对决。当时，金兵重金悬赏要王彦的脑袋，搞得他很难受，连晚上睡觉都要一夜换好几个地方。他的部下们了解了这种情形后，相率在脸颊刺上了“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个大字，表示愿意不留退路地追随他，决无异心。这就是当时极其有名的八字军的来历。没有多久，中原地区各义军首领纷纷归附，一时间，八字军达十余万人众，绵延数百里，“皆受王彦约束”。为此，王彦成为金兵的心头大患。金军专门召开军事会议，准备集大兵攻打王彦的营垒。结果，一位剽悍的金兵首领居然跪在地上哭泣着说：“王都统的营垒坚如铁石，实在是不太好办。”

遗憾的是，岳飞与这位王彦对不上眼，二人发生冲突。而且一气之下，岳飞拂袖而去。按照大宋军法，凡部属擅自离开主将，均以逃兵论处，罪当斩首。岳飞不可能不知道这条军律。但是宁愿顶着如此重大的罪名离去，很有可能是这两个人同性相斥、实在是互不相容的结果。

他们都自视甚高，个性都很倔强，军事才华不相上下，同样是坚定的主战抗金派，两个人对当朝的两位宰相黄潜善汪伯彦同样不以为然，同样当面言辞激愤地忤逆过两位宰相。王彦领导八字军抗金，威震河朔，并屡屡冒犯当朝权贵，于是，很早就犯了忌讳，被剥夺兵权转成文职官员，成为治理一方的地方大吏。当时的舆论相当为他不平和惋惜。但是王彦却由于事亲以孝、居官清廉兼才干出众而很快在文官的职位上也享有了很高的声望。就这样，他们本来应该是相当志同道合惺惺相惜的同志和战友。结果，极其可惜地却反目成仇。我们只能用一句俗不可耐的成语来形容，就是一山难容二虎。而且，二人之间的嫌恶如此之深，以至于七八年以后，岳飞成为方面大军统帅，驻屯在襄阳；王彦也成为声名卓著的文职大吏，被委派为知襄阳府、京西南路安抚使。这时，已经年届知命的王彦，宁肯辞职，也不愿和岳飞同处一地共事。这真的令人十分惋惜。

就这样，岳飞离开王彦的八字军，辗转来到京城开封。结果，在开封街头，真的被人认出，当作逃兵给抓了起来。就在即将被砍头的危急时刻，岳飞碰上了当时京城的最高负责人——开封府尹兼东京留守宗泽，这个职位大致相当于首都的市长兼军管会主任。这位令人尊敬的老人一眼看出这个小伙子不是凡俗之辈，喝令刀下留人。交谈之下，宗泽认定这是个有出息的年轻人，将他收留在自己帐下。当时，正值金兵来犯。宗泽令岳飞率五百名士兵出战。岳飞勇猛善战，以少胜多，大捷而返。从此深得老人的喜爱，被破格提拔为正七品的东京留守司统制，大约相当于现在的团级干部。岳飞一战成名，就此进入人们的视野。

宗泽当时年届七十，威望极高，连金兵都很敬畏，每每提到他时，必定称呼他为“宗爷爷”。老人家爱人以德，正确地指出，岳飞虽然具备了不亚于任何古代良将的优秀资质，但自恃勇力武艺过人，太喜欢野战，忽略行军布阵，缺乏兵法造诣。因此，倾己所学，教授岳飞阵图兵法，为他成为一代名将打下基础。

不久，宗泽老人在忧愤之中去世。临死时连呼三声“过河！过河！过河！”意思是，打过黄河，收复失地。可惜，这个愿望历南宋一百五十二年都没能实现。

接手宗泽职位，成为岳飞顶头上司的是杜充。此人特别地残暴，特别喜欢以微小的过失杀人立威。谁知，在赵构眼中，居然认为这一点表明此人果决有为，拥有大才。于是，连连委以重任。最后，拜他为宰相，将十余万大军交给他，令其负责南宋长江防线中最紧要的建康一线的防守。建炎三年六月，金兵大举，直下江南。在杜充的指挥下，宋军长江防线全线崩溃。赵构君臣被追杀得在茫茫大海上奔逃飘荡了四个多月。而杜充也成了南宋第一位叛国投敌的宰相。现在，这位宰相终于有机会用自己的无耻，来证实赵构皇帝的嘴上无毛，办事不牢了。

直到这时，岳飞终于获得了一个独当一面、施展才华的机会。他收拢溃散的兵马，带领他们转战于宜兴、常州一带。黄天荡一战，是韩世忠创下的虽败犹荣的辉煌战例。倘若不是几个小汉奸见利忘义，这一仗很有可能会使后来的历史重新写过。令人回肠荡气的巾帼英雄梁红玉“击鼓战金山”的故事，讲的就是这次战役。岳飞配合韩世忠，设伏于牛头山，也参与了是次大战。这一年，岳飞二十六岁。

建炎四年，即公元1130年春天，金兵北撤。他们错过了消灭南宋政权的最佳时机，从此再也没能渡过长江。南宋帝国利用这宝贵的喘息机会，下力气平息疆域内几股叛乱、割据巨患，稳定政权，渡过了风雨飘摇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在张俊的推荐、重用下，岳飞在一连串恶仗、硬仗中，以少胜多，连战连捷，迅速脱颖而出，成为整个帝国最为耀眼的一颗将星。1133年秋天，皇帝赵构将他召到首都，亲自书写“精忠岳飞”四个大字，制成锦旗赏赐给他。同时，要在京城为他建造府第。岳飞辞谢说：“敌未灭，何以家为？”——大敌未灭，要家干什么？这情形，很像汉代名将霍去病的故事——“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为此，皇帝赵构相当喜悦，很亲切地征求岳飞的意见：“你觉得天下什么时候可以太平？”岳飞回答道：“文臣不爱钱，武将不怕死，就可以天下太平。”据说，赵构很吃惊，没有想到一介武夫能说出这么有水平的话。不久，刚过三十而立之年的岳飞便被授清远军节度使，封武昌县开国子，成为整个长江中游的最高军事指挥官。

节度使，是北周到隋朝时期开始设置的官职，唐朝沿袭下来，是镇守地方的最高官职，常常总揽一个大地区内的军政、民政与财政，辖二、三州到十数州不等，所辖区域内的各州刺史均为其下属。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之后，变成一种针对将相与皇室成员的荣誉和待遇，受封者并不赴任，或者赴任后没有实权。“武昌县开国子”则是一个贵族称号，子爵是五等贵族封号中的第四等，低于侯爵，一般用来封赏那些立有出色军功的军人和皇室成员。这个称号表明，岳飞一家从此进入了帝国的贵族行列。事实上，到此时，已经开始有人称呼岳飞为“岳侯”或“侯爷”了，这可能是当时一种略带恭维性质的叫法，和今天我们称呼副首长时常常略去那个“副”字的作用一样。

公元1137年，即绍兴七年二月，岳飞奉命进京述职。在此之前，曾经发生了一件对赵构影响不小的事情：稍早一点，正月里，皇帝两年前派到金国去的一位使者返回，带来了发自金国最高决策层的信件通知：赵构被掠到金国的父亲宋徽宗，已经在两年前即1135年去世；宁德皇后则是在九年前即1128年，就已经去世。得此凶问，赵构“号恸擗踊”，捶胸顿足号啕痛哭，连续几天不吃不喝，表现得相当悲痛。平心而论，金国的做法的确挺野蛮，即便是敌对双方，也不必在亲生父子的骨肉之情上如此不通人性。这常常可能激起人们的同仇敌忾。事实上，先皇帝惨死异乡，怎么说也是这个国家的奇耻大辱。

这件事情很有可能给赵构的刺激很深。于是，他召岳飞进京，除多次讨论北伐中原恢复故土的各种可能外，还为岳飞加官晋爵，在职权上做出了一系列安排。

就在这一次，赵构对岳飞褒奖有加，授予了岳飞太尉的头衔。太尉是个很古老的官衔，大约自秦汉时期开始设置，为全国的军政首脑，与丞相、御史大夫并称三公，地位尊崇，权力很大。汉武帝时改称大司马。东汉时与司徒、司空并称三公。从此以后历朝历代大多都曾设置，但渐渐虚化，变成荣誉性的加官，没有实际权力。从宋徽宗的时代起，太尉并不是实职官衔，却是军人官职级别中的最高一级，“同二府之列”，“崇以辅臣之礼”。就是说，官拜太尉，就已经可以享受与宰相同样崇高的待遇了。同时，赵构将岳飞的实职晋升为宣抚使兼营田大使，成为仅次于宰相，与执政同级，与韩世忠、张俊平行的大将。这一年，岳飞还不满三十五岁。

随后，赵构前往建康府，命岳飞扈从。三月初到达丹阳县，韩世忠率亲兵朝见。四日，赵构在镇江府单独召见岳飞。九日到达建康府后，赵构又一次单独召见岳飞，而且是在皇帝的“寝阁”就是卧室里召见的。皇帝对岳飞说：“光复国土，中兴大宋这项事业，我就托付给你了。从今以后，除了韩世忠、张俊之外，其余的军队都交给你节制。”古代汉语中，“节制”一词带有约束、指挥、管辖的意义，相当于今天归岳飞领导的意思。这相当不寻常，其意味深长之处在于：这个作法与宋朝的帝国传统相去甚远。与皇帝素无渊源的岳飞，得到了皇帝的高度信任。大宋开国一百七十多年，对军人深切忌讳与防范，还没有哪一个将领得到过这样的信任与权力。这道命令一下，岳飞就将是全国大部分军队的实际统帅。以岳飞所表现出来的军事才能，统领这样一支称得上强大的军队，大举北伐，其成功的可能性并非没有。如果真的能够这样，很可能将深刻地改写中国历史；赵构也将以雄才大略的一代伟大君主的形象，出现在史册之中。可惜，假设对历史毫无意义。事情毕竟发生了变化，而且变化得一塌糊涂。

从唐朝中期的“安史之乱”开始，各地的节度使们逐渐演变成军阀藩镇，成了一群不受节制的骄兵悍将，叛乱、割据、混战层出不穷，导致大唐帝国的衰微与灭亡。其后的五代十国，是典型的有奶便是娘，有枪就是草头王的时代。弱肉强食是为时代规则。在这个规则之下，兵连祸结，上演了不少“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的悲喜剧，成为一个个短命帝国。宋太祖赵匡胤以此黄袍加身夺得帝位之后，为了避免重蹈覆辙，立即执行了罢功臣、释兵权、制将帅、立兵制等一整套政策，从而形成有宋一朝根深蒂固的帝国传统。

杯酒释兵权的故事，如今已经演变成为中国人政治智慧的一部分。解除节度使的行政权、财权与兵权，使之成为一种崇高的荣誉和待遇，是赵匡胤一项意义深远的设计。为了从体制上限制军人武夫有可能造成的危害，使兵权完全集中到皇帝手中，宋朝开国之初就确立了枢密院——三衙——皇帝的统兵体制。

枢密院与中书省“对持文武二柄”，就是说，枢密院是全国主管军政事务的最高机关，中书省是主管全国行政事务的最高机关，并称东西二府。其长官有枢密使、副使、签书枢密院事和同签书枢密院事。大约相当于今天的首长、副手、助理等等。有时以知枢密院事代替枢密使和副使。枢密院的职责是掌管军国机务、兵防、边备、戎马之政令、出纳密命，以及侍卫诸班直、内外禁兵的招募、阅视、迁补、屯戍、赏罚等等。尚书省设有一个兵部，在理论上讲，兵部的权力很大，差不多相当于国防部的样子，掌管兵卫、仪仗、卤簿、武举、民兵、厢军、土军、蕃军、舆马、器械等等。但实际上，宋代的兵部形同虚设，顶多是个文书转移上通下达的文牍机关而已，大权掌握在枢密院。

三衙的全称是殿前都指挥使司、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司和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司，其职能是“掌殿前诸班直及步骑诸指挥之名籍，凡统制、训练、番卫、戍守、迁补、赏罚，皆总其政令”。实际上，是负责管理全国军队。

而全国军队中各部队的统兵首长，并不是由固定的将领担任，而是由皇帝临时委派，称“率臣”。率臣无定制，品级高低不同，管辖地区大小不同，所辖兵力的多少也不同。通常情况下，是有事时委派率臣，事毕后率臣则要离开部队，交出兵权。

对于完全不懂军事的人，想必也能看出，这套纵横交错的指挥系统和统辖体制，事实上是把兵权一分为三：枢密院有调兵权，没有管辖权；三衙有管辖权，没有调兵权；最后，对部队有实际指挥权的统兵官由皇帝临时任命。于是，实现了“发兵之权”、“握兵之重”与“统兵之威”的彻底分离。在这种体制之下，如果还有哪位将军想要不听招呼拥兵自重的话，他所需要克服的困难就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与此相映成趣的，是大宋帝国执行得相当彻底的重文轻武、偃武修文基本国策。直到岳飞生活的时代，重文轻武早就已经成为帝国社会生活的一个风尚，从欧阳修、苏东坡、辛弃疾、陆游、李清照这些名字里，我们完全可以感受到这种时尚的魅力。可以说，宋朝经济文化的辉煌灿烂，丝毫不逊色于汉唐明清任何一个伟大帝国，甚至可能还要更好。

仔细观察赵匡胤开创的帝国传统，真是一件饶有趣味的事情。这位纯粹赳赳武夫出身的皇帝，为自己的整个朝代，建立起来一个偃武修文的坚定信念，那就是：必须彻底地防范、裁抑、限制军人武夫们的权势，否则，他们就会骄横跋扈，尾大不掉，为害国家。为此，他的做法称得上是不惜代价。比如，北宋一百七十年间，枢密院长官基本是由文臣担任的。个别武将出掌枢密院，很快就会受到猜疑而去职。最有名的当数宋仁宗朝的一代名将狄青。此人出身行伍，担任执政后，遭到文官普遍的、极力的反对，曾经为此掀起过一场真正的轩然大波。而其中反对最力者，就是今天中国人最崇拜、最敬爱的包拯包公包青天。尽管这位狄青人品正直高尚，几乎是一位无可挑剔的名将。但是不行！武将们耀武扬威为非作歹的时日太久了，给人们留下的恶劣印象太深了。他们必须受到裁抑。他们不但在皇帝面前要俯首帖耳，就是在文臣面前也必须保持恭敬。

于是，宋朝的第三位皇帝宋真宗时，继续贯彻以文制武的方针。“祖宗之法，不以武人为大帅，专制一道。必以文臣为经略，以总制之。武人为总管，领兵马，号将官，受节制，出入战守，唯听指挥。”就是说，全国各部队的第一把手都由文臣出任，武将的出入战守必须在文臣的督率节制之下行事。这一制度立即成为帝国传统与惯例，这就相当令人不安了。冷兵器时代的战争，毕竟是要伐谋伐智也要伐勇伐力的。不习战阵的文臣甚至要来指挥一场战役乃至战斗，这就未免有点过分了。

这还不算。大宋帝国的赵家天子沿着真理的道路继续前进，使真理不止走过了一步，而且是变成了彻头彻尾的谬误。如宦官督责监军与阵图钳制既是。

宋代宦官监军的陋习，始于宋太宗赵光义。他任用的宦官王继恩，在镇压王小波李顺起义时，胡作非为，陷害先锋官马知节的事迹，已经成为历史上相当丑陋的一桩公案。到童贯封王时，宦官监军达到中国历史上的登峰造极。如前面已经叙述的，我们这里所讲到的一切，几乎都肇始于这位宦官。

阵图钳制则是一种相当令人无法理解的做法，其具体做法是：“图阵形，规庙胜，尽授纪律，遥制便宜，主帅遵行，贵臣督视”。意思是，打仗时，由皇帝和几位大臣，在皇宫中制定好作战阵图和战略战术，前线将领不许更改地遵照执行，宦官在旁监视。于是，领兵将领万分痛苦：战争时期瞬息万变，依从阵图可能有违实际，不从则是违抗上命。即便是彻底的外行，也能看出此做法的愚蠢。这大约是我们翻遍宋代史书，在太祖赵匡胤之后，很少看到宋军打什么漂亮胜仗的重要原因。

宋太祖赵匡胤文韬武略，与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齐名，开创了大宋基业。他手下有一位很厉害的将领，名叫曹彬。此人在太祖手下，从来没有打过败仗，立下过许多极为显赫的战功。深受信任与器重。当代学者考证，认为这位曹彬是曹雪芹的嫡系先祖。到太宗赵光义时，应用这套战法节制武将，结果，同样还是这位曹彬，便被打得七荤八素，差点把命都丢在战场上。

但是，不管怎样，这套东西好坏杂糅，形成了我们大宋帝国深入人心坚不可摧的帝国传统。其最大功效，在于从内部使皇家权威不受侵犯的安全系数最大化。对于帝国与皇家来说，这就足够了。与此比较起来，其他的一切都算不了什么。没有人意识到，这样一来，这个曾经强大的帝国就变得不再强大了；在外部的打击面前，已经不堪一击。

为了增强军队的战斗力，宋朝甚至规定：军队中的士兵，身高体重者比个矮体轻者吃的军粮、拿的军饷要多，意思是鼓励身高力壮的人当兵，以提高士兵的身体素质。我们能够想象：在上述帝国传统之下，如果仅仅因为士兵身强力壮，军队就能够不“积弱”，倒实在是不可思议了。

就这样，到公元1127年，金国骑兵打击宋朝军队时，确实可以使用“摧枯拉朽”这个词来形容。事实上，这一时期前后，宋朝的正规军已经土崩瓦解。中兴四将所领导的四支大军加上吴玠率领的川陕部队，是在后来近十年的抗金战争中逐步发展起来的。这十年，整个是一个大动荡、大分化、大重组的十年。南宋政权在生死线上苦苦支撑，没有必要没有能力也没有可能实行以文制武这一套。一切都在适应战争的需要而自然成长。于是，这五员大将对他们所领导的军队，也自然而然地具有了极大的权威。因此，民间自发地称呼韩世忠部队为“韩家军”、张俊部队为“张家军”、刘光世部队为“刘家军”、岳飞部队为“岳家军”、吴玠部队为“吴家军”。

公元1135年，即绍兴五年，几经变化后，南宋军队形成了以这五支部队为核心的行营护军建制：

韩世忠部为行营前护军，兵力八万人，以淮东楚州就是今天的江苏淮安为大本营；

张俊部为行营中护军，兵力八万人，以建康即今日南京为大本营；

刘光世部为行营左护军，兵力五万二千人，先后以池州即今日安徽贵池和庐州即合肥为大本营；

岳飞部为行营后护军，兵力十万人，以鄂州即今日武昌为大本营；

吴玠部为行营右护军，兵力七万人，以兴州即今日陕西略阳仙人关为大本营。

如今，按照皇帝赵构的内定安排，岳飞接管刘光世的行营左护军，同时节制吴玠的行营右护军，让他统帅全国五分之三左右的兵力，在淮西、川陕、荆襄三个主要正面战场上，对金兵形成全面反攻的战略态势。这无疑是一个相当具有战略眼光和魄力的安排。其激动人心之处自不待言。岳飞感奋不已。如果这一切顺利实现，这位青年将军与对他有知遇之恩的青年皇帝，君臣二人的人生事业将可能达到一个令人目眩的光辉顶峰。

于是，公元1137年，就是南宋绍兴七年三月十一日，即皇帝在寝阁亲切召见的两天之后，岳飞给皇帝上了一份奏疏。可以看出，岳飞写这份奏疏时感情相当激荡，以至于八百年之后读起来，仍然会令人感慨，叹息造化弄人之残酷。

岳飞写道：

“臣伏自国家变故以来，起于白屋，实怀捐躯报国、雪复雠耻之心。陛下录臣微劳，擢自布衣，曾未十年，官至太尉，品秩比三公，恩数视二府，又增重使名，宣抚诸路。臣一介贱微，崇荣超躐，有逾涯分；今者又蒙益臣军马，使济恢图，万一得便可入，则提兵直趋京、洛，据河阳、陕府、潼关，以号召五路叛将，则刘豫必舍汴都，而走河北，京畿、陕右可以尽复。至于京东诸郡，陛下付之韩世忠、张俊，亦可便下。”

从后来岳飞取得一连串大捷，一再重创金兵主力，一直所向披靡地打到距开封只有四十五里路的朱仙镇来看，岳飞的确不是在这儿说大话。

岳飞最后说：

“异时迎还太上皇帝、宁德皇后梓宫，奉邀天眷归国，使宗庙再安，万姓同欢，陛下高枕无北顾之忧，臣之志愿毕矣。然后乞身还田里，此臣夙昔所自许者。”

赵构读了岳飞的奏疏后，当即批示道：

“有臣如此，顾复何忧。进止之机，朕不中制。惟敕诸将广布宽恩，无或轻杀，拂朕至意。”意思是说，有这样的臣子，我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在收复故土的战斗中，我不会束缚你的手脚。只是你要告诫将军们，不要滥杀无辜，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云云。

这里表现出来的君臣风云际会与默契，相当动人。

至此，岳飞迎来了自己生命中的黄金岁月。

揣度此时岳飞的心情，他的自我感觉肯定非常好。这很正常，没有什么不对。毕竟，这一切荣誉、地位、权力、威望，都是他在枪林箭雨中真刀真枪打出来的，他完全受之无愧。但是，另一方面，这一切，很有可能也造成了他对皇帝赵构的错觉，使他把适用于普通人之间的那种“士为知己者死”的崇高感情与信条，应用到了皇帝身上，这就大错特错、错尽错绝了。

原因很简单，在中国的帝制文化之下，任何将普通人的感情加诸皇帝的行为，都会被视为对皇家权威的冒犯，从而形成对于行为者本人的绝大杀伤力。不管这种感情多么真挚、多么可贵。从历史记载上判断，岳飞很有可能为了报答皇帝的知遇之恩，就是犯了这种错误，而且错得至矣尽矣！

大约就在这段时间里，有一天，岳飞与皇帝赵构谈话。君臣二人十分投机。可能是谈得兴起，岳飞突然相当莽撞地提出，希望皇帝早日解决皇位继承人的问题。此言一出，谈话的气氛立即急转直下。尽管当时正值岳飞的声望如日中天、最受信任最受宠爱之际，赵构仍然丝毫也不假以辞色地呵斥道：“你虽然出于忠心，但是，手握重兵在外，这种事情不是你所应当干预的。”岳飞的脸色当时就变了，十分尴尬。他退出去后，皇帝立刻接见了岳飞的参谋官薛弼，赵构对他讲了这件事情，并关照这位参谋长说：“看样子岳飞不太高兴，你可以去开导开导他。”

几年前，在金兵的追杀下，赵构由于惊怖导致阳痿，并丧失了生殖能力；如今正在想尽一切办法医治。他刚刚三十出头，毕竟还存着很大的希望。前些时候，他又遭遇了一个更加惨痛的事件：唯一的儿子，因为宫女不小心踢翻一个铜鼎，而被惊吓抽搐致死。这两件最深的隐痛，如今被岳飞的一句话都给钩了起来，其心情之灰恶恼怒可以想见。

问题的严重还不仅仅在于岳飞哪壶不开提哪壶。最要命的是，岳飞触犯了皇家最大的忌讳：手握重兵的武将对皇位继承感兴趣。我们知道，皇权继承问题，在历朝历代都是一个绝对核心的敏感问题，为此所导致的皇家骨肉相残比比皆是，为此形成臣僚或飞黄腾达或家破人亡的故事也史不绝书。人们历来特别容易把这个问题和那些手握重权、重兵的文臣武将们的政治野心联系起来。

谁知，后来，岳飞在一封密奏中，又一次谈到这个问题，希望皇帝尽快确定过继皇子的继承名分。这就表明他并不是谈得高兴一时口滑所致。事实上，这件事情确实是岳飞的一块心病。当时，金国人扣住宋徽宗宋钦宗不放，有着相当重要的政治原因。赵构称帝以后，金人就曾经考虑将宋徽宗放回去，用以削弱赵构的影响。后来一直存在着一种可能，就是金人以武力扶植一个宋钦宗嫡系的傀儡皇帝，这位傀儡皇帝具有赵宋帝国先天的大宗正统地位，将使南宋政权相当难堪、被动，甚至对其存在的合法性都可能形成挑战。当时，部分地为了对抗这种可能，赵构从太祖赵匡胤一系挑选了两位皇室子孙，过继到自己名下，但还没有确定究竟由哪一位继承皇位。岳飞的提议，从抗金斗争的现实出发，显然是好意。而且是那种忠心耿耿地把皇帝当成自己人、不见外的那种好意。但是，这种好意是否能被皇帝愉快地接受，却大成疑问。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认为：住在茅棚里的人和住在皇宫里的人，想的不可能一样。诚哉斯言。赵构对岳飞的呵斥明白地说明了这一点。

随后，就发生了对岳飞命运产生重大影响的“淮西事变”。

刘光世是南宋初年的“中兴四将”之一。此人出身于名将之后。他的父亲是战死沙场的著名将领。到绍兴年间，南宋政权稳定下来之后，这位将军厌倦了刀头舔血的戎马生涯，陶醉于酒色之中，对于什么光复国土抵御外侮之类毫无兴趣。于是，他统帅的五万大军便成了“军律不整”的骄兵悍将。打起仗来不行，欺侮百姓、骚扰地方很凶。因此，朝野上下颇有烦言。听到风声之后，正中这位仁兄下怀。他倒是不贪恋权位，马上上书，称自己身体不好，希望能安排一个闲职。赵构赏赐给他了一些珍宝古玩，刘光世大喜，津津有味地把玩到了后半夜四更时分，就是赏玩了一夜，天都快亮了。这种表现，令皇帝相当满意。在中国，这种人政治上的安全系数一般都会很高，而且生活幸福。赵构的此次安排，主要就是让岳飞接管他的部队。

皇帝为了岳飞能够顺利接收刘光世的部队，专门为岳飞写了一道下达给刘光世及其主要将领的手诏。手诏中要求这些人，听从岳飞的号令，就像皇帝亲自在场下令一样；如果有人胆敢违反，“邦有常宪”，就是依法严惩不贷的意思。

谁知，皇帝的这个安排，遭到了时任宰相张浚和刚刚出任枢密使的秦桧的反对。而且，反对的理由极其强有力，那就是我们已经十分熟悉的大宋防范与裁抑武将的帝国传统和祖宗家法。事实上，在过去的几年里，已经有不少文臣陆续谈到了应该防止武将坐大的问题。但是，战争的需要，使南宋君臣很明白，他们不可能一边限制和得罪这些将军，告诉这些正在出生入死的人们：你们是靠不住的，是一些潜在的坏蛋；一边要求他们奋力保卫自己的家国。因此，尽管皇帝和他重要的文臣们为此相当焦虑，但是，他们不能也不敢在这么敏感的问题上轻举妄动。

如今，活着还是死去似乎已经不成问题了，那么，君臣议论过不止一次的恢复以文制武政策，就理所当然地提上议事日程了。张浚与秦桧认为，委托岳飞统领大军北伐，可能是在生身父亲宋徽宗去世噩耗的刺激下，皇帝短暂地发生心智失常所致。因此，作为臣子有责任提醒皇帝，这是违背帝国传统与祖宗家法的。于是，宰相张浚忠告皇帝：让一员武将掌握过大的兵权，一旦此人功盖天下，威震人主，便悔之莫及了。所谓末大必折，尾大不掉，此之谓也。

赵构听了张浚和秦桧关于“以合兵为疑”的陈述后，深以为然，当即给岳飞另外写了一份手诏，告诉他：合军一事，“颇有曲折”，委婉地取消了成命。然后，让张浚想办法处理善后。

翻阅当时与后代的史书，对这位张浚的评价都不算低。在像我们这种普通中国人一般会肃然面对的“二十四史”《宋史》中，甚至将这位南宋初年的宰相，与诸葛亮作过一番比较，认为他对王事的忠诚，很像这位极受中国人敬爱的诸葛孔明。

史书记载，张浚出身儒臣，为人豪爽有大志。他是唐朝宰相张九龄的弟弟张九皋的嫡系后代。四岁失怙，但“行直视端”，从来不说假话，认识他的人都认为这孩子将来必成大器。南宋朝廷被迫迁到东南之后，上下一度混乱不堪，曾经发生过韩世忠的部下把一位谏臣逼到水里淹死的恶性事件。张浚坚决要求将手握军队、立有拥立大功的韩世忠撤职查办，结果真的把韩世忠观察使的职务给罢免了。史书说：从此“上下始知有国法在”。建炎三年护卫亲军兵变时，正是这位张浚居中调度，使韩世忠、张俊协调起来，方才平息叛乱，由此大功，得到了赵构的信任与重用。赵构回忆说：兵变发生后，自己被隔绝在宫中。有一天正在吃粥羹，忽然听说张浚就要被贬到湖南郴州去了，大吃一惊之下，把一碗粥都打翻在手上了。当时想，完了，张浚要是被贬走，还有谁能平息得了这场叛乱呢？据说，叛乱平息后，赵构曾经极为亲热地将张浚引入内殿，对他说：皇太后知道你忠义非常，想要见见你。随后，解下自己佩带的玉带赐给张浚，并且当时就要拜张浚为宰相，张浚以自己是后生晚辈，资历不够而推辞了。

张浚做的事情里，可圈可点的确实不少。平息护卫亲军兵变时，他把韩世忠、张俊手下的军官们召集起来，厉声对他们说：叛贼悬重赏，要我这颗脑袋。你们要是觉得我该杀，就取了这颗头去领赏；不然，就跟着我去杀贼，任何人胆敢退缩，我都将严惩不贷。结果，众人感愤，都愿服从他的领导，拼死杀贼。有一天深夜，一个不速之客突然出现在戒备森严的张浚面前，从怀里掏出一张纸说：这是重金悬赏要您脑袋的文书。张浚说：既然如此，你干吗不拿了走呢？这个人回答说：我虽然是个粗人，却也知道好坏，怎么会为贼所用？我来只是想提醒您，我走后，恐怕还会有人来，而您的安全警卫是有漏洞的。说完，此人飞身上房，飘然而去。张浚也很绝，他马上杀掉一个人，对外放风，将被杀者说成是捉到的刺客，用来吓阻后来者。

建炎年间，一个叫薛庆的江洋巨盗，在江淮地区啸聚数万之众。当时，张浚担任枢密使，害怕这股势力蔓延开来不可收拾，于是，自己一个人径直来到薛庆的巢穴，居然凭三寸不烂之舌和凛然正气，使这位薛庆“感服下拜”，愿意为朝廷效力，对抗金兵。此时，朝中盛传张浚已经被盗贼扣押了。不久，张浚安然返回，令赵构惊叹不已。

据说，作为坚定的主战派领袖，张浚在当时享有极其崇高的威望。绍兴初年，由于在川陕地区主持工作时的一些做法引起非议，张浚曾经被罢免枢密使职务，贬到福州居住。到绍兴四年时，金国元帅兀术率领十万大军打到扬州，下战书，约宋军决战。此时，赵构紧急将张浚召回，官复枢密使。结果，韩世忠接到兀术的战书后，派人去见兀术应战，并且告诉这位金兵统帅，张浚已经来到镇江。兀术不信，说：张枢密不是被贬到岭南去了吗？怎么可能到了镇江！韩世忠派去的人拿出张浚所下的文书给兀术看。据说，兀术的反应是“色变，夕遁。”就是说，这位金兵统帅当时脸色就变了，连夜撤兵走掉。

到绍兴六年，张浚已经担任右宰相、兼知枢密院事，都督各路军马。这一年，金国扶持下的傀儡伪齐军南侵。当时，金兵不肯配合这次军事行动，于是，伪齐军号称七十万之众，化装成金兵大举南下。南宋朝廷吓坏了，纷纷准备退保长江。张浚坚决主张顶住了打。他说服赵构后，星夜急驰到采石，严令正在后撤的刘光世部：“若有一人渡江，则杀无赦。”意思可能是说，若有一个人撤退过了长江，就要砍下部队最高长官的脑袋。所以，才有了一个记载：据说，刘光世相当惶恐，对部下说：“弟兄们往前打，救救我的脑袋。”结果，在张浚的指挥下，伪齐军被打得全线溃败，宋军大获全胜。

至此，张浚“总揽中外之政，几事丛委，以一身任之”。皇帝赵构，事无巨细，必定征求张浚的意见；凡是发给诸将的诏书，大都由张浚起草。他的人生事业达到顶峰。

在这种情势下，公元1137年，即绍兴七年的晚春时节，张浚以帝国传统和祖宗家法的名义，劝阻赵构不要让一个武将兵权过大，无疑具有巨大的说服力量。

就张浚本人的动机而言，下列三种考虑应该是可能的：其一，他十分清楚本朝对武将尾大不掉的传统恐惧，作为宰相，他有责任帮助皇帝避免此种局面的出现；其二，此时的张浚，自信或者自负，在内心深处，他很有可能觉得只有自己——张浚，才是统帅各路大军北伐，实现中兴大业的唯一人选。事实上，在此次伪齐军发动进攻之前，张浚已经在皇帝的支持下，对北伐作出了相当全面的军事规划和布置，甚至各路大军已经按照布置，进入了指定的位置。因此，这个统帅人选不应该是任何别人，包括岳飞；其三，南宋帝国政权设置中，有一个都督府。在理论上讲，枢密院是全国最高军事决策机关，都督府则是全国军队的最高管理协调机构。张浚兼任都督。我们知道，此时的各路大军都是在战争中自己冲杀出来的，因此，这个都督府的实权相当有限。显然，张浚非常希望都督府有一支直属部队。按照赵构的安排，岳飞接管刘光世部队，节制川陕部队，就在相当程度上“宣抚诸路”，取代了都督的职权。这肯定是张浚所不愿意的。这些，可能是张浚准备用都督府参军吕祉取代岳飞，统领这支部队的真实动机。

于是，张浚将岳飞召到都督府，在这两位坚定的、实际上志同道合的主战派战友之间，发生了一次给历史留下深刻遗憾的谈话。

这时，如果张浚能以一种豪爽磊落的方式，坦诚地把事情摊开来谈的话，结果可能会很不一样。可惜，张浚这一次既不豪爽，也不磊落，他采取了一种最不高明、却是直到今天心中有鬼有愧的人仍然惯常采用的做法——揣着明白装糊涂，拿别人当傻瓜。结果，既侮辱了对方，也侮辱了自己，使事情出现了最糟的一种情形：

他装作根本没有发生过让岳飞统领这支部队的样子，装模作样地征求岳飞的意见：“淮西这支部队很服气王德，现在准备任命他担任总管，郦琼担任副总管，再让吕祉以都督府参谋的名义统领。太尉你以为如何？”

这其实等于是通知岳飞，事情变化了，以前的安排不算数。岳飞不可能愉快地接受这种变化和这种方式，但还是相当克制而客观地回答说：“王德和郦琼素来不相上下，而且互不服气。这种安排必然导致二虎相争。吕祉虽然是位通才，可是毕竟是位书生，不习军旅，恐怕难以服众。”

张浚又问：“张俊怎么样？”

岳飞回答：“张宣抚是我的老领导，我本来不敢说三道四，但是为国家利益考虑，恐怕张宣抚性子太暴躁，缺少谋略，尤其是郦琼会不服。”

张浚阴沉着脸，沉默片刻，又问：“杨沂中应该高出这二人了？”

岳飞摇头道：“沂中虽勇，和王德差不多，怎么驾驭得了这支部队？一旦处置不当，变乱可能在弹指间就会发生。”

张浚终于忍不住了，说出了一句相当伤人的蠢话：“我就知道非太尉你来不可。”

岳飞也忍不住了，愤慨地说道：“都督您正儿八经地问我，我不敢不据实回答。难道我是为了图谋这支部队吗？”

双方把话说到这个份上，已经全然没有了回旋余地。从这件事情中，我们唯一能够得出的结论，只是一句不相干的废话：但凡采用此种方式行事的人，十有八九或者大抵是由于心中不干净所致。

岳飞离开都督府，立即上了一道奏章请求辞职。然后未等批复，就把军中事务委托给助手张宪代管，自己径直回到庐山，给母亲扫墓守孝去了。

结果，不该生气的人——宰相张浚和皇帝赵构丝毫没有反省自己的意思，他们比该生气的人生的气还大：

《宋史》记载，此后，张浚多次上奏皇帝，坚决弹劾岳飞说：“岳飞处心积虑一门心思地就想兼并别人的部队，此次辞职，真实的意图是要挟皇帝。”这种显然不负责任的弹劾，具有极其可怕的杀伤力，岳飞立即陷入险恶的涡旋之中。

由此向前推十年，张浚曾经以同样决绝的态度，坚定地弹劾过李刚。

事情发生在公元1127年，也就是北宋靖康二年与南宋建炎元年。在此一年多以前，即宣和七年年底到靖康元年年初，金兵第一次围攻京城时，李刚临危授命，组织了京都保卫战，使汴梁终于坚持到各路勤王兵马赶到，没有被金兵攻破。

在与金兵议和时，李刚慷慨请行，宋钦宗怕他过于强硬刚烈，改派了一位名叫李棁的大臣前往。史载，这位仁兄见到金兵统帅后，吓得说不出话来，从营门开始，就只知道磕头，跪在地上用膝盖“膝行”进谈判的帐房。金兵提出的退兵条件是：索要黄金五百万两，白银五千万两，牛马万头，表缎百万匹，割让真定、太原、河间给金国，并以亲王和宰相为人质。这位大宋的谈判代表全部诺诺。宋钦宗在二十万勤王兵马云集京都城外，金兵一方只有六万兵马的情况下，同意了金兵的条件。于是，当时还是康王的赵构主动请命，前往金营充当人质。当天夜里，发生勤王兵马为争功而偷袭金营事件。为了平息金人的愤怒，宋朝君臣把责任推到了强硬主战派领袖李刚身上，将其撤职罢官。

此后，发生过两次数万京都太学生与市民伏阙请命，就是到皇宫门前集体请愿，要求罢黜求和派，让李刚主持工作的群众运动。据说，李刚与发动请愿的群众领袖们素不相识，但是皇帝与主和派大臣们则大都倾向于认为是李刚暗中操纵了这些请愿运动，意在要挟，居心叵测。

后来，赵构登极之后的第六天，召请李刚担任右宰相。七十七天之后，在李刚强硬的主战主张与求和派发生激烈冲突时，同样是主战派的张浚，突然剑走偏锋，上书皇帝，措辞激烈地弹劾李刚排斥异己，滥杀无辜，结果导致李刚被罢黜出京城。从此，这位与岳飞同样忠诚，同样富有才华，同样耿直，同样威望素著的人物再也没能回到朝廷发挥作用。若干年后，赵构谈起李刚时，仍然不能原谅李刚，认为是李刚挑起的那些请愿运动。而张浚则投合皇帝的心理，其实是将李刚长期排斥在朝政之外的真正重要的力量。

由此，从李刚、张浚、岳飞这三位位高权重、影响巨大的主战派人士的命运中，我们可以部分地理解了，何以南宋政权只能偏安于东南一隅。

这次事件，对岳飞和张浚二人的命运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岳飞的做法，显然在政治上是不可取的。这位天才的军事统帅，富有军事上的洞察力；在政治上却表现出了十足的幼稚。一个可能的推测是：此时，岳飞仍然心怀对赵构知遇之恩的感激，潜意识里希望用这种赌气式的方式，唤起皇帝的觉悟。毕竟，就在不久前，君臣二人之间还有着高度的默契与信任。但是，他错了。他不知道，皇帝的心理活动，是不能用普通人的标准来度量的。

事实上，此时的皇帝对岳飞极为恼怒。他将岳飞的举动，理解为居功自傲、骄横跋扈和对自己——帝国皇帝大不敬。

从后来的发展看，赵构基本上接受了张浚的说法，在心理上关闭了对岳飞理解与信任的大门，从此只剩下利用。利用完后，则是无情的诛杀。中国历史上，失去信任之后，皇帝诛杀功臣的事例举不胜举。这可能是中国“过河拆桥”、“卸磨杀驴”、“兔死狗烹”之类格言谚语比其他国家和民族多得多的主要原因。

赵构采取了一个很少见、很绝的方法来处理岳飞的辞职事件：他给岳飞最主要的助手参谋官李若虚和统制官王贵二人下了一道严厉的命令，让这两个人前往庐山，必要时在岳飞的住室旁搭一间房子住下来，敦请岳飞复职工作。如违抗此令，或者做不到，就把李若虚等并行军法。于是，李若虚二人只好来到庐山东林寺劝说岳飞出山。岳飞很恼火，坚持不肯。就这样，一直僵持到第六天，李若虚对岳飞说出了一番极其严厉的话，致使岳飞不得不接受诏旨，下山复出：

李若虚说：

“难道你是想造反吗？难道让你出来工作不是好事吗？你坚持不干，朝廷怎么会不怀疑你？想想看，你不过是一个农夫出身，受天子委托，掌握这么大的兵权，你是不是觉得可以和朝廷抗衡了？如果你坚持不再复出，我们二人受刑死掉，应该算是没有什么对不起你了吧？可你难道一点都不觉得有愧于我们吗？”

这一番话，很有可能将此时赵构深藏在心底，想说而没有说的话说了出来，魔鬼般地预示出岳飞的命运。

岳飞下山后，三次向赵构谢罪。赵构说了一番看似不软不硬，实则杀机四伏的话：

“对于你这一次的轻率举动，我并没有生气；要不然，必有惩处。这就是太祖所说的：犯吾法者，唯有剑耳。之所以还让你统领部队，把中兴大业托付给你，就是因为我没有生你气的意思。”

一般说来，中国皇帝以三尺宝剑对付他们心中的异己时，很少有手软的。后来发生的一切表明，赵构也是如此。

岳飞回到鄂州大本营后，给皇帝上了一份奏章，在并统诸军北伐的计划夭折后，请求率领本部兵马出兵北伐。赵构以手诏回复，表示欣赏岳飞的忠诚，“恢复之事，朕未尝一日敢忘于心”，同意岳飞单独北伐。于是，岳飞提起精神，厉兵秣马，准备出击。

然而，正在此时，淮西兵变爆发了。岳飞预言的一切，全部发生，而且情况更加糟糕。属于可能发生的所有情况中最坏的那一种。

从此，一切都无从谈起了。

五月间，南宋朝廷发表王德担任该军都统制，相当于方面军司令，郦琼为副；都督府参军吕祉兼兵部尚书“节制”该军。三人之间的关系类似今天董事长和总裁、副总裁的关系。只是吕祉这位“董事长”握有实权。

此人纸上谈兵是一把好手，声称如果交给他一支部队的话，他就能生擒伪齐政权的刘豫父子，然后光复所有失去的国土。言外之意是，现在的统兵大将都是些笨蛋。

现在，手里有了一支大军，他却只会沿用以文制武的旧习，对诸将傲慢无礼，试图以势压人。根本不知道如何收服、治理这支军队。殊不知这帮子武夫也根本就没把一个书生放在眼里。郦琼拉拢了大部分将领，先和王德死掐，两人一直打到御史台。朝廷一看不好，赶快派几位大员前去安抚、弹压；吕祉也密奏朝廷，请求光是派大员还不够，必须派大军进驻才行。结果，他的奏章居然叫机要秘书泄露给了郦琼。八月八日，郦琼生擒吕祉，随即杀之。然后率领除王德八千人之外的全军四万多人投降了伪齐。

相当于全国军队至少百分之十以上的一支方面大军，居然集体叛变，投降了敌人。其影响之巨大可以想见。

岳飞很快收到了来自赵构的手诏，下令立即停止北伐行动。

张浚则受到连珠炮似的弹劾，有人认为，这个家伙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令人恨不能食其肉寝其皮。皇帝赵构也切齿痛恨，预备把他贬到岭南去。按照宋太祖赵匡胤的密约，宋朝一般不轻易诛杀大臣，“远窜岭表”炎荒之地已经是最重的惩罚。接任的宰相一再求情，才将他放到永州闲住，就是今天的湖南零陵。从此，这位显赫一时的宰相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二十多年。后来，有人试图为他说情，想要重新把他弄回朝中时，赵构发狠说：“我宁愿亡国，也绝不再用此人。”

二十五年后，绍兴三十二年，即公元1162年，宋高宗赵构退位为太上皇，新皇帝宋孝宗准备重用张浚。赵构不以为然地对宋孝宗说：“别相信张浚的虚名，将来他肯定会误你大事。他专门喜欢拿国家的名器财物做人情。”宋孝宗谈到重用张浚是为了恢复大计，赵构使用了一种开玩笑的口吻，实则很认真地说：“小哥，等我老人家百年以后，你再来谈论这个事情吧。”

淮西之变对宋高宗赵构的影响十分明显。我们无法知道他是否认真地反省过自己，但从此他坚定地开始了对武将的防范、猜疑与裁抑，则确实是毋庸置疑的。

事实上，我们或许更应该把淮西之变看成是一个意义重大而深远的转折点：

转折点之前，尽管有许多三反四复，毕竟赵构还是从临安，也就是杭州来到建康，带有御驾亲征的含义，表明了北望中原、收复失地的锐意进取。

转折点之后，几个月内，绍兴八年二月，赵构就相当决绝地离开建康，将“行在”，也就是临时首都放回到临安，从此再也没有回过建康。这是一个强烈的信号或者象征，此后发生的一切，揭示了这一象征背后的意义，那就是，南宋政权已经相当稳固，赵构从此将彻底放弃收复中原失地的念头；他很清醒很明白，既不糊涂也不庸懦，他宁愿偏安于东南一隅，也不愿意再冒武将们功高盖主、尾大不掉、拥兵自重的风险了。因此，才能解释为什么绍兴八年以后，赵构放弃金国内乱和岳飞屡屡重创金兵精锐、打到开封边上等等机会，一心一意地只做两件事：裁抑武将与屈己求和。

赵构与他的祖先赵匡胤的确很不一样：赵匡胤有大智慧，很少耍小聪明；在冲锋陷阵中形成了威望、自信与才干，对再能干的文臣武将基本能够收发如意、摆布自如；或者换句话说，他本人就是一个大军阀，具有超人的军事才干，因此并不惧怕那些小军阀，不怕他们功高盖主。赵构则只有小聪明，没有大智慧，在很大程度上，是凭着皇家正宗子孙的血脉登上的皇位，意志与毅力都相当脆弱，远远说不上强悍；特别是由于缺少军事才干，没有在战场上真刀真枪厮杀的经验与阅历，没有由此建立起来的威望与自信，于是，在内心深处，对军人可能的尾大不掉、拥兵自重充满恐惧。这样一个二流角色，能够维持住南宋偏安的局面已经很不容易了，他的人品、才干、意志力等等，实在都不足以谈论中兴与恢复大业。由此，我们知道，在帝制传统下的中国，帝王本人的素质对这个国家前途的影响，实在是太巨大了。或许有人不愿意承认，但事实上，这确实是中国两千多年帝制社会里，一切跌宕起伏下面，最强力的那一根杠杆。

淮西兵变之前几年，在一次讨论中兴大计时，赵构曾经雄心勃勃地对大臣说：“大家都认为不适宜再给诸大将增兵，我看不尽然。汉高祖打天下时，诸将带兵多达十几万，高祖并没有疑神疑鬼的，所以他才能成功。”

赵构非常清楚兵合则强、兵分则弱的道理。这应该是他准备合兵几路归岳飞指挥的原始动机。

在汉高祖刘邦与韩信的那次著名谈话中，韩信对刘邦的评价是：不善将兵，却善将将，这是高祖成功的关键。遂成为千古定论。在赵构的上述表示中，他很有可能也是以汉高祖刘邦的“善将将”来定位自己的。可惜，他不是刘邦。“淮西兵变”可能使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是否善将兵还是个未知数，大约永远不会有机会证实了；而自己并不善将将，则是已经可以肯定的了。这是他彻底改弦易辙的唯一解释。

淮西兵变后几个月，赵构心思大变。绍兴八年二月，岳飞上奏，希望能够给他的部队增加一些兵马。原因是他所负责的长江中上游地区面积实在过于广阔，一旦发生紧急状态，现有兵力很难照顾得过来。

赵构看过奏章后，对左右说：驻防面积过大，宁愿削减地方，也不可增兵。现在诸将这么难分合，已经够头痛的了。末大必折，尾大不掉，自古所戒。现在虽然还没那么严重，但与其增加大将的实力，还不如另外增加几支部队，缓急之际，分合之间，倒更容易调度指挥一些。

不久，当年五月，赵构与监察御史张戒发生了一次意味深长的谈话：

张戒对赵构说：现在诸将的权力太重了。

赵构说：他们还不至于骄横跋扈。兵虽多，可是聚则强，分则弱，分也不可行。

张戒说：去年为了一个刘光世，发生了淮西之变。现在就是有好主意，陛下您肯定也不信了。要做这件事，关键是要有策略。

赵构说：我有办法，就是要安抚重用大将们手下的那些将领。

张戒说：您说到根儿上了。收服这些人，大将们就没那么大的势力了。

赵构告诉张戒：也就是一两年的事儿。

随着赵构心思的转变，一张大网冷冷地张开，罩在了这些领兵将领的头上，什么时候撒下来，他们都在劫难逃。

随后几年发生的事情很戏剧化，扑朔迷离，经常让人一头雾水。生活在当时的人们，可能动不动就要一惊一乍地体验那种大喜大悲的感觉。

先是金国发生内讧，掌握大权的几位重臣之间相互倾轧，导致早期南侵中最著名的金兵统帅粘罕恚闷而死。《金史》对这位粘罕的评价相当高，称他：“内能谋国，外能谋敌，决策制胜，有古名将之风。”就连当时南宋的士大夫们也认为此人乃一代雄杰。当年带兵打到山东时，有些士兵要挖孔子墓，他问：“孔子是什么人？”答曰：“古代的大圣人。”他说：“大圣人的墓怎么可以挖？”于是，孔子墓得以保留下来。粘罕是伪齐政权的最主要支持者。据说伪齐的傀儡皇帝刘豫，天生一副小人肚肠，是个很势利眼的人，本来并不是粘罕扶持他坐上儿皇帝宝座的，但是，他看粘罕的权势最大，于是就只买他的账。把支持过没支持过他的其他人都晾在了一边。这些金国文武自然恨得牙根痒痒的。如今，粘罕死了，在金国决策层里分裂成了对宋主和与主战两派。谁知，这两派的人们对伪齐政权的态度却很一致，都认为这个政权太烂，应该废掉。恰在此时，岳飞又玩了一个小花样，结果导致金国三下五除二地废掉了伪齐政权。

岳飞军中俘获了一名金国统帅兀术的间谍，岳飞假装醉酒把他错当成了刘豫的人，大声训斥说：“你家主子说要诱杀金邦四太子，为什么现在还不动手？我今天饶了你，给我带封信回去，告诉刘豫，不能再拖了。”那间谍将错就错地答应了。于是，岳飞写好蜡书，再三嘱咐他小心，千万不可泄露，坏了大事。

四太子兀术拿到这封蜡书，其恼怒可想而知。随后，以起兵南下的名义来到开封，将刘豫父子一一擒获，轻轻地就把一个傀儡国家变成了行省。据说，金国主和派领袖挞懒到达开封时，刘豫对他说：“我父子尽心竭力，没做对不起上国的事情，请元帅可怜可怜我们。”挞懒回答说：“刘豫呀刘豫，你还不知罪。当年赵家少主子出京，开封百姓夹道痛哭十几里。现在废了你，你看看，京城里没有一个人为你烦恼。做人做到你这个份上，咳！朝廷给你奴婢，还你骨肉，给你和你儿子一人一库钱物，太不错了。知足吧。”

消息传到南宋，人们欢欣鼓舞。赵构相当兴奋，也挺遗憾，觉得在这种时候，国家刚好像是得了重病偏偏又吃错药，弄得衰弱不堪，否则真的可以有所作为。他甚至表示今后要好好经营中原。

然而，随着金国主和派领袖挞懒的得势，赵构再也不提经营中原的话题了。韩世忠、岳飞等人一再建议他，趁金国内讧之际，应立即兴兵北伐。赵构对此的回答，基本是一边称赞他们的忠心，一边将其建议束之高阁。

就在这波诡云谲的时刻，绍兴八年三月，被罢相六年的秦桧再次登上相位，为右宰相兼枢密使，从此在宰相的位置上一待就是十八年。据说，宰相任命下达时，朝野上下一派喜气洋洋，群臣争相道贺，并且普遍认为，从此国家有希望了。只有一个人没有参加进道贺的人群，就是吏部侍郎晏敦复。此人是婉约派大词人晏殊的曾孙子。他听到这项任命后，油然想起一句曾祖父脍炙人口的词——“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一位同僚问他：“秦相公复相，是天下之福。唯独您老先生闷闷不乐，为什么？”他长叹一声：“奸人相矣，恢复无望啦。”同僚们很不理解，认为他言过其实。没有人能够知道，此后十八年岁月里的情形比仅仅恢复无望可要糟得太多了。

绍兴八年春天，烟雨空蒙。赵构的心境犹如这江南三月的天气，草长莺飞，充满期待，却也不无阴郁。

赵构登上皇位，可能是历代皇帝中最特别的一位：其代价是亲生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和几乎所有亲近之人一夜之间全部沦为强敌的俘虏。其间的辛酸、惨痛、悲情，和侥幸逃脱、再登上大宝的大喜大悲、大起大落，无不令人无法释怀。弹指间，登上皇位十一年多，平心而论，赵构虽然享受到了皇家至高无上的荣华富贵，但所经历的惊涛骇浪也不是常人所能想象的。兵凶战危时时萦绕，挥之不去，往事称得上不堪回首。因此，赵构无数次对臣子们讲过：自己与金国寇虏不共戴天。

十一年苦心经营，朝廷终于有了四十万大军，且在与金国的对抗中开始能够占据上风了。然而，淮西兵变，一个措置不当，顷刻之间数万大军便呼啸而去。敌我情势，立即大变。这使皇帝对于那些领兵将领可能的翻脸无情深感寒心与绝望。假如这一次不是郦琼，而是岳飞萌生了异心，以其能征善战、深得民望，再加上十万大军，恐怕自己能不能逃上海船都成问题。想想岳飞不辞而别，径直回到庐山，分明没有把自己这个天子放在眼里。作为皇帝，怎么可能不耿耿于怀？当年，周世宗柴荣在世时，赵匡胤何等忠心耿耿，何等出生入死万死不辞地为皇帝效力！成为拥有压倒优势的大军统帅后，老皇帝刚刚离去，后周天下立即变成了赵家江山。是的，八年前护卫亲军的叛乱，眼前的淮西兵变，在在都在提醒他，当年祖宗杯酒释兵权不是没有道理的。与其用朝廷的兵马钱粮养大功高盖主、尾大不掉的武将，还不如与金国讲和更划算。或者换句话说，如果只有讲和才能抑制、防止武将拥兵自重，那么就讲和好了。为什么不呢？

平心静气地观察公元1138年春天前后的变幻风云，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一个变化：十一年来，宰相走马灯般换了近十个。如今的左右宰相赵鼎与秦桧却都是众所周知的对金主和一派。赵构用这种方式，向朝野内外宫廷上下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皇帝已经决意与金国讲和。

岳飞心情郁闷。尽管在任何公开场合与形式中，皇帝仍然对他褒奖有加，并且一再驳回他归隐田园的辞职请求。但是，曾经有过的亲切与默契如今已经荡然无存，换上了周旋与言不由衷的冠冕堂皇。他分明感受到了皇帝的冷淡与不信任。唯一能够令他感到安慰的是，威望素著的前辈大将韩世忠与其他一些将领同样反对议和，一批文臣学士，对议和的抨击慷慨激昂甚至激烈。但是，这一切全都效果甚微。正如在宋朝历史上多次发生过的那样，满朝君臣文武，总是在和与战的问题上争论不休、摇摆不定；或和或战，从来没有过一个坚定不移持之以恒的国策立场。于是，便屡屡出现我们不断看到的情形：战则失机，和则失策，机会主义的味道很重。结果，经常是在一个错误的时机下，正确的决定也变成了错误。何况，这种决定还常常在完全相反的方向上不停地摆过来再摆过去。有时，甚至可能因为某一颗流星在皇帝的眼前划过了夜空，也能使以前千辛万苦呕心沥血的一切全部作废。因此，后代的历史学家只能叹息：宋朝不能在战与和上长期保持其政策的一致性，对帝国造成的伤害，远超过秦桧的奸计。

事实上，有宋一朝，在对外主和的人物中，经常有一些人，不论在当代还是在后世都很声名卓著，享有极高的或者文名、或者官声、或者人望，很难用主战还是主和来区分忠奸好坏。原因在于宋朝的帝国传统，即偃武修文、重文轻武和以文制武的基本国策。在这种基本国策之下，很难想象人们会鼓励那种好战的态度。正如我们已经看到、并且今后还会继续看到的那样，既然赵构已经下定决心，要恢复裁抑武将、以文制武的基本国策，那么，这样的结果显然便是题中应有之义。

当时，赵构面对群臣的反对相当烦恼，宰相给他出了个主意：今后如果再有人反对，陛下只要告诉他们：自己之所以蒙受屈辱也要议和，都是为了能够接回父亲宋徽宗的遗体和接回母亲韦太后与哥哥宋钦宗。臣子们在陛下的诚孝面前，必能谅解。果然，皇帝使出这个法宝后，大臣们真的立刻就无话可说了。而且，当时在一片反对的声浪中，也确实有不少大臣坚定地支持议和，认为这一举动“一举而兼备孝、悌、仁、慈四德。”于是，在皇帝的完全授权之下，和议由宰相秦桧全权主持，进展得相当顺利。

如今，中兴四将只剩下三大将，另外一位大将张俊则分道扬镳，放弃了曾经主战的立场，改而完全拥护皇帝与秦相公的和议主张。这一转变意味深长，使他取代岳飞，成为皇帝最为信任的大将。从此，他的命运与韩世忠、岳飞有了很大不同，并最终把自己送进了杭州西湖边上的岳王庙里，成为跪在岳飞像前的四个铁铸奸臣像之一。据说，从有了这四尊铁铸像之后，庙中的管理人员，时常要费很大力气，才能阻止住前来瞻仰岳飞的人们不要将污秽物甚至尿液撒到这四尊铁铸人像身上去。

公元1139年初，即绍兴九年正月，南宋帝国正式公布了对金和议的条约内容，条款有四：一、宋对金称臣，南宋皇帝的称号必须由金国皇帝册封；二、宋每年向金进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三、金归还占领的河南、陕西之地，但宋不能擅自撤换金委派的官员；四、金归还宋徽宗遗体、赵构的亲生母亲韦太后和宋钦宗。

后来，直到双方再次议和，并于公元1142年，即绍兴十二年履行协议时，不知何故，金国又变了主意，没有放回宋钦宗。这位前皇帝当时的情景极为悲惨。据说，送韦太后回国的车子即将启行时，他披头散发、跌跌撞撞地赶来拦住车子，他躺卧在车子的前面，痛哭着央求老太太：“请回去告诉九弟，只要能让我回去，我什么都不求，有间屋子住就心满意足了呀！”当时，韦太后也哭着发誓说：“我回去一定想尽一切办法接你回国。否则，让我瞎了这双眼睛。”后来，这位皇帝到底没能回到故国。十四年后，公元1156年，即绍兴二十六年，在被掠到异邦三十年之后，五十七岁的宋钦宗被大金皇帝完颜亮，就是著名的海陵王押解回今天的北京，当时，他身患严重的风疾，用西医的说法，可能是严重的高血压。海陵王命令他参加金国将领举行的马球比赛，结果，他在马上栽下来，被乱马的铁蹄践踏而死。而韦太后后来据说得了白内障，当时的医疗技术没有白内障手术这一说，老太太的一只眼睛还真的失明了。

当时，金国归还的宋徽宗遗体装在一个棺材中送回。宋朝君臣未敢开棺验尸就下葬了。后来，南宋灭亡后，元朝的一位官方“盗墓贼”杨琏真加挖开宋徽宗陵墓，发现棺材里只有一段朽木。过了许多年，据说，在西藏著名的萨迦寺，曾经有一个十分令人惊愕的传说，说是宋徽宗不知怎样被辗转送到了萨迦寺修行，后来就死在那里。萨迦寺始建于北宋熙宁六年，即公元1073年，到公元1135年即绍兴五年宋徽宗死时，已经有半个多世纪，是当时西藏最具影响力的寺庙与教派。萨迦五世祖八思巴曾经为元世祖忽必烈灌顶，并被尊为帝师。假如宋徽宗之死真的与萨迦寺有关，那将是一件既重大又有趣的考古发现。目前，宋徽宗之死已经成为一个谜团。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接待金国使节时的一幕极为有趣，相当富有文化意味。

和议其他条款还都好说，唯独宋要对金称臣，接受金国册封一条引起轩然大波。因为，这就意味着宋高宗赵构必须在金国使节面前下跪，接受册封诏书，意味着堂堂大宋不再是主权国家，变成了别人的藩属，给人的感觉，似乎是一个妇人孝敬公婆侍奉丈夫，好好过着日子，突然从“正室夫人”变成“小妾”，皇帝成了别人的臣子，臣子自然成了臣子的臣子、奴仆的奴仆。对宋人来说，这份面子栽得实在不轻，比赔银子还万难接受得多了。因此，一时间群情激愤。京城临安，也就是杭州街头，甚至出现了认为当朝宰相秦相公是金国特务的标语。在推翻帝制将近一个世纪、并且进入市场经济的今天，我们很难理解在另外一个时代、另外一个社会所发生的事情。或者，今天的人们，如果没有其他人在场观摩时，可能宁愿下跪，也不愿赔银子。但在当时，在“君忧臣辱，君辱臣死”的观念下，这一条确实激起了众怒，以至于时刻已经临近公元1139年春节了，街头不但没有年关将近的喜庆，反而笼罩在一种紧张不安的气氛之中。

就连一贯顺从皇帝的几位中央军事机关和警卫部队的首长，也给宰相秦相公送来一份意见书，并且抄送御史台，对御史中丞说：“不是我们没事找事，只是因为那三个大家伙（指韩世忠、张俊、岳飞）驻防在外，日后他们来责问我们，说：你们这些亲信将领是怎么搞的，居然让老爷子屈膝下跪接受敌人的诏书？我们该怎么回答他们？”御史中丞无话可说。

皇帝赵构的心情也很坏。从来都是别人给自己下跪，如今，众目睽睽之下，自己要给别人，而且是给敌人的使臣下跪，而且这个敌人偏偏与自己又有着亡国灭家、杀父夺妻之恨。这让他如何丢得起这份人？可是，这份和议又是自己特别想要的。想想看，只要磕头称臣，就可以收回河南陕西两个省的失地，再也不用打仗，再也不用担心武将们功高盖主尾大不掉。这是多好的事情！于是，夹缝中的皇帝油然想起当年在海上逃亡时的情景，痛恨臣子们不体谅自己的苦心，得了便宜还卖乖。皇帝说：“想想当时在海上，我就是跪下磕一百个头，也不会有这么多废话！”

于是，君臣共同努力想主意。其中有一个算是有一点创意：将列祖列宗的画像挂出来，让金国使节拿着诏书站在画像前面，这样，就可以说成自己是在跪拜祖宗了，面子上可以圆过去。仔细推敲后，又觉得不妥：这样一来，不但跪拜了敌人，而且说起来，敌人岂不是也成祖宗了？

终于，一位先帝在世时，曾经依附过蔡京的聪明人为大家解脱了困境。他的主意是：根据古代经典《尚书》“谅阴三年不言”的教导，可以由宰相代替皇帝前去跪拜接受这份诏书。这句话的全文是：“谅阴三年不言，百官总已以所于冢宰。”意思是：遇到君王死去这样的国丧，后继君王三年不问政事，官员们都要听命于宰相。

此时，来到宋京城的金国使者也感受到了人们的紧张焦虑，害怕激出意外，同意了这个作法。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文武百官必须在场观礼。这是小事一桩，不可能难住智慧的中国人。当时，秦相公也同样不想激出意外。于是，下令政府机关里的收发人员、保安人员、勤杂人员和清洁工们，一律换上各级各类政府官员服装，化装成政府要员参加观礼。这一天，是公元1138年，即绍兴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距离农历大年三十还有两天时间。据说，这天杭州城罕见地下了一场大雪，天气奇冷。不过，在秦宰相的率领下，毕竟圆满地完成了这次使“大宋”变成“臣宋”的典礼。

和议达成后不久，绍兴九年正月，宋朝君臣隆重地欢送金国使节回国，韩世忠则派出一队杀手，化装后潜伏在楚州淮阴县洪泽镇，治下在今天的江苏省清江市西南，准备杀掉该使节，破坏和议。不料，被一个曾经深受韩世忠知遇之恩的人密报朝廷，结果，金使改道。韩世忠没能得手。

此刻，岳飞更加郁闷。和议达成后，他连续三次上书皇帝，请求到金国归还的河南地区去一趟，名义上是祭扫皇陵，实际上是去窥探虚实。皇帝本来已经同意了，后来和宰相一商量，觉得不对，就下令不许他去，不给他惹是生非的机会。后来，接管这些地区防务时，也舍近求远，大老远地从临安派出部队，却不让距离开封最近的岳飞部队插手。显然，赵构对岳飞的防范与疑心已经相当重了。

对于赵构来说，他很有可能是真诚地欢迎这次议和成功。因此，对军队干部，从上到下普遍给予赏赐，重要一些的中高级将领则“进秩一等”，就是普调一级的意思。对此，岳飞连续三次坚决谢绝。他认为，此时的局面，“可危而不可安，可忧而不可贺”，认为朝廷这么论功行赏，很有拿丧事当喜事办的嫌疑，让敌人耻笑；搞得自己在向部队传达时，感觉很丢人，愧对大家云云。这种表现，令沉浸在成功之中、感觉极佳、兴高采烈的皇帝与宰相心中极度不快。

谁知，事情偏偏又让岳飞的乌鸦嘴说中了。时间仅仅过了一年，公元1140年，即绍兴十年，在金国内部的政治斗争中，兀术为首的强硬主战派击溃厌战主和派，执掌大权，决定收复被归还给南宋的河南与陕西地区。于是，金兵真的在墨迹未干的情况下，撕毁和议，再一次大举南下，一个多月时间，就将上述广大地区全部重新夺走。并准备乘此余威，一举灭掉南宋政权。

这一次，金兵彻底打错算盘了。此次南侵，他们在顺昌、颍昌、郾城和距离开封只有四十五里的朱仙镇，遭遇了一连串重创。其主力部队中的精锐拐子马与铁浮图也被打得七零八落。金兵统帅兀术不得不退守开封，甚至命令将燕地，即今天北京地区的辎重珍宝北运，作好了放弃该地以南地区的准备。据说，就在兀术准备北撤之际，有一个青年书生用一句话点醒了他，这句话是：“自古未闻有权臣在内，大将能立功于外者。”这句后来成为历史名言的话，使他豁然开朗，决意坚守汴京开封。同时，写信给秦桧，威胁说：“你们天天请求和谈，而岳飞却要图谋河北，还杀了我的女婿，此仇是一定要报的。你们必须杀掉岳飞，然后和议才能成功。”意思是，指责南宋朝廷言行不一，没有议和诚意。要想证明诚意，就要杀掉岳飞。

此时，太行山脉与河南河北地区的抗金武装，据说有四十多万人，打着岳家军的旗号，乘势而起。其中，许多都接受岳飞的节制，配合打击金兵。从而，出现了自宋金开战以来，收复失地，恢复中原的最佳时机。岳飞相当激奋，对手下将领说出了同样成为历史名言的一句话：“这一次，我们要直捣黄龙，与诸君痛饮黄龙府！”黄龙府治下在今日的吉林农安，并不是金国首都。这样讲实际上是一种习惯说法，将其比喻成金国都城而已。然后，岳飞秣马厉兵，准备直捣开封，横扫燕云，恢复两河之地为汉家江山。

就在这种情势下，发生了历史上特别有名的一天之内十二道金牌召回岳飞的故事。

金牌，不是金的，是一面一尺长的朱漆木牌，上面写着“御前文字，不得入铺”的金字，用马匹接力传递，不许进入递铺稍事停留，日行五百里，是宋代最高一级的官方机要邮政快递方式。凡是皇帝下发的急件，均以此递送。臣僚送往朝廷的急件，则用“急递”，最高为日行四百里。

岳飞一日之内收到十二面金牌，内容完全一样：“岳飞孤军深入，不可久留。速撤军返京述职。”

据说，岳飞的反应是，长叹一声：“十年之功，毁于一旦。”而后，泪如雨下。

撤军命令发布后，许多当地百姓拦在马前哭诉：“官军说要收复中原，把金人打出去。我们支援大军粮草，金人知道得清清楚楚。你们一撤，我们怎么办呐？”岳飞是河南汤阴县人。在家乡父老面前，其尴尬难受可以想见。据说，当时岳飞无法解释，只是让大家看那十二面金牌。史书记载说，一时间，哭声遍野，岳飞挥泪而去。有记载说，在此次撤兵中，收复的失地旋即全部丧失，而且由于金兵的追杀，岳家军损失相当严重。回军后，另有记载说，岳飞又一次递上辞呈，然后离开部队，回庐山守孝。

此时，距离宋高宗赵构诛杀岳飞，还有一年多一点时间。

公元1141年，即绍兴十一年，正月十五元宵节刚过，就传来金兵在兀术率领下，又一次南侵的紧急军报。

这次战役，成为这一阶段宋金两国关系史中的又一个转折点。

双方交火之后，先是宋军取得柘皋大捷，地点在安徽巢县西北；紧接着，金兵在淮西之战中，又大败宋军；随后，金兵撤军。这也是岳飞所参与的最后一次抗金战争。

通过这次战役，金国强硬主战派领袖兀术和南宋皇帝赵构，都意识到了双方战略态势的逆转。兀术意识到这一点后，采取的措施是，一边虚声恫吓，一边放出允许和谈的信息；赵构意识到这一点后，对和谈第一次有了比较切实的把握，于是，大胆裁抑武将，加紧了恢复以文制武传统的步伐。

当年四月，朝廷以庆祝柘皋大捷的名义，将各地领兵将领特别是韩世忠、张俊、岳飞三大将紧急召回京城。在盛大的庆功宴会上，宰相秦桧突然代表皇帝发布诏书，任命韩世忠、张俊为枢密使，任命岳飞为枢密副使，三人均不得返回部队。皇帝煌煌天语，相当亲切与堂皇，让人听起来心里很舒服：以往，朕只是把一路宣抚的职权托付给你们，权力还是小了些；如今，我要将国家军机中枢本兵之重大职权托付给诸位。你们同心协力，不分彼此，集全军之力谁能抵御？扫除兀术之流何足道哉？意思是，这样重用他们之后，扫荡金国就根本不在话下了。

由三位领兵大将同时入主枢密院，在宋朝历史上是破天荒的。当时的秘书少监是秦桧的养子秦熺。宋代制度，秘书少监是秘书省的负责人，掌管古今图籍、国史实录、天文历数等等。当时国家政令与各项政治措施的记录，就是由这位秘书少监执笔的。在职期间，这位宰相的养子做了一件事，就是把南宋初年国史实录中不利于养父秦宰相的内容，或者毁弃，或者改易，胆子相当大。于是，这一时期的南宋官方史料，便大多出自此公的手笔。使后代研究此段历史的人们，倍感痛苦。但是当时，他对此次解除三大将兵权的记载倒是显得特别坦率：“主上圣明，察见兵柄之分，无所统一，乃密与桧谋，削尾大之势，以革积岁倒持之患。”“有识之士方惧金人之平，四方底定，而此辈跋扈自肆，意外事有叵测者。”这就明白说出了皇帝的心里话：金人平不平尚在其次，将“叵测”的意外消灭在萌芽状态才是首要的。说到底，对这几员大将不放心、不信任才是真的。

当时，在形容帝王受到臣下威胁的时候，有一句很形象的话，叫做“太阿倒持”，意思是本来应该握在皇帝手中针对臣子的宝剑，现在反过来握到了臣下手里。“积岁倒持之患”，可见皇帝赵构感到来自领兵武将的威胁，已经不是三天两天，至少已经有好几年了。

随后，朝廷宣布撤销三大将的宣抚司，解散了他们的统帅部，规定：“遇出师临时取旨”，将调兵权收归朝廷，将管理权分散到了偏裨诸将手中，而统帅一级的将领则临时由皇帝派出。从而，大体上实现了宋朝历史上的第二次杯酒释兵权。

实际上，这是一次军事体制的重大改组。强行剥夺三大将兵权的同时，先后压缩各路大军编制，将行营护军的番号改为御前诸军，并且将各路大军拆散肢解，化整为零。由过去的四路驻屯大军，改编为十路驻屯大军。加上南宋初年以来，三衙统兵制度已经在事实上宣告废除，三衙首长成为殿前司三支兵马的统兵官，此次这些部队有增无减，使三衙军成为与御前诸军平衡制约、内外相制的力量。

这种设计的潜台词相当明确，差不多等于公开宣布：帝国将要全面采取收敛的战略防守态势，将要全面恢复以文制武、守内虚外的帝国传统。也就是说，帝国军事战略的重点在于防止内部的叵测之事，对外则以称臣、纳币为条件，换取和平；军事力量只是一种必要的辅助手段，或者顶多形成一种平衡与威慑就足矣。从绍兴十一年开始，这种思路成为南宋政权的基本国策，再也没有得到改变。于是，收复失地，恢复中原，便与当年的燕云十六州恢复一样，成了一句口号、一个帝国的梦想，一个历时一百五十年，直到帝国覆灭都没能实现的夙愿。

至此，张开已经几年的那张大网终于落下，将大大小小的领兵将领们一网打尽。此后的命运，就看各位自己的造化了。

在三大将中，韩世忠爵位最高，资格最老，应该说也最孚众望。赵构登基之际，韩世忠就曾经带领部队拥立；平息护卫亲军兵变，他又有勤王大功；黄天荡一战，他率领八千兵马，险些把十数万金国大军困死在芦苇荡之中。在此之前，宋军被金兵打得一败涂地，常常是望风而逃。这是两国开战以来的第一场恶战与硬仗。当时，他那位出身妓女、却真正不让须眉的夫人梁红玉，冒着锋镝，亲自擂战鼓激励将士杀敌。最后，虽然在两个小汉奸的帮助下，素不习水的金兵转败为胜，但韩世忠夫妇的英雄气概却相当令人敬仰。就连金国将士也特别佩服他。

韩世忠派杀手刺杀金国和谈使节，曾经惊出赵构与秦相公一身冷汗。后来，在战与和的问题上，由于韩世忠坚决主战，赵构屡屡斥责他没有文化，不识大体。韩世忠出身贫寒，确实没有文化，而且特别瞧不起读书人，经常轻蔑地称之为“子曰”。赵构知道后，问他是否确有其事？韩世忠回答说：曾经有过，但现在已经改了。赵构很高兴，以为他知道尊重读书人了。不料，韩世忠接着补充说：如今我叫他们“萌儿”，大概是当时嘲笑人的一个说法，或者类似于今天的“傻帽儿”一类。结果，赵构大笑而止。

战国末年，在秦王嬴政统一六国的战争中，发生过一个意味深长的小故事：征伐楚国时，秦王嬴政嫌威望素著的老将军王翦保守，派李信统兵出征，王翦便称病回家了。不久，李信大败。秦王嬴政亲自跑到王翦家，请求王翦挂帅复出。王翦临出发时，狮子大开口，向嬴政要求赏赐众多的上等田宅，嬴政很不以为然，说是只要打赢了，还愁不能富贵吗？王翦却说出一番惊人的话来：“趁着大王还用得着我，我得为子孙早做打算。”秦王嬴政大笑。后来，在行军的路上，王翦一连派出五拨信使，不为公事，就是一再请求封赏田园。嬴政终于答应了他的要求。有人嫌王翦丢人，讽劝他别这么掉价儿。结果，王翦说出了一番更加惊人的话：“秦王猜忌多疑。如今几乎把全国的兵马都交给了我，我不请求田园加深他的信任，难道要让他疑心我吗？”

我们没有证据证明，但从种种迹象上判断，韩世忠很有可能也是这一套思路。这位大将军治军有方，连岳飞都很钦佩。他并不把钱财放在眼里，朝廷赏赐下金银珠宝，每次他都是分给部下，自己不拿分毫。因此深受拥戴，威望极高。后来，随着功劳越来越大，韩世忠突然发生变化：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向皇帝请求赏赐，并且要求用低价购买官府没收的庄田。先是要买临江的一处庄园，赵构索性赏赐给他，并且亲笔题名曰：“旌忠庄”以示表彰；后来，又提出要买北宋末年大奸臣朱勔的庄园和另外一千多亩田，赵构又顺水推舟地全部赏赐给了他。最后，大将军终于在西湖边上买了个大庄园，索性全家都住到了皇帝的眼皮底下。这些，可能是赵构后来网开一面放过他的重要原因。

被夺去兵权之后，韩世忠成为宰相秦相公的第一个打击目标。岳飞发现张俊按照宰相的意图，在军中收集韩世忠谋反的证据时，大吃一惊。因为，这位张俊是韩世忠的儿女亲家，而且是双重的儿女亲家。就是说，双方的儿女互相嫁娶了对方的儿女。岳飞连夜派人给韩世忠送去一封急信，使他在天罗地网合拢之前，侥幸逃出。韩世忠接到密报后，立即单身一人来到皇宫求见皇帝。他跪伏在地，脱下衣服，请赵构看自己胸前背后的累累伤疤，又举起双手，请皇帝看自己两只手上残存的四个手指，他伏地大哭，告诉皇帝，那是中了金人的毒箭之后，自己用双手去拔，也被毒所伤而导致的。

此时的赵构，早已不是当年那个拉着韩世忠的手，委屈得大放悲声的皇帝了。十数年惊涛骇浪，他已经心如铁石。可能毕竟想起了这双手曾经对于自己的巨大意义，且今日已经无害。于是，终于还是放了韩世忠一马。

此时的梁红玉，也已经不是那位英姿飒爽的巾帼豪杰了。当年，黄天荡一战先胜后败，梁红玉一气之下上书皇帝，痛斥韩世忠贻误战机，要求皇帝治自己丈夫的罪。一时间，朝野内外举国上下为之震撼。

韩世忠的大军开进楚州创建宣抚司时，遍地荆棘，一片废墟。梁红玉亲自动手编织草帘子搭建营房，深受兵士爱戴。如今，已经被册封为杨国夫人。对眼前发生的事情，只能长叹一声，说：“唉，明哲保身吧。”

从此，夫妇二人闭门谢客，绝口不谈军事，绝不和老部下来往。居家十数年，淡泊自如，就像从来没有过权位一样。此时，韩世忠自号清凉居士，喜好释、老，甚至开始填词作诗，而且所填之词居然相当有味，感觉很是到位。史书说：在西湖边上，时不时可以看到他带几个童子，骑着一头小毛驴的身影。

与韩世忠比较，张俊走的则是另外一个路数。史书记载说，张俊“好骑射，负才气”，投身军旅后，屡立战功，升迁得很快。早在赵构做河北兵马大元帅时，张俊就投奔到了他的麾下，据说，赵构第一眼看到张俊，就很欣赏他的英俊魁伟。再加上这厮表现得有勇有谋，战功卓著，所以，极迅速地成了一路大军的统帅。在南宋初年所谓“中兴四将”中，张俊是声望仅次于韩世忠的一员大将。

与张俊早期赫赫战功同样有名的，是他的贪财敛财。这位将军只是一个行伍出身的军人，却在十几年时间里，使自己既跻身大将军之列，又跻身于大地主的行列，而且是极有名、极富有的大地主。据说，他一个人拥有的田地，每年光是田租就能收进三十多万石，相当于当时南宋帝国最富裕的绍兴府全年征收的秋税。我们这里看到的数字，还是最保守的一个；有史家认为，应该是六十多万石；最极端的一个数字，则认为至少应该不低于一百万石。其实，这个最保守的数据已经足够吓人了。因为，其含义已经意味着这是几万个普通家庭整整一年的收入了。

张俊的部队里，有一支特种兵，专门挑选了一批年轻力壮、身材高大的士兵，从手臂以下一直文身到脚，号称“花腿军”。人们在形容喜欢摆花架子的状态时，经常用的一个成语叫作“花拳绣腿”，那个“绣腿”，大约就是指的这个样子。从很早的时候开始，张俊就让自己的部下，无偿地为自己家从事各种劳役。包括耕种庄园和大兴土木，搭屋盖搂。据说当时极有名的太平楼酒家就是张俊的产业。这座酒楼以经营高档酒菜和极其富丽豪华的气派闻名于时。有一首打油诗讲的就是这件事：“张家楼里没来由，使他花腿抬石头。二圣犹自救不得，行在盖起太平楼。”

他做过一件很好玩的事情，极其富有创意，从而应该使他享有不朽的名声：为了防止家中的财宝被窃贼偷走，他把家里的白银统统作成一千两一个的大银球，取名为“没奈何”，意思是不管什么样的窃贼都拿这大家伙毫无办法、无可奈何。过细想想，还真是如此，而且还俗得有趣。

这位大将军后来被封为循王。在时人的笔记中，记载了一件趣事：有一次，赵构在宫中大宴群臣，照例由优伶演出助兴。一个类似今天说单口相声的优伶自称善观天文，能够看出在座的诸位都是上天什么星宿下凡的。结果，引起大家极大兴趣，纷纷要求他给观测一下。于是，这位优伶掏出一枚铜钱，装神弄鬼一番后，对准了皇帝，观察片刻，声称看到了帝星；又对准宰相，说是看到了相星；最后，他将铜钱对准张俊，左看右看，都说看不到星星。众人大急，张俊更急，请他无论如何仔细观察一下。他煞有介事地仔细看了半天，最后叹口气，严肃地对大家说道：“确实看不到星宿，只能看到一个坐在钱眼里的将军。”众人大笑，一时成为京城笑谈。

和韩世忠娶了京口即今天的镇江名妓梁红玉一样，张俊则是在兵荒马乱中，娶了钱塘即今日杭州名妓张秾。假如没有金山战鼓那一段的话，这位张秾的名气可能要比梁红玉大许多。原因是此女的人品、相貌、才情加上琴、棋、书、画、诗、词、乐、赋、歌、舞等诸多技艺都很出众。据说，她惊鸿一瞥之下，常被文人骚客们惊为天人，当时的名士为她看破红尘的亦有记载。

娶了这么一位倾国倾城的名姝回家，张俊这厮却并没有稍稍风雅些许，满脑袋惦记的还都是他那些大银球“没奈何”。有一次，前线大战在即，我们这位前敌总指挥百忙当中，抽时间给张秾写了封信，里面既没有甜言蜜语，也没有豪言壮语，通篇都是再三再四地叮嘱自己这位满腹才情的如夫人，怎么样照管好他那些宝贵的家财田产，哪些账必须收回来，哪笔钱可以放出去等等。张秾的心理感受如何，很难想象。只是在回信里，她相当温婉地鼓励自己的丈夫，希望他能像霍去病等古代名将那样，做个一心杀敌的大丈夫，不必过多地牵挂家里的财物，云云。

不久，赵构找张俊谈了一次话，皇帝很随意似的问张俊：“你可读过《郭子仪传》？”张俊老老实实地回答说：“臣才寡识浅，未尝读过。”赵构教导他说：“我对这个传记百读不厌。为将之道，应当是不与民争利，不大兴土木，你要切记。”张俊唯唯。突然灵机一动，从怀里掏出了张秾写给自己的信，请皇帝过目。赵构读罢，相当欣赏，又递给宰相秦相公，宰相看后，连连夸赞这位女子识见不凡。于是，赵构当场赐封张秾为雍国夫人，亲手书写奖谕状赐给她。

这件事情发生在淮西之战兵败之后，紧接着就发生了剥夺三大将兵权的重大军制改组。从后来发生的情况看，认为宰相秦桧与张俊之间进行过交易、并且达成了某种默契的说法应该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据说，秦桧答应张俊，如果配合好这次杯酒释兵权，今后就将兵权全部交给张俊。张俊不是一个单纯的武夫。从他一边当着将军，频繁地在战场上厮杀，一边还能聚集、经营起偌大一份产业来看，此人的脑子肯定足够机灵。他不会不明白，皇帝决意求和，对于自己这种手握重兵的职业军人意味着什么；他当然也会知道，在这种关键时刻迈错步子意味着什么。因此，他将自己与如夫人的通信拿给皇帝看，恐怕并非一时急智之下的“灵机一动”，倒是很有可能出于一种韬晦之计和早已做好的策划，以此解除皇帝对自己的戒心，并进而取得皇帝的信任。此种推测应该不算过分。否则，一位并不那么儿女情肠的大将军，时间不算短地把这样一封信揣在怀里，想一想，实在让人有些匪夷所思。何况，从种种迹象判断，张俊这厮似乎也不是一个愿意用信上的情操来激励自己的人。这里，最无从猜测的人是张俊的新封雍国夫人。她如果知道了自己寄予厚望的夫君，利用自己进行了如此一番算计的话，不知会做何感想。荣华富贵能否平衡这位素有才情盛名的美貌女子，倒是可以给文学家们提供不小的想象空间。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张俊与如夫人共同策划了这场喜剧，以此在皇帝面前共图富贵，也未可知。

《宋史》中提到，在绍兴十一年即公元1141年的这次历史转折点上，有一二大将，阿附秦桧，终为人所不齿。应该指的就是张俊。

秦桧代表皇帝宣布任命三大将之后，张俊立即率先表态，感谢皇帝的重用，并表示愿意将自己所统帅的八万大军立即无条件地交出来。在此之前，张俊已经改变自己准备与金兵决战到底的立场，表示拥护议和，其“力赞和议”的新形象，深受皇帝与宰相的欢迎。这些，都无可厚非，仅仅是一种信念或者人品问题，甚至在某种角度上还值得赞扬。毕竟，在世界任何一种政治理论里，我们还找不到什么人鼓励手握重兵的将军们为所欲为，他们对政治的干预，后果也经常是灾难性的。我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事实上，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任何时候出现这种情况，都常常代表着改朝换代，或者就是一场真正的灾难。问题是，张俊所做的远远不止这些，他走的实在太远了。

历史记载显示，张俊“与秦桧意合，言无不从”。他主持了对韩世忠部队的拆散瓦解工作。这也没有错，毕竟这是在贯彻朝廷的既定方针。他错在不该按照秦桧的旨意，在韩世忠的部队里，制造置韩世忠于死地的口实。从而，差一点就要了韩世忠的老命。须知，在将近十五年的战争岁月里，张俊与韩世忠志同道合，出生入死，是一对具有生死情谊的战友，在南宋初年的一些重大历史关头，时常可以看到二人并肩作战的情形。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两个家庭何以会结成双重的儿女亲家。按理说，张俊身经百战，功勋卓著，其权势、地位并不比秦桧差很多，他完全可以不这样做。但他毕竟是做了。我们只能归结为人性深处的不可捉摸。翻开世界历史，当然包括中国历史，权势欲望激活人类天性中的卑劣，从而干出骇人听闻罪恶的事例实在太多了。这可能是世界各国的人们，在完善政治体制方面不断付出努力的原因之一。

在岳飞通风报信、韩世忠躲过此一劫后，张俊与秦桧合谋，以王贵为突破口，自己亲自操刀，一手主持锻造出了岳飞的罪名，从而酿成这起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冤案。这就是这位大将军变成西湖边上四尊铁铸奸臣的由来。

王贵是岳飞的心腹爱将，是岳飞的主要助手。此次岳飞离开部队，接手部队管理的就是这位王贵。实际上，在此之前，他已经是这支部队的类似大总管一类的人物了，是仅次于岳飞的第二号人物。打个比方的话，岳飞相当于这支部队的董事长，王贵则是总经理。他跟随岳飞多年，勇猛善战，二人之间的感情相当深厚。张俊之所以选择他做主打目标，主要原因有两条：一是听人家说，王贵曾经差一点被岳飞杀掉；二是他手里拿到了一个据说可以致王贵于死地的把柄。

在实际进程中，前一个因素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原因是，王贵确实曾经两次受到岳飞的军法处置：一次是他的部下趁火打劫，在一户百姓家里失火时，趁机偷了点似乎不太值钱的什么玩意儿。被岳飞抓到后砍了头，连累王贵挨了一顿不轻的军棍，据说有一百棍；第二次则是在一次大战迫在眉睫之际，王贵有些胆怯，结果，确实差一点被岳飞杀掉。说起这两次处罚，王贵不但没有怨恨，反而对岳飞充满敬服之意。他认为，治军就需如此严明才行。岳家军深得人心战无不胜的原因端在于此。而且，岳飞的儿子岳云，同样因为违反军纪，差点被斩首，也一样挨过军棍，恰好也是一百棍，一样被打得好多天爬不起来。对此，王贵相当服气。

第二个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张俊手里究竟拿住了一个什么样的把柄，使王贵能够背叛于自己恩重如山的同志、战友、老上级、恩师、父兄般的岳飞？至今没有人能够考证出来。但是，张俊显然找对了目标：身经百战、九死一生的王贵屈服了。这一屈服相当致命，此后几个不入流角色的叛卖就此变得畅通无阻。

岳飞在劫难逃。

岳飞死定了。

在同时代的文臣武将中，岳飞相当清廉。除了来自朝廷的俸禄、赏赐之外，他家田产的年收入在一万石上下，是张俊的一个零头，大约也远远低于韩世忠、刘光世等人。宰相秦桧死后，号称家道衰落，尚且每年有地租收入五万石以上。由于长期镇守荆襄地区，岳飞的家安置在庐山，没有放在临安。

岳飞不贪财，不好色，不喜物质享受，川陕大军统帅吴玠特别敬重岳飞，曾经送给他一位有名的美女做姬妾，岳飞说：现在不是大将享乐的时候。又给退了回去。结果，两人的关系反倒更好了。和韩世忠一样，凡有朝廷赏赐，岳飞一概分给部下，自己不取分毫。他遇害死后许多年，当年的众多部下还聚在一起，联合起来为他申冤，据说，当时哭声震天，场面极其感人。

岳飞酒量不小，年轻时经常豪饮。有一次赵构禁止他喝酒，对他说：“等你收复了失地，打到河朔时才可以再喝。”从此，岳飞滴酒不沾。他治军极严，许多亲信部将与家人都挨过他鞭打或军棍。岳家军有一个口号，叫作“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实际已经成为军纪，违反者被抓到，一般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因此，岳家军与韩家军一样，深受民众爱戴。当然，军纪严明也可能是几个不入流的部属背叛他的部分原因。

“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出自一位极其骄狂的金兵统帅之口，可见岳飞带出来的部队的确很厉害。

据说，岳飞平日为人很少大将军的威风。史书记载说，他礼贤下士，饱览经史，雅歌投壶，待人温和有礼，很像个文质彬彬的读书人。他曾经多次辞谢加官晋爵，每次必定会说：“胜仗是将士们效死力打的，我岳飞哪里有什么功劳？”唯独在一个领域里是不能碰的，一碰，他就会跳起来，就像西班牙公牛看到挥舞着的红布就会低着头冲上来一样，那就是谈论对金关系与军国大事。每当此时，岳飞立即“忠愤激烈，议论持正，不挫于人”。《宋史》认为，他就是为此而终于得祸。

应该说，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否则，也就不是那个壮怀激烈的岳飞了。比如，岳飞曾经直截了当地指斥秦桧，作为宰相，谋国不臧。臧在古代汉语中有善、好等含义，这等于是告诉皇帝，秦桧不称职。还有一次，岳飞骂曹操是奸贼误国。曹操也是宰相，秦桧为此恨之入骨。他很有可能认为岳飞是在指桑骂槐。

《宋史》评论说，象韩信、彭越这样的名将，古往今来并不少见，但若论起像岳飞这样文武全才、仁智皆备来，则很罕见。这种看法，在岳飞死后的八百多年里，基本是被人们认可的。只有一位汪精卫，敢于指责岳飞是一个无法节制的军阀。言下之意是岳飞该杀。事实上，正如我们在历史记载中不断看到的那样：假如岳飞是一个心怀不轨、无法节制的军阀，他就断然不会被朝廷如此呼来喝去，并最终自蹈死地。须知，他当时统帅的军队至少占了全国军队的四分之一，而且，是各路大军中战绩最为辉煌的。或者换句话说，如果岳飞真的是有野心不受节制的话，整个南宋、甚至南宋以后的中国的历史恐怕都要重写。其实，导致岳飞该杀的，正是他所具备的这样一些卓越品质。甚至到了今天，这可能都是一些令许多中国人感到不快与不安的品质。在动荡不安的战乱年代里，这些品质集中到一位手握重兵、又失去了皇帝信任的将军身上，尤其足以构成此人必须死的理由。《宋史》对于岳飞之死，连写了两遍“呜呼冤哉！呜呼冤哉！”的确如此。

事实上，当皇帝想要岳飞死时，岳飞在淮西之战中究竟是否应该对战败负责？岳飞到底是不是想要谋反之类的争论就已经变得并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岳飞必须死。诚如宰相秦相公所说，这些罪名是否成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此乃上意也”——这是皇帝的意思。因此，面对韩世忠的责问：“莫须有三字，怎么能服天下人心？”据史书记载说，秦相公根本就不屑于回答这个问题。他心里很有可能在奇怪：居然有人会问出如此幼稚的问题。事实上，许多死心眼的中国人永远都不会明白：“天下人心”和“千秋名节”，并不是对所有人都一样重要的。

从秦桧、张俊诸人的工作结果看，他们显然相当了解皇帝到底想要什么。据说，围绕淮西之战的重要往来文书，岳飞手中都有保存。但他入狱后，这些文书被人抄走，并且销毁了。而销毁这些文书的人，恰好又是想要岳飞死的人。这在事实上，的确使人们有理由怀疑他们所说那一切的真实性。

在秦桧们提供给皇帝的岳飞罪证里，有几条相当骇人听闻。

其一，他们告诉皇帝，淮西战败之后，岳飞曾经当众骂道：国家了不得了，皇帝又不修德。这句话，今天听不出什么了不得的意思；然而，放在当时，已经足可以让人一个人家破人亡了。

其二，朱仙镇班师之后，岳飞和他的主要助手张宪，曾经当着不少人的面，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岳飞问张宪：天下事该怎么办？

张宪回答说：就看您想怎么办。

其三，据说，岳飞曾经说：自己与太祖赵匡胤都是三十岁就当上了节度使。

当时，这样三句话连起来，的确可以要了岳飞的命了。至于说这些话的前因后果，上下联系，则没有人愿意考证。据说，至少第三句就有问题。岳飞是三十二岁做的节度使，他当时的原话是：三十二岁建节，自古少有。这顶多是一句飘飘然的自鸣得意而已，居然被演变成了胸怀异志的弥天大罪。

公元1141年，即绍兴十一年十月十三日，岳飞被正式逮捕入狱。在此之前，曾经有人劝他仿效韩世忠自救。岳飞拒绝了。他说：“上苍有眼，就不会陷忠臣于不义，否则，能往哪里逃呢？”

宋太祖赵匡胤曾经立过一个誓约，禁止杀大臣和上书言事的人。因此，有宋一代的确很少杀大臣。一般来说，流放到岭南炎荒之地，就是今天的广东、海南地区，已经算是最重的惩罚了。没想到，一件“莫须有”的罪名，竟然愣是被秦桧及其属下们问成了“大逆不道”之罪。这款罪名，属于必须死的“十大恶”罪名之属，在理论上讲，已经不在太祖的誓约约束之内了。

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是为农历除夕大年三十的前一天。皇帝批准赐岳飞死，并将判徒刑两年的岳云，亲手改判为与张宪一同处死。

史书记载说，判决公布后，“天下冤之”，众多士民为之下泪。

据说，行刑当日，公元1141年，即宋高宗绍兴十一年阴历大年除夕，杭州城凄风苦雨，整日不绝。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