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山会议，“闽变”的头一天，决策层还在进行要不要“举事”的争论，而且十分激烈尖锐。

李济深、陈铭枢等十九路军的老前辈，与蒋介石积怨甚深，迫不及待地要尽快举起反蒋的旗帜；十九路军实权在握的蔡廷锴，则以为时机尚不成熟，草草行事，恐难成功，主张推迟举事。

蔡廷锴的意图，被李、陈误解，以为他想打退堂鼓。因为蔡从上海调福建，委员长“十分器重”他。

造成十九路军内部矛盾与隔阂，当然有历史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蒋介石“抬举”蔡廷锴，排挤打击陈铭枢、蒋光鼐。

十九路军的旗号，是在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时树起的。它的根底是广东国民政府时期的粤军第一师。后来，第一师扩编为第四军，李济深为军长。

下辖第十师（师长陈铭枢，副师长蒋光鼐，第二十八团团长蔡廷锴，第二十九团团长范汉杰，第三十团团长戴戟）和第十二师（师长张发奎）。

北伐战争中，第四军战功卓著，把吴佩孚打得连连败退，受到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的多次嘉奖。

1930年中原大战，蒋光鼐，蔡廷锴第一次打出十九路军旗号，为蒋介石力挫阎、冯于山东、天津战场，立下汗马功劳。

在十九路军，若论资排辈，当依次为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1920年陈铭枢在粤军当营长时，蔡是其部下一个排长。十多年的战争风云，其三人在十九路军中形成一种格局：陈铭枢主政治，蒋光鼐主运筹，蔡廷锴主督战。

陈铭枢倚老卖老，与蔡廷锴产生了矛盾。

蔡廷锴在回忆他与陈铭枢的关系时说：陈长期以家长自居，把军队看做私人资本，领袖欲强，野心勃勃，不体念官兵牺牲奋斗的艰难，多疑善变，遇事投机，总想侥幸地孤注一掷。这些是非、成败、利害上我和他有重重矛盾，在私情上也彼此有隔阂，不如我和蒋光鼐做到鱼水相依，同甘共苦。在闽变过程中，如不是蒋光鼐从中调解就搞不起来。

福建事变，陈铭枢是首领。他之所以急于举事，是因为陈蒋矛盾太深。

陈铭枢开始是拥蒋的，并积极参与替蒋介石打内战，树立与巩固蒋介石的统治地位，但后来却成了反蒋的急先锋。

从1927年宁汉分裂，到1932年宁汉由分裂到合作，陈铭枢是拥护蒋介石的。如果说，一二八抗日是十九路军队拥蒋到反蒋的分水岭的话，那么陈铭枢的分水岭也如此。

一二八抗战前后，陈铭枢曾一度代理行政院长，孙科组阁时，又任副院长兼交通部长。他利用十九路军及结交一些进步文人为政治资本，提出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意见，多少有和蒋介石、汪精卫等争夺权力的野心。因此，不容于蒋、汪政权，被迫愤而出走。

出国后，陈受到苏联政府礼待，研究了苏联政治制度，懂得了一些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道理，同时受欧洲当时反法西斯人民阵线运动启发，1933年6、7月间回到香港，就想联合第三党、国民党内反蒋派系的民主人士和神州国光社一批知识分子，组织反对独裁的人民阵线，企图推翻蒋介石的统治。

陈铭枢出国前，原想推选宋庆龄出来领导这一运动，宋不同意；回国后，又想推胡汉民出来在广州组织独立政府，但由于陈济棠以保持广东半独立为满足，胡不愿出来。于是，乃联络李济深，想通过李济深拉李宗仁、白崇禧和福建一道反蒋。

7月间，李济深派亲信幕僚尹时中为代表，携带政治纲要到南宁进行联系。李、白鉴于陈铭枢的作法过分，就以广东不愿合作，没有后方为词，不愿参加。

李济深和陈铭枢取得一致意见后，在香港利用西南政务委员会，联络西南各省实力派——湖南何键、贵州王家烈、云南龙云、四川刘湘等派驻广州及香港的代表，与山东韩复榘、陕西杨虎城也直接有联系。与同情反蒋的如泰安冯玉祥、天津方振武、上海方鼎英、李烈钧等也派有专人联系。

第三党的领袖邓演达和陈铭枢私交颇好，邓被杀害后，该党黄琪翔、章伯钧、彭泽湘等人和陈也有来往，并支持十九路军。1933年春，该党曾介绍大批干部到福建搞农村工作，并帮助十九路军办军官训练班，取得一定成绩。

1933年9月间，李济深、陈铭枢等已邀该党负责人黄琪翔、章伯钧、麦朝枢等到香港商量反蒋之事，该党成为陈铭枢可靠的支持者，虽然各有各的一套，然而在反蒋抗日，对农村采用计口授田的纲领上，基本还是一致的。

陈铭枢是以十九路军起家的，有了该路军才有福建这一块地盘。他认为政权有了蒋光鼐（时任福建省主席），军权有了蔡廷锴（时任十九路军总指挥），当会事事如意，由他支配。然而，事实上内部却是矛盾重重，斗争尖锐。

“闽变”前夕，陈铭枢从国外回到香港，蔡廷锴不避外界闲言，亲往迎接，以示敬意，蔡廷锴和他联袂到闽。他即以太上皇自居，办事专断，不按手续，不择手段，不顾蔡的威信。今日在某团体演讲，明日又到某军某师讲话，大有不谈革命，不谈抗日民族就不能自救，自身就不能保的神气。

陈铭枢表示应迅速组织政府倒蒋，最好是联合广东，广西一道干，如广东不合作，即和广西合作，两广都不合作，也要单独干。

蔡廷锴和蒋光鼐则主张当前不应公开反蒋，只有维持现状，搞半独立来聚积力量，联络四方，训练干部，等待时机，有了充分准备再干。

陈铭枢一看蔡廷锴与之计划不合拍，颇为恼怒，与蔡发生争执。

蔡廷锴说：“十九路军是中华民族的军队，不是私人的军队呀！”

蒋光鼐出来调解双方矛盾，他劝说蔡廷锴：“事至如今，只好按陈铭枢的意思办了，大家共同推李济深主持反蒋抗日大计。”

蔡廷锴明知军事、财政毫无办法，草率行事必致失败，但也不好坚持反对，因为陈、蒋都说“不计成败”。

蔡廷锴到漳州召开各师师长会议，征求下属意见。

率兵打仗的人多不问政治，更没有政治头脑，纵便不满意，也不表示态度。

蔡廷锴深感处境维艰，很想挂印逃官。

蒋光鼐对他说：“你一旦离军，各师师长论战功论资格，互相伯仲，无人可以统帅。”进而又劝：“我们虽军力、财力不足，但孙中山先生手无寸铁也干起来！”

从大局出发，蔡廷锴同意举事……

不料，各方人马云集福州，在此箭在弦上之际，蔡廷锴又唱反调，提出推迟。陈铭枢暴跳如雷。

李济深、陈铭枢担心蔡廷锴变卦，也不无道理。因为，就在“闽变”紧锣密鼓筹备之时，蒋介石两度请蔡廷锴上庐山、赴南昌会晤。对十九路军将领，蒋介石是采取了一打一拉手段。

1927年北伐和1929年蒋桂战争，蒋介石紧紧笼络住李济深、陈铭枢，使其为打败吴佩孚、李宗仁冲锋陷阵。

李济深、陈铭枢不听话了，于是蒋介石又在十九路军中开始拉拢蒋光鼐和蔡廷锴。中原大战，蒋介石封蒋光鼐为十九路军总指挥，蔡廷锴为军长。

十九路军孝忠“委员长”，直把冯阎打出中原。上海一二八抗战，蒋光鼐又不听话，与时任京沪卫戍司令长官的陈铭枢一道与日本人血战，在全国出尽了风头，而丢尽“委员长”的面子。于是，蒋介石开始打击蒋光鼐，“栽培”蔡廷锴。

这段经历，蔡廷锴回忆说：1932年1月，蒋介石调蒋光鼐为福建省主席，命我升任驻闽绥靖主任，当时陈铭枢在中央也已被迫辞职。绥靖主任是指挥全省军政的，以一个多年领导我的上级长官，一变为受我领导，十分不便，我当然不愿干，蒋光鼐要我以大局为重，力劝就任。蒋介石把我提拔上来脱离陈铭枢、蒋光鼐的控制，以便利他的指挥与宰割，阴谋是非常明显的。

约在2月上旬，蒋介石在武汉来电要我到汉口见面，当面询问十九路军进入闽西的情况，并告诉我福建人事极为复杂，宜多用闽人帮忙，对军纪尤当切实整饬，办过福建事的人，方知办福建事的困难。他查问我两次回广州关于陈济棠、李宗仁等对中央态度怎样？我借词搪塞，他得不到要领。最后，他告诉我对待两广事情，你不及他们的策略，不可太率直轻信外间一切谣言等语。此行明确两个问题，一是知蒋介石重用我，为的是调动福建全力进犯苏区；一是知道蒋介石怕我和广东、广西互相勾结。蔡廷锴的确受了蒋介石的“重用”，让他身兼四职：浙闽赣粤湘五省南路“剿共”前敌总指挥，福建绥靖主任，十九路军总指挥，十九军军长。

蔡廷锴深知，委员长的“重用”无非就是利用，利用他打红军，为他当炮灰。蔡廷锴的诸位上司，也曾被蒋“重用”过，但到头来，都落得被人取代的下场。蒋介石的最终目的只有一个，消灭十九路军。

蔡廷锴对蒋光鼐说：“老蒋把十九路军调到福建来打红军，如果不打，必授之以柄，被他消灭；如果听从命令积极打，官兵不愿意，孤军深入，后无援兵，又必为红军所消灭。剿也难，不剿也难，打也完，不打也完。”

蒋介石一打一拉的惯用伎俩，刺激推动了十九路军挺而走险，举事兵变。

陈铭枢及其使者频繁穿梭于香港与福州之间，引起了坐镇南昌的蒋介石极大的不安和关注。所以，他竭力拉拢蔡廷锴。

10月上旬，陈铭枢一到福州，蒋介石即致电蔡廷锴，查问陈抵榕具体活动，并派飞机到榕接蔡廷锴上庐山会晤。

蔡廷锴借口有病，身体不适，不能前往，婉言将飞机打发走了。

数日后，蒋介石又从庐山来电特别说明，蔡如不能离开军中，可另派亲信代表一晤。

蔡廷锴为了解蒋介石对待十九路军及对陈铭枢的意图，乃电令十九路军驻北京办事处主任黄春和（广东梅县人，系蔡护国军讲武堂时老同学，相随多年，蔡之得力助手）同陆文澜、宋子文等一道往庐山见蒋介石。

蒋介石在庐山召见黄春和后，又让宋子文托黄送给蔡廷锴五十万元。

蒋介石的算盘很明白：笼络蔡廷锴，只要蔡不起兵，陈铭枢纵有天大本事也无所作为。

此时的蔡廷锴，正在打自己的算盘。他电令黄春和将五十万元款及南京给十九路军的物资全部运往福建。

这笔款，成为老蒋“关照”十九路军的最后一笔。

11月中旬，福建形势如弦上之箭，蒋介石寄希望于蔡廷锴。他几次直接打电话给蔡，蔡的秘书均借口说蔡下部队，无法联系。

就在事变的前三天，蒋介石还派徐康良乘飞机来福州接蔡廷锴到南昌见面，并送来一封亲笔函：十九路军东征北伐以来，十余年中建树雄伟，勋绩彪炳，实党国忠勤奋斗有光荣历史的军队，岂能为一、二人之私产。值此颠危震撼之际，当必能本爱国保民之精神，而矫然有以自立，断不能以私害公，致供任何人叛党乱国之牺牲。尤不应因一二人反复而盲从附和，举已往出死入生所造之勋绩光荣随之毁灭。

蔡廷锴读罢蒋介石的亲笔信，即召集十九路军师以上军官会议，他说：“我虽与陈铭枢作法上有些矛盾，但抗日、反蒋、联共三点基本上一致，我更不能出卖团体自荣。我是福建军事领导人，福建的一切变革，容许陈铭枢在闽活动及十九路军与红军妥协之事，我应负全责。我往南昌自投虎口，无补团体于万一。”

一不做，二不休，蔡廷锴将飞机扣下，飞行员也被看管起来。

蒋介石在南昌不见蔡来，也不见回音，暗忖福建定有重大事变，一个劲地骂蔡廷锴“娘希匹”……

福建事变的重要人物，几乎都出席了鼓山会议。李济深、陈铭枢、黄琪翔、徐谦、陈友仁、李章达、蒋光鼐、蔡廷锴及十九路军各军长、总参谋长等共十余人。

陈铭枢竭力主张刻下举事，他说：“组织政府的人员已集中，各方代表已到齐，时间刻不容缓。蒋介石在江西的‘围剿’部队抽不出来，义旗挂出，西南、西北、华东、华北必有响应。”

陈铭枢侃侃而谈：“蒋介石七八年来政治已弄得天怒人怨。假使蒋军十个师来犯，我一个师可去破敌两个师，加上红军沿途阻击，也有战胜希望。”

最后，陈铭枢说：“即使失败了，我们是抗日反蒋的，失败也无尚光荣。”

蔡廷锴不主张11月发难，力主再拖一两个月看看情况，最好到翌年1月，他说：“现在举事，蒋介石必定武力解决，加之我们联络了红军，两广半独立状况也难出现，更不用说议和希望了。再者，部队未调整，防务未布置，财政未筹措，后方工事未构筑，杂牌军未就范，内部敌人未肃清……”

陈、蔡意见大相径庭。会上七嘴八舌，议论纷纷，辩论不休，争执不下。

陈铭枢火了，耐不住了，耍起政客的恫吓手段：“革命，就不要怕死；胆小鬼，就不要革命。”进而骂了起来：“丢那妈几大就几大，尽地一煲（粤语拼命之意）。不同意立即举事通电，你就把我们统统送到南京去请功。”

事至如今，蔡廷锴不能再争辩了，于是，举起了赞同次日发难的右手。

福建事变决策层的不团结，意见分歧，种下了其迅即土崩瓦解的种子。

陈铭枢的智囊团王礼锡、胡秋原、梅龚彬、彭芳草等拟好了一系列政纲，准备在会上讨论。

蔡廷锴很厌烦，说：“冗长的条文无济于事，成败在于军事。”

鼓山会议开了一整天。深夜，下得山来，众人匆匆准备。

蔡廷锴后来说：“‘闽变’就是这样筹备未周和特别是蒋介石派飞机来接我，我竟将飞机扣留的情况下，陈铭枢排除一切，一意蛮干地发动了。”

11月20日，十九路军举事，在福州南校场召开了“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发表了《人民权利宣言》。

《宣言》提出：（一）否认南京国民政府；（二）号召全国人民及反帝、反卖国之革命势力，即组织人民革命政府，打倒以南京政府为中心之国民党系统；（三）于最短期内召集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解决国是。

11月22日，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通称“福建人民政府”），设首都于福州，改年号为“中华共和国元年”，废除原来的青天白日党国旗，改升新国旗，推定李济深、陈铭枢，陈友仁、蒋光鼐、蔡廷锴、戴戟、黄琪翔、徐谦、李章达、余心清、何公敢等十一人为人民革命委员会委员。公推李济深为主席。

政府下辖军事委员会（李济深兼主席）、经济委员会（余心清代主席）、文化委员会（陈铭枢兼主席）、财政部（蒋光鼐兼部长）、外交部（陈友仁兼部长）、最高法院（徐谦兼院长）、政治保卫局（李章达兼局长）等机构。

举事不久，所有参加福建事变的国民党员宣布脱党，第三党也宣布解散，另行组织了“人民生产党”，由陈铭枢任主席。

十九路军扩编为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下辖第一、二、三、四、五五个军，总司令由蔡廷锴兼任。沈光汉、毛维寿、区寿年、张炎、谭启秀升任各军军长。

将福建省改建为闽海、兴泉、龙漳、延建四省，以何公敢、陈公培、徐名鸿、萨镇冰兼或代省长。

随后，福建人民政府还派十九路军参谋处长尹时中为代表驻瑞金。

但当新国旗在举行庆典仪式的南校场上空升起时，与会的两万之众顿感惶恐。就连事变的主要发起人之一的蒋光鼐，都大吃一惊，颇为不满。因为此事以前根本就没有讨论过。国旗的样式，谁设计的，蒋光鼐也根本不知。

关于是否改变国家名称，福建决策层内部分歧较大。蒋光鼐和蔡廷锴认为：中华民国是孙中山一手缔造的，国民党旗不应因蒋介石反动而废除；陈铭抠则表示，中华民国已名存实亡，国民党已变质，应取消国旗党旗。

于是乎，陈铭枢和他的智囊决定，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共和国。取消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采用国家主义派分子翁照垣设计的上红下蓝中间嵌一颗五角黄星的新国旗。

泱泱大国，一时竟出现南京、瑞金、福州三个政府，各树旗号，三足鼎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