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达广昌后，李德、博古并不是认真地总结以往失利的经验教训，而是屡屡把责任归咎于部下，大搞“惩办主义”。第一位被李德撤职的红军高级指挥员是唐天际。当时，他担任红九军团第十四师师长兼广昌警备区政治部主任，是最早坚守广昌的高级指挥员。

唐天际，湖南省安仁县人，1925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入黄埔军校学习，1926年转为中共党员。参加过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和湘南暴动。1928年3月随朱德上井冈山。曾任红四军二十八团营党代表，红五十团团长，红一军团第二十二军四十四师师长，红五军团第十一军第四十师政治委员，建国后被授予中将军衔，曾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

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以来，唐天际对堡垒战术、短促突击持有异议。

罗荣桓作为总政的巡视员，也随野战司令部来到广昌前线。唐、罗是老相识了，都是随朱、毛从井冈山下来的。老战友相逢，推心置腹地彻夜交谈。在谈到广昌决战时，两人都对李德的战术打法很不以为然。

李德来第十四师防御阵地视察时，唐天际正在指挥部队修工事。唐见广昌北面山上孤零零地修了一个被动挨打的碉堡，觉着不妥，遂命令在广昌南河边修个工事，准备一旦顶不住敌人时，可掩护部队撤退过河。

这个工事竟惹来一场大祸。

晚上，李德视察归来，在第十四师师部召开会议。他拍着桌子问：“谁让在河边修工事的？”

唐天际不知怎么回事，站起身答道：“是我。”

“你是什么人？”李德大动肝火。随行的参谋告诉李德，“他是广昌警备区政治部主任，叫唐天际。”

李德毫不顾及唐天际的面子：“我说过要修这个工事吗？谁让你这么做的？这不是准备退却，准备放弃广昌逃跑吗？都留了一条后路，还怎么誓死保卫广昌？”

博古也参加了这个会。但对蛮横无理的李德，他没有任何反应。

李德对博古用英语说道：“这个广昌警备区政治部主任，应该撤职。”

第二天，来了一道命令，唐天际被“撸”了。

罗荣桓并不知道这件事。他见唐天际情绪不太高，以为他身体不舒服，关切地询问。唐便一五一十说起来。罗荣桓听罢气愤地说：“太霸道了！”

无独有偶，几天后，罗荣桓也碰上了一桩类似的倒霉事。

这天，李德上前沿阵地视察，罗荣桓也陪他去。在阵地上，李德用望远镜扫了一番，回过头来正好见到罗荣桓。他也不问罗荣桓是干什么的，便命令罗带一个工兵排去埋地雷。

罗荣桓执行了命令，埋完雷回来报告。不料，李德又变了卦，命令罗荣桓再去把地雷起出来。

这时，敌人离埋雷处已近在咫尺了。罗荣桓实在不理解李德为什么要下这个命令，让战士们去做无谓的牺牲。因此，没有理他。李德见状大发雷霆，跳着脚指着罗荣桓的鼻子喊道：“你不去，杀你的头！”

这时，敌人的前卫已经踩响了几个地雷，而敌人的炮弹也已打到李德所在的工事周围。去起雷已经不可能了，这件事才不了了之。

至于罗荣桓耳闻目睹的此类事，更是不胜枚举：轻则处分、撤职，重则开除党籍，送军事法庭，送运输队罚苦工。

李德身边工作人员对他的作风也颇有看法，也常受他的气。伍修权曾说：“李德动不动就训斥、处分别人，不断发脾气骂人，根本听不进反对意见。我们在他跟前的工作人员更是常受他的气。对于他这种太上皇的姿态，凌驾于我党中央之上的架势，我们都很反感，实在不想和他共事。有几个同志常闹情绪，多次要求调动工作。组织上总是做我们的工作，要我们安心留下。其实我们个人受气是小事，他给我们党、红军和苏区造成的损失才是大事。”

尽管李德、博古到了前线，甚至多次亲临前沿阵地，但也丝毫不能阻挡敌军的推进。设在广昌三宫殿的博、李野战司令部，接二连三地收到外围阵地失守的报告。至4月23日，红一、三、五、九军团相继退出了抚河东、西两岸的甘竹、大罗山、延福嶂、饶家堡、苦竹坑、长生桥等防地。

坚守甘竹防线的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团长耿飚回忆说：

“当时我们在甘竹‘守备’。敌人前进半里多一点，便开始修乌龟壳。他们有炮火掩护，修好之后，李德便让我们‘短促突击’与敌人‘寸土必争’。这点距离，对英勇善战的红军来说，本来不算什么。然而敌人有碉堡依托，火力猛，我们的部队由于弹药匮乏，根本无法对射。等我们冲锋部队冲到双方中间地带时，敌人的大炮便实施集火射击。由于敌人事先早已设计好了战斗层次，炮火很准。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被炮火压下来，除了增加一批伤员，牺牲一些同志外，一无所获。”

“4月16日，我团的当面之敌，在炮火掩护下，竟冲到了阵地前沿，包围了我的团指挥所，当时电线已经炸断，我亲率两个连拼死抵抗，其他部队撤往二线‘堡垒’。由于敌人脱离了乌龟壳，我们还可以顶住。战斗中，我突然觉得右腿一软，几乎跪了下去，但立即又站住了，只是一个劲地指挥部队射击。敌人的第一个冲击波被打退，二梯队又黑压压地涌了上来。我正想利用这短暂的间隙，让部队撤下去，可是右腿怎么也不听使唤。低头一看，只见裤管里、鞋子里全是血浆。开始，我以为是哪位同志牺牲在身边了，便大喊警卫员杨力：‘快来看看，这是谁的血！’杨力见状大惊，背起我就跑。我说：‘放下！放下！搞什么鬼？’杨力边跑边说：‘别动！你挂花了！’’”

精锐军团的主力团团长带伤作战，战斗之残酷可想而之。

原国民党将领杨伯涛，这样描绘广昌外围阵地争夺战的激烈场面：罗卓英的进攻部署是，先使用第十四师、六十七师、九十八师为第一线攻击部队，九十四师、十一师为预备队。这里的地形是岗峦起伏的小丘陵地带，其间遍布水田耕地，没有突出的高地可资双方利用。因而胜败的因素，很大程度上决定于火力的强弱。

蒋军的武器远比红军精良，拥有充分的弹药，以炽盛的火力对红军组成弹幕射击。红军部队表现了惊人的英勇精神，一拨接一拔地前仆后继，向蒋军猛冲。以稳健著称的国民党第十四师阵地，一部分被冲垮。红军冒炮火跟踪追击，逼近该师师长霍揆彰的战斗指挥所，流弹击中在附近休息的预备队多人。霍急令控制在附近的预备队增援反击，并亲自到迫击炮阵地，督促迫击炮手猛烈射击。因发射速度过快，炮手一时慌乱，以致一门炮发生炸膛，当场炸死十余人。霍此时刚离开这门炮位数十步，幸于苟免。战况的激烈于此可见。

红军的战斗员无比英勇，但在炽盛的火网压制下，且又寡不敌众，伤亡极为惨重。不到五百公尺的阵地正面上，阵亡红军的尸体纵横密布达数百具之多，断头缺足，惨不忍睹。其中发现有佩手抢和望远镜者，乃为中上级指挥员，亲自参加冲锋而牺牲者。红军由于伤亡过大，冲击力量遂以削弱，未能乘势扩大战果，纵深直入击破蒋军。

罗卓英得有时间调动其预备队九十四师向十四师增援，形成兵为火力都占绝对优势。

红军遂被迫后退，转取守势，两军成对峙状态。入夜，红军全部撤走。

广昌外围战士的拼命，红军遭受了重大伤亡。红军高级指挥员对李德的瞎指挥十分不满，认为不能再这么打下去了。

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回忆说：“一军团在保卫广昌时打的一些战斗，如甘竹战斗等，伤亡消耗都比较大。从甘竹到广昌，不过二十里，敌人越接近根据地腹地，越是更加谨慎小心，每天只前进半里到一里，每进一步边修公路边筑碉堡。我们在‘死守广昌’、‘寸土必争’的错误口号下，打了十八天所谓‘守备战’。这就是说，我们在敌飞机大炮轮番轰炸下，死守阵地。如果我们搞‘短促突击’，就是等敌人刚从工事里出来，推进到我们的工事几十或几百米时，我们就像猛虎一样扑上去打击敌人。可是等敌人一缩进碉堡，我们又得暴露在敌人飞机大炮的火网下战斗。”

红三军团第四师政治委员黄克诚回忆则激愤溢于笔端：开始，敌军发动进攻，我军奋起反击，将敌击退。但在敌军后面一两千米处就是堡垒群，敌人钻入堡垒里，我们就无计可施。就这样，敌军从堡垒群里轮番出来，并用炮火轰击我军阵地，敌人的飞机也在空中投弹扫射。敌我双方反复拼杀，整天炮声隆隆，枪声不断。同敌人搞堡垒对阵的结果，虽然也杀伤过一些敌人，但红军总拼不过在数量和装备上都占绝对优势的敌军。我军伤亡日增，仗打得越来越艰苦。我曾说过“短促突击，红军送死”一类的话，再三要彭德怀同志出面讲话。

4月24日，彭德怀再也按捺不住了，他亲自到了野战司令部，向李德建议不要死守广昌。

彭德怀说：“广昌既无坚城可守，我军子弹又很少，仅靠土木构筑的工事，是根本经不起敌人飞机、重炮轰击的。”

彭德怀再三对李德说：“广昌是不能固守的，如果固守广昌，少则两天，多则三天，红三军团一万二千人，将全部毁灭，广昌也就失守了。”

李德、博古面面相觑。他们到达广昌前线也有三四天了，前线的战况要比远在瑞金从无线电中了解得多，了解得全，也了解得更加真实。他们明白彭德怀说的完全是真实情况，但就这么偃旗息鼓，鸣金收兵，又于心不甘，无法向部下和苏区人民交待，真可谓骑虎难下也！

彭德怀见李德、博古默不作声，又建议道：“我应采取机动防御，派一部分部队进占工事，吸引敌人进攻，主力控制于城西南十里之山地，隐蔽集结，待敌进攻我守备阵地时，则相机突击敌外侧一点，求得消灭敌人一部。”

第五次反“围剿”开战以来，彭德怀提了一次又一次建议，不是被置之不理，就是遭到训斥，但这个建议总算被李德接受了。

广昌战役极为不利的严峻态势也日益引起了周恩来的高度警觉。周恩来没有随野战司令部上前线，被留在瑞金后方。广昌前线一个接一个失利的电文，使周恩来预感到广昌血战的严重后果，他认为这种拼命主义的阵地战不能再打下去了。

4月22日，周恩来致电前线的博古、朱德、李德，提出两项建议：1.最紧急时须调第十三师主力加强广昌守备；2.第一、三军团要能在一起突击敌人。

红军野战司令部判断：敌将于4月27日晨，从盱江两岸会攻广昌。敌第五纵队共四个师从西岸长生桥、里堡地段出犯，其主要突击方向可能是大熊地域；敌第三、第八两纵队共四个师将从东岸的李堡、香炉峰地域出犯；敌第六师之一个旅于长生桥地域保持与两个纵队的联系；敌第九十四师在甘竹地域作预备队。敌用同等兵力沿盱江两岸向广昌进犯，准备一旦一岸部队与红军主力接触，另一岸部队则乘机迅速前进。

根据以上判断，朱德总司令于4月26日11时发出广昌作战命令，将全部红军主力组成三个集团：

1.东方集团。由红九军团及红十三师组成，由红九军团首长罗炳辉、蔡树藩指挥。其任务是在东岸钳制敌人。

2.西方集团。由红一、三军团及红二十二师组成，由总司令直接指挥，其任务是在西岸广昌以西及西北地域消灭进犯之敌。

3.广昌支点地域守备队，由红十四师等部组成，其任务是坚守广昌工事区。

命令还对各集团的作战行动作了具体部署。

此前一天，红十四师首长下达了《保卫广昌的命令》。命令完全按李德的要求在广昌两个重要支点配备了两个团的部队，并且要求“各支点指战员的配备，须选政治坚定，技术熟练，富有战斗经验的团一级首长”，“十二时以前完毕进入阵地。”

27晨，盱江两岸敌军，在其空军、炮兵配合下，同时向广昌进犯。敌第十一师向巴掌形山，第九十七师向摇篮寨、西华山，第十四师向莲花山，第六十七师向清水塘地区，发起猛烈攻击。

红三军团之巴掌形阵地首当其冲。红军指战员冒着敌人的密集炮火英勇抗击，战至10时左右始力量不支，退离战场。11时，敌集中火力攻击红军西华山阵地。彭德怀、杨尚昆亲临阵地指挥，战斗异常激烈。入夜，双方在西华山地区对峙。进犯清水塘地区的敌六十七师，于中午时分遭红三军团第四师和红一军团第二师截击，伤亡惨重。14时，后敌派空军和炮兵向红军阵地狂轰滥炸，并以第九十七师增援，红军被迫后撤。向莲花山进攻敌十四师，进抵莲花山南端时，遭红军猛烈抗击，死伤甚众后得其第十一师主力增援，转与红军对峙。与此同时，盱江东岸的红九军团阵地被敌攻破。15时30分，敌占领广昌东北面的姚排洲、藕塘下一带，与西岸敌军相呼应。至此，广昌处于敌东、北、西三面包围之中。

蒋军空军和远程炮兵还实施了纵深打击。红十四师的阵地一片焦土，断壁残垣，伤亡甚众。有一个营坚守在所谓“永久工事”中，在敌机和炮火轰击下竟全部壮烈牺牲，无一生还。战后，由于第十四师伤亡过大，难以为继，中革军委不得已撤销了这个具有光荣战史的部队。

仅仅一天的血战，红军竟付出如此代价，光红三军团就伤亡一千余人。

当红军按李德的命令向敌人“短促突击”时，成班成排成连的战士们，在飞机大炮的轰击下英勇悲壮地倒下去了。

解放后被授予少将军衔，曾任北京军区装甲兵副司令员的肖锋，当时是野战司令部直属队政治处主任。他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上午8时，汤恩伯指挥八个炮兵旅和三十五架飞机，同时轰击我军阵地。工事、堡垒一个个被炸毁，广昌城被炮火硝烟所吞没。在血与火的狂涛中，十一团的两个连队，坚守城北的356高地，因工事被敌人炮弹炸塌，几乎全部被掩埋；坚守广昌街79高地的红五师一个连，也被埋在工事里；我军的医院、兵站也被敌人炮火炸毁。李德急忙跑到头陂的野直电台，责令彭德怀指挥部队，坚决守住广昌，否则要撤职查办。这时，其他各军团首长纷纷来电，向李德请示仗怎么打，还要不要突击，往哪里突击？李德彷徨徘徊，无计可施，他在电台旁边转来转去，自言自语地说：‘这一仗打糟了，怎么办？往哪里突？用什么办法才能打败蒋介石的围困？’我当时心里很纳闷，自己当了六七年红军，可从来没见过我们红军打这样的败仗；也没听说工农红军会这样愚蠢，集中主力去投敌人的罗网。”

进攻红三军团巴掌形阵地的是陈诚嫡系第十八军之第十四师。黄维是该师师长，他在给上司的战报《广昌附近巴掌形山及新人坪之役》中虽有不少诬蔑夸耀之辞，但也客观反映了对手的英勇顽强，现节录于下：四月二十七日拂晓，第十一师之靳团分三路兵力向巴掌形攻击。匪凭险顽抗约二小时，我军三路同时向匪阵地最高点之堡垒突击冲锋十余次，匪伤死颇多，乃退窜会合该山南端之匪，企图顽抗。我官兵奋勇战斗，激战又两小时，速破匪堡十余座，占领该山最南阵地。匪复结集重兵向我猛烈反扑，我乃运用机枪火力压迫，匪始不支，向南山中溃窜，时上午9时30分，巴掌形一带已为我完全占领。

广昌保卫战，历时十八天，红军伤亡五千五百人，占参战总兵力的五分之一。彭德怀的三军团，损失最为惨重，伤亡二千零五人，占军团总人数的四分之一。

朱德在广昌红军野战医院看到源源不断抬下来的伤员，痛心地说：“红军从未打过这样的仗呀，伤亡太大了！”

“永久工事”的梦幻被炮弹炸得粉碎，赤色广昌也危在旦夕。博古、李德不得不接受了彭德怀的建议，放弃广昌。

4月27日深夜，野战司令部命令：撤出广昌城。

次日上午10时，陈诚部队开进广昌。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斗争》，在这一天的社论中，还向苏区的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号召：

“保卫广昌！”

“我们的口号是‘胜利或者死亡’！”

“无论如何要胜利，要粉碎敌人！”

撤出广昌后，野战司令部于29日晚在头陂召开会议，总结广昌战役，讨论下一步行动计划。

参加广昌战役的各军团主要负责人被通知与会。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李卓然；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参谋长邓萍、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政治委员朱瑞；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治委员蔡树藩等，分别从各自驻地赶到野战司令部所在地头陂。

野战司令部设在头陂村的一个祠堂里。野司的首脑们——朱德、博古、李德、顾作霖等都住在这里。

博古提出开个会。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以来，尤其是眼下刚刚结束的广昌战役，直叫博古闷闷不乐，压抑万分。苏区北大门被撞开，他问李德，今后怎么办？以后的仗该怎么打？保卫黎川，保卫广昌，结果一个都没有保住，“御敌于国门之外”几乎成为泡影，怎不令博古焦急？反“围剿”战争的策划者李德，面对一连串的失败，面对博古的问题，手足无措。他所有的看家本领“堡垒对堡垒”、“阵地对阵地”、“短促突击”一个也不管用。

尽管如此，无论李德也好，博古也好，都不肯承认他们的军事方针、战略战术原则是错误的。

该来开会的人基本都到齐了。博古环顾了一下四周，见有近二十人，但唯独不见第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杨尚昆见博古询视的目光，便起身解释道：“彭德怀同志到军团医院看伤员了。我们出来时他还未回，他知道要开会。”

博古很不愿听这种影响情绪的话，他立即言归正传：“我们开会吧！”

没过多会儿，彭德怀脸色阴沉地进来了。待他弄清会议议题，便向旁边的人发牢骚：“这个李德，你怎么不从苏联带几架飞机、坦克和大炮到中国来打正规战呢？”彭德怀声音并不大，但周围的很多人部听到了。

红军中，谁也不敢这样对洋顾问无礼，彭德怀是第一个。

对这样一位骁勇善战、心直口快而又怨气冲天、愤闷至极的将领，博古也有些无可奈何，他连忙说：“广昌一战，我们虽然最终放弃了，但连日来，我三军团和一、五、九军团各部，予敌以沉重的打击，消灭了很多敌人；而敌人也暴露出很多弱点。敌人越疯狂，就说明敌人越没有出路，黔驴技穷嘛。”

说这番话，博古无非想宽慰一下各位将领，尤其是宽慰一下彭德怀。广昌失利在他心中投下的阴影实在是挥之不去，刻骨铭心的。但作为一个政治鼓动家他不得不这样做。末了，他极力掩饰苦涩的心情，继续说道：“眼下，虽然我们暂时退却，但敌人得到的是一座空城。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苏区的前途，是光明的！各部队要很好地总结一下，休整补充一下，迎接新的更加残酷的战斗……”博古话音刚落，各军团指挥员们便纷纷议论起来。显然，人们很不满意博古的总结。

“广昌战役，我军伤亡五千五，敌军伤亡两千六，怎么能说给敌以沉重打击呢？”

“今天在这里突一下，明天到那里突一下，我们军团突得差不多了。”

“广昌战役赔了老本。”

议论声越来越高，言辞愈发尖锐犀利。

朱德，作为野战司令员，坐不住了。他很反感李德那一套。李德到苏区后，朱德多次跟他谈过去反“围剿”的成功经验，不主张照搬照抄世界大战的正规战原则，更反对拼老本，搞阵地对抗，但李德听不进。中央红军是毛泽东和朱德、周恩来还有其他同志一手拉扯起来的军队，从八一起义、井冈山斗争至今已艰难奋战八年之久，好不容易才有这样的规模和力量。眼下，被拿到阵地上去死打硬拼，去无谓地牺牲，一死就是好几千，能不心疼？

朱德严肃而又沉重地说：“黎川决战，我们打输了，广昌决战，我们又打输了。”

作为前线最高首脑的博古、朱德、李德、顾作霖等，朱德第一个这样表态，博古心里自然不高兴。他没料到朱德会这么说。会前碰头时，朱德没有说明这个意思。会场上此刻紧张的气氛，总司令发这种言，岂不是火上浇油？

朱德没有顾及那么多，他继续说道：“野战司令部宣布撤出广昌是明智的，但太晚了。早撤，三军团就不会受那么大的损失。彭德怀同志虽建议过，但司令部没有及时采纳，我也有责任。”

朱德一表态，各军团指挥员又七嘴八舌议论开了。

在这种情形下，李德觉得再推诿不作声难以平复会场激愤的情绪，终于通过伍修权叽哩咕噜地说了一通：“广昌战役没打好，我要负责任。”

“为什么没打好呢？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工事没有做好，我们的堡垒不够结实，敌人进攻的队伍很密集，我们没有办法实施突击。”

“现在，我们还是要加强防守，要修筑更好的工事，阻击敌人的南下攻势。”

李德还没说完，博古就把话题接了过去：“敌人占领了广昌，下一步他们向哪里进攻？他们要攻占建宁，威胁我赤色首都瑞金。敌人侵入我赤色区域，要把我们苏区和红军分割开来，所以，我们要很好地研究对策，粉碎敌人的进攻，保卫苏区，保卫瑞金……”

这个会，开了几个小时，到深夜才散。

会开完后，博古、李德又找彭德怀谈话。李德无丝毫自我批评之意，闭口不谈广昌战役失败的经验教训，仍然大谈他那老一套，譬如如何进行短促突击，如何组织火力等等。

彭德怀一下子火了，气愤地说：“在敌人碉堡密布下，进行短促突击，十次就有十次失败，没有一次是得到成功的。”

“彭德怀同志，你的看法太偏激了吧？”李德根本不容这样否定自己的战术。

彭德怀对这种固执的上司，也毫不留情：“怎样去组织火力点？根本没有子弹！”

彭德怀继续批评道：“你们的指挥从开始就是错误的。我军自第四次反‘围剿’后，就没有打过几次好仗。”

说这番话，彭德怀是冒着极大风险的。在《自述》中他写道：“我尽情地、毫无保留地讲了自己的意见，大胆地准备个人的不幸。”

彭德怀指出指挥上的最大失误就是兵力不集中，把亲如兄弟的一、三军团分开，尽打击溃仗，劳而无功，有耗无补。他说：“团村的待伏战斗，如果一、三军团不分开，集中使用，就能消灭敌军三个师十五个团。我们就能缴枪缴弹，俘虏敌兵，补充自己的战斗消耗。敌有全国政权和帝国主义帮助，我则靠取之于敌，你完全不懂这样的道理。

“洵口遭遇战消灭敌人一个旅，想延滞半天消灭最后被围的一个营都不准，前方指挥都没有这样的机动权，硬要叫军队钻到硝石，几乎把三军团让敌消灭掉。

“你们坐在瑞金指挥的第二次南丰进攻战，几乎造成一军团的全军覆灭。连迫击炮放在地图上某一点上都规定了，实际上这一带十万分之一的地图，就根本没有实测过，只是问测的，有时方向都不对，如果不是红军高度自觉，一、三军团早就被你送掉了。

“这次广昌战役你们看到了吧！你是主观主义，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中央苏区从1927年开创到现在八年了，一、三军团活动到现在，也六年了，可见创建根据地之不易。‘崽卖爷田心不痛’，被送掉！”

这段话，大大地激怒了李德。《彭德怀自述》中描述当时的情景甚为精彩：这段话，是伍修权同志翻译的，李德没有发火。我知道没有全翻，如果全翻了，哪有不发火的道理呢？我请杨尚昆同志重翻了。这时李德咆哮起来：“封建！封建！”他跳我高兴。他继续骂我，说是因为撤掉我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不满意（撤职是事实，但不知为什么），我说，根本不是那么回事，现在是究竟怎样才能战胜敌人，这是主要的。我骂了他下流无耻，鄙视了他。那次，我把那套旧军衣背在包里，准备随他到瑞金去，受公审，开除党籍，杀头，都准备了，无所顾虑了。

怒不可遏的李德并不能把彭德怀怎么样。回到瑞金后，李德逢人便造谣说彭德怀右倾。

广昌血战，并不能使博古、李德警醒。李德在他拟定的1934年5～7月作战计划中，仍然贯穿着“不放弃苏区寸土”的“短促突击”的思想。

中革军委理论刊物《革命与战争》上仍然在积极卖力地宣扬着“短促突击”理论。这回，李德不再是孤家寡人地自拉自唱，他开始发动群众了——动员所有主力部队的指挥员替他吹，证明他新战术的正确性——动员一军团长林彪、五军团长董振堂、总司令朱德，甚至地方部队诸如江西军区司令员陈毅、闽浙赣军区总指挥方志敏等，当然也包括他的老“对头”、三军团长彭德怀。

高虎垴阻击战胜利后，彭德怀被指令写一篇文章。彭德怀在《自述》中这样回忆：这是利用特殊地形，采用反斜面山脚边，完全出敌不意的情况下打的。

他们抓住了这点大做宣传，来说明他们所谓“短促突击”如何如何，借机会指定我写一篇证明他们的“短促突击”战术正确的文章。当我写了以后，他们就把适合他们口味的部分保留了，而不适合他们口味的部分却被删去。特别删去了“这是特殊情况下取得的胜利，而不能证明短促突击是合适的”一句，修改为相反的意思，即证明“短促突击”是正确的，同时经过修改后，没有取得我的同意就发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