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田替换了下元，带来了新的作战思路。在具有决战性质的庙行大战中，张治中陷入了困境，他是怎样带着他的黄埔弟子转危为安的？

2月20日，在自说自话的“哀的美敦书”到期后，植田下令发动进攻。

新一轮攻守开始了。

“陆军长老”自然来者不善，他是有自己的一套经的，名字就叫“中央突破计划”。

其实这个作战计划并没什么新意，更谈不上是什么奇招，基本上就是沿着下元跌过大跟头的那条路继续走下去。

所谓“中央”，指的就是右翼19路军据守的江湾。与之相应，包括闸北、吴淞就都成了“非中央”，暂时不是“重点照顾”的对象。

俗话说得好，哪里跌倒的，就要再从哪里爬起来。毕竟师兄弟一场，做大哥的总要帮小弟把失去的面子给挽回来。

日本人磨刀霍霍，19路军将士也没有闲着，在日本人发通牒的那两天，他们已经起早贪黑地在前线构筑起了坚固防线。

新官上任三把火。植田当然比谁都想赢，而且想快赢，晚了都觉得没意思。可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一连两天，他的金泽师团竟然毫无建树，打起仗来也是雷声大雨点小，根本撼不动中国军队的防线。

坦克车的滑铁卢

植田这趟到上海不像是来打仗，倒像是来摆阔的。随身带着的家伙可谓浩浩荡荡。

除了步兵的2个旅团外，另有1个山炮联队，野战重炮兵联队1个大队，攻城重炮兵联队1个中队（可惜没城墙给他们攻），野战高炮队2个（可惜没飞机给他们打），当然最牛的就数独立战车第2中队了。

因为这个战车中队拥有硬通货——从法国进口的雷诺FT-17轻型坦克和日本自制的89式中型坦克。

现在日本人再也不想提那个英制维克斯坦克车了。

闸北成了这种类型战车的坟场。

先前用手榴弹袭击轮胎，到第5军参战的时候，连这些程序也省了。19路军向宋希濂旅借来了重迫击炮，几炮过去，当场就能把坦克给炸瘫了。

你也不能怪维克斯坦克差劲，本来就是给警察街头巡逻时壮胆用的，连设计者本人也没想到这可怜的小家伙还得承受野战部队的重炮打击。

当年日本一共也就从英国进口了10辆坦克，在闸北的马路上瘫的瘫掉，炸的炸掉，最后都被当成破铜烂铁派了别的用途——当工事街垒用。

与维克斯坦克不一样，法制雷诺坦克和日制89式坦克是标准的陆军野战专用坦克车。

不过，在实际使用当中，法制雷诺的效果并不好，原因不是别的，只是因为它原本就是法国人拿来甩卖的清仓货。

世界上第一个造坦克的国家是英国，接下来就是法国了。一战中，除了英国坦克外，战场上最拉风的就是这种法制FT-17雷诺坦克。那会儿在所有坦克里面，只有雷诺首先采用了可以360度旋转的炮塔，坦克手坐在上面，端着挺机枪，突突突地扫上一圈，着实很酷。

可是地球是在不停旋转的。隔了十来年后，武器技术已经突发猛进，要再说它有多么了得可就要被人笑话了。

一战的时候，因为货俏，法国人闭着眼睛一家伙生产了3000多辆，等到战争一结束，他们傻眼了，都不打仗了，谁要买你那么多坦克？又不能帮着耕田织布，跟买回一堆没用的废铁差不太多；而且一战后大家都知道了坦克的厉害，因此会造这玩意儿的国家越来越多，不止英法这两家，德国、美国、苏联，甚至日本，大家都会。

怎么办，严重的供大于求啊，家里压着这么多的坦克总不能当饭吃吧，只好用上了生意场上的最后一招——挥泪吐血大甩卖。

就这样，也只抛掉一半。到“二战”德国人打进法国时，仓库里还堆着1500辆雷诺FT-17呢。

来淘便宜货的大娘大嫂当中，自然少不了以勤俭著称的日本人的身影。

但事实证明，再便宜的垃圾也还是垃圾。在淞沪战场上，垃圾雷诺可把日本兵给害苦了。

火力强不强先不去说它，关键是臭毛病奇多，平时这里那里出点故障简直是家常便饭，就是上了阵还要耍大牌，开着开着一不高兴就撂挑子不干，躺那儿歇着了。

毕竟是老爷爷级别了，走两步还要喘三口大气呢，不容易啊。照理说，困了打个瞌睡也可以原谅，问题是这个瞌睡打得着实不是时候，因为不远不近，不早不晚，它歇的地儿往往正好是战场中央！

你这让跟在后面的一群老少爷们儿怎么办，进退两难啊，难道也像你一样躺下来歇着？

要知道19路军虽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重武器，但轻迫击炮还是有几门的，手榴弹也不会闲着，纵使炸不了坦克，炸炸坦克后面的“活靶子”还绰绰有余。

真正对中方阵地起到了一点威胁作用的，倒是日本人自制的89式坦克。这是他们仿照英国坦克设计制造的第一款主力铁甲战车。

如果把维克斯坦克比作一只铁牛的话，那么日制89式坦克就是一头大象。

这种坦克不光重量和厚度大大超过维克斯，在火力配备上也是后者所无法向背的，除机枪外，竟然还配有火炮。

对于阵地工事来说，炮的威力往往比枪要大得多，机枪可能打半天没有效果，只要守军把脑袋埋下去，躲着就是了。炮不一样，一个炮弹打过去，就能把整个工事给摧垮。

显然，闸北的经验已经很难用上了，因为起码你打不穿它的铁甲。

但也正因为皮糙肉厚，分量足了，机动性相对就差了，加上江湾一带到处都是水塘，处于这种地理环境之下，89式坦克很自然地就从大象蜕变成了乌龟，而且还是不会水的乌龟，它们不但不能给部队帮什么大忙，渐渐地还成了累赘，迟滞了步兵的行动。

实际上，在整个淞沪战场上，无论是前期轻型的维克斯，还是后期重型的89式，都没有起到什么大的作用。

植田带着宝贝乘兴而来，结果却是让他相当失望。不管如何努力，19路军的阵地依旧岿然不动。

改弦易辙

在指挥上，植田也是昏招迭出。

这位“长老”的指挥部换了一个又一个（从公大纱厂移到复旦大学），可都是在家里面修行，进行遥控指挥，战场的实际情况根本看不到。

所谓遥控指挥，实际上就是听听汇报，拍拍脑袋，不误人子弟才怪。

2月21日，飞行员向他汇报：防守江湾的19路军撤退了。

“长老”如释重负，看来支那军终于顶不住了。他立即下令前线日军放下一切思想包袱，全力追击。

接到电令的是第6旅团（前原旅团），因为阵地前面没占到什么便宜，这时候正在家里生闷气。一听19路军退了，顿时来了劲。

二话不说，大摇大摆地就准备来接收工事了。

刚刚走到近前，19路军的阵地上忽然枪炮声大作，日军毫无防备，死的死，伤的伤，那个惨。

旅团长前原宏行少将气坏了。八格牙鲁，空军传的这是什么情报，飞行员是不是支那奸细的干活。

植田也纳闷了，一查，飞行员倒不是奸细，19路军部队移动也是实情。只不过，缺少了对实情的分析。

19路军这是在进行换防，人家连撤退的念头都没有过好吧。

两天了，战局还没有进展。把面子很当一回事的植田脸上也挂不住了，不得不思考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到底是从以进攻见长的陆大出来的，这么一琢磨，竟然给他琢磨出味道来了。

为什么自己进攻会失利？

因为重蹈了下元师弟的覆辙。

乍一看，19路军的火力配备很差，防守的江湾离市区又近，无论从防守力量还是战略位置考虑，把这里作为第一攻击目标似乎都应该是最合适的。

但其实不然。

江湾这个地方水塘纵横，地形复杂，对机械化作战而言，是相当不利的。这个地方，管你什么野战炮、攻城炮、平射炮、曲射炮，一炮打过去，很可能就是把水塘的坑炸深一点而已。退一步说，就算把炮弹侥幸扔到了守军阵地上，19路军也有的是时间整修工事——日军还得过水塘不是。

曾被寄予厚望的坦克车则更是一筹莫展，这里土质疏松，连卡车一不小心都会陷进去，更别说笨重的坦克了。要是遇到前面有水塘挡路，它们更是比步兵还要头大，因为无论雷诺还是89式，都无法做到水陆两用。

一句话，这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地方。从扬长避短的角度来看，也只有利于扬守军之长，避守军之短。

19路军巧妙地利用这里水塘川流多的地理优势，在河堤、道路、竹林旁边建造了不少工事，其中甚至不少是以钢筋、水泥制成的暗堡，通过它们来控制道路、桥梁和河口，足可称得上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连平原上耀武扬威的大炮坦克到此都束手无策。

这里面还有一个故事。

说是指挥作战的蔡廷锴有一天突发奇想：都说小鬼子矮东洋矮东洋，为什么不在这上面多做点文章呢？

于是他下令部队将掩体挖深，同时做了几百只小木凳，上面系着绳子，打仗时一人一个，踩在上面向外打。打了一会儿，不打了，提着绳子，拖着板凳就往后撤。

日军冲上来，他们马上又来一个反攻。日本兵得躲子弹啊，往旁边一瞅，呵呵，现成的掩体就在这里，都不用自己挖。

还等什么，跳下去。

结果一跳下去就出不来了。

因为那个掩体比他们高出几个头，根本看不到外面，一时间也爬不出来。

19路军省事了，只要记得从腰里摸出手榴弹往掩体里扔就OK。

如是者三，掩体竟成了日军的坟墓。

故事非常精彩，而且富有中国人特有的智慧和幽默，但我要很杀风景地说一句，它的真实性其实很值得推敲。

至少在我所能接触到的史料中，从没有看到过有此记载。即使是在蔡廷锴本人对一.二八会战的回忆里，也未对此提到过只言片语。倒是金庸的老乡张乐平先生在《三毛从军记》中给过三毛这样的机会：三毛和他所在的部队就是这么耍弄日本兵的。可那毕竟是戏说。

当然并不是说类似的事情一定没有。就我所知，后来马本斋带领回民支队开展平原游击战时，确实用过这一招。不过那可不是挖的掩体，而是为了破坏日军交通挖的坑，你还别说，上他当、倒他霉的鬼子还真不是一个两个。

话说到这里，咱们就先不要拿他们的生理缺陷（如果个矮也算的话）来开玩笑了，单说江湾战场。

很遗憾，用不着把掩体挖那么深，日军就已经陷在里面叫苦不迭了。

植田的沮丧自不待言。

枉费我多吃了这么多年的盐，竟然跟着下元这个笨蛋走了夜路，真是失策啊。

他开始另外想招。

为什么不从第5军防守的左翼防区着手呢？

那里地势平坦，一马平川，显然更有利于机械化作战。

恍然大悟后的植田认为自己的“中央突破理论”没错，错在这个“中央”选错了。

它不是右边的江湾，而应该是左边的庙行。

浴血麦家宅

2月22日，具有决战性质的庙行大战打响了。

一开始，战局的发展确实是朝着植田的愿望去的。日军充分发挥了其机械化优势，集中炮火攻击，专以摧毁第5军防御工事为乐。天还没亮，就一口气不歇地连续发炮，一两个小时之内炮弹轰出竟有三四千发之多。等到天蒙蒙亮，飞机也能看清目标了，便也来凑份子，进行俯冲轰炸。就这么反复刷过多遍后，等到正式进攻，第5军的前面别说工事，连泥巴都快被炸熟了。

炮轰机炸后，步兵开始进攻。同时，炮兵仍然在做配合，但为了不误伤自己的进攻部队，他们调整射距，转而轰击阵地侧后，阻断援军进入。

这套花活儿，估计植田在陆大时不知演练了多少遍，确实十分的熟练。

上午7时，庙行以南的麦家宅阵地被日军首先突破。

见此情景，日军随军记者们特激动。

一连打了两天，战局方面却毫无进展，就算作为指挥官的植田还能强作镇定，这些兄弟可再也受不了了。

他们跟植田不一样，作为记者，虽然用不着到战场上去送死，可是得赶稿子，采写“振奋民心”、“扬我军威”的报道啊！

植田战无建树，最多就是觉得面子上过不去，可他们得面临被报社老板炒鱿鱼扣奖金的危险。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报社天天来催要胜利消息，可是战场上却没料，这不是逼人上吊吗？

到底是玩笔杆子的，最后总算想通了：眼下维护皇军形象比什么都重要，有料要写，没有料制造点料也得写。

在实用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像“忠勇三肉弹”这样声情并茂的通讯报道便新鲜出炉了。

说中国部队在庙行阵地前拉了一道铁丝网，大家过不去，怎么办？于是便有三个上等兵主动要求承担爆破任务。

爆破就爆破吧，这三个小子还正经八百地演了一段感情戏，而且过程啰唆得很（当然，这也是通常情节铺垫的需要）。

先是眼泪鼻涕一大把，当众嘱托了后事，然后又把身上剩下的香烟和物品分发给其他人（便宜你们这些孙子了）。

走到门口，想想不甘心，又喝了几杯断头酒。

你可能有点想不明白，又不是上刑场，搞这么隆重干什么？中国19路军的那60名勇士可是眉头都不皱一下就上去了。

读到下面你就明白了。

既然是爆破，把炸药包放在铁丝网前面，拉开导火索，再往后爬（有胆的还可以跑两步），进入安全距离后等着爆炸不就行了？

可是他们不，三个“英勇”的爆破手认为以上程序比较麻烦，不像演感情戏那么过瘾，干脆就抱着炸药包，高喊着“天皇万岁”的口号直接冲了过去。

结果铁丝网炸开了，而他们自己也飞上了天。

记者们用“含泪”的笔调说，这三个“英雄”（或者说三个傻子）体现了大和魂的真谛。

真实情况是，为了那一小段铁丝网，日军在此之前已经折腾了大半天，又是放烟幕弹，又是用重炮轰击，可就这样，还是冲不过去，人倒是在地上躺了一堆。

后来调来了工兵，要搞爆破。中国守军来得正好，看这帮爆破手爬过来，一枪一个，予以痛快了结。在这3个死鬼前面，已经有4个被毙，4个受伤，他们也不是跟铁丝网同归于尽的，而是在跑动过程中被打死的。

“英雄”们只是运气不错，大概是有一个炸药包正好扔在了铁丝网附近，引起了爆炸而已。

我就纳闷了，不就是段铁丝网吗，至于弄得这么惊天动地吗？把你们的倭刀抽出来，可着劲砍两下不就得了。

怎么砍铁丝网，连游击队都会，要不要教教你们先？

负责防守庙行前线的，是第88师（俞济时师）。见日军突破了麦家宅阵地，师长俞济时、副师长李延年（均为黄埔1期）立即把预备队拉上去进行反击，同时亲赴一线督战。

战况已进入极其惨烈的阶段。

流传最广的是一名叫万羽的上尉连长，此君很有些侠客风范，大概是拜过师傅的，别人打仗端着枪，他则喜欢操一把剑在阵前横冲直撞。

据说在部队出征前，他还专门请人给自己画了一幅肖像，然后送给妹妹，并对她开玩笑似的说了一句话——

“好好收藏这幅肖像吧，因为这很可能将是一幅英雄的遗照！”

兄弟，什么时候不能开玩笑。这要命的当口，你顶得住，别人顶不住啊。

果然，这句话立刻成了他妹妹的催泪弹，当时听了就大哭起来。

此情此景，想来谁都难免内心酸楚，然而剑客毕竟是剑客，史书留下的不是英雄的眼泪，而是他的朗朗笑声（“羽一笑，挥鞭而去”）。

在庙行前沿，万大侠扬眉剑出鞘，手执宝剑，带头发起冲锋，与日军玩起了剑道。

凭着大侠身份，他对面前的小兵理都不理，专捡军官单挑。在砍死2名日军军官狠赚一把后，自己也战死沙场，从而成就了一幅真正的英雄肖像。

包括万羽在内，俞济时师从旅长以下，重伤的重伤，战死的战死，仅营长就牺牲了9个，连排长一家伙倒下去20多个。在付出巨大代价后，该师终于重新夺回麦家宅阵地，稳住了庙行以南的局面。

中国黄埔

见南面不行，日军又立刻增兵杀向北面，企图对庙行形成合围之势。

这是一个带有致命杀伤力的狠招。

收到报告，担任左翼指挥的第5军军长张治中立刻明白了眼前的形势有多么严峻。

庙行倘若有失，植田的“中央突破计划”就真的奏效了，日军一路裹挟南下，19路军和第5军将双双陷入困境。

果然是一场生死大战。

黄埔军校教育长的额头沁出了汗珠。

他迅速做出调整，命令俞济时率部去庙行以北堵住进犯之敌，由第87师259旅（孙元良旅）驰援庙行以南，填补该处力量真空，同时让教导总队在后面做好准备，随时策应。

中方援军杀到，日军眼看到嘴的鸭子要飞，哪里肯松口，也拼命把部队往这里送。双方都不断加薪添柴，谁也不愿轻易退让半步——道理很简单，这个时候就像拔河一样，任何一方只要再多使一把劲，绳子就可能要被他们倒拽过去。

压力再次传递到了张治中身上。

他手上有教导总队，然而直觉告诉他，暂时还不能动这张牌，因为这是他最后的一张王牌，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轻易动。

如果教导总队不能动，还有谁能动？

张治中这个师一共有两个主力旅布防在附近，除了孙元良旅外，还有一个第261旅（宋希濂旅）。

那就从宋希濂那里抽调一个团过来。

宋希濂可以说是张教育长的学生，因为他们都来自于同一个地方——黄埔军校。

日本有陆大，中国有黄埔。

其实，就纯粹军事院校的办学水平而言，当时的黄埔军校只能算是一般。

这倒不是我故意危言耸听，只要看看这所军校的最初定位和办学条件就知道了。

孙文他老人家闹了多年革命，特别是经历陈炯明叛乱之后，终于明白了枪杆子还是自己的好这个道理。招兵买马是绝对必要的，但招来兵后得有人带，也就是说，光有小兵没有连排长还是不行。

黄埔军校干的就是培养连排长的活儿。

在中国，与日本陆军大学校定位差不多且名气很大的，也有一个，那就是保定军校，它才是以培养中高层军官为宗旨的。

既然培养的是最基层干部，要的人多，自然就不可能百里挑一了。就拿把关还算是比较严的第1期来说吧，1200人报名，最后正式录取350人，备用120人（实际也是录取了），加起来接近500人，录取比例在40%左右，也就是说，两三个人里面就能录取一个。

兄弟是扩招前参加的高考，那时据说是10∶1，现在不知道是多少了。但我敢肯定，单从比例而言，肯定低于当年的黄埔入学考试。

正因为要求不是很高，入选标准也就随行就市，既不会查你是否根正苗红，也不会把你考得抓耳挠腮、满头大汗。简单点说，只要你是年满18岁的男青年（后来也招过一期女兵，赵一曼就是那一期的），不是文盲，基本貌端，又没误了考期，一般都能OK。

在黄埔1期生里面有几个人差点没被录取，但问题都不是出在考试成绩本身：

胡宗南是人家嫌他个儿矮，杜聿明是报考时间过了，宋希濂是年龄不到（只有17岁）。

所以我比较难理解《人间正道是沧桑》里面，轮到“孙红雷”参加考试时，怎么搞得那么隆重，看上去就跟选秀一样。要不是孙同志在个人才艺表演中露了一手绘图的绝活，似乎连入选都难了。

导演啊，英雄出世前来个“晴天霹雳一声响”有时确实也是必要的，可这真的跟黄埔资格考试无关。

由于学校主要培养的是连排长，教的课自然也是连排长应知应会ABC，都是步兵训练作战中要用到的一些常识性东西。比如如何整队、怎么抬腿（《步兵操典》）；如何持枪、怎么瞄准（《兵器学》）；如何画图、怎么看天（《地形学》）；如何进攻、怎么演练（《战术学》）。

当然了，你要真把这些东西琢磨深、领会透，倒也不错，问题是一是没那么多的时间，二是找不到合适的教员。

先行者当初建这所军校，就是要准备马上拿去派用场的，所以实际上办的是速成班。

本来3年的课程，硬被像压缩饼干一样挤成了6个月，中间还得去掉学政治的时间，碰上前线吃紧，临时拉上去顶杠是常事，所以满打满算，能有3个月学军事就不错了。

3个月是什么概念？

现在的新兵训练差不多就是3个月。

第一期学生更好，上场打仗时连毕业证都没来得及拿，打到第二年开春才想起来要补发。

当然，这样对学生而言也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永远不会有“毕业等于失业”的情况发生了。

大家都知道，学校成绩好不好，师资力量也是很重要的。

老蒋做校长时就很为此而头疼，因为学生好招，老师难找。

你找武秀才武举人吧，这些人大多只会纸上谈兵，就连出过国上过军校的那拨人里面，老实说，也没多少有真材实料的，回国后从没上过战场的大有人在。

丘八大老粗里面倒有些会打仗的，但这些人又大多识不了几个字，别说教学生了，囫囵话都说不全。

早先还有个苏联军事顾问团，可以顾问教老师，老师再教学生，后来国共闹分裂，就只好纯靠本土教官们自己努力了。

看看黄埔老师的名单：总教官何应钦，教育长张治中，以及下面那些大大小小的军事教官，从他们本身的军事造诣和成就来说，也不是很高。但是没办法，矮子里面拔将军，这就算当时能挑出来的最佳组合了。

在黄埔军校举办首期开学典礼时，党内大佬胡汉民曾有八个字的喷饭讲话，叫做：三味煮鸡，萝卜大葱。

下面的学生都以为胡老是在介绍广东菜谱（粤菜在国内菜谱中算是自成一派），其实是他的广东味普通话把《总理训词》给弄偏了。

原文为：三民主义，吾党所宗。

就这么些教官，就这么短的时间，大家就凑合着吃吧，反正“三味煮鸡，萝卜大葱”能吃得进嘴就行。

可是问题来了，既然如此，黄埔军校后来又凭什么那么牛呢？

跟它的老校长蒋介石当然脱不开干系。师父发达了，一般来说没有不拉徒弟们一把的。但是反过来也一样，徒弟们不推上一把，师父也没发达得这么快的。

打铁还须自身硬，老蒋再有势力，他也不会蠢到去用一帮废物。

对黄埔学生而言，政治教育的影响力恐怕远胜于纯军事教育。

黄埔军校有一个著名的《革命军人连坐法》，从它的条文上，你就可以看出它培养的军人跟北洋军队有什么不一样：

排长同全排退，则杀排长；

连长同全连退，则杀连长；

……

以此类推，军长亦如是。

军长不退，而全军官兵皆退，以致军长阵亡，则杀军长所属之师长；

师长不退，而全师官兵皆退，以致师长阵亡，则杀师长所属之团长（刚制定时未含旅长级别）；

……

以此类推，排长亦如是。

这就是老蒋后来老喜欢挂在嘴边的“黄埔精神”。

我们常在电影上看到的“弟兄们，给我上”，至少早期的黄埔学生是绝不敢如此做的，他只会喊“弟兄们，跟我上”，然后操着枪自己带头冲。

当时北伐军与军校生的比例，曾经达到过触目惊心的8∶1，也就是说，8个兵里面就有1个是黄埔出来的，而黄埔的这个还得带着头冲锋陷阵。

黄埔军校，进去不难，出也容易——都死在战场上了。

没有死的，凭着在学校里学到的那一点东西，开始有所领悟，然后继续打仗，接着再悟，死了算逑，没死的终于就悟出了道，成了所谓的名将。

这正是黄埔军校得以成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时势造英雄。

黄埔学生以前7期出道最早，也最为耀眼，此后无可超越者。

第5军的俞济时、李延年、宋希濂、孙元良以及时任第1师师长的胡宗南都是第1期的，他们除了运气比较好，子弹在他们身上找眼时总是偏了那么一点以外，战场上的悟性也多多少少起到了一点作用。其中，胡宗南更是被称为天子门生第一人，貌不惊人的一小个子，却很早就做到了主力师的师长。

宋希濂是虚报年龄混进黄埔的，这还得多亏那时候技术手段不先进，要是像现在这样查骨龄，有多少也得给退回来。不过，他后来的表现也说明，对于有潜质的人来说，年龄大小实在无关紧要。

庙行激战犹酣的时候，第261旅（宋希濂旅）已与19路军换防，此时驻扎在蕴藻浜北岸。

一个多星期前，这里正是19路军给予久留米旅团以重创的地方。那场战斗给日军留下的阴影实在太深，至今仍未散去，以致他们虽然在南岸屯有重兵，却再也不敢轻易发动渡河攻击。

正是考虑到宋希濂据河防守的责任也很重，张治中才只要求从他那里抽调一个团。但是宋希濂在表示可以遵令执行的同时，仍然提出了一个疑问：

这个团真的能解庙行之困吗？

庙行大战（第一次庙行之战）

不妨来看看这张《庙行大战（第一次庙行之战）》图（见25页），此时作战环境与久留米旅团强渡时的情况并无不同，在纪家桥一带，下元无桥可过，我们其实也一样。

从路线上来看，该团援兵需要绕道从塘桥渡河，路途很远不说，大白天的，日军轰炸机也不会闲着，肯定要一路跟着凑热闹，所以就算赶到目的地，也得是四五个钟头以后的事了。

现在战场形势如此紧急，双方打得你死我活，守军别说四五个钟头了，恐怕连一个钟头都等不起。

也许还没等援军走路走到一半，阵地就早已易手，一切都白忙活了。

张治中沉默了。宋希濂说得一点没错，可是眼下还有别的办法吗？

有的。

围魏救赵，绝地逢生。

宋希濂提出，他可以倾全旅之力，强渡蕴藻浜，从侧背打日军一个措手不及，如此，庙行之困必解。

计是好计，连张治中听后也拍案叫绝。

问题是蕴藻浜就那么好渡吗？

关于这个问题，曾在这里吃过大亏的久留米旅团的旅团长下元熊弥少将应该最有发言权。

我们让他来说说。

下元（表情忧伤）：这哪里是一条河，你干脆说它是一条害人的坑算了。别看河面不宽，水却又深又急，游过去、过去都行不通，只能架桥过来。我们那天乘着下大雾，早上4点就从床上爬起来了，就这样，我还放了好多烟幕弹呢，就怕被守军发现坏事，你说容易吗我。结果呢，不仅没捞到便宜，还在回来时被自己人坑了一把，部队都给打残了。

如果老天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说，我一定不会再跳这个坑，如果要在上面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

反正打死我也不去渡那条害死人不偿命的河了。

你看，连哭哭啼啼的下元都说了，他是天没亮就过河的，而且还下着大雾，打着烟幕弹。

以上条件，宋希濂都不具备，他凭什么敢提出强渡蕴藻浜的建议？

这就叫做初生牛犊不怕虎，而它也暗合了出奇方能制胜的兵家要诀。

架设浮桥是不可能了，且不说工兵根本来不及做准备，没了大雾和烟幕弹作掩护，对岸的日军也不可能躺在阵地上看风景，让你们顺顺当当地把桥搭起来。

只有用船。

这次宋希濂用于强行渡河的部队计有两团四营，近2000多人，不是一个小数目，就算是10人一艘的小木船，也要200多艘。

一时半会儿，到哪里去弄这么多船？

出于同样的看法，南岸的日军也很放心，光天化日的，难道你们还能飞过来不成？

飞是飞不过来，不过接着蕴藻浜河面上出现的一幕场景让所有日军都惊呆了。

前面漂着的是小船、木筏，后面跟着的是木桶、浴盆，甚至连门板都有，上面坐着的不是来赶庙会的老百姓，而是持枪瞄准的中国士兵。

有没有搞错？！

就这么一愣神的工夫，宋希濂旅已经杀到眼前——说过了嘛，这河就是深一些急一些罢了，又不宽。

如此快的速度和效果，连刚从旅部赶来的宋希濂本人都感到十分意外。

从旅部驻地到河边，半个小时就能走到。他本以为，在这半个小时里面，能让先头小股部队抢渡过去就算不错了。没有想到的是，两团人马，除留下一小部分在北岸阵地作为戒备外，其他人早已一个不剩地到达了对岸，而且已向敌人纵深杀去！

想想看，自从黄埔毕业后，一路领兵打仗过来，从来也没见这帮小子这么亢奋过啊。

庙行大捷

就在宋希濂准备登上一只小木船过河指挥的时候，突然从北岸阵地跑过来一名连长。

敬礼，报告。

什么事？

请旅长允许我们这个连也过河去打鬼子。

宋希濂笑了笑：这恐怕不行，北岸这里也得有部队守着啊。

连长急了。

我们这个连已经到这里十多天了，却一直没机会和小鬼子好好干上一场。大家都憋不住气了！

现在好不容易有上阵杀敌的机会，又不派给我们。全连弟兄一个个难受得不行，纷纷来问我，很难应付啊。

连长带着一种心有不甘又有所希冀的表情望着自己的长官，那神态，仿佛蕴藻浜南岸等待他们的不是流血牺牲的战场，而是鲜花满地的乐园。

宋希濂能够理解，但还是不能答应连长的请求。

站在船上，望着青年军官怅然若失的身影，他忽然得到一个启发。

为什么弟兄们打仗这么拼命，为什么在几乎不可能的情况下能够实现闪电强渡？

原因，找到了。

这一切就发生在一个军人懂得为何而战之后。

因为我们要“为国家争人格，为民族求生存”，有此一念，虽千万人，吾往矣！

宋希濂过了河，映入眼帘的除了岸边日军的尸体，还有抢运我方伤员的担架队，就是看不见大部队在哪里，举着望远镜也看不到。

这帮小子，不像是在打仗，倒像是在赛跑。

宋希濂迅速赶到齐家宅，建立临时指挥所。

刚与团指挥所架起电话，两团就送来战报：上岸后一路猛进，击毙了约一个小队的日军，缴获了大量迫击炮弹、机枪弹药以及各种各样的东洋罐头。

看来鬼子是真没设防啊，那就继续往前捅，捅到鬼子喊疼为止。

这一捅，果然听得一声大叫。

是植田的声音。

他的注意力全都放在庙行，放在麦家宅，哪里能料到有人会突然攻其后侧背，而且冷不丁冒出的这股奇兵还打得又快又急，一转眼的工夫，一个大队长又被对方干翻在地。

死些人就算了，关键是两个战略要点也同时丢失，在进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炮兵阵地几乎无所遮蔽。

是劲敌啊，弄不好退路都没了。

植田只得从进攻部队中抽出两个大队来救火，同时命令部分火炮后转，向宋希濂旅进攻的方向轰击。

他要把宋希濂重新赶过河去。

这是一场生死较量，中国军队犹如破釜沉舟，既然来了，就没有想过要回头。

两个大队和两个团，旗鼓相当，各不相让，一时间，喊杀声、枪炮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一遍遍地冲击着人们的耳膜。

打到后来，当然又是刺刀见红的肉搏战。

宋希濂身为旅长，虽然不用亲自上场拼刺刀，但他看到从前线抬下来的伤兵中，有很多是刺刀伤。其中有个班长，左腿和左臂分别被刺入一寸多深——双方都玩了命，受伤的这位还活着，剌他的那位主恐怕是凶多吉少了。倘若不是腿上伤口太深，流着血无法前进，估计这位勇猛之士还不会下来呢。

日军从下午5点打到日落黄昏，均无法使“憋着一口气”的中国军队退却，他们只好自己退了下去。

宋希濂传令两团勿再追赶，只需在已占领范围内“构筑阵地，彻夜警戒”即可。

他知道，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坐镇指挥部的张治中一直在紧张地观察着战场的风云变化，日军正面进攻力量陡然减弱，使他心里一动：有戏。

一个消息传来，宋希濂强渡蕴藻浜并站稳了脚。

臭小子还真有一手。

好消息接踵而至——

在蕴藻浜中曾经重创久留米旅团的19路军张炎旅也已杀到。

太好了，这正是发起反攻的最佳时机。

张治中立即率领教导总队驰援麦家宅，指挥88师和87师孙元良旅跌出阵地，向对手发起猛击。

看一下《庙行大战（第一次庙行之战）》图，孙元良从正面，张炎自南，宋希濂由北，“三夹一”，可不就把植田给夹在麦家宅了吗。

在中方三面夹攻下，植田战阵大乱，至晚上10时，大部分阵地被我军收复，日军不得不向淞沪线以东仓皇溃退。

麦家宅前的一股敌军大概是打得时间太久，有点神经麻痹了，没来得及跑脱，结果被孙元良旅一板斧砍过去，给削了脑门。

庙行之战堪称“一.二八”会战以来战况最激烈的一次战斗，也是公认的中国军队战绩的最高峰。此役，日方的金泽师团和久留米旅团，中方的第5军“两师一总队”、19路军张炎旅几乎全部投入战场，双方抵死相拼，肉搏厮杀的惨烈场面随处可见。

在累累战果背后，是巨大的牺牲。全军包括正副旅长在内，伤亡将官近90员，士兵死伤1000余人。

指挥这场战役的张治中后来很动情地说，庙行一役的胜利，是官兵“滴滴鲜血的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