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9月初，中央苏区四周除南线形势较为平缓外，东、西、北三线战况则更加惨烈。

敌加速南下，前线坏消息一个接一个飞报而来。

情况已万分危急，突围转移的秘密工作进入了最紧张的阶段：确定干部的走、留名单。

谁走？谁留？中央高级干部的名单基本上由博古圈定。

当瞿秋白的名字被博古圈入留守者之列时，张闻天希望博古再郑重考虑一下，但博古坚持已见，并理由十足地说：“瞿秋白正患肺病，身体很差，怎么能长途行军呢？”

听起来合情合理。其实，当时身体有病或重病的又岂止瞿秋白一人呢？

像邓颖超、王稼祥，还有董必武、徐特立等年高体弱的同志，不都参加了长征并安全到了陕北吗？

这完全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一伙的宗派思想在作祟。瞿秋白曾因反对王明、博古一伙的宗派活动而蒙受打击，并一直受到他们的歧视和不信任。特别是1933年9月22日，中共临时中央作出的《关于狄康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更是对瞿秋白新的沉重一击。

决定指出：“根据狄康同志最近在《斗争》上新发表的几篇文章，中央认为狄康同志实犯了非常严重的有系统的机会主义的错误……中央认为各级党部对于狄康同志的机会主义错误，应在组织中开展最无情的斗争……”

狄康即瞿秋白。他原名瞿船，1899年1月29日出生于江苏常洲。1919年在北京俄文专修馆读书时参加五四反帝爱国运动，是北京中等以上学校联合会领导成员。1920年参加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以北京《晨报》记者身份赴苏俄采访考察。其间，曾写出《俄乡纪程》、《赤都心史》、《俄罗斯革命论》等作品及数十篇“旅俄通讯”，并产生过广泛的影响。他是十月革命后第一个直接考察报道新生苏维埃国家各方面情况的中国人。

1922年2月，瞿秋白经同乡张太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1月回国后开始职业革命家的生涯，并很快成为中共一支笔，成为中共中央三家机关刊物——《新青年》、《前锋》和《向导》的主要撰稿人。1923年6月，出席中共“三大”，主持起草了党纲。1924年，出席国民党的“一大”，并参与了大会宣言的起草。

文才的显露，影响的扩大，瞿秋白在党内的职务也随之逐年上升。1925年1月，他在中共“四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并任中央局委员。1927年4月，中共“五大”时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大革命失败后，主持召开八七会议，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在党内的统治。会后，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工作，实际上成为继陈独秀之后的中共第二任领袖。1927年冬至1928年春，虽犯过“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但他和战友们一道，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为恢复党的战斗力，开辟革命的新时期建立了巨大的功勋。

1930年9月，同周恩来等一起，主持召开了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纠正和停止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全党的执行。但是，在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他却受到比李立三更“左”的王明等人的无情打击，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此后，在上海同鲁迅一起领导左翼文化运动。

1933年，上海日益吃紧，国民党中央特派员史济美（化名马绍武）坐镇上海，以侦破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秘密机关为行动目标，设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的行动日见艰难，就连鲁迅也受到中统特务的严密监视。

在此情况下，党中央电令瞿秋白离开上海，转移苏区。

1934年1月上旬，瞿秋白化装为医生，沿着中央苏区的秘密交通线，于2月5日到达瑞金。当时，“二苏大”刚刚开过，他一到就担起了教育部部长的重任。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他同教育部副部长徐特立一起，从苏区实际出发，制订出一整套《苏维埃教育法规》，并使之落到实处。

在从事教育工作的同时，瞿秋白还将房间里堆积闲置的书整理上架，办了个中央图书馆。毛泽东告诉他，这些书有些是从各地收上来的，大多数是打漳州时的缴获，费了大劲，一担担挑回到苏区的。

图书馆办起来了，毛泽东是“常客”。他喜欢读鲁迅的书，他最早读的鲁迅作品是1918年5月发表在《新青年》上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鲁迅也读过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署名的文章《体育之研究》，此文也发表在《新青年》上。瞿秋白是鲁迅的亲密战友，在上海曾四度避难于鲁迅家。他为《鲁迅杂文选集》写过序言，并得到鲁迅的高度赞赏。鲁迅所书联句“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即是对瞿秋白的深情表露。

瞿秋白也为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书写过序，序中说：“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他曾称赞，中国有两个“农民运动的王”，那就是彭湃和毛泽东。

相识贵相知。在瞿秋白看来，毛泽东堪称是一位值得信赖的战友，碰到什么困难，遇到什么问题，或有什么心里话，他总想找毛泽东谈一谈，吐一吐。

长征前，瞿秋白并不知道中央决定突围转移的战略意图，更不知自己是走还是留。直到部队出发前夕，在毛泽东主持召开的“青山会议”（毛泽东叫的名称）上，宣布政府各部人员留守名单时，瞿秋白才知自己的名字已被决策者们圈入留守者之列。会上，瞿秋白虽有些激动，但没有吭声。会后，他找到毛泽东，希望能和大部队一道行动，并指望毛泽东能出面说说话。

毛泽东能说些什么呢？他的弟弟毛泽覃、弟媳贺怡被留下了，贺子珍年迈的双亲被留下了，亲近他的周以栗、陈正人、阮啸仙、何叔衡、古柏夫妇、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梁柏台夫妇、刘伯坚都被留下了。

他说话的份量、作用又有多大呢？自博古进入中央苏区以来，他亦被排斥在中共高层决策圈之外，他的权力早已被架空了。中央苏区的党、政、军三权，党权已在博古手中；军权李德是“太上皇”；政权，毛泽东虽仍是中央政府主席兼人民委员会主席，但博古指派张闻天“分管”政府工作，后来又安排张闻天出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由此，毛泽东只是一个徒有虚名的政府首脑了。

尽管如此，毛泽东还是说了。他找到博古，对瞿秋白等一些干部的安排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可是，博古仍然是一点也听不进去。

毛泽东非常惦念着瞿秋白的艰难处境。据聂荣臻回忆，当部队即将出发时，他到瑞金去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听我们说到转移，就说‘你们知道了？’我说：‘我们接受任务了。’我们这次去见毛泽东，本想打听一下转移去哪个方向，可是他就谈到这里，不往下谈了，却提议一同去看看瞿秋白同志办的一个图书馆。”

毛泽东提议去看望瞿秋白创办的图书馆，一方面表达了他对瞿秋白在中央根据地艰辛开拓文化教育工作的重视，另一方面也表示了临行前他对战友的惜别之情。

瞿秋白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他虽然对“左”倾教条主义者不让他参加长征很有意见，但他最后仍然服从了组织的决定。

他送别了主力红军，送别了毛泽东等多年奋斗在一起的革命战友。

不幸的是，这次的送别竟成了永别。

主力红军撤离后，蒋介石调动了十万兵力向瑞金一带进行“清剿”。瑞金周围几百里山区的男女老少在中央苏区分局的领导下武装起来，同敌人展开了顽强的斗争。至1935年初，在瑞金、于都很难再继续坚持下去了，中央分局决定瞿秋白、何叔衡、周月林、张亮等几十人向福建长汀以南的山地转移。

2月24日，在转移途中，瞿秋自不幸在长汀濯田区水口镇被俘。敌人把他解到长汀国民党军三十六师司令部。他化名林其祥，自称是医生。后被叛徒出卖，暴露了身份。敌人把他单独关在一间囚室里，严加看守。他每天写点杂感或诗词，有时刻图章，神态悠闲自若。敌人对他诱降，他说：“人爱自己的历史，比鸟爱自己的翅膀更甚，请勿撕破我的历史！”敌人以死威胁，他回答说：“古语云‘朝闻道，夕可死矣’。我不仅闻了共产主义之道，并为它奋斗多年，而且还看到越来越多的人为它牺牲奋斗，共产主义总有一天会成功的。我纵然一死，又何足惜哉！”

敌人用尽一切手段，丝毫也不能摇撼瞿秋白坚贞不屈的革命气节。1935年6月18日晨，当敌人出示蒋介石“就地枪决”的电令后，瞿秋白淡然一笑，镇定地说：“一个革命党人很难得一个休息的机会，被捕监禁，不过是暂时的休息。死，才是给他一个安静的长期的休息。我们革命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午餐后，敌人把他押到长汀西门外蛇王宫旁边的一块草坪上，叫他跪下，他严辞拒绝，盘腿挺胸而坐，并点头微笑道：“此地很好！”继而高唱《国际歌》，打破了沉寂之空间。随后，在一排枪声中饮弹洒血，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时年36岁。当地人民怀着深深的敬意，把他埋葬在西门外罗汉岭盘龙岗的山坡上。

1950年，瞿秋白就义十五周年。为纪念瞿秋白，毛泽东为瞿秋白遗著出版题词：“瞿秋白同志死去十五年了。在他生前，许多人不了解他，或者反对他，但他为人民工作的勇气并没有挫下来。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瞿秋白同志是肯用脑子想问题的，他是有思想的。他的遗著的出版，将有益于青年们，有益于人民的事业，特别是在文化事业方面。”

1955年，瞿秋白就义二十周年时，党中央把他的遗骨迁葬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