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1月，博古、洛甫等人从上海进入中央苏区。一向大权独揽、发号施令惯了的博古，一到瑞金，使把中央苏区党政军权全部抓到自己手中。

临时中央迁入瑞金前，中央苏区的最高领导机关是中共苏区中央局。

1930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决定，在中央苏区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派出设立在苏维埃区域的领导机构，指定项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朱德、吴振鹏、余飞，再加上当地的两个人，组成苏区中央局，周恩来为书记。周恩来未到任，由项英任代理书记。

1931年4月中旬，中央代表团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到达中央苏区，项英被免职，毛泽东任代理书记。1931年底，周恩来从上海到瑞金，正式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因周恩来长期在前方领导红军作战，所以苏区中央局实际上由任弼时、项英主持。

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不久，在瑞金召开了临时中央与苏区中央局成员会议。博古提议，中共临时中央与苏区中央局合并，改称中共中央局，以博古、洛甫为常委，博古为中央局总负责人，任弼时为组织部长，洛甫为宣传部长，顾作霖为少共中央局书记，刘少奇为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委员长。

博古深知，在以战争为首要任务的苏维埃区域，军权十分重要，不抓军权，不掌握军队，一切都将无从谈起。过去，军权抓在毛泽东手中，掌握着几万军队，很不听话。中央说往左，毛泽东偏往右；中央要积极进攻中心城市，毛泽东却偏偏要把军队拉到山沟，打什么游击战争，为什么？军队在握。

自古就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一说。

宁都会议，解除了毛泽东的军权，博古和中央局以为军队该听话了。没想到，周恩来掌握了兵权，竟也学起毛泽东来。本来，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方针是“拒瞿留周”。即在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里，给周恩来留一席之地——“打他的屁股，而不是赶他走”，没想到周恩来居然如此不合作，与中央和中央局的指令每每顶牛。博古号召反罗明路线，张闻天写文章提出反“军队中的罗明路线”，周恩来却在6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局会议上，当着博古和张闻天的面，说什么“红军中没有罗明路线”，几乎跟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一个腔调。毛泽东在会上企图翻案，说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错啦，打赣州错啦，不能搞“积极进攻”。博古明明代表中央肯定了宁都会议，周恩来却拧着干，说应该让毛泽东留在前线，要发挥毛泽东的军事指挥作用。周恩来全唱了反调，与中央路线不协调。

博古很难想象，周恩来留过洋，吃过洋面包，到过马克思、列宁的故乡，当过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团长，长期从事城市暴动工作，照理应该言行与国际路线一致，与中央同步。可怎么一到苏区竟被一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的毛泽东同化了，对毛泽东的军事路线津津乐道，亦步亦趋？博古对周恩来放心不下，特别担心他手中的兵权。第四次反“围剿”，周恩来与中央局唱对台戏，但却让他打胜了，而且打得相当漂亮。不可一世的蒋介石，在写给爱将陈诚的手谕上都哀叹：“此次挫失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沉痛！将馁兵弱，危急存亡，思之心痛，不寒而栗……”一时间，周恩来的名字，在红军中，在苏区内外，如日中天。何况，他还有那么多南昌起义的部下和黄埔军校的学生！为了防止出现毛泽东第二，博古要抓军权，而且必须亲自抓。

1933年5月8日，根据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建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第四十一次常委会决定，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由前方移到瑞金，增加项英、博古为委员，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在前方指挥作战时，由项英任代主席。

这一来，中央苏区的军事行动就由临时中央在瑞金直接发号施令，指挥一切。

周恩来很清楚，中央5月8日的决定，博古是要掌握兵权，要在后方瑞金遥控前线；前方军事行动的决定权，完完全全掌握在博古等人的股掌之中了。

冰冻三尺，绝非一日之寒。早在第四次反“围剿”之际，博古等就觉得周恩来很不听话，屡屡抗命，遂起拿下周恩来、朱德，直接指挥中央红军之意。

1933年1月29日，蒋介石抵南昌，亲任“剿匪”总司令。大战迫在眉睫。

局势的发展，已不容许红军内部对作战方针再进行争论。2月3日，周恩来、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中央局，说“连续的战斗立刻就要到”，要求中央局对前方只给以“原则上与方针上的指示”，关于具体布置，“似宜属之前方。”

中央局寸步不让。次日复电曰：“在目前敌人据点而守的形势下，无法避免攻击坚城。”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目前行动先攻南丰为宜”，“乘胜威胁南城、抚州是我们目前的方针。”并斩钉截铁地说：“此新计划经中央局全体通过，请立即讨论并电告执行的具体部署。”

这样，强攻南丰已成为不容讨论而必须执行的硬性命令。

2月7日，周恩来不能不向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提出攻击南丰的军事部署。但他声明：“上述部署不是呆板的，敌情地形有变尚须活用。”同日，他再电中央局，表示：为着寻求机会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似不宜先在攻坚上损伤过大的战斗力，如损伤过大而又不能攻入，则更挫士气。请求你们考虑。

周恩来还同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苏区中央局，请求中央、中央局须给前方活动的机动余地和应有的职权，但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充耳不闻，执意不理。

周恩来、朱德只得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向南丰开进，并于12日完成对南丰的包围，傍晚发动全线进攻。

敌中路军总指挥陈诚立刻作出反应：一面命令南丰守军第八师据城坚守，一面令所属三个纵队迅速增援，三路分进，企图将红军主力合围于南丰城下，一举加以歼灭。

这是千钧一发的时刻。敌情突变，周恩来、朱德毅然决然当机立断，不待请示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立刻改变原有军事部署。

2月13日晚，周恩来致电苏区中央局并转临时中央：南丰工事险要，我军强攻未克，伤亡较大，而敌六个师已分三路前来增援。据此情况，我们遂改强袭南丰为佯攻，决心消灭增援部队。求得干预期遭遇的运动战中消灭敌之一翼，以各个消灭之。

从14日开始，周恩来、朱德留下少量部队继续佯攻南丰，并以一部兵力伪装主力，向东面黎川方向转移，将敌之第二、第三纵队吸引而去；主力四五万人则秘密撤至南丰西南的东韶、洛口、吴村地区隐蔽集结，待机歼敌。

在周恩来、朱德的正确指挥下，第四次反“围剿”完全按照前线总部的算盘来打。黄陂、草台岗两役，痛快干脆，歼敌近三个师二万八千余人，红军取得辉煌战果。

红军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毛泽东、朱德指挥取得了胜利；第四次反“围剿”，周恩来、朱德指挥也取得了胜利。可以说，红军已有了自己英明杰出的统帅。但是，博古却不以为然，他只相信共产国际，崇拜外国军事家。他要推行积极进攻路线，必须仰仗、依靠洋顾问。在博古的一再催促之下，王明在莫斯科上下奔波，共产国际终于派出了一个总军事顾问。

他的名字叫曼弗雷德。施特恩，简称弗雷德。此人，就是后来在西班牙战争中名声大噪的克勒贝尔将军。

这位总顾问从欧洲出发，经美国、日本，在1933年的春天方才到达临时中央所在地上海。总顾问住在上海的秘密联络点，并没有到中央苏区。仅凭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央苏区红军情况的书面报告，总顾问迅即提出了一个不切实际，完全否定过去，而又标新立异的计划——“两个拳头打人”。不日，将此电告瑞金的中共中央局。

博古乃一介书生，不会打仗，更全然不懂中国苏区这场特殊条件下的战争。接此电文，如获至宝，喜不自禁，不管洋顾问这一军事计划是否可行，遂以中共中央局名义致电前方的周恩来、朱德，全文转达了这一计划，令其坚决执行。

1933年6月13日，周恩来、朱德在前线接到了中央局的指示电。这份长电批评红一方面军“把主力集中于一个单独的作战单位，即方面军，这就不能从各方面配合作战”。并且判断，蒋介石与闽、粤敌人有矛盾，而在中央苏区北部采取守势，不易攻击，所以要求将红一方面军主力分成两个部分作战。这就是所谓的“两个拳头打人”。

根据这个电令，红一方面军一部分组成东方军，先到闽西打敌十九路军，然后北上打抚河以东敌人，最后会攻抚州。另一部分留在永丰、崇仁、宜黄、乐安地区进行钳制性作战，待东方军有进展后再北上会攻抚州。

中央这个长电在前方将帅中引起很大反响。周恩来、朱德表示根本不能接受。周恩来说：“‘四反’后，我与敌交战十二次，每次均予以重大杀伤，至少歼敌一团以上。入闽作战地域多贫瘠，给养筹措困难；况且，目前我军已有断炊之虞！”

朱德也说：“集中优势兵力，这是我们过去战争最深刻的经验，不能分开嘛！”

接到长电的当天，前线总部立即召开了各军团领导干部会议，讨论中央的电令。

彭德怀说：“一军团和三军团是两个兄弟。分开打，就要打败仗；集中打，就经常打胜仗。过去的经验告诉了我们这一点。”彭德怀反对中央电令。

他最深刻的教训是打赣州及后来的水口之役。打赣州，一军团放着没打，他的三军团和五军团等部英勇无比，但兵力不集中，歼灭战成了消耗战，吃了大亏。

林彪、聂荣臻、罗荣桓、滕代远、董振堂、朱瑞、罗炳辉等都有亲身经历，与彭颇有同感，都反对一、三军团分开。

前方将帅会议的结论：中央的长电是主观的、错误的，不能执行。

6月18日，周恩来、朱德联名致电中共中央局，对长电提出不同意见。

指出：“方面军主力一、三军团目前绝对不应分开。”

同日，周恩来又单独致电博古、项英，不同意他们对前方的无端指责。

周恩来说：“如果我们待机是守株待兔，当然是错误；但自黄陂战后，每次转变阵势，确是有机可待。”

博古见前方拒绝执行长电，大发脾气，说：“中央的指令不容拒绝执行。”

6月23日，周恩来连续两次接到中央局严厉斥责的电令后，万般无奈，表示：“绝对服从你们的命令，并立即执行。我要求在部队调动中回瑞（金）一行，面陈不同意见或改在博生县（即宁都）开军委会或中局会。因许多问题非电文所能详，许多批评完全不是我们愿（原）意也。”

中央局予以拒绝。

7月1日，中央局以中革军委代主席项英名义，致电朱德、周恩来、彭德怀、滕代远、周建屏、肖劲光、叶剑英等，断然发布《军委关于东方军之组成及干部配备和指挥关系的指示》，宣告组建东方军，实施“两个拳头打人”的计划。全文如下：朱、周、彭、滕、周、肖、叶并转肖、邵、周子昆、曾日三、薛、黄：为迅速建立和完成抚河以东的作战地区，着以三军团（暂缺第六师）、十九师为东方军组成部分，任彭德怀兼东方军司令员，滕代远兼政委，为配合作战，三十四师及闽赣军区，各独立师团营不论，归彭、滕就近指挥，并以袁国平兼东方军政治部主任。东方军直接受一方面军朱周指挥，望各部通电联络。

中革军委代主席项英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项英竟直接电令彭、滕，彭、滕也径向项英报告，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兼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红军总政治委员兼一方面军总政委周恩来，连接转电报的权利也被剥夺了。

周恩来、朱德形同虚设，更加无所事事。彭德怀、滕代远、周子昆、曾日三等则愈发“对上级整个部署无所适从”。

7月中旬至9月下旬，周恩来、朱德与博古、项英等，就东方军预期作战方针、部署与延长时间、扩展区域诸问题，发生了一系列争论。周、朱一次次建议被撂置、遭否决，与博、项矛盾日甚一日，难以沟通。

就在这时，博古盼望已久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奥托。布劳恩（即李德）到达瑞金。博古仿佛看到了救星一般。于是乎，把红军指挥的大权，拱手交给了这个德国人。

李德，何许人也？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慕尼黑人，德国共产党员。1928年越狱逃往苏联，1932年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后由共产国际派来中国。他根本不懂中国的国情，只是把教科书中的条条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大规模阵地战的经验，硬搬到中央苏区强加推行。瑞金的同志们因他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对他相当尊重，他就大权独揽，发号施令起来。担任过李德翻译的伍修权在回忆录中说：“李德的独断专行取代了军委的集体领导。”“由李德一人躲在房子里凭着地图指挥战斗。”红军的许多失利“本来都是李德的主观主义、瞎指挥造成的，可是他却动不动就训斥、处分别人，不断发脾气骂人，根本听不进反对意见。”“当时中央的错误领导，和李德本人的专横作风，使他成了一个地道的‘太上皇’。”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处境的困难便可想而知了。他虽还在前线，但对重大军事行动的指挥权力已被剥夺，只能提出建议，而这些建议又往往不被理睬。

1933年11月20日，福建事变爆发，李济深、陈铭枢和十九路军将领树起了反蒋的旗帜。

11月24日，周恩来向中央局报告：蒋介石进攻福建，将以由浙入闽为主要方向，以由资溪、光泽入闽为辅助方向。建议以红第三、五军团侧击进攻福建的部队。由于周恩来对这样规模的军事行动已无权决定，只能在报告中希望中央局早作决定。

中共中央局却从“左”倾观点出发，对福建人民政府抱着完全不信任的态度，拒绝给予支援。

11月25日，中革军委给红一方面军的训令说：“我们不应付出巨大的损失去同这路敌军作战，还是让十九路军去替我们打击该敌。”这样，周恩来支援福建事变的建议被搁置起来。

12月13日，军委又决定并电告周恩来、朱德，袭击敌运动中的单独部队计划取消，将红军主力西调，由第一、三军团组成西方军，去劳而无功地攻击永丰一带地区的敌人堡垒线，而不去向东配合十九路军作战。

事情弄到这种地步，事实上已使周恩来在前线无法正常地工作了。

12月16日，周恩来致电博古、项英，愤慨地指出：由于中央不了解前线实际情况，“连日电令屡更”，“使部队运转增加很大困难。”请求“在相当范围内给我们部署与命令全权，免致误事失机”。“否则亦请以相机处理之电令给我们。”

这个电报更加触怒了中央局。于是，李德以统一前后方指挥为名，提出建议，并经中共中央局决定，取消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和第一方面军司令部，原前方总部撤回后方，并入中革军委，由中革军委直接指挥中央苏区的各军团和独立师、团作战。

12月20日，项英致电朱德、周恩来等：中革军委决定将原属红一方面军各部组织为东方军、中央军和西方军，方面军司令部即回瑞金。

1934年1月4日，周恩来、朱德从前方回到瑞金。

2月3日，周恩来被任命为中革军委副主席。

这以后，周恩来对前线部队的指挥权实际上被剥夺，只担负一些技术性的组织工作。许多重大问题，如六届五中全会的准备、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召开等，他都没有与会。

宁都会议，毛泽东丢了军权；李德一来，周恩来、朱德军权旁落。从此，十余万中央红军和数百万苏区人民的命运，掌握在一个不懂军事的人和一个外国洋顾问的手中。

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爆发前夜，红军权力的交割，给这场“大决战”埋下了危机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