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中央苏区不过一年光景，主宰苏区的“莫斯科回来的同志”，便由“铁板一块”开始分化。

首先从王明集团中觉悟分化出来的，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

1934年1月15日至18日，在瑞金召开了党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

博古在会上作了《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洛甫（张闻天）作了《中国苏维埃运动与它的任务》的报告，陈云作了《国民党区域中的工人经济斗争与工会工作》的报告。

可以说，这次会议，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发展到了顶点。博古在报告中说，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即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是“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形势十分严峻，但博古却不正视现实，完全错误地估计了形势。

这次会议决定中央由博古负总责。人们习惯上称之为总书记。同时设立中央书记处，博古、洛甫、周恩来、项英四人任书记处书记，成为中共最高权力核心。

在中央，张闻天的地位仅次于博古。

张闻天，上海南汇人，又名洛甫，192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0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并参加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张闻天是个才华横溢的人。在莫斯科，他的优异成绩和才华颇受共产国际东方部和中山大学领导人的赏识。回国后，很快得到王明器重并经王明指定进入临时中央。

还在1933年1月，临时中央刚进入苏区，张闻天和博古就发生过分歧。

当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于1933年1月17日发表了《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宣言》号召：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完整。

中央政府主席是毛泽东，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是朱德。朱毛联名发布的三条件，张闻天认为很好，很正确。作为中央宣传部长，他认为三条件既是宣传口号，也是行动指针；既是对下层士兵与广大群众讲的，也是对国民党上层军官讲的。

但博古不以为然。他以临时中央总负责人的口吻对张闻天说，三条件只是一个宣传口号而已，只对下层士兵和群众，不对也不可能对国民党上层军官，并声称，统一战线，只不过是一个策略问题。张闻天认为博古的观点是一种机会主义。

张闻天到苏区后，写了一些文章，关于经济政策方面的观点，与毛泽东的调子很相近。博古看了以后不悦，专门为中央机关刊物《斗争》写了一篇文章《关于苏维埃的经济政策》，观点完全是从苏联搬来的，目的是为了驳斥张闻天。

在对福建事变和十九路军的策略上，博古似乎采取了开玩笑的态度，在军事行动上完全不配合；张闻天则主张慎重其事，在军事上主张积极配合。

尽管博古、张闻天在一系列政治原则问题上开始分道而行，但毕竟都是“莫斯科回来的同志”，都是王明“钦定”的临时中央主要成员，张闻天和博古还没有在公开场合和正式会议上发生争执。

张闻天后来这样表白当时他与博古相处的心态：“我却从来没见过一次博古反对过任何问题上的‘左’。相反的，他的拿手好戏，就是把你的反对‘左’，曲解为右而加以打击。我平时就怕他这一点，怕他找到我的‘右’打击我，所以我的反‘左’，常常是胆怯的，在反右倾中附带说及的，或者反一下‘左’，赶快转过来说要反右。我现在反省，这主要的还是由于我的思想基本上没有转变的关系，但他的极左态度摧残着一切新思想的生长这一事实，是无可怀疑的。”

其实，博古早就开始排挤张闻天。

六届五中全会后，紧接着召开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博古看来，党权、军权至关重要，所谓政权就无关紧要了，凡坐“冷板凳”者，都放在中央政府里面。毛泽东被剥夺了军权，给了一个中央政府主席头衔，实际上被架空。张闻天不听话了，也到中央政府去坐“冷板凳”。

1931年11月召开的“一苏大”，毛泽东可谓政权“独揽”：中央政府主席和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两职一肩挑。如今“二苏大”，毛泽东的权力被分割。根据博古的意见，中央决定毛泽东继续担任中央政府主席，但人民委员会主席要交出来由张闻天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职权如同“总理”，掌管外交、军事、劳动、土地、财政、国民经济等二十一个部委厅院。

博古的这一手真可谓“一箭双雕”：派张闻天去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既可以把张闻天从中央排挤出去；同时，又可以把毛泽东从中央政府排挤出去。

然而，博古万万没有想到，张闻天被派到中央政府工作，非但没有与毛泽东产生“争权”的矛盾摩擦，相反，张闻天却完全站在了毛泽东一边。后来，他竟与毛泽东、王稼祥组成了与博古、李德、周恩来“三人团”唱对台戏的“三人团”。

中央政府设在瑞金沙洲坝，作为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在这里住了很长的日子。张闻天上任后，从中央机关驻地搬到了中央政府驻地，就住在毛泽东隔壁。

在进入中央苏区以前，张闻天就知道有个会带兵打仗的毛泽东，把农村根据地从井冈山一直扩大到瑞金。囿于历史的局限，张闻天同样不可能超越“城市中心”思想的樊篱，与过去的李立三和现在的王明、博古一样，认为毛泽东的老办法老经验，在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革命高潮马上就要到来之时，已经过时了，不适应新的形势了，与党的进攻路线格格不入，是右倾机会主义的一种表现。

进入中央苏区之后的一年里，张闻天与毛泽东在工作上并没有多少直接的接触，不过听不少人说，毛泽东知识渊博，各方面经验十分丰富。尽管博古曾经说，毛泽东很难对付，但张闻天相信，只要做人正派，坚持真理，宽宏大度，就一定能与毛泽东相处好。张闻天初到中央政府，可谓“客人”。

毛泽东尽管年长他五六岁，但还是先去拜访了他。

张闻天很谦虚，见毛泽东来看他，开口便道：“我初来乍到，情况不了解，政府工作还要向你多学习。”

毛泽东称张闻天笔名“思美”，张闻天感到很亲切，也改称“毛主席”为“润之兄”。

一番亲切的寒暄之后，毛泽东把话题转到了政府工作方面，说：“我喜欢在下边跑，了解一些情况，比如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呀，盐的问题呀，米的问题呀，房子的问题呀，衣的问题呀，生小孩的问题呀。我想，如果群众中的这些问题解决好了，他们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自己自身的事。”

这次交谈以后，毛泽东又找张闻天长谈过几次，向他详尽地介绍苏区各方面的情况。张闻天认真倾听了毛泽东的几次谈话后，发现毛泽东是一个循循善诱的领导者，对一些问题的见解非同一般，特别是对根据地的情况十分熟悉。这些都是书本上没有的。他心里想，毛泽东在根据地里一定做了许多具体、实际的工作，不然，他不会掌握那么多的材料，于是也就对毛泽东产生起好感来。

由于毛泽东处于被排挤的地位，坐冷板凳，中央的一些负责人多有歧视他的，侧目以视。洛甫则不同，由于工作的接触，加之在一些问题的看法他俩趋于一致，他并不觉得毛泽东事事都会错，相反地认为毛泽东有些见解还高人一筹。于是在人民委员会开会时，常常请毛泽东参加和指导，尊重毛泽东的意见。譬如根据地的经济工作，本来是人民委员会分管的，有人向他请示工作时，他还指示同时要请示毛泽东，因为毛泽东过去管过这方面的工作，很有经验。

张闻天与毛泽东在政府共事的一段时间，通过互相接触，达到了互相了解，一些看法和做法逐渐走向接近，并没完全按博古的意图去办。

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以来，作为“文官”，张闻天没有上过前线，前方战况，他都是从电报、战报和会议上得知的。残酷的激烈战争，使一介书生的张闻天不能不对军事问题也感起兴趣。在与毛泽东相处的日子里，接受了不少毛泽东的军事思想。

毛泽东的寒舍里，没有苏联军事学院大部头的理论著作；毛泽东谈军事，论打仗，不像李德那样，扯古罗马凯撒，扯法国拿破仑。毛泽东的床头，很容易摸到一本《水浒》、《三国》或《孙子兵法》。毛泽东能绘声绘色他讲述“围魏救赵”的故事，能脱口而出：“兵者，诡道也。”“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佚而劳之。”“攻其不备，出其不意。”……

1934年5月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莫斯科回来的同志”之间的矛盾，终于爆发出来。张闻天公开指责起博古、李德亲自指挥的广昌战役是拚命主义。

由于这次书记处会议主要是总结广昌战役，所以李德作为军事顾问和广昌战役策划者出席了会议。他在回忆这场初次正面公开交锋时写道：洛甫在军事上没有经验，但对军事著作比较熟悉；他盲目地接受毛的论点，而他的表达能力却比毛好，因此容易获得听众，尤其是他避免了毛在讲话中一直带有的那种民族主义语气。洛甫和博古之间，由于广昌战役发生了激烈冲突。洛甫说，在地形条件和兵力对比不利的条件下，根本就不应该作战。博古反唇相讥，说洛甫采取了1905年莫斯科起义以后普列汉诺夫对列宁采取的态度，当时普列汉诺夫有一句典型的孟什维克名言：“人们根本就不应该拿起武器。”同时博古提醒洛甫，关于广昌战役的决议，当时经政治局和军事委员会一致通过，洛甫和毛也是同意的。

面对出乎意料的博、洛之争，周恩来、项英等人没有表示意见。

这次会议，几乎是博古和张闻天你一言我一语争论不休，毫不相让，唱完了一台不欢而散的戏。

但博古对李德的信任却丝毫未减。

这一次书记处会议后不久，李德受中革军委的委托，制定了1934年5月～7月关于军事措施和作战行动的三个月的季度计划。

这个计划要求：主力部队准备突破封锁；独立部队深入敌后作战；部分放弃直接在前线的抵抗，以利于在苏区内开展更灵活的行动。

这个计划还包括：储备粮食，冬装，新建兵工厂，加强武装动员工作及部队的整编等等。最后，还草拟了一个战略战术指示，这个指示在夏天传达给了军队的高级领导人。

5月～7月的军事计划，已提出了“大转移”，即后来长征的初步意向。

“大转移”的问题，在5月下旬的第二次书记处会议上进行了讨论。会议批准了5月～7月的军事计划，同时决定把红军主力撤出中央苏区，寻求外线作战。用李德自己的话来说：“此时此刻还要寻求在苏区内进行决战是毫无意义的。”

大决战伊始，李德和博古全盘否定毛泽东的游击战、运动战，提出所谓新的军事原则，即打堡垒战、阵地战、短促突击，企图“御敌于国门之外”，到如今不过半年工夫，红军节节败退，苏区日见缩小，当初的豪言壮语仿佛痴人说梦一般。

但博古、李德并没有从一连串的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从主观上找原因，相反，认为失利的原因主要是敌人过于强大，苏区物质条件不好。但事实是：从力量对比来看，第一次反“围剿”，敌军十万，红军不足四万，敌我力量是2.5:1；第二次反“围剿”，敌军二十万，红军仍不足四万，是6:1；第三次反“围剿”，敌军三十万，红军三万多，是10:1；第四次反“围剿”，敌军三十余万，红军四万多；是8:1；第五次反“围剿”，敌军五十万，红军四万多（未计地方武装），也是10:1，另外，第五次反“围剿”时有十九路军在福建和蒋作战，还有广东军阀陈济棠宣布自由行动，对蒋威胁。第一至四次反“围剿”时，则无此有利条件。

在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的口号下，中央政府领导后方倾尽一切力量支援前线，支援红军，基本保障了前方的物资、粮食和兵员供给。

由此可见，李德、博古为自己推诿的理由难以成立，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真正原因是不言而喻的。

5月下旬的书记处会议，李德提出的“大转移”，并非后来“二万五千里”那么遥远，只是迫于内线作战失利，而企图到湘西会合第二、六军团，寻求无堡垒的外线作战而已。

其实，寻求无堡垒区域外线作战，早在第五次反“围剿”之初，毛泽东、彭德怀等人就提出过。前前后后，还不只一次，但都被博古拒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