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转移”计划的保密极其严格。最初只有博古、周恩来和李德掌握。5月间，党中央常委会成员张闻天、项英和军委领导人朱德、王稼祥可能知道。

8月间，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陈云、刘少奇及候补委员邓发、凯丰等才知道。担任中央组织局主任（中央组织部长）的李维汉，是个别透露给他的。

直到9月初，才个别向主力军团首长透露。

林彪和聂荣臻9月3日打完温坊战斗后，奉命回瑞金待命，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找他们谈话。

聂荣臻回忆说：“周恩来同志找我们单独谈话，说明中央决定红军要作战略转移，要我们秘密做好准备，但目前又不能向下透露，也没有说明转移方向。”

“三人团”把保密工作看得万分重要。

李德这样回忆：突围成功的最重要因素是保守秘密。只有保守秘密，才能确保突然行动的成功，这是取得胜利的不可缺少的前提。因此，当时关于突围的传达范围只限于政治局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委员，其他。人，包括政治领导干部和部分高级干部，只知道他们职权范围内需要执行的必要措施。但是从9月初开始，中央红军的军团已经陆续回到休整地点。9月底10月初，最后的决定作出后，这些军团被调到待命地点。同时，向主要干部进行了相应的传达，而中层和基层干部，不管是民政干部还是军队干部，直到最后还不知道上面提到的政治口号以及关于蒋介石企图大举进攻的情况说明，出发前一星期，他们才知道其中的含义。

1934年夏天，为准备中央红军主力撤出苏区，实行战略转移，中央书记处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政治上博古作主，军事上李德作主，周恩来负责监督军事计划的实行。

这一临时性的组织，实际上是统一指挥苏区党、政、军、民一切事务的最高权力机构。在“三人团”开会时，他们不用翻译。博古精通俄语；李德会讲德、英、俄三种语言；周恩来英语最为流利，法语、日语次之。他们用俄、德、英、汉四种语言，可自由地进行交谈。

博古即秦邦宪，江苏无锡人，出身书香家庭。1921年考入苏州省立第二工业专门学校，在这里，他受党的杰出宣传家恽代英、萧楚女影响，开始变得热情活跃起来。1925年，博古成为苏州学生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上海五卅惨案，他热血沸腾，表示：“国之将亡，焉顾我身，宁愿生为中华人，死为中华鬼。”在声讨会上，博古登台演讲，情绪激昂，当场口吐鲜血不止，听众莫不动容。同年秋，博古考入上海大学。在这里，他听取了瞿秋白、恽代英、李达等人讲授马克思主义。他刻苦学习，从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博古被军阀逮捕。获释后派苏联学习。从此，开始了博古革命生涯的巨大转折。

博古极具读书的天赋。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他以优异的成绩，与王明一道博得校领导米夫的赏识而受到器重。1930年5月，他从苏联回国，先后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长、中央局书记。1931年1月，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扶持下，六届四中全会上，他与王明一道进入了党中央领导层。顾顺章叛变，总书记向忠发被捕，王明自感危险离开上海去了莫斯科，周恩来又早已决定赴中央苏区。就这样，博古被不正常的历史巨手在仓促而偶然的情况下，推上了中国共产党的权力峰巅，担任了党中央总书记。

1945年5月，在党的“七大”上，博古这样描绘自己当年登上总书记位置时的情形：在上海中央破坏以后，由老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指定我做临时中央负责人。当指定我做这个工作时，我并没有感到不能担任领导整个党这样的事情。

相反的，当时背了相当多包袱：反对李立三的英雄是一个包袱；李立三把我处分了，四中全会取消了我的处分，这时又洋洋得意，再加上四中全会后我在青年团做了一个时期工作，少共国际的决议上，说我们的工作有成绩有进步，这又是一个包袱。说我领导团还行，难道就不能领导党？

做了临时中央负责人以后，更发展了自己品质坏的方面，目空一切，看不起任何人，不请教任何人，觉得我比任何人都高明，要是有人有老子第一的想法，那就是我这样的人。发展了刚愎自用不愿自我批评，不愿听人家批评，对于一切错误，采取文过饰非的态度。也因为这样，在临时中央到了苏区以后，这个时候我只是在形式上推一推。“请别的同志担负吧！”别的同志说，“还是你来吧。”我说“好，就是我。”（笑声）所以这个时期，我是中央总负责人，我是这条路线所有一切错误发号施令的司令官，而且这条路线在这个时期所有各方面的错误，我是赞成的。各种恶果我是最主要负责人，这里没有“之一”，而是最主要的负责人。

“三人团”中，李德掌握着军事指挥大权。李德有很高的威望和权力，他在军事方面的特长是能言善辩，他举例时可以引用凯撒、塔西陀、拿破仑、弗雷德里克大帝、克劳塞维茨和毛奇等一连串名人的话。他决定问题从不犹豫不决。据熟悉李德的人们介绍，李德并不是只知道堑壕战和只赞成打阵地战。但是，李德确实顽固地反对毛泽东的游击战、运动战，确实反对红军将领们继续开展或恢复毛泽东那种随机应变的作战体制。

博古不懂军事，完全迷信这位共产国际的街垒战专家，把红军指挥权拱手让给了一个不会说中国话的外国人。一局中国象棋，请来了一位国际象棋高手。李德还未弄清车马炮的关系，便仓促上阵了。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棋局”的处处被动和失利，乃至于最终失败，无可挽回，也就不足为怪了。

“三人团”中，周恩来的职责范围仅仅限于监督军事计划的实施。政治决策权在博古手中，军事决策权在李德手中，周恩来实际上只相当于一位“总参谋长”。

周恩来是中共久经考验的领袖之一。他的一生与中国共产党探索和领导中国革命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历程密不可分，可以说是这一历程的一个缩影，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则是最能体现这一点的。党在这一时期自身尚未成熟的特点，同样也在周恩来身上表现出来。身为中共中央领导人之一，他亲身经历了党内发生的三次“左”倾错误。

周恩来是在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形成之时，即十一月扩大会议后，开始参与中共中央核心领导的。

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是中共中央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所犯三次“左”倾错误中的第一次，是在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处在危急关头，坚决纠正和结束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总方针的过程中发生的。从这种意义上说，它是对历史的矫在过正，是党为了挽救中国革命，在实行正确的战略转变的同时而走过的一段弯路。

当时，周恩来并未参与中共中央领导，而是倾其全力领导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在十一月扩大会议召开前夕，才奉命赶来参加，并且在会上遭到惩办主义的打击，以他为首的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受到警告处分。只是由于周恩来投身革命以后，特别是在领导南昌起义过程中所显露出来的才干为党内所公认，才被增选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开始参与中央核心领导工作。

在“左”倾盲动主义形成以后，作为已经参与中共中央核心领导的周恩来，对此负有一定责任。体现“左”倾盲动主义主要论点的《中国现状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是十一月扩大会议一致通过的，作为会议的参加者，周恩来是举了手的。

“左”倾盲动主义是在十一月扩大会议以后，作为全党的指导方针，贯彻到各地执行的。这一点，从周恩来在这一时期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决议、通告和给一些省委的指示信中也可以看出。在对中国革命一些重大问题的认识上，周恩来与党内绝大多数人基本上处于同一认识水平上。

在革命性质问题上，周恩来同意十一月扩大会议提出的“无间断的革命”的口号。

在对革命形势的估量上，周恩来同样接受了“不断高涨”的提法。

如果说对于革命性质、革命形势这一类抽象的理论问题，周恩来一时未能弄清的话，那么对于在实践中导致严重后果的举行全国武装暴动的“现时的总策略”，尤其是其中一些过火的做法，周恩来则是从一开始就有所察觉，并且在实际工作中有所制止和纠正。周恩来在批评共青团内存在的先锋主义倾向时指出：青年团大部分主张试验，认为失败也不要紧，这也是孤注一掷的错误。

周恩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一些省委的指示信中，对暴动的定义作了明确的规定，指出：“暴动这一个名词必须用在群众斗争发展到最高点，以武装形式推翻统治阶级夺取政权这一意义上。”“暴动的发动是要在工农群众继续不断的斗争中才能产生，暴动的时间也要依着环境情形、斗争程度、革命情绪、组织力量如何而定。”如果“斗争还没有起来，暴动便先决定，不是误解暴动，便是玩弄暴动。”

促使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开始在全局上对实行武装暴动的方针有所修正，并且开始实行转变，是由于广州起义的失败。这一转变突出地表现在对待武汉暴动的问题上。这是实践中认识深化的结果。

在讨论共青团湖北省委控告罗亦农和长江局制止武汉暴动问题的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批评了共青团湖北省委不顾主客观条件的可能，轻率举行暴动的做法，指出：“估量时局，共青团实有无动不暴的意见，可见他们的暴动观点并未成熟。”

稍后，周恩来等又决定停止原定的两湖年关总暴动，并对两湖的暴动重新加以部署。

周恩来对“左”倾盲动主义的认识和制止，为我党后来纠正“左”倾盲动主义准备了思想基础。这就是后来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传达到中国后，中共中央能迅速接受共产国际的批评，基本结束“左”倾盲动主义的内在原因。

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后，在共产国际的直接干预下，王明等人打着“反对立三路线”和“反对调和主义”的旗号，开始夺取中共中央领导权。周恩来、瞿秋白等对这种反对中央的非法组织活动，给予了严厉的批评，并且在尽可能范围内，抵制了共产国际扶持王明上台的做法。

1930年11月18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共产国际来信。周恩来针对王明等人的活动，特别强调指出：“已经知道了国际来信的同志，必须召集一次会议，要他们站在巩固党、帮助中央的领导的立场上来做工作，不允许不经过组织而走到分裂党的方式上去。”

其后，周恩来又多次在政治局会议以及中央工作人员会议上，一再点名批评王明、博古等进行反对中央的非法组织活动和拒绝组织分配的错误，指出他们联名写给中央的信，“中心是不承认三中全会”，“对立三路线反没甚揭发”，“他们把这认为紧急任务，简直可以放弃中心任务”。揭露王明借以为资本的与李立三争论中的许多“左”倾观点，“与立三同志同样是错误的。”强调指出：“政治意见可以发表，但不可妨害工作。”目前“尤其要反对有小组织倾向的同志之超组织活动”。

在12月9日的中央政治局会上，周恩来坚持按照原先的组织决定，要王明到中央苏区去接受实际工作的锻炼。

然而，立三路线已经严重损害了中央的领导威信，周恩来的这种努力已经无力扭转整个局面。更为严重的是，党内许多对立三路线出于激愤的同志，也纷纷卷入了王明等人掀起的反对三中全会，要求改组中央的风潮。

为了消除党内分歧，周恩来舌干唇焦地到处做说服解释工作，但仍无济于事，而且许多人的矛头越来越集中对准三中全会的主持者瞿秋白、周恩来二人。

党陷入了一场面临严重分裂的空前的危机之中。

周恩来看到了这一点。面对党内斗争中对自己的种种误解和泼来的污水，他没有作什么辩解，没有计较个人的荣辱毁誉，而是忍辱负重，竭尽全力维系党的团结。这一心情，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照顾大局，相忍为党”。

正是在这一思想支配下，六届四中全会前后的一段日子里，他表现得近乎软弱，不仅对三中全会所犯的“调和主义错误”承担了责任，甚至对种种恶意中伤，也报以忍受和缄默。他努力说服党内有不同意见的同志，不应意气用事，而应转变态度，在中央的领导下团结起来，避免党的分裂，帮助党度过这一困难时期。

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于1930年12月中旬来华后，周恩来与瞿秋白又一道提出退出中央政治局。

对于共产国际在六届四中全会支持王明上台，意味着党因此陷入了一次危害更大的全局性“左”倾错误这一点，周恩来也不可能超越历史条件的限制，在这一危害的全部后果尚未充分暴露前，从政治上得出这一结论。

这种认识上的局限性，党的组织原则的约束以及党内生活不正常的状况，构成了周恩来在六届四中全会以后，接受并执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基本原因。应该说，这种个人的失误，更多的是历史给整个党造成的悲剧，是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形成自己的领袖和成熟的领导核心之前，无法摆脱因历史原因而形成的过分依赖共产国际这一状况的必然结果。

应该看到，对“左”倾错误的贯彻执行，周恩来往往是被动的和不得已的，即使执行，也并不是简单机械地照搬，而是在执行的过程中，根据自己的主观认识和客观实际，力所能及地在实际工作中有所抵制和补救。这构成了周恩来在这一时期，乃至整个政治生涯中的一个显著特点。

对于王明路线的错误，周恩来在进入中央苏区后有了较深刻的认识。他也可谓上海中央来的“钦差大臣”，但周恩来担任了中央苏区最高首长——苏区中央局书记后，并没有像其他地方那样开展以反右倾为主的反倾向斗争，而是首先纠正了肃反扩大化。为。此，他受到上海临时中央的多次斥责和指名批评。

军事上，周恩来更是赞同毛泽东的一套军事原则，而每每与中央闹顶牛，于是乎才有了宁都会议，有了取得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辉煌胜利，有了反对“两个拳头打人”的建议，有了与博古、李德唱反调的支援十九路军的意见，有了不同意阵地战、堡垒战打法而主张运动战的一系列电报……

正因为此，周恩来在1934年初奉调回瑞金，失去了军权，改为负责一些技术性的组织工作。

正因为此，诸如六届五中全会的准备，“二苏大”的召开，都未令与闻。

之所以在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是由于周恩来具有的组织才干，在党内无人替代的缘故。这一点正如同六届四中全会周恩来之所以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是由于王明所说的“为了实际工作的便利”一样。这种情况，从为准备长征而成立的“三人团”内部分工亦可看出：政治上由博古作主，军事上由李德作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施。

自从成立“三人团”，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实际上已经没有重大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的决策权。从此时至长征，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再也没有开过会，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的成员被排斥在外，一切均由“三人团”说了算。

“大转移”，如此重大的问题，只由“三人团”一锤定音。“三人团”只开过两次会，一次在李德的“独立房子”，一次在中央局驻地。当时决定，主力西征，留下项英等组成苏区中央局，率领红军一万六千人，留在中央根据地坚持斗争。研究留人名单时，军事方面的干部征求了周恩来的意见，其他方面只告诉他一个数字。

李维汉这样回忆：长征的所有准备工作，不管中央的、地方的、军事的、非军事的，都是秘密进行的，只有少数领导人知道，我只知道其中的个别环节，群众一般是不知道的。当时我虽然是中央组织局主任，但对红军转移的具体计划根本不了解。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情况，他们也没告诉过我。据我所知，长征前中央政治局对这个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战略问题没有提出讨论。

1934年7、8月间，博古把我找去，指着地图对我说，现在中央红军要转移了，到湘西洪江建立新的根据地。你到江西省委、粤赣省委去传达这个精神，让省委作好转移的准备，提出带走和留下的名单，报中央组织局。他还说，因为要去建立新苏区，需要选择一批优秀的地方干部带走，也让省委提出名单。听了博古的话，我才知道红军要转移了。根据博古的嘱咐，我分别到江西省委、粤赣省委去传达。那时，江西省委书记是李富春，粤赣省委书记是刘晓。

政治局之所以对“大转移”如此重大的问题“没有提出讨论”，是因为5月书记处会议后曾致电向共产国际汇报，但共产国际却迟迟没有回电。

尽管如此，周恩来还是着手最初的准备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