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已经很深了。瑞金沙洲坝乌垅村，一个大树环抱的小村子，格外宁静。

洋顾问李德，就住在这里。总部的参谋、干事们习惯于把他住的房子，称为“独立房子”。这栋房子约一百多平方米，位于军委总司令部和红军总政治部之间，是博古下令专为李德修建的。

“独立房子”烛光摇曳。博古召集的中革军委紧急会议正在进行。博古很推崇洋顾问，军委会也搬到他家来开。

博古、李德、项英、洛甫、王稼祥、毛泽东、刘伯承等出席。

福建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举事，成立了福建人民政府，通电全国；南昌的蒋介石怒发冲冠，大军进剿。面对这样一种新的形势，中共该怎么办？

这就是军委紧急会议的议题。

第五次“围剿”苏区，蒋介石运用堡垒战术，正打得上手的时候，忽然后院起火，拥兵近十万众，占据福建一省的蔡廷锴，哗啦一下倒戈联共，把枪口对准了自己，真是当头一棒，不由得令他心惊肉跳，惶恐不安。

时任“南昌行营”主管作战业务的第一厅副厅长晏道刚，在回忆中这样描绘当时精神紧张的蒋介石：

约在1933年冬，十九路军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在福建组织“人民政府”，发动反蒋，使对中央苏区北路军的进攻计划受到很大影响。当时蒋介石进驻抚州指挥，深恐十九路军与红军联合，神色异常紧张。好几次，我与他同坐汽车时，见他忽而自言自语，忽而挥拳舞掌。

他坐在房子里就不时拿出他自己所著的“剿匪手记”中的军歌高声歌唱。每逢他出现此态时，宣铁武（蒋的侍卫长）就找我去看。说他又在发神经了。

宋美龄到抚州，发现蒋的床下隐藏着他的原配老婆带给他的宁波小菜罐坛，都被宋美龄掀出打破了。在痛苦中还夹杂着“吵架打罐”的小插曲，确实使蒋介石的日子不太好过。

每天晚上后，蒋介石就找我和林蔚去问是否有红军与十九路军联系的情报，嘱我们密切注意，并每日派飞机轰炸红军，侦察其行动方向。

蒋介石是在南昌获悉闽变的消息。他即刻召回了前线“剿总”司令官顾祝同和陈诚、林蔚与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商议对策。

蒋介石气急败坏地说：“李济深、陈铭枢早就反对我，蔡廷锴也不识抬举，他们联合起来跟我作对，这次我决不姑息养奸。”

“我决定，通缉李济深、陈铭枢、陈友仁，撤销蔡廷锴、蒋光鼐所兼各职。”

顾祝同、陈诚附言道：“这件事，非同小可。福建起事，两广陈济棠、李宗仁都会幸灾乐祸，怀有异心。不平福建，两广就要步其后尘！”

熊式辉、林蔚等也纷纷点头，赞同蒋介石的意图：先荡平蔡廷锴，杀鸡给两广看，再回头对付红军。

蒋介石亲自入闽，在福建建瓯设置行辕。

“围剿”中央苏区之蒋军嫡系主力组成“讨伐军”西进入闽。

以蒋鼎文为第三路军总指挥，率李玉堂的第三师、李延年的第九师，由赣东进入闽北集结于建阳、建瓯一带；以张治中为第四路军总指挥，率王敬久的第八十七师、孙元良的第八十八师，由南京、杭州地区，经浙进入闽北的浦城、建瓯一带；原驻闽北刘和鼎部亦归张治中指挥；以卫立煌为第五路军总指挥，率冷欣的第四师、李默庵的第十师、宋希濂的第三十六师、刘勘的第八十三师、汤恩伯的第八十九师，经金溪、资溪进入闽西的邵武、顺昌一带集结；派毛邦初为空军指挥官，集中蒋军的大部分战斗机及轰炸机于建瓯，侦察十九路军的调动情形，并轰炸福州等地；将原驻南京的两个德式装备的炮兵团大部，运到建瓯集结；派海军舰队到福建海域侦察登陆。

以上，为入闽第一批兵力，约十万之众。

此时，蒋介石对福建政府之恨，大有超过瑞金苏维埃赤党之势。他巴不得一夜间，就把长在自己身上的这块“毒瘤”割掉。

宋希濂，时任蒋介石嫡系第三十六师师长。该师奉命在第五路军的编成内入闽。他回忆说：大约是在闽变发生后的第九天早晨7点多钟，蒋介石亲自从南昌打电话给我，问我部队的装备情形和部队的战斗力如何。我一一答复了他，并以自信的口吻对他说：“官兵的战斗意志是旺盛的，部队是有战斗力的。”

过了两天，他乘汽车来到抚州，立即召见我，又问了一下部队的情况，随即下一手令，发给三十六师轻机关枪二百挺，驳壳枪三百枝，叫我立即派人到南昌军械库去领取。同时，他嘱咐我，将在抚州附近的队伍于明天上午9时集合，听候他的检阅。当天我就派军械官乘辆大卡车挎蒋的手令前往南昌领运武器。

翌日上午8时半，部队在飞机场集合完毕，蒋介石于9时偕顾祝同、林蔚等乘汽车来到机场，随即乘马巡阅一周。当时三十六师官兵精神颇为旺盛，服装也相当整洁，因之军容颇盛。蒋介石检阅后，显得很满意，笑着对顾祝同、林蔚说：“看来这个部队不错。”继而集合官兵讲话，说的是勉励大家要英勇杀敌，保家卫国，严守军纪那一套。

下午4时，蒋介石叫我带各旅团长去他那里开会，参加的有旅长伍诚仁、傅正模，参谋长钟彬及四个团长。会上，蒋宣布李济深、蔡廷锴等公开“叛党叛国”，在福建组织什么“人民政府”。国民政府已明令授权于军事委员会负责讨伐叛乱，随即说明讨伐十九路军的重要意义；继而又命令三十六师归卫立煌指挥，日内由抚州出发，经金溪、资溪进入福建。

他反复叮咛，此行要经过共军区域，也可能与共军发生战斗，务要特别小心戒备，行进时两侧要多派搜索队伍，宿营时必不可过分分散，宿营前要先做好工事，布置好警戒，夜间要严密巡查等语。

最后，他下了手令，发给各旅、团长特别费各一千元，师部特别费一万元。

蒋介石很担心，守卫京杭的禁卫军张治中部的两个师也投入了讨伐行动。倘若红军突进浙皖苏一带，他可就危险了，南京老巢都将不保！

然而，蒋介石多虑了，因为红军最高统帅部根本就没有“乘人之危”的打算，别说到“委员长”后院南京去烧一把火，就是惊弓之鸟蒋军嫡系从眼皮底下走过，他们也不曾想去打一下。正因为此，老蒋暗自庆幸，蒋军将领们也觉得不可思议。

宋希濂第三十六师顺利抵达蒋介石指定的集结地域邵武。蒋介石对顾祝同说：“真没想到，林彪、聂荣臻网开一面，宋师不伤一兵一卒，通过他们的防地，天助我也！”

宋希濂从红一军团眼皮下通过，林彪曾电告中革军委，要求袭击，以报大雄关、云盖山一箭之仇，但博古、李德不准。博古说，蒋介石打蔡廷锴，是狗咬狗，我们不必去为福建政府损失兵力。

天未必助老蒋，倒是博古、李德等人的“左”倾关门主义帮了他的大忙。

蒋军与蔡廷锴十九路军反目为仇时，博古和李德仍然抱着“哪有猫儿不吃腥，哪有军阀不反革命”的观点。

福建政府成立后，上海出版的中共机关刊物《红旗周报》刊登《福建事变与我们的任务》的文章，说：“十九路军和陈铭枢、李济深辈的‘人民政府’也是反动统治的一种新欺骗。”

基于此，后来中共中央在《告全国人民书》中也断言，福建人民政府“它不会同任何国民党的反革命政府有什么区别，那它的一切行动，将不过是一些过去反革命的国民党领袖与政客的企图利用新的方法来欺骗民众的把戏，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推翻帝国主义与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而正是为了维持这一统治，为了阻止全中国民众的革命化与他们向着苏维埃道路的迈进！”

在李德“独立房子”召开的军委会，围绕怎样对待福建政府的时局，依然出现两种迥然各异的观点。

毛泽东不愿意丧失这样一个天赐良机，他说：“不管十九路军今后有什么打算，抗日这一点不容忽视，既然他们敢于打出旗号反对蒋介石，我们就应积极支持。”

博古认为，“福建政府是要阻止民众革命斗争的发展，麻痹与欺骗群众，使反帝反蒋的斗争陷于失败，而帮助帝国主义国民党巩固自己的统治。他们的政策与步骤与蒋介石国民党是没有区别的。”

正因为此，博古在与苏维埃驻榕军事代表张云逸谈话时，只交待他：“此行的目的是设法争取点队伍过来。”至于如何利用这个契机推动革命形势发展，支持十九路军反蒋抗日，却只字未提。

毛泽东详尽地分析了当时的敌我态势，建议：“红军应该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调至外线，打到敌人的后方，到赣、浙、闽、皖四省的交界地区活动，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而绝对不能采取堡垒对堡垒的错误方针，才能使敌人的堡垒政策归于失败。”

博古不禁想起几天前在前方的周恩来、彭德怀等人更为具体的建议。

彭德怀建议说：“留五军团保卫中央苏区；集中一、三军团和七、九两个军团，向闽浙赣边区进军，依托方志敏、邵式平根据地，威胁南京、上海、杭州，支援十九路军的福建事变，推动抗日运动，破坏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计划。”

周恩来以红一方面军总部名义，也致电博古、李德、项英，通报福建事变后敌情变化，建议红三军团、红五军团迅速出动，侧击国民党蒋军入闽部队。

然而，这些建议遭到了博古、李德的拒绝。

周恩来再次建议，不要分割突击兵团，应立即集中方面军主力红一、三、五、七、九五个军团主力，在东乡、得胜关一线，拦截蒋军部队，与入闽的蒋军主力决战。

想到这里，博古更加不悦，说：“打到外线去，打到闽浙皖赣边，这不是置中央苏区于不顾吗？瑞金还保不保了？这是脱离中央苏区根据地的冒险主义！”

李德更有“高见”：“蔡廷锴的福建政府是最危险的敌人，比蒋介石还坏还危险，对群众有更大的欺骗性，红军决不能支援蔡廷锴。”

博古听李德的，而李德则听其上司总顾问弗雷德的。

当蒋介石兴师入闽之际，弗雷德从上海电示中央红军，在一个月内集中主力，向江西西部迅速挺进，直至湖南边界，除占领南昌外，还要尽可能攻占长沙。

李德忠实地执行了这个指示。

博古唯李德之命是从。

毛泽东的建议被拒绝了。彭德怀的建议被拒绝了。周恩来的建议也被拒绝了。

无论毛泽东或彭德怀的外线出击，抑或周恩来的内线决战，都可能直接或间接支援第十九路军。而博古、李德都不愿介入这场“军阀混战”，更不愿替蔡廷锴去打蒋介石。

这次军委会，最后由李德个人拍板说了算。所有中央红军主力，全部从东线调往西线永丰地区，去攻打蒋介石的堡垒。

这是一次重大的决策失误。

“围剿”中央苏区的敌北路军十余万众，在没有遭受任何阻击情况下，大摇大摆顺顺当当地通过了彭德怀、林彪的防区，向十九路军“讨代”过去。

蒋介石消除了一切后顾之忧；蔡廷锴面临大敌，红军坐失战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