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色旗是北洋政府的标志，蒋介石要求张学良更换成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但是对于“改旗易帜”，不仅日本政府竭力反对和阻挠，在东北军内部，反对的声浪也很高。

现在悬在日本首相田中心上的，是张学良在坐稳头把交椅后，究竟何去何从。至于兑现他老子的那些画饼式的协议，则还是其次了。

早在张老爷子准备退出北京时，他就面临着一个“息兵”后怎么办的问题。

统一大家都说要统一，不然无法一致对外。问题是让谁统一，讲穿了，就是谁领导谁，谁服从谁？老蒋自然是认为应该由国民党来领导老北洋。张作霖一方虽处于下风，却也言之凿凿：我是因为不想内斗才退到关外去的，不是真的就打不过你，所以不应该是让我臣服你，最好的办法是能联合统一，和平解决内争，大家平起平坐，谁也不欺负谁。

争来争去，意见最后都集中到一个旗帜问题上去了。张作霖希望能保留原先北洋做老大时的五色旗，蒋介石则坚持要换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

民国时代的这南北两大冤家，国民党以三民主义为号召，老北洋拿发扬国粹作掩护，看起来一新一旧，究其实，却都跳不出吾国最古老的朝代更替的历史循环。

老祖宗告诉我们，自古以来，皇帝只有一个，所谓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可容他人鼾睡。

国民党既然要坐天下，当老大，那就只有委屈北洋的最后一根独苗——奉系做小弟了。

旗帜问题很重要，哪怕只是一个名分，中国人在这方面的态度历来坚持，所以直到张作霖离京，这个问题仍然悬而未决。

在奉军陆续撤往关外，特别是张作霖命丧皇姑屯后，国民党内部也曾有人提出，东北刚失领导中心，士气又处于涣散之中，此时正是进兵关外，一举削平奉系，永除后患的绝佳时候。

然而老蒋自己就把这个提议给否决掉了。

奉军不是真正被北伐军打退的，而是主动撤退的，也就是说人家的实力还在，并非强弩之末。出关后，奉军占有地势之利，以逸待劳，背水一战，就不是那么好对付的了。更严重的问题是，日本人为此发过觉书，只要南北双方打起来，哪怕是沾着东北一点边，都会给他找到借口，趁势侵入东北，这在“济南惨案”时，早已领教过一回了。

不能打，那就只有用和的办法。这个“和”可不是张老爷子提出过的那个“联合统一”，用老话来说，叫做“归顺”，所以难度不小，然而老蒋别无选择，必须一试。

派人与东北方面一接触，让他大喜过望，原来对方也正有此意。

此前的张学良曾面临着三个选择：其一，就是听日本人的话，接受日本的“保护”与“合作”，其二，既不进关，也不“归顺”，继续保持名义和事实上的独立，其三，实行改旗易帜，成为国民党这一新朝廷下面的诸侯。

第一个选择是不用考虑的。张学良晚年说，在“皇姑屯事件”发生后，当他了解到父亲之死是日本人所为时，由此就“种下了我对日本的仇恨”。显然，无论是国仇，还是家恨，都不容许他走这一条路。

第二个选择没有把握。老爸在世时，光对付一个日本人就千难万难，如果要同时抗衡国民党和日本，别说年轻且立足未稳的张学良做不到，即令老张复生，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

权衡利弊，只有取其三。

通过改旗易帜，以“中央”来对付日本，既顺民心和天下大势，又可以把自己置于新政府的保护伞之下，有什么不好呢？

蒋张都想到一块去了，但真正要想把这件好事办成，面临的内外部压力都不小，非得花点力气不可。

易帜不易

先搞定内部。

老蒋在国民党内部一商量，说准备正式和张学良商定改旗易帜。没想到四巨头里面，冯头和阎头都不同意。

就光换个旗，改个名称就算啦？！地盘还是人家的，什么实际好处也没有，这怎么行呢。就应该继续进军，把东三省全都夺过来。

这两人说了半天，就没离开过地盘两个字，摆明了就是乘自己靠得近，又是北方部队，得陇望蜀，想在瓜分华北后再把东北顺手捞过去。

老蒋连华北都没能真正控制得住，东北更是鞭长莫及，因此对夺人地盘一说兴趣没有那么浓厚。

尽管如此，工作还是要做的。开了几个会，说了一大通道理后，大家总算统一了思想，同意用改旗易帜来解决东北问题。

与老蒋相比，张学良这边更难。

最有意见的是跟老张打江山出来的那帮人。一听就不同意。

什么叫合资上市他们不懂，只知道老张带着他们辛辛苦苦办的企业要被别人合并了，这可是他们当年一块砖头一块砖头砌出来的，就这么没了？

真是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大家嘴上不说，心里没少骂：败家子一个！

以张作相为首的老派人物主张：东北只需保境安民，并且“善处东邻”（日本），至于关内发生什么事咱们别去管它。

不过这帮老头子相对而言还是比较好糊弄的，几句话就能把他们给“将死”：你们说不易帜，那试问北伐军来了，谁能出去挡一把？

老头子们面面相觑，都傻眼了，论指挥打仗，还是当胡子时候的那点本事，怎么干得过气势如虹的北伐联军。

见大家都不吱声了，再晓之以理就容易多了：想当年老爷子那么强悍，还不是退到关外来了，现在人家已经打到家门口，我们要是再退，就只能到大海上做渔民去了。

再继续忽悠：所谓易帜嘛，其实只是换个旗，把原来东北的旗，改挂成南京的旗，重新装修个门面，挂个新招牌，看上去是联营了，其实里面经营照旧。

听到原来是换汤不换药，老头们都不吵吵回家了。

接下来的就不那么好骗了。此人就是杨宇霆。

杨宇霆之所以要反对易帜，从根子上说，主要还是出于脑子里根深蒂固的“忠君”思想——要为主子守住江山。

这种“忠君”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也是有渊源的。这里所谓的“君”并不一定是指皇帝或中央政府，也可以指地方长官。

民国史学大家吕思勉曾指出，汉代郡守里的大小公务员们，就是尊太守为君的。在他们眼里，郡机关就是自己可以倚赖的朝廷，所谓“有事为之尽忠，死则为之持服（即守孝）”是也。这跟日本幕府时代，属下武士只知有幕府将军而不知有天皇，颇为类似。

到三国时代，中央政府土崩瓦解，威信扫地，忠于“主公”的思想达到了巅峰。诸葛孔明、关二爷口口声声都要“兴复汉室”，其实“汉室”的末代皇帝汉献帝压根就没能沾着他们什么光，他们忠来忠去，忠的还是自己的主公——刘皇叔。

最有意思的是，《三国演义》走红到现在，从来也没谁觉得这二位不忠于汉献帝却忠于刘备就不算“忠”了。

当年张作霖在世时，杨宇霆最得信任，据说连私人印章都是交托给他保管的，而杨本人也素有愚忠思想。当然，他“忠”的是老张家以及他们打下的这座江山，而不是国民党或南京政府。

与只知道说易帜不好，却糊里糊涂提不出任何办法的老派人物相比，东北军中“士官系”的代表人物杨宇霆更具韬略和政治眼光。

前面说过，杨宇霆是个军政全能的人。他和奉军悍将郭松龄相比，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相同点是两人在军事指挥和部队训练上都有一套。不同点在于，郭为人过于冲动，最后什么事都没办成，自己死得很惨不算（“枪击，曝尸三日”），还差点连累了张同学和“讲武系”的其他师生。

同样是战绩等身的大将，杨宇霆则表现得能屈能伸，很懂权变之道，这种“讲政治”的风格在张作霖生前是最受欣赏的。

话说当年辫子军领袖张勋邀请奉军将领开会，杨宇霆和郭松龄都去了。会前议程没透风，开着开着张勋却说到搞复辟的那档子事上去了。杨郭都是见过世面的人，留辫子搞复辟对他们来说如同让死人还魂，是不可思议的事。

但两人临场表现却大相径庭：郭松龄马上起身退出。杨宇霆却坚持留下来，继续听姓张的在上面胡言乱语。因为他认为，听你讲是一码事，我是不是要跟着你做，那是另外一码事。彼此都留个面子，以后才好做事。

张作霖对杨宇霆此举颇为赞赏，认为有大局观，而对小郭的表现，只用了四个字形容：书生之见！

在东北军政界，杨宇霆不仅是将才，还是帅才。

说如果不马上易帜，北伐军就要打过来，大家都得到大海里去做渔民的说法对他根本不起作用。

他当时已经看出国民党色厉内荏的一面：这个后起的“中央政权”实际并无足够实力进入东三省。

大家都说北伐军势不可挡，可杨宇霆认为并没有那么可怕。所谓的北伐四巨头，又不是真的亲兄弟，虽然都声称是为信仰三民主义而战，现实生活中却都是奔着自己利益而来的。

照杨宇霆看来，北伐军看似凶猛，其实是个很容易散伙的团队。奉军强悍时，大家不得不多卖点力气，等到眼看着奉军不行了，自己抢地盘还来不及，根本不可能全力以赴来打奉军，说不定哥几个自己闹起来，倒反而要找奉军帮忙呢（后来果然言中了）。

至于日本人，杨宇霆自信不难对付。当初张作霖跟日本打交道，幕后都有这个超级智囊在支招。“皇姑屯事件”的主谋河本就认为，张作霖的主意很多来自于“他的股肱杨宇霆”。进京后张作霖曾试图采取用英美来压日本的策略，这个计谋最初也出自于杨宇霆。在关东军眼里，没有比这两个人更可恶的了。

杨宇霆的思路实际继承了张作霖“联合统一”的想法：都是统一嘛，为什么就一定要让你国民党一家坐天下呢？统一，那也不等于我要举手向你投降啊，都是内战，胜不足武，败亦不辱。

这时候虽然杨宇霆已被免除奉军总参议的职务，但以他的身份和资历，讲话还是有人听的，一些老派新派的人也跟着出来发表异议，这让张学良很是头疼。

双簧戏同一时间，田中内阁也在担惊受怕。

搞完“皇姑屯事件”后，关东军就一边歇着去了，擦屁股还得政府来。

得知国民党方面正在跟张学良秘密接触，田中又着急又恼火，赶快派人登门打招呼。

张学良就职前后，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三次拜访，要求张学良不要和“南方合作”或“轻与南方妥协”。

理由是南方政府一直标榜革命外交，吵着要单方面废除以前与各国签的那些条约（当然是不平等的），还要用武力收回租界，跟英美都曾闹得不愉快。

你说只是形式上的“合流”？那也不行。会导致东三省的“组织和内容”都走向“南方化”的，我们日本也签了条约，也有租界，肯定要倒霉的。

最后结论：你跟他们搞合作，就是跟我们对着干。

原先张学良已经和老蒋派来的代表谈妥，在北伐军不得进入东北以及把热河划归自己辖区的条件下进行东北易帜，连大喜日子都订好了，是7月底。

林久这么一发话，张学良不能不有所顾虑，加上内部还未能完全摆平，易帜的事就只好延缓下来。

这么拖着毕竟不是办法，为了摆脱困境，老蒋和张学良很有默契地唱起了双簧。

张学良首先把受人威胁的事捅给老蒋，后者随即约见南京政府驻日公使，抗议奉天领事馆干涉中国内政：我们自己人挂个旗而已，干卿何事。

田中没有想到南京政府会来这一手，赶紧分辨说，林久只是和张学良私下交交心，给两句忠告而已，绝不是干涉中国的内政。

这一下子就把林久的嘴给堵住了——你看看，我的压力也不小啊，南方政府抗议了都。你们外务省有本事应该跟南方政府扳手腕较劲去，别一天到晚没事来吓唬我。

接着，老蒋一声令下，宣布发动对热河的进攻。北伐军在进攻热河方面没有什么顾虑，因为日本眼下只能关注一个东北，于热河方面一时还插不上手。

张学良趁机对内部反对派们显示一下：你们看看，我说的吧，早点易帜早点易帜，多好的一热河啊，眼看着就没我们的份了。

跟着他还发一个通电，说我现在好难，不易帜不好，易帜也不好，好像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弟现在实处两难，不易帜无以对我兄，无以对全国；易帜则祸乱立生，无以对三省父老”）。

大家还在犹豫，这位老兄已经在做挂靴状了：实在没办法，我还是辞职吧。

没等众人劝阻，那边老蒋的“安慰电”飞也似地就来了：我不打热河了，有事好商量。

经过这么一折腾，支持易帜的意见开始占据上风。好了，都没想法了吧，那我们再翻翻老黄历，定个好日子：8月初。

田中一看苗头不对，赶紧再派人去东北做“狼外婆”。

鉴于奉天领事馆已被指名道姓地抗议过了，同时也为了提高吓人指数，这回田中派的是关东厅长官林权助。

林权助到奉天后，四次与张学良进行密谈，明确要求东北当局采取观望态度，不要和南京国民政府“携手”。

如果我不听，就要易帜呢？

那对不起，我们要采取“自由行动”了。

在这几次谈话中，林权助甚至用到了“即使冒干涉中国内政之嫌亦在所不避”这样的措辞，且语气和态度从未有过的凶狠恶劣，这让张学良甚为难堪，不得不告诉对方：我和你们天皇一个年龄好不好，你知不知道……

喂，我好歹也是东北最高军政首领，说话能不能客气或稍微婉转一点？

张学良回到家后，仍气得要命，说日本人真是欺人太甚，我一定要易帜，偏要，就是以后死在青天白日旗下，也没关系。

话是这么说，但他没有办法真的不把林权助的威胁当回事。关东厅跟关东军司令部一政一军，原来都属于关东军系统的，林权助就差没让关东军直接跳出来大嚷：我们要“自由行动”！

易帜，只能又拖了下来。

再拖下去，胡子估计都要给拖白了，老蒋决定去找外援。

“济南惨案”发生后，老蒋除以欧美背景的王正廷替换黄郛外，还任命正在美国游历的伍朝枢为国民政府专使，专门负责和老美打交道。

伍朝枢何许人也？

他是民初外交家伍廷芳的公子。

伍老当年因为维护华工权益，敢于设计吓破墨西哥人的胆，大骂美国议员“不似人类”，却还被对方视为中国第一流人物，称得上中国外交界巨擘，连李鸿章都对他器重有加。到了儿子这里，也毫不逊色。孙中山生前就说过，中国有三个半精通英文的，其中一个就是伍朝枢。

通过伍朝枢在美国的运动，中美关系开始热络起来。

美国此前由于看不清中国的形势，一直不敢下注，索性对南北纷争采取了中立政策，谁也不帮，但此时也看出了国民党即将取得天下，加上南京政府采取了外交主动，因此双方越走越近。

在易帜问题陷入僵局的情况下，老蒋决定从美国这里找到突破口。

经过他的授意，伍朝枢给美国务卿凯洛格提出，希望双方能够商订新的关税条约。

凯洛格马上给美国公使马慕瑞发电报，让他尽快与中方签新约，而且时间限定得非常紧，不是几周，而是几天。

马慕瑞觉得凯洛格这家伙一定是酒喝得太多了，在胡言乱语。

中美进行修订谈判并不是第一次，在这之前，美国同北洋政府谈了好多年，始终敲定不下来，原因就在于始终拿不到最惠国待遇。在马大使的眼里，南方的那帮人都是地道的“革命党人”，前不久还唱着歌要打倒列强呢，就算对方现在态度转变，但谈判毕竟是个技术活，必须选定时机，没有说让人限期完成的。

可是凯洛格似乎对签约已经迫不及待了，一个劲地来催，弄得马慕瑞相当郁闷，直到财政部长宋子文赶到北京。

宋子文可不是来逛故宫的，他来就是要签约，而且一口答应可以给予美国最惠国待遇，条件是恢复中国的关税自主权。马慕瑞喜出望外，两人加班加点，真的用几天时间就把谈判给搞定了。

民国十七年（1928年）7月24日，中美在北平签定关税新约，美国承认中国的关税自主权。

到1928年底，已有12个国家承认中国关税自主。

这是什么意思？

南京政府在国际上长脸，有地位了，同时也是对日本的一种明确制止：小心了，别在满洲玩得太过火。

田中傻眼了。

日本人嫌贫爱富的思想根深蒂固，它在亚州可以耻高气扬，但在西洋鬼子面前，甚至比中国人还自卑。

现在，美国带头，大家都做了表示，日本人的思想不通也得通了。

于是田中内阁开始采取所谓务实主义，即在能保住“满蒙权益”的条件下，可以默认东北易帜（“东北易帜事，只要维持日本在满蒙既得权，即不反对”）。

一切OK。

民国十七年（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穿起了中山装，对着中山他老人家的相有模有样地宣了把誓。

易职了。

由于对华外交政策的彻底失败，直接导致田中内阁于第二年早早地就垮了台。某种程度上，这一届内阁实在是被爱闯祸的关东军给硬拖下水的。

日本人的脾气，失败以后是一定要秋后算帐的。“皇姑屯事件”的策划班子村冈和河本等人此时又被“挖”了出来，都受到了转预备役或直接停职的处分。罪名却很是滑稽，说他们没有对“张作霖专车安全”起到保护之责——再尽责，老张估计连尸骨都要找不到了。

其中村冈最亏。日本历史上，凡是当过关东军司令官的，不管能力大小，看在长期留驻国外，没有功劳还有苦劳的份上，后来都被晋升为三星大将，只有村冈再也没有获得过晋升，到死都是一个二星中将。

关东军上下也是一片唉声叹气。东北改旗易帜，这是河本策划“皇姑屯事件”之后，他们所能估计到的最坏结果。费了这么大的劲，却换来了东北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早知如此，还不如不干了。

就整个中国和中华民族而言，东北易帜是张学良一生中干得比较漂亮的一件事。自此，这个一直陷于分裂和内战的古老国度至少在形式上完成了基本统一。

北洋政府的最后痕迹正随着五色旗的落下逐渐消失，而奉军，这个曾叱咤风云的军阀私家卫队，则成了国民政府的地方部队，我们从此该把它叫做东北军了。

全国舆论一片欢呼，包括《大公报》在内，都认为全国能够得以统一，张学良功不可没（“张氏数年来反对内战、促成统一之功，终有不可淹没者在 ”）。

一赌定生死

东北易帜了，老杨却危险了。

在是否易帜这个问题上，杨宇霆的态度始终是不积极的。

等到事情已铁板钉钉，他知道大势所趋，阻止不了，就干脆来了个非暴力不合作。在宣布易帜的典礼上，当众拒绝参加合影，并愤然离席。当时在场记者极多，小张领导又一向以好面子著称，被部下当众给甩脸子，可想有多么尴尬。

当时公开站出来表示反对“东北易帜”的老臣子不少，但像杨宇霆这样令张学良印象如此“深刻”的却绝无仅有。等到发生老虎厅事件，杨宇霆的罪状之一就是“破坏统一，阻挠新政”。

命运早已亮起了红灯，可是杨宇霆并不知道。

三国时代有个著名谋士田丰，因劝阻其主公袁绍进攻曹操，而被袁一怒之下关入大牢。不久袁军果然惨败。消息传来，监狱的牢头认为田先生这回肯定能得到平反，连忙给他道喜。

田丰却一反常态，说出了一番令牢头大吃一惊的话：

“如果前方部队打了胜仗，我还有活命的机会。现在打了败仗，就只有死路一条了。”（“若军有利，吾必全，今军败，吾其死矣。”）

话没说完，负责给田先生催命的使者果真就到了。

杨先生的情况正好相反，假如易帜不成，他的下场或许还会好点，现在易帜成了，阎罗王可就得向他频频招手了。

现在的杨宇霆，早已不是什么三军参谋长了，他只有一个职位：东三省兵工厂督办，管管兵工厂而已。

杨宇霆的被闲置，既是派系斗争的结果，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张学良一山不容二虎式的疑惧。

在郭松龄被杀后，东北军中真正力能扛鼎者，就只剩下了一个杨宇霆。事实上，当时日本人里面的确曾有过把杨宇霆推上台的意见，只是顾虑此人能力太强，恐难以驾驭才做罢。

林权助在与张学良进行谈话时，为了施加压力，就曾提到过一个“关原之战”的日本历史典故。在这个故事里面，丰臣家族和德川家族是两个死对头，丰臣里面当家的不是那个跟明朝对打的丰臣秀吉，而是他的幼子。最后小孩子终究玩不过德川家康这老头子，被后者设计给除掉了。意思当时就摆在那里，你张学良就是小孩子，而杨宇霆自然就是德川家康了。

小心啊，我们有一天也可以把德川扶起来干掉你。

这话听着如此渗人，怎么能再让杨某人手握权柄。

可是杨宇霆自己并没有听到过这个故事，也许是听到后也只付之一笑。他关心的还是如何维护张家江山。

一开始，他认为张学良“仔肩”还难当重任，及至权杖交到了少帅手里，虽然明着受到冷落，但他却仍然拿出托孤老臣的模样，执意要把皇子扶上马，再送上一程。

张学良嫌他唠叨，曾有意送他出国考察，他却没有答应，或许还指望着少帅再授他以总参议的要职吧，要说这人“愚忠”，也真是够愚的。

其实当时周围很多人都这么想，但由于杨宇霆多年在朝野积累下来的声望，让他实际上仍然处于显要位置，所以大家暗地里又都公认他是只潜力巨大的绩优股，少主以后可能真的还要予以重用。

平时谁对领导有意见，也不敢当着面公开提，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找这位老革命诉苦，因为谁都知道老杨能讲，敢讲，也最有资格讲。

文武大臣对少主人的一个最大意见，就是时有找不到他的情况发生。

民国时候的狗仔队其实是很活跃的，八卦新闻也非常之多。据说有好事人士还弄了一个美男排行榜（与现在的超男好有一拼），隆重推出四大天王，当年的风云人物老汪（汪精卫）、周公（后来的共和国总理）、梅兰芳都赫然在列，其中排第四位的就是小张（张学良）。这里插一句，窃以为年轻时候的老蒋也很有型，不知为什么没能挤进前四就被PK掉了。

像少帅这样，要地位有地位，要人才有人才，他不惹别人，别人也得狂追他，因此有时候走走神，跑跑调，开不了会，上不了朝也是免不了的。

海外知名学者郑浪平先生的父辈曾在东北军中任职，对其高层内幕有所知晓。他就此评论说，少帅由于年少得志（东北易帜时尚不满三十岁），生活中的确少不了一些男女之间的故事，但如果从当时民国的环境来看，其行为并不算特别出格。在“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前，这些事情也只是在小报登登，属于明星闹绯闻一类的花边。

但郑浪平也不得不承认，真正影响张学良处理政务乃至后来紧急情况的，还是他的体能问题——这时候的少帅已经染上了毒瘾，而且渐呈加剧之势。

说起来，那时候的东北将帅包括张作霖本人，多多少少都跟鸦片这些东西有染。张大帅在世时，一高兴，有时也爱弄根大烟抽抽，提提精神，不过他毕竟经历过大风大浪，知道把握尺寸，抽虽然抽，但从不因此耽误公事。

杨宇霆作为跟着张作霖打江山过来的老臣子，免不了会拿从前的标准来要求现在的新人，常讲的一句话就是：当年老帅在时可勤奋，可威严了……（意思谁都听得出来）。

说说也就罢了，老杨头急起来，有时甚至可以在公开场合下，置领导的面子于不顾。

有一回，一个处长因接连几天碰不到少帅，公文也批不下来，就只好找到杨宇霆，把情况如此这般地说了一下。老杨一冲动，竟然带着这个处长直接闯到人家家里去了。

看到门口的卫兵，也不转弯抹角：司令起床了没有？

卫兵老早就领教了老杨的厉害，知道这位极不好惹，连少帅平时都畏他三分，只好如实回答：还没起床。

日上三竿，还在睡觉，你当自己在幼稚园啊。老杨听了巨愤怒，推开卫兵就往里闯，冲着张司令的卧室就杀将过来。

卫兵猝不及防，拦又拦不住，只好一边喊，一边劝。杨宇霆正在气头上，也顾不了礼数，“咚咚咚”地就敲起了门：我是杨邻葛（邻葛是杨宇霆的号，取效仿诸葛之意），你快起来，有公事需要处理。

这边少帅披着衣服就跑来给老杨开门。

刚坐下，对方便毫不客气地数落开了：各位厅处长有公事等待你裁决，你却好几天都不露面，这怎么成。老帅在时，可不是这样的！

又来老帅老帅的，还嫌刺激人不够是不是。少帅当下就来了脾气：我不干了，你来干吧！

主公对属下说要撂挑子，那话里都是饱含杀机的。

杨宇霆作为一个政治老手，哪里能听不出来，但他不怕。

他只是觉得好笑，自己现在就是靠一张嘴说说而已，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小家伙，你学着吓人还早点。

杨宇霆对面前这位脸红脖子粗的领导说了这么一番话：别提这个了（提了对我也不起作用），如果你身体真的不好，遇到事情，我可以帮你张罗张罗，出出主意，这比什么都强。

杨先生，这话错了，真的错了。

我们要记住，如果你想帮领导张罗一切（在违背领导意愿的情况下），领导一定会想方设法预先帮你“张罗”一切。

那些看好杨宇霆的人们猜想的不错：创业难，守业更难，一旦东北政局需要，像杨宇霆这样的股肱之臣，国之栋梁，不可能没有用武之地。

但是，“改旗易帜”实现了。经过各种挫折和交锋后，少帅终于冲了出来，并取得了成功。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对他能力的一种认可，而这种认可，对好为人师的杨宇霆来说却非常危险。

易帜典礼（就是老杨不给面子的那个典礼）举行后一个星期，张学良以东北边防公署长官的身份，亲赴杨宅为其父祝寿。

在那里，他看到了一件令他刻骨铭心的事。

东北文武百官都来了，张司令到时，大家正围着桌子赌钱（纯属节庆娱乐，不属查处范围）。

听到总司令到了，虽然赌兴正浓，多数人还是赶紧欠起了身，以示尊敬。这种姿态相当于半起半坐，因为还得时刻准备着坐下来继续赌呢。有的人虽然脸上毕恭毕敬，眼睛却还都描着赌盘，惟恐有不上路的家伙乘此机会耍点老千什么的。

这种时候，自然是显示领导亲民作风的最佳时机。张司令亲热地拍拍手下们的肩膀，示意赌局可以继续。众人如遇大赦，欢天喜地地继续投入赌局。

就在少帅自我感觉良好的时候，厅堂里司仪喊了一声：督办下来了！——也就是杨宇霆本人下来了，他是东三省兵工厂督办。

让张司令惊讶的场面出现了：所有围桌赌钱的官员，齐刷刷地站了起来，肃然而立（请注意，不是半起半坐），其中很多甚至是政府大员，官衔远远超出杨的督办职务！

直到杨宇霆笑着和大家逐一握手寒喧，众人方才落座。

震惊了。

我说的是张司令。

说了几句套话后，他就匆匆离开了。

一个小小的兵工厂督办，竟然比总司令还吃香。他们到底听谁的？东北又竟是谁家之天下？

撤掉他的督办？！

有用吗？没用。有点头脑的人都能看出来，众人不是因为他这个督办职位才对他敬畏三分的。换句话说，这个人可怕可恨之处不是那个小小的职务所能容纳得了的。

真是忍不下去了。所有的前尘旧事都一股脑儿涌了上来，它们被统一打上了标签，上面一共八个字：“奸险性成，日甚一日”。

奸臣啊，这样的人不除怎么得了。杀机就在这一刻汇聚于心。

但是杀一个人，不等于宰一只鸡，何况是如此举足轻重的人物。

万一事泄不成功怎么办，万一引起骚乱如何处理，想想杨宅祝寿那一幕，张司令自己也紧张起来。

万般无奈之下，他做出了一个决定，向死去的老爸学习：赌！

杨宇霆，是生是死，就看你自己的造化了。

他掏出一块银元，当空抛出，心里默念：银元落在正面，最多扣押（反正不能放过），如果落在背面，死路一条。

连抛两次，均为背面着地！

张夫人也在身边陪他搞这种封建迷信活动。此时提醒他，也许银元背面较重，影响了下落轨迹。

张司令觉得很有道理，于是把默念秩序重新颠倒过来：正面处决，背面扣押。

连抛三次，全部是正面！

一个人的生死问题就这样被别人用一种极其荒唐的办法确定下来了。

一生之中，张学良对自己作出的这个决择从来没有后悔过。

如果我还是当初那个地方部队的长官，即使有“讲武系”与“士官系”的矛盾，即使亦师亦友的郭老师死于你下达的一纸命令，我也绝不会痛下此杀手。但现在不一样了。

因为我现在是东北第一人，这一点不容任何质疑和挑战。

鸟尽弓藏

黑白无常已经出来抓人了，蒙在鼓里的杨宇霆却不知情，还在算计着要为他的少主人“张罗”。

对待那个“一衣带水”的东瀛岛国，杨宇霆的办法向来都是长袖善舞，软硬兼施。

不得不佩服日本人钻牛角尖的劲头。张作霖都被炸死了，他们还想着“满蒙新五路”那件事。这不，满铁又派出一个人——当年逼张作霖签“阅”的两个日本顾问之一町野武马前去拜会杨宇霆，当着面问他有没有这回事，五条铁路到底还建不建。

杨宇霆马上说，有啊有啊，当然有这事，而且铁路也一定得建。

他当然很清楚，因为他也是这件事的当事人和见证人。

但是清楚归清楚，路反正我不想建，激怒你们的傻事我也不干。老杨的策略说起来简单，就是一个字：拖。两个字：扯皮。

交道打到现在，日本人见了老张老杨这主仆二人都怕了，知道这都是两撒谎不过脑子的家伙，町野怕杨宇霆这回又在玩忽悠，赶紧提出要求：请您好好给少帅说说。

那意思就是你说了还不算，得最高领导认可。

说完了又担心老杨不敢跟老大提，又补充一句：您这样跟少帅说没关系吧？

杨宇霆皮笑肉不笑地哼哼了两声，随口答道：没关系没关系，我一定会提出这个建议的。

一转屁股，老杨就喝茶去了：得了您呗，跟我玩，你小子还嫩点。

当然没去跟张学良提什么让日本人修筑五条铁路的建议。

过了几天，町野信心满满地来找张少帅了，唾沫横飞地说了一大通，结果被小张一个“现在全国统一，此问题已移交南京政府交通部管理”给推掉了。

既然归附了南京政府，打太极就更方便了。

但通过这件事，张学良对杨宇霆又生出了新的看法。因为满铁口口声声说老杨支持“满蒙新五路”方案，而自己却从来没有听他说起过。

莫非想勾结日本人架空我？如此看来，真是死有余辜。

町野被这么来回一扯皮一忽悠，虽然跑得气喘吁吁，却还是两手空空。说要再不生气不着急，那就变成石头人了。

他又找到杨宇霆，声称要把当年张作霖答应签“满蒙新五路”密约的证据公布出来，丢丢中国人的脸。

让你们耍赖皮。

杨宇霆知道，得另想别的招了。他把过去的老部下常荫槐叫来，一起商议对策。

这常荫槐也是个让日本人头疼的狠角色。

此人在张作霖时代一直主管东北铁路，易帜后新近才被国民政府任命为黑龙江省省长。杨宇霆担任总参议时，他经常到总部来办事，跟杨在许多观点上都非常接近。

这里还得补充一点关于东北铁路的历史。

甲午战争后，输得一干二净的李鸿章痛定思痛，捉摸单挑干不过日本人，便祭起以夷制夷的法宝，千方百计想把俄国拉进来。

老毛子来个正好。你就是不让我来我还想来呢，现在你请我，实在是件巴不得的好事。

它把太平洋舰队开进旅顺和大连，并通过李鸿章签订了租地条约，然后就开始修建这条横跨东北全境的著名铁路——中东铁路。

按照当初的约定，这条路通车36年后，中国只要给钱，就让你收回去。可要是没钱，对不起，那就等好多年后再说吧。

好多年是多少年？

80年！

中东铁路一成，日本很自然地就感受到了威胁：这不等于把欺负中国人变成你老毛子的专利了吗，那怎么成？！

一句话不合，一东一西两个狗强盗就这样打了起来。

日俄战争打完，俄国人输了。按照谈判结果，把长春以南的路段，即南满铁路转让给了日本人，而长春以北的路段则继续被俄国控制。

由于自身没有足够实力作为后盾，本想以夷制夷，反而变成了前门豺未走，后门又来狼，“北夷”、“东夷”一齐登堂入室，后者更成吾国今后四十年之难除大患。

这就是所谓的“满清修补匠”李鸿章的修补工艺，要我看，实在也不咋的。

十月革命后，立足未稳的苏联政府曾表示，愿将包括中东铁路在内的一切在华特权无条件归还中国。

当时的中国北洋政府一愣神，没想到列强中还有思想境界这么高的。可也就这么一愣神的工夫，到了斯大林上台，苏联在稳定政权后，又死不认帐了。

在中国的力争下，双方总算达成了一个共管协议，即在中国未赎回中东铁路之前，铁路业务由两国共管。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苏方并未认真履行这一协议，中东铁路还是没咱中国人什么事。

现在日本人正好吵着要新建满蒙铁路，两人就想了一招，借机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把东三省的铁路都集中管理起来（当然包括中东铁路），一方面可以继续跟日本扯皮，另一方面借此削弱苏方对铁路的管理权，真正落实共管协议。

两人还商定，由搞铁路出身的常荫槐担任公署署长。

成立这么重要的机构，当然需要东北的最高首长同意并批准（严格的话还要过一下中央政府的手续关），二人谈得高兴，兴致勃勃地就来找张学良商谈有关事宜。

当晚，在张氏府邸便发生了“老虎厅”事件。所谓老虎厅，实际上是张府的一个会客厅，杨宇霆、常荫槐就在那里被张学良手下的卫兵当场处决，血染厅堂。

在得知要处决他们时，二人“顿时木然，一句话也说不出”——当然说不出，因为他们对此毫无任何心理准备。

第二天，包括张作相等人在内的东北要员都被招进张府，说明事件经过。众人闻言，皆“惊愕万状，面面相觑，哑然无声”。

“老虎厅”事件虽然纯属内部权争，然而于东北军而言，实在不能不说是一幕悲剧。不管杨宇霆曾有过什么样的毛病，但此人在东北军政大计上确实有宏阔远见，也是当时东北唯一能挽狂澜于既倒的大才。他被处决后，很多人都认为是东北军自毁长城之举。有人甚至找出论据，证明是痛恨他的日本人从中使用了反间计。

对于他本人来说，却只能用谋士田丰临刑前的一声长叹来形容：“大丈夫生于天地间，不识其主而事之，是无智也！今日受死，夫何足惜！”

至于常荫槐，则实在是受杨宇霆连累，他本来是可以定定心心做他的省部级高干的。

“老虎厅”事件发生时，离“东北易帜”仅仅两周不到。

传闻，出事前，有人曾给杨宇霆卜了一卦，卦语云：杂乱无章，扬长而去。杨不解，此人谓天机不可泄露，只透露此卦语不祥，要他多加小心。未几，果死于非命。民间遂盛传：“炸烂吴（俊生）张（作霖），杨（宇霆）常（荫槐）而去。”言鸟尽弓藏之意也。

在东北军历史上，除郭松龄系起兵反叛被杀外，“老虎厅”事件可以说是首开诛杀功臣之先例，自此满朝文武人人自危，大家都希图自保。在这种情况下，内部派系斗争不仅未得缓解，反而逾演逾烈，为日后东北军的最终瓦解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