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初，中华苏维埃政府国民经济部成立，刚从苏联回国进入苏区的林伯渠被任命为国民经济部部长。不久，苏维埃政府财政部原部长邓子恢受王明路线打击改任副部长，林伯渠又兼任了财政部部长之职，担当起苏区财政和经济建设的重任。

林伯渠原是国民党的一位元老。当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时，他毅然参加了南昌起义，并担任革命委员会委员兼财政委员会主席。起义失败后，林老化装潜入香港，从日本到达海参崴，与徐特立、何叔衡、叶剑英等同志一道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来留在苏联远东边疆中国苏维埃党校任教。

1933年初，林老决定放弃在苏联安定的教学生活，回到国内参加第一线的战斗。由于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并为党的成立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党内赢得了崇高的威望，因此，苏区的广大干部群众把他和先唇来到苏区工作战斗的董必武、徐特立、何叔衡、谢觉哉尊称为苏区“五老”。

林老一上任，便制定了领导苏区发展国民经济的两条原则，一是集中力量保证战争的需要，二是适当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

为此，他首先狠抓了粮食问题。当时，中央苏区有三百多万人口，红军已扩大到十万，粮食需求量很大。中央苏区虽然盛产粮食，但存在时多时少、时贱时贵的现象，一些奸商乘机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因此，粮食问题成了苏区财政中头等重要的大事。林老一面采取得力措施，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一面布置开展粮食的收集调剂工作。1933年5月，国民经济部相继发出第一、二号训令，布置各县国民经济部召开区、乡代表联席会议，发动群众节省谷物卖给粮食调剂局，倡导筹办粮食合作社，制定《谷仓管理委员会规则》，对粮食的运输、保管作出了明确、具体的规定。这些措施对根据地内粮食的收集和贮存起了重大作用。

其二，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运动。为了推动苏区经济建设运动的迅速开展，1933年8月，林老在瑞主叶坪主持召开了中央苏区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林伯渠主持并致开幕词，毛泽东作了《粉碎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林伯渠作了《发行二百万（元）经济建设公债与发展合作社》的报告。大会就发展合作社、推销公债、健全粮食调剂局、开展对外（白区）贸易、筹款、培养干部、加强新区与边区工作等问题作出了决议。这是一次成功的会议，对于促进中央苏区南部十七县的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其三，组织群众熬硝盐，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林老在苏区主持财政经济工作时期，经常深入群众，调查情况，了解和解决实际问题。有一次，他和国民经济部的工作人员一起到群众中了解情况，来到一老百姓家，这家老百姓见他们是苏维埃中央政府的领导同志，便端出鸡汤请他们喝，林老尝了一口，没有咸味，经询问，始知无盐可放。当时，由于敌人的经济封锁，苏区的食盐特别困难，广大的干部、群众经常吃不到食盐。林老知道后，心情十分沉重。回到机关后，他在人民委员会议上提出了这一问题，并提出了解决办法：一是成立对外贸易局，加强与白区的贸易工作，采取各种手段从白区进口盐、布、药品等苏区急需品，进口的盐既供给红军部队也供给老百姓；二是发动群众熬硝盐，打破敌人的封锁。毛泽东在会上支持林老的意见，说：没有盐不好吃饭，就是有鸡汤也吃不下去。

不久，一个群众性的熬硝盐运动在苏区开展起来。林老带头和群众一道动手熬制，并把节省下来的食盐送给红军部队。

其四，抵制王明“左”倾领导者在财政经济工作中的错误路线。王明等“左”倾领导者不但在军事上推行其“左”倾路线，在经济建设方面也制定了一套“左”倾政策。如认为战争年代无闲工夫搞经济建设，军事斗争占领一切；反对和限制导白区的贸易往来，战争的保障和供给全靠向群众征粮和发行公债；对稍大点资本的商店实行没收封门，老板当作资本家打倒，等等。

林老在理财实践中深深感到“左”倾领导者的一套做法不切实际，说：“吃过洋面包的人的办法看来不行。”他对毛泽东提出的“以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我们的财政收入”的财政工作方针十分赞赏。为了在实际工作中执行毛泽东制定的一系列关于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林老一方面通过财政部配合和协助有关部门，组织工农业生产，发展合作社，开展对外贸易，另一方面抓了纸币的发行，建立金库，健全预算、决算、审计、调配、供给、会计等一系列财政制度，开展“四个月节省八十万元”的运动等。通过这一系列开源节流的措施，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保证了革命战争的财政需求，并使前方部队、后方机关和群众生活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1934年1月，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沙洲坝召开。林伯渠出席大会并在大会上作了《关于经济建设》的报告。此后，他根据全苏“二大”制定的经济建设方针政策，领导财政经济部门，发动和组织群众搞好工农业生产，开展对外（白区）贸易，打破敌人的封锁，为支援革命战争，改善群众生活做出了积极贡献。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林伯集随着红军部队离开了中央苏区，踏上了长征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