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都会议之后，毛泽东被剥夺了军权。对“左”倾领导人说来，这是至关重要的一步。然而，他们也明白，毛泽东苦心经营中央苏区多年，其思想不仅在红军中，而且在地方上也根深蒂固。临时中央的路线要在苏区贯彻执行，还必须清除毛泽东在地方上的拥护者和支持者。

博古选中了罗明——福建省委代理书记。拿他开第一刀！

罗明，何许人也，值得临时中央总书记大动干戈？

罗明，广东大浦人，原名罗善培。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1月任中共闽南临时特委书记。南昌起义部队南下途经福建上杭，罗明前往迎接。周恩来、朱德指示他筹措物资，配合起义军作战。八七会议之后，特别是获悉毛泽东、朱德在井冈山建立了农村革命根据地，他当即仿效，在上杭、永定、龙岩、平和等县，建立农村据点。1928年2月，罗明赴厦门任中共福建临时省委书记。同年4月，赴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11月，从莫斯科归国，深入闽西，更加积极地开展游击战争，扩大游击区。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向赣南闽西进军，开辟新的根据地。从此，罗明归属了毛泽东。他的闽西游击队，发展成了主力红军；上杭、永定、龙岩等游击区，成了革命根据地。闽西，出现了崭新的局面。在革命斗争实践中，罗明认识到毛泽东路线的正确，成了毛泽东路线坚定的拥护者、支持者和执行者。

1930年6月，中央推行“立三路线”。为实现“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不顾一切地命令各地红军以攻取大城市为目标。朱毛领导下的闽西苏区被划归广东省委领导。罗明接到中央命令，要他率闽西红军主力向广东东江出击。出席在上海举行的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预备会议的闽西代表和省委宣传部部长回来传达中央精神，要求坚决执行中央路线。罗明反对，认为：厦门、福州工人运动正在恢复，不同意在城市发动武装暴动，不同意将闽西苏区划归广东，不同意把红军主力拉去打东江。几个不同意，与中央唱了反调。李立三看了罗明的报告后大发雷霆，指责福建省委“右倾保守”。

1931年1月，罗明奉命到上海，听候中央分配工作。此时，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刚刚闭幕，王明、博古上了台。临时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闻天找罗明谈话，说：“福建省委受‘立三路线’影响所采取的一些过左的做法，倒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错误，严重的是你们福建省委犯了右倾错误，在农村搞游击战争！你承认路线错误，中央就给你分配工作；你不承认错误，中央就不给你分配工作。”

罗明立场依然如故，自然未能被委以重任留在中央，而被派回闽粤赣特委任组织部长。

福建省委书记卢德光携巨款潜逃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毛泽东任命罗明为临时省委书记。1932年3月，在福建省苏区党代会上，罗明又一次被推举为省委代理书记。

崇拜毛泽东，热衷于搞游击战争，这就是罗明！无怪乎博古要拿他开第一刀。此时，毛泽东离开红军，来到闽西汀州傅连暲的福音医院疗养。

说来也巧，罗明也在这里治伤。这年4月，罗明在配合中央红。军主力进攻漳州时，跌伤了腰部，进医院开刀治疗。

真可谓因祸得福，罗明与他敬仰的毛泽东住进了同一所医院，难得这么好的机会与毛泽东再次相逢。此时，第四次反“围剿”正在较劲的时候。蒋介石亲率五十万大军，已兵逼中央苏区北大门，寻求与红军作战。

人在“休养”，心系战事。毛泽东牵挂着前线，牵挂着第四次反“围剿”战争。

罗明常到毛泽东房里坐坐，聊聊。一天，毛泽东竟和罗明谈了整整一个上午。

毛泽东说：“我们同蒋介石打了不少仗。第一、二、三次‘围剿’，他都失败了，我们胜利了。我们积累了不少经验。实践证明，这些经验都是正确的，比如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实行各个击破，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等等。”毛泽东掰着指头，详细地总结了几次反“围剿”作战的胜利经验。

“福建和江西一样。”毛泽东渐渐把话题移到罗明负责的工作上来，“应该加紧开展广泛的地方游击战争，以配合主力红军打运动战。在上杭、永定、龙岩老苏区开展广泛的群众游击战，牵制和打击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和粤军陈济棠部队，保卫中央苏区的后方，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

毛泽东把想到的都谈了出来，谈了很久，很多。

罗明听着听着，后来干脆拿出纸笔，把毛泽东的话记录下来。他觉得，毛泽东说得很对，很重要，应该让省委其他同志都知道并把它贯彻到省委工作中去。

第二天一大早，罗明再也等不及了，伤还未痊愈，就匆匆告别了毛泽东。

回到省委，罗明立即召开会议，原原本本地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刘晓、张鼎丞、谭震林、李明光、郭滴人、李坚真等党政军负责人一致拥护、支持毛泽东的主张。

会后，罗明作为省委特派员，去上杭、永定、龙岩具体领导游击战争，省委由组织部长刘晓主持工作。

罗明辗转长汀、新泉、上杭、永定等县，分别召开了各县县委扩大会议，向当地干部传达毛泽东的指示，检查、部署工作。随后，和方方、谭震林等在杭、永、岩前线成立了前敌委员会，具体领导政治动员和军事行动。

福建省委如此不折不扣地搞毛泽东那一套，而把临时中央的新指示、新精神撂在一边，自然引起了“左”倾领导人的极大不满和恼怒。博古刚到闽西，就觉得“空气”不对，一见到罗明，就一肚子火气。

1933年1月，傅古从上海向瑞金转移途中经过福建上杭白砂村，秘密交通站负责人告诉他，省委代书记罗明也在这里。

博古很奇怪，问：“罗明在这里干什么？”

“主持前敌委员会，很长一些日子了！”

“胡闹。”博古一听就不舒服，“你去把罗明找来。”

博古等人到达白砂，罗明还不知道。听说总书记来了，他匆匆赶到博古下榻处。

见到博古，罗明很兴奋。尽管这位总书记比自己年轻四五岁，但罗明仍然毕恭毕敬。一坐下，罗明就准备详细汇报闽西的工作。

还没等罗明开口，博古便一本正经地问道：“罗明同志，你是省委代理书记，不在省委领导全省工作，跑到杭永岩来干什么？前敌委员会是怎么回事？”

罗明未加思索，开口就搬出了毛泽东。

“我们是按毛主席指示搞的。”见博古有些茫然，罗明赶忙解释：“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省委开过会决定的。前敌委员会主要领导开展闽西的游击战争……”

“游击战争？”博古又皱了一下眉头，他显然不高兴听到这个词，更不满连省一级领导干部都这么热衷于毛泽东的一套。临时中央早已推行新战争原则，即进攻路线，下面却还这么津津乐道游击战争。

“你对中央新的指示精神有什么意见？”博古又问道。他没有具体指哪一方面的新指示精神，以为这早已是尽人皆知了。

罗明有点摸不着头脑，支吾着：“新精神？……还没有听到传达。”

博古颇为不悦。堂堂一个省委书记竟然不知中央最新指示的精神。

“你对当前的斗争有什么看法，我们应该怎样领导这场斗争？”博古又问了一个模棱两可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回答，即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斗争，或共产党内部两条路线的斗争。显而易见，博古是指后者。这能检测一个人的政治嗅觉是否敏感，立场在哪个位置。

罗明未能领会年轻上级的真正含义，脱口道：“苏区的革命战争要和白区的斗争结合起来，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关于抗日、民主、停止进攻苏区三个条件很明确。我们要同各党派、各军、地主要力量联合起来，共同抗日……”

“好了，好了。”博古摆摆手，很不耐烦：“不谈了，吃饭罢！”

罗明与中央总书记的第一次会晤，第一次谈话不欢而散。罗明给博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太右！

不久，一道命令从瑞金传到福建省委，要罗明立即纠正错误，彻底改变“退却主义”的游击战术，执行中央新原则的进攻路线。

福建省委和罗明未执行博古的进攻路线。

博古到瑞金后，正值第四次反“围剿”决战时刻，为了实行进攻路线，变被动为主动，临时中央提出了“扩大百万红军”的口号。

命令如山倒。整个中央苏区扩红运动热火朝天。罗明领导的闽西苏区被硬性分配了3000～5000个扩红指标。由于时间紧迫，杭永岩地区被迫把各县、区独立团、营、连，连人带枪编送到主力红军。

地方武装全给拉走了，一时来不及补充，敌人乘机大举进攻。闽西苏区又被敌烧杀劫掠，损失惨重，群众产生了很大的恐慌情绪。闽西苏区干部群众对这种改编地方武装，扩大主力红军的做法，意见很大。

针对闽西的实际情况，1933年1月21日，罗明在新泉给省委写了一封信，即《对工作的几点意见》。接着又写了《关于杭永岩情形给闽粤赣省委的报告》，由省委转呈中央。

不约而同，闽西新泉县委书记杨文仲，也给省委写了封意见信。

罗、杨的报告，省委很快呈送给了中央。

罗明、杨文仲的报告认为：要在闽西扩大主力红军，完成中央：规定的任务是困难的，而只能扩大游击队。因为群众要保家乡，愿意参加游击队，不太愿意参加主力红军离开家乡。群众这种低落的情绪，必须靠我们很艺术地组织胜利的武装斗争来提高。

罗明强调说：“如果不抓紧我们最弱的这一点，集中比较多的力量，很好地配合起来，发展武装斗争，那就请我们最好的领袖毛主席、项主席、周恩来同志、任弼时同志，或者到苏联去请斯大林同志或请列宁复活，一齐到上下溪南，或者到其他地方去对群众大演说三天三夜，加强政治宣传，我想也不能彻底转变群众的情绪。”

罗明在信中建议：“把长汀东部、连城南部和新泉县打成一片。其目的一是配合江西苏区向北发展，打破敌人‘围剿’；二是防止龙岩敌十九路军向连城、汀州和瑞金进攻；三是巩固这个后方，使杭永岩不致陷于孤立。”

罗明在信中说：“我拥护、传达和贯彻了毛泽东同志关于建立、巩固和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及反‘围剿’斗争的各项指示。实践证明，毛泽东向志总结的三次反‘围剿’战争的经验和关于第四次反‘围剿’的指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配合主力红军的运动战，使主力红军能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是完全正确的。杭永岩在第二次反‘围剿’时，受‘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采取分兵把守的战术，以致被迫退出虎岗，就是活生生的教训。在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闽西苏区认真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部署工作，取得了许多胜利。1933年1月下旬，连城群众的游击战争配合中央红军主力的运动战，在湘口消灭了由漳州经龙岩向连城进犯的国民党十九路军一个旅，这也充分证明了毛泽东同志指示的正确。

“我们总结了五个月来杭、永、岩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的情况和胜利经验，其中主要的是运用游击战争的十六字诀，取得了三次较大的胜利。”

所谓十六字决，即“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是毛泽东在井冈山时的创造。

罗明的报告是公开写给省委、中央的，在组织程序上是合法的；报告和意见的内容，也是实事求是的。所以说，罗明尽了一个党员、下级的应尽之职责。然而，这些意见却与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大唱反调。博古无论如何也不能容忍。

看了罗明的意见信，博古十分恼怒，在中央会议上说：“这是对革命的悲观失望，是机会主义、取消主义、逃跑退却路线。可以说，这是一条彻头彻尾的罗明路线。这条路线的形成，有其悠久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省委要在组织上开展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

博古所指的“罗明路线”实质上是指“毛泽东路线”。慑于毛泽东的地位、声望、影响和共产国际的态度，博古不便公开点毛泽东的名。

1933年2月，在博古的发动下，一场“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在中央苏区及邻近苏区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1933年2月15日，中共苏区中央局作出了《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

《决定》指出：“省委是处在一种非常严重的状态中，在省委内的一小部分同志中，显然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这条路线对于目前革命形势的估计是悲观的，对于敌人的大举进攻表现了慌张失措。他们主张党应该放弃这一苏区根据地，向着后方退却逃跑。这一路线甚至公开走向了取消党，取消群众革命团体的取消主义道路。为此，中央局决定，在党内立即开展反对以罗明同志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2月16日，博古亲自到红军学校第四期毕业生党团员大会上作政治报告，报告的题目为：《拥护党的布尔塞维克的进攻路线》。

博古宣称：“在我们党内（很可惜的，甚至在党的领导同志内），有一部分动摇懦弱无气节的小资产阶级的分子，受着阶级敌人的影响，充分地暴露了那种悲观失望，退却逃跑的情绪，以致形成他们自己的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反抗党的进攻路线，妨害党的布尔塞维克的动员群众。这个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最明显的代表者，便是福建省委的代理书记罗明同志与新泉县委书记杨文仲同志。”

博古还号召：“每个中国的布尔塞维克应该团结在共产国际和党的进攻路线的周围，用十倍努力，十倍坚定，十倍积极，勇取地去克服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我们不仅是手拿枪支来保卫土地革命与发展苏维埃运动的战士，而且是拥护党的进攻路线的坚决战士。今后我们将要更加坚决地更加积极地为着党的路线而战博占指责福建省委”“是最有害的腐朽的自由主义”，“拥护党的路线不彻底”，“完全成为机会主义退却路线的俘虏”，“多少感觉到罗明、杨文仲等同志的错误，多少温和地批评了他们，东一点西一点，但是缺乏为拥护党的路线而斗争的布尔塞维克的彻底性与坚定性，因此在实际工作中犯着许多极严重的机会主义的错误。”

2月20日，少共苏区中央局也作出了《关于开展反对罗明路线斗争的决议》，决定改组福建团省委，同时在苏区团系统内开展反罗明路线的斗争。

中央作决定，博古作报告，党中央机关刊物《斗争》登批判文漳，“反罗明路线”轰轰烈烈、声势浩大，然而，作为这条路线“头头”的罗明，竟然一点也不知道。发起这场斗争是突然的，中央没有人找罗明谈话。直至罗明从新泉回到上杭，看到《斗争》上连篇累犊的文章，才大惊失色：党内开展了一场批判自己的斗争。

接到通知，罗明匆匆赶回省委驻地汀州。

途中，恰巧遇到从汀州来的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

罗明问：“鼎丞，我犯了什么错误，《斗争》都发表文章批判？”

“中央说我们犯了路线错误，说我们不扩大红军，只顾打游击战争。看来，来势很凶，苏区中央局派人到了省委，说要亲自抓这场斗争。”张鼎丞说。

罗明非常激愤。二人相对默然。罗明回到汀州，又得到通知，连夜赶往瑞金进行检查。

罗明刚到瑞金，苏区中央局的几位负责人便找他谈话，批判他的“错误”。

罗明当然不服，据理力争，替自己和省委作了应有的申诉、辩解。

中央负责人洛甫（张闻天）找他谈话。洛甫说：“中央提出进攻路线，你却唱反调，搞退却逃跑。”

“我没有逃跑。”罗明辩解道，“我提出成立前敌委员会，省委开会同意的。我从汀州赶到最艰苦的边缘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怎么是退却逃跑呢？”

洛甫不容罗明分辩，说：“从路线上来说，就是退却逃跑。用辩证法的观点看问题，过去打游击战争是需要的，现在再搞游击战争就是错误的了，是地地道道的游击主义了。”

洛甫又把话题转到扩大红军上：“你说边缘县不能和中心区一样扩大红军，这实际上是地方保守主义、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

“这不是富农路线，这是我们永定县金沙乡贫农会议总结出来的，是贫雇农血的教训。”罗明的声音有些激动，他不得不搬出列宁语录：“群众本身的政治经验，这是一切大革命的基本规律。”

博古听说罗明居然搬出伟大导师列宁的语录来为自己辩解，非常恼怒：“罗明懂什么马列主义！”

博古找到罗明，劈头就说：“你犯了路线错误，不深刻检讨，还引用列宁语录来证明自己的正确！你读过多少马克思的书？读过多少列宁的书？列宁是怎样论述富农的？这个道理你能说出来吗？”

博古接着说：“你们山沟里，有什么马列主义？马列主义，只能在大城市无产阶级队伍中诞生。农村，只能产生小资产阶级，而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是格格不入的。你们的错误，就在这里。”说到这里，博古提高了嗓门：“还有比你更高的领导干部，也犯了同样的错误！”

显而易见，博古指的是毛泽东。最不能令博古容忍的，就是罗明竟然将毛泽东列为“最好的领袖”的头一位，并把毛泽东与斯大林甚至列宁相提并论。

在博古看来，毛泽东没出过洋，不懂外文，没有到过马克思和列宁的故乡，是山沟里的土包子，顶多不过是一个农民领袖而已。有一次，博古和王稼祥在瑞金沙洲坝中央局住地打乒乓球。毛泽东来向博古借马列著作，因为曾有人讲他不懂马列理论。博古借给了毛泽东一本恩格斯的《德法农民问题》。毛泽东一边翻阅一边出了门。博古嘲笑地对王稼祥说：“瞧，老毛也想读马列？”

博古训斥愈加激烈和轻蔑：“你为什么把毛泽东与斯大林相提并论？这怎么能比呢？作为一个布尔塞维克，一点常识也没有！”

罗明这一相提并论，后来遭到了中央机关刊物《斗争》的讽刺谩骂：“企图将罗明与斯大林相比较，那正是把狗子同猛虎比较，同样的觉得不伦不类吧！”指桑骂槐，昭然若揭。

罗明在瑞金期间，批斗会一场接一场。白天，由中级干部开会批；晚上，由一般干部开会批，一连批了好几天，连轴转。

一天晚上，就在罗明住的中央局叶坪村的一个大屋子里，中央局动员了上百人参加斗争罗明的大会。罗明一进会场，顿感气氛森然。口号喊得震天响，吓人的标语贴满墙。发言者声色俱厉，长篇大论。

轮到罗明做检查，他实在忍不住，争辩了几句。

“太猖狂，太嚣张了，简直不可救药！”有人义愤填膺地呼道。还有一个青年干部叫着：“再不认罪，就拉出去枪毙！”

一时间，会场上乱起来。

中央局党校副校长杨尚昆赶忙走上台，连声喊：“大家安静，不要激动。”

一番解释，才将人心安定，缓和了气氛。

罗明在瑞金叶坪被批得“体无完肤”的时候，毛泽东也正好在叶坪。2月中旬，他从福音医院出院后，经周恩来多次斡旋，方回到中央政府所在地。

当时中央来了人，毛泽东满怀期望，但不料想，眼下却面临着更加难堪、尴尬的局面。期望成了惆怅。

2月24日，在临时中央的高压下，福建省委万般无奈，作出了《省委对（中央局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的决议》，被迫接受了中央不公正的指责，“全部同意”中央对省委的估计，决心“迅猛开展反罗明路线”的斗争。

2月28日，根据苏区中央局决定，福建省委在长汀城召开临时代表大会，公开批判罗明。中央局派洛甫及陈寿昌等参加了大会场设在长汀县城水东街龙岩会馆内，到会者二百余人。会开了整整三天。国家政治保卫局福建省分局派人设置了专门警戒。

大会对罗明进行了批判。按照中央的意思，罗明含含糊糊“检讨”了一番。对大多数与会者说来，根本不懂什么叫路线斗争，只知道中央说错的肯定是错了。

会议涉及到具体问题时，批判会开始发生了分歧，各地代表议论纷纷，莫衷一是。

也曾给省委写过意见报告的新泉县委书记杨文仲说：“新泉就是罗明同志传达了毛泽东同志指示后，才紧急动员起来，开展游击战争，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否则，新泉根据地就不能巩固。”

上杭的代表发言：“毛泽东号召打游击是正确的。我们打游击战，就打胜仗，打出了苏区。”

永定的代表说：“我们发动了群众，对敌人每次进攻的时间、地点、兵力都侦察估计得一清二楚，打击敌人的部署很细致。打游击战，我们知道敌人在那里，而敌人找我们像大海捞针……”

没容永定代表把话说完，洛甫即把话打断：“对敌人的估计，是一般参谋人员的常识，这没什么经验可言。”他觉得，再这么畅所欲言下去，批判会不但要走题，而且还可能成为一场罗明路线的申辩会。

洛甫来时，口袋里已经装着中央的决定。他草草地作了会议总结，说：“由于罗明犯有严重的路线错误，与中央进攻路线反其道而行之，经研究决定，撤销其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的职务。”

撤销罗明省委代理书记职务，已在人们意料之中，总书记都作报告点了名。在此会前，省委已有所传闻。但杨文仲也被打成罗明路线的人，大家还未曾料及。

洛甫继续宣读中央决定：“由于新泉县委书记杨文仲，与罗明有小组织活动，同样犯了严重的路线错误，是罗明路线的代表者之一，经研究决定，撤销其新泉县委书记职务。”

在罗明给省委和中央写意见信的同时，杨文仲也给省委写了信。博古认为罗明和杨文仲联合向中央发难，存在着一个“小组织”。其实，杨文仲写信给省委，罗明根本就不知道。

根据中央的决定，福建省委被改组，陈寿昌任省委书记。罗明、杨文仲被遣送到瑞金中央局党校学习。

罗明被打倒被批臭，博古并未就此罢休，他说：“苏区不仅一个罗明，还有很多。这场斗争必须长期深入广泛地开展下去。”

1933年6月，福建省委扩大会议和军区党代表大会同时召开。会议的主题仍是清算罗明路线。首当其冲的就是省委常委、军区政治委员谭震林和省委常委、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等与罗明生死与共的战友。

在6月12日省委扩大会议上，苏区中央局负责人开场白便称：“谭震林是罗明同志的好徒弟，是腰痛脚软的机会主义者……”

与罗明一样，谭震林非但不承认“错误”，反倒振振有词，说：“在井冈山的时候，我们就打游击战争。从没有根据地，到后来打出了湘赣边界六个县。到中央苏区，我们还是靠打游击战争，打出了几十个县，红军壮大到几万人。没有游击战争，就没有今天的根据地。这难道是机会主义？是退却逃跑路线？”

谭震林又奋笔疾书，向省委递交了一份《书面声明》，从战略战术角度，进一步阐述毛泽东的游击战争战术是正确的。

博古看了《书面声明》，气急败坏他说：“福建省委要痛加批判这份黑材料。”

接替罗明任福建省委书记的陈寿昌，亲自赶写了长篇文章《为加强党对革命战争的领导而斗争》，登在福建军区的刊物上。与此同时，还具体指导筹划了几场批判会。陈寿昌疾言厉色他说：“谭震林实行诱敌深入，各个击破，是单纯防御路线，是临事动摇，退缩畏怯，落后于时代及革命战争的急剧发展，阻碍了我们创造铁的红军的任务的实现。我们必须发扬反罗明路线斗争的火力，给以当头一棒，让他清醒过来。”

不久，谭震林被撤销军区一切职务，调瑞金党校学习。

省苏维埃系统的“反罗明路线”揭批斗争也紧锣密鼓。省委常委、省苏主席张鼎丞被作为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揪了出来。

张鼎丞拒作检讨，反而说“反罗明路线”是错误的。

中央代表恼怒万分，指着张鼎丞的鼻子斥道：“你张鼎丞之流，中央对你一次又一次地教育，你就是不改，仍然坚持错误，搞机会主义，搞官僚主义。”

中央代表在省苏机关批判会上进而厉声说道：“同志们！我们要对张鼎丞机会主义、官僚主义作无情打击，用铁拳粉碎……”

根据中央决定，张鼎丞被撤销省委常委、省苏维埃政府主席职务，送瑞金中央局党校学习。

福建6月会议期间，除谭震林、张鼎丞外，省委常委、省苏副主席郭滴人，被说成是罗明路线的拥护者，对他进行了斗争。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兼军区政治部主任李明光，不愿在连城前线“反罗明路线”，又不敢开展游击战争，在同优势敌军的死打硬拼中英勇牺牲。省苏土地部长范乐春，省苏军事部长游端轩，省军区的霍步青、杨海如，上杭中心县委书记方方，长汀县委书记李坚贞，武平县委书记陈玉梅，永定县委罗禄山、关坤林，汀东县委陈玉珍、熊丁州等都遭到不同程度打击，或批判，或调离，或撤职。

在这场“反罗明路线”的斗争中，临时中央还实行了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大改组、大换血——打击、撤换了福建从省到县党、政、军各级领导干部。在“加紧深入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的口号下，福建省比较高层和比较老的干部几乎都不能幸免。

临时中央发起的这场残酷无情的“反罗明路线”斗争，在中央苏区持续了一年多时间，直至红军长征时才不了了之。

然而，历史又何其富有戏剧性。“反罗明路线”的总导演博古，在十二年后作了坦诚的解剖：“苏区中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实际是反对毛泽东在苏区正确路线和作风，这个斗争扩大到整个中央苏区和周围各个苏区，有福建的罗明路线，江西的罗明路线，闽赣的罗明路线，湘赣的罗明路线等等。”

这是博古1945年5月3日在延安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一个深刻的反思，一个彻底的检讨。

历史，终于给这场残酷的党内斗争划上了一个公正的句号。

《红军人物志》这样介绍罗明的后来——1934年10月参加长征。遵义会议后，任红三军团地方工作部部长。1935年3月因重伤留黔北地区养伤。后辗转去上海，因叛徒告密被捕入狱。后经同乡保释出狱回家乡，在大埔百侯中学当教员。1946年夏到新加坡任教。1949年6月回国，参加革命工作。全国解放后，历任南方大学副校长、广东民族学院院长、广东民委主任等职，是广东省第二、第三、第四届政协副主席，第三、第四、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五届广东省人大副主任。1987年4月28日于广州病逝，享年8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