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东北“改旗易帜”，中国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但是参加北伐的“四兄弟”却各有各的算盘。为了夺得国民党统治大权，蒋介石决定采用“削藩策”，逐一削平其他“诸侯”。

绝顶聪明的东北人杨宇霆曾经说过：他们这帮人迟早是要自己打起来的。

果然。

没等东北易帜，全国统一，国民党内部就已经出现了不祥的空气。也难怪，参加北伐的兄弟们本来就各有各的算盘，都不是什么善茬。

直到很多年后，“蒋冯阎李”四兄弟中的李宗仁这样描述他印象中的蒋介石：为人严肃，杀气很重，看上去有些劲儿劲儿的。

阎锡山则是：一望而知为工于心计的人物，其人喜愠不形于色。

冯玉祥外表既不严肃，也不深沉，属于兴之所至型的，不过按照李宗仁的评价，也是一“老谋深算的政客”。

精彩的一幕发生在四兄弟祭告总理的典礼上。

当时担任主祭的老蒋第一个哭了，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哭，是“抚棺痛哭”，就是趴在先行者的棺材上拼命哭，谁拦跟谁急。至于那眼泪，就跟打开的水龙头一样，往外喷喷的（“热泪如丝”）。然后是老阎老冯这二位，他们没法去跟老蒋抢棺材板，只能站在那里一个劲地揉擦眼睛，最后也弄出了一把鼻涕一把泪，看上去那伤心劲就别提了（“状至哀伤”）。

老李的表现方式比较特别，是凛然肃立，一滴眼泪也没掉，同时他认为前三个兄弟无论是“抚棺痛哭”型，还是“擦泪相陪”型，都只能用两个字来评价——

矫情。

反正我是没有你们这种“表演本领”的，大家都应该看得出，先总理是“尽其天年”而终的，今天又是“功成告庙”的好日子，不易做得过于夸张，我这种表情当然是最合适不过了。

事实上，弟兄几个比赛飙泪和耍酷那还只是潜层次的，真正的龙争虎斗还没正式开演哩。

却说本片的第一主角老蒋整天琢磨着如何把所有的戏份都抢到自己手里，为此真到了古人所说的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的地步。

一个人的智慧显然是有限的。上帝啊，帮帮我，给我扔一个孔明下来吧。

啪，帝哥毫不犹豫地给扔了一个下来，真够义气。

此人貌不惊人（也许还是脸先擦了一下地），戴一副眼镜，斯斯文文的样子，与传说中羽扇纶巾、气宇不凡的诸葛先生相比，差距真是太大了。

不过老蒋对《三国演义》中的故事还是熟悉的，那里面除了孔明这个卧龙以外，还有一个曾经因貌丑而让刘备看不上眼的凤雏。

再一问，来者名叫杨永泰，老蒋一阵惊喜，因为义兄黄郛曾经对他说过，杨永泰者，其人满腹经纶，是个能帮主公成大事的海内奇才。

再一交谈，这杨永泰果真对“当世之事”了如指掌。你听听他是怎么分析的——

今北伐虽成，可天下还是不安啊。李宗仁控两湖（湖南湖北），李济深拥两广（广东广西），白崇禧则乘势进入华北，这三股势力就足以三分天下。除此之外，冯、阎也不是省油的灯，如此看来，南京危矣。

说得真好，可是老蒋听着听着脸就白了，这才想到，自己这个名义上的第一主角其实虚的很，不仅随时可能被抢掉戏分，甚至面临着被剧组除名的危险。

觉得自己弱了吧，不要紧，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

听得此言，老蒋心中一动：先生可有何策可教我？

杨永泰从嘴里缓缓地吐出两个字：削藩。

诚如是，则霸业可成，党国可兴矣。

真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老蒋此时的心情已经由惊喜上升到了狂喜。

黄郛没有吹牛，此人大才，绝对是大才。

莫非他真的就是孤之凤雏？听说这杨永泰过往有政治倾向变来变去的毛病，还曾尝试投过北洋政府，不管它，能为我所用就行，我可不能做那以貌取人的刘玄德，而要做人尽其才的曹孟德。

一切都像在演义，一切都象是虚幻，然而这又都是真实发生过的一幕。我说过，那个年代的很多故事，你完全可以把它看作是另一些古老故事的翻版和轮回。

杨永泰在进入蒋氏幕府后，也像当年的“凤雏先生”那样敬业，围绕“削藩”，他每天茶饭不思，捉摸和构思着一个个奇计妙想，然后放入锦囊之中。

让“主公”老蒋去摸吧，这样更能增加气氛。

心病难治

在上演“哭灵”这一精彩绝伦的折子戏之前，老蒋其实已经做了一场热身预演。

当然这一出与“凤雏”没有关系，完全是他一个人的发挥。

在北平城得以和平接收后，老蒋忽然又严肃起来，板着面孔对大家说，现在请跟我一起念“总理训词”。

先总理曾经曰过：不要做大官，要做大事！

话音刚落，他就起身宣布，由于“北京克复”，北伐成功，所以本人决定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及军事委员会主席职”。

你们看好了，没什么官比这更大的了吧，我辞了。

众人一阵惊叹，真爷们。

可是除了这声惊叹，就再无任何其它回声了。

等了一会，没动静，再等一会，依旧如此，索性等它一天，仍然如此。

怎么没人跟，你们都像我一样辞了啊，老冯、老阎、老李，还有那小白，你们别光看我呀。

无动于衷。

看来还是刀口切得不深，老蒋豁出去了，闭着眼睛，咬着牙，狠狠地朝自个大腿——

虚晃一下。

这是表演，又不是玩命，还能真来啊。

这一刀，叫做“辞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职”。

伴随着一阵掌声，老冯、老阎、老李、小白都上来夺刀了：不错不错，功夫很好嘛，连皮都没伤着一点。

孙长老，现在请收了你的神通吧（“电留蒋中正”）。

老蒋无可奈玩何地收起了架势，当然了，说要辞的一个也没辞成。

失败。

还是老老实实地摸锦囊吧。摸出来的纸条上写着：杯酒释兵权。

在施计之前，必须先摸摸大家的底。

民国十七年（1928年）6月，蒋介石电邀冯、阎、李去北京参加善后会议。

这时候的老蒋仍对自己的表演才华抱有信心，所以才有了“哭灵”一幕，但结果仍然不能说是成功的，因为“优秀演员”们都尽想感动别人，惟独感动不了自己。

快要开会了，会场上还没有看到冯玉祥和李宗仁的身影。老李来得迟，情有可由，人家住在湖北，离得远。老冯就有些莫名其妙了，因为他就在河南，不算远。

打个电报去催一下，很快就有复电来了：生病了，来不了。

老冯真的生病了？

是生病了。不过不是身体有病，是心里有病。

他生病，是因为很生气。很生气，是因为他觉得自个吃亏了。

别人不比，就跟老邻居阎老西比。老阎一伸手就拿走了河北、察哈尔两省和平、津两市，而他只分到了一个北平特别市市长和崇文门统税局。

说起来难为情，北平市长还是后来老冯自己厚着脸皮，通过白崇禧这个中间人硬跟老蒋要过去的，市长虽是西北军的人，但另外两个重要位子——北平警备司令和公安局长却又都是阎锡山的人，实际上北平还是老阎的。后面那个统税局倒是个肥缺，每月可以弄到20万进帐，可是再肥，它也没法跟京津比，而且西北军有几十万人，主要分布在西北，那几个地方都是穷得要命的所在，根本收不上来多少银子，这20万哪里够用啊。

老蒋还答应过要分一个山东给老冯，可是谁都知道，“济南惨案”后，那胶东和济南都被日军控制着，实际上是一个残缺不全的省，给跟没给一个样。

其实这个分配方案老蒋事前还“征询”过老冯的意见。老蒋说，你看看，山东给你后，你就有6个省了，人老阎原来才2个省（指山西和绥远），这次再给2个，撑足了也才4个，你大人有大量，让着他点，而且平津涉及到外交关系，很复杂，你性子直，恐怕弄不来。

老冯平生就好个面子，最怕别人说他争权夺利，当着老蒋的面，胸脯一拍：放心吧，老弟你认为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过后却越想越生气，觉得吃了哑巴亏，但是话既出口，明顶不好意思，只好暗抗了。

一气之下，善后会议不去了，你们自己去“善后”吧。他还发了个电报给武汉的李宗仁，除了打声招呼外，顺便探了探老李的态度，那意思，你要是觉得赏罚不公，也不要去开会了。

冯玉祥不来，老蒋的脸上就有些挂不住了，现在正是树威信的时候，偏偏遇到这种事，有人请假不来开会。

他马上派了个人来武汉，希望李宗仁能够帮着劝劝老冯。

李宗仁倒是已经把工作做在头里了，他派了两个高级参谋到河南去慰问老冯，同时还带去了自己写的一封信。在信中，李宗仁苦口婆心地对老冯说了一番大道理，特别指出，你不去，善后会议有可能会“遭受挫折”的，所以一定要“顾全大局，忍辱负重，扶病北上”。

后面这话，老冯爱听，同时又得知李宗仁也一定会去参加会议，于是立刻觉得自己的“病”好了很多，表示“弟当扶病奉陪末座”。

接到电报，包括老蒋在内的一干“党国要人”都转忧为喜，颇有云开雾散的感觉。

老蒋认为李宗仁似乎还是蛮听话的，于是决定绕个道，从南京到武汉，再到河南，转个大圈进北京。

说了嘛，这次开会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看看大家的态度。

但是到武汉的第一天晚上，老蒋就发现了问题。李宗仁手下的三个军长竟然没有来陪宴。

老蒋的感觉马上就变坏了。哼哼，连起码的规矩都不懂，摆明有反骨。

第二天阅兵，“反骨”迅速得到了验证。

李宗仁致欢迎词后，老蒋训话，在说了一些要为国家牺牲之类的套话后，忽然出现了一个谁也没有想到的场景——阅兵总指挥，也是那三个军长之一，跑到阅兵台发表了一通议论，说是在北伐进行的过程中，中央“政潮迭起”，影响了军事，之后就说到了要“赏罚分明，用人唯才”那个方面去了。

老蒋当场不露声色，但心里却波澜起伏。

几个军长，他们有什么胆子敢公开这样乱放厥词，还不是你李宗仁暗中指使的。好啊，原来你也对我不满，可嘴上又不肯说，给我来阴的，我看你还不如冯玉祥呢。

先给你记着。

跟着老蒋到河南，李宗仁终于见到了“扶病”的冯玉祥。

冯玉祥尽宾主之谊，请大伙吃饭。席间，李宗仁惊讶地看到，老冯一边不停地做痛苦咳嗽状，一边却红光满面，毫无病容。

李宗仁“望其人，听其声”，断定是“假咳嗽”。

散席后，他问一同赴宴的李济深：你看老冯像生病的样子吗？

李济深能看不出来吗，马上笑了起来：他在演戏。

然后大家就到北平香山碧云寺总理灵前拜祭去了，然后就开始四兄弟集体演戏飙泪兼耍酷，再然后，进入实质性主题：开善后会议了。

在会议召开前，公布了一下军队数目：全国有300个师，220万军人，这些人的职业就是打仗，吃喝拉撒睡，买枪购炮都得国家掏腰包，因此每月光军费一项就达到了6千万之巨。

怎么办呢？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裁军。

这个理由非常正当，没人能公开表示反对。

问题是这一刀先从谁那里开始开。

老蒋像表现“辞职秀”时一样，把胸脯一拍，从我做起吧。

效果一如从前，“无私”的举动总是乏人响应，而“无私者”自己也很快就收回了承诺。

这样的善后会议，能开成什么样就可想而知了。一群人东拉西扯，不着边际地开了四天“神仙会”，还是“议而不决”。

不能总这么无聊下去吧，于是老蒋只好自己从口袋里掏出早就拟好的一份方案，宣布成立一个编遣委员会负责今后的裁军任务。

当然，这只是方案，是不是能通过，还得提交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讨论，而且最关键的具体怎么裁法也没有说，所以当老蒋要其他三兄弟副署，也就是共同签名时，大家的情绪都还很放松。

开善后会议，老蒋大的好处没有捞到，但已初步侦察出了冯阎李不同的心态，同时他还利用各种场合，成功地塑造出了自己“中央党政军领袖”的形象。

没有办法，到底是“老戏骨”啊。

合纵连横

善后会议算是给削藩起了个头。

民国十七年（1928年）8月，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召开。老蒋准备动用“组织”的力量来让众人就范。

可是还没等谈到裁兵，在各地政治分会的存废上就搁了浅。

你可别小看了这么一个政治分会，那也是削藩路上的一个重要障碍。老蒋主张，立即把政治分会取消掉，地方权力收归中央。可反对的人不少，都说这样容易出乱子，还是缓行好。

见大家都这么不自觉，老蒋无奈之下，也只有重拾霸王硬上弓这招了：再维持四个月吧，到年底，管你们愿不愿意，一律取消。

到此，会议的氛围就不那么和谐了，看看大家的脸色，老蒋也知道现在还不是把他的裁兵计划进行下去的时候。

那就继续推后，容明年开编遣会议时再说。

削个藩这么难，兵权又如此不易释，看来可能还是因为那杯酒没上的缘故。

那句“不做大官做大事”，连老蒋自己都不信，拿来骗人也着实过于勉强，所以还是实际一点吧。

在会上如愿坐上国民政府主席宝座的老蒋，开始给弟兄们封官许愿了：特委任冯玉祥为军政部长，阎锡山为内政部长，李宗仁为军事参议院院长。

能做大官没有人不高兴的，可是老蒋接下来的要求却让众兄弟犯了难：你们现在是中央大员了，必须长期住京。

原来如此。

杯酒释兵权的同时，竟然还配合着调虎离山。

三兄弟之中，看起来最为“老实”的李宗仁向老蒋提了一个“建议”。老李首先声明，千万别误会啊，我留在京城是一点问题没有的，地方军政都有人代理。

可是冯、阎不一样，据我所知，他们在军中是芝麻绿豆一把抓，参谋长都是摆设，如果“强留”他们在京，那军中的所有事务都得停顿，还不如让他们“常去常来比较好些”。

对这个“建议”，老蒋当然不能接受。我要的就是“停顿”，怎么能让你们任着性子“常去常来”呢？

李宗仁没有能从老蒋的嘴里得到他想要的答案，“建议”没被采纳，于是掉转身回了武汉。

让大家都深感惊异的倒是以前装过病的冯玉祥，在李宗仁出走南京后，他却兴致勃勃地准备起身到南京来了。

老冯自然有他的打算。第一次分果果时吃了眼前亏，也没地方找补去，第二次眼看着大家都要挖肉，这次再也不能吃亏了，抢个先手要紧。

算看出了，能够决定大家福利分房的主只有一个，那就是老蒋。只要能跟他把关系搞好，自己就能占到便宜。

其实，在四兄弟里面，冯玉祥还是比较早就看出老蒋是个人物的。当年老蒋下野，老冯特地拉了老阎一道，联名电请老蒋出山主持北伐大计，应该说，没老冯的帮忙，老蒋复出还没那么顺利。

老蒋重新上台后，两人马上换谱结拜为兄弟。老冯认为老蒋把持着中央，可以挟天子而令诸侯，老蒋则以为西北军在诸侯中实力最强，地方上没他帮衬就行不通。因此，兄弟间开始很是亲近。

冯玉祥岁数比蒋介石大，冯兄蒋弟。可是北伐刚结束，冯兄却提出要给蒋弟铸铜像，幸亏被左右给拉住了，不合规矩啊，会被人说的。

蒋弟也不是那种不上路的人，知道要投桃报李，诸如“一柱擎天，唯公有焉”这样的高帽子一样都没少送。

问题是，说好话是一回事，给好处又是另外一回事，你西北军已经那么强了，再把华北都让给你控制，这还得了，所以老蒋在主持分地盘时，目的是很明显的，那就是以阎制冯。

老冯果然大不服气。

我跟老蒋还是正经八百的盟兄弟呢，难道比不过你一个阎老西，还就不信了。

事实上，早在“扶病”前往北平参加善后会议的路上，老冯就一反常态，表现与先前判若两人。

会前，他振臂高呼：地盘要小，军队要少，工作要好。

会上，老蒋还没说话，老冯就侃侃而谈，而且说的都是老蒋说过的、愿听的：统一军权，收缩军队，减轻民困。

到二届五中全会的时候，冯玉祥的表现更是出人意料，一鸣惊人。

他老李不是说冯阎不能长期驻京吗，屁话，别人我不管，反正我自己是肯定能够克服困难住南京的。我还建议大家都去，服从中央嘛。那什么总司令、总指挥，以后统统取消，谁也不要再搞地方割据了。

这形象整个就是一个中央的对外发言人。

老冯认为，老蒋一定会被他感动的。后者也的确被感动了，只不过更多地是被自己所感动的：以连横对合纵，以分化对联合，简直就是“非惟天时，抑亦人谋”的经典之作。

老李一走，老冯巴巴地就准备往京城赶了：除了我，还有谁能这么拥护中央，支持我的盟弟弟？

在走之前，他认为很有必要帮着蒋弟把阎老西这个“落后分子”一同拉到南京去。

不拉不要紧，这么伸手一拉，却把老阎给吓坏了。因为他看到这段时间老冯举止反常，跟老蒋靠得特别近，也猜不透这两人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心里一阵嘀咕：别是合一块准备暗算我吧？人家毕竟是结拜兄弟，二对一的话，可不是他们对手。

老蒋来电报，催他去南京就职，他就炒起了老冯的冷饭，躺床上开始唉哟唉哟地装病。可那中央内政部也不能因为你一个人就停摆吧，给的官帽又不舍得让别人，于是老阎灵机一动，保荐自己的首席军师赵戴文当内政部次长，去南京帮他掌管内政部。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老冯竟然对他不依不饶。这兄弟从西安出发后，没有直接坐车去南京，而是东下到了北平，非要扯着他一起上路不可。

老蒋在南京，相对好应付，老冯就比较难缠了。装病还是跟人家学的，这招在真人面前玩不转。于是老阎就推说自己要卫戍平津，事情多，要稍作逗留。

老冯偏不依，你不走我也不走，就拖只板凳来看着你办公。

老阎很无奈，只好说：我真的很忙，你先走一步吧，这回不骗你，我至多就再耽搁一天。

老冯半信半疑地上了车，可是沿途却一直打电话，一定要确证老阎是不是还赖在北平城里。

第二天，他放心了：老阎的专车确实南下了。

那就好，我也赶紧往南京赶吧，千万不能让老阎这家伙抢在头里。

其实老冯完全不用担心。因为龟兔赛跑的比赛永远不可能在两人之间上演了。在老阎的专车进入河南境内时，忽然转了个方向，不是往南，而是往北，开到石家庄去了，然后又往西，一个圈子绕下来，他又回到了太原老家。

一问，又生病了，不过不是老阎自己生病，是老阎他爸生病了，人家是去床边端汤送药的。

大家都是孝子，你还能拦住老阎，不让他尽孝吗？不能，所以只得作罢。

编遣会议还没开，老冯就提前两个月到了南京，这种积极性是一定要被鼓励的。

老蒋握着老冯的手，作无限深情状：大哥，你太有诚意了，以后中央的事情都听大哥的。

老冯又一次被感动了，同时觉得自己的工作还有差距，特别是没把老阎、老李他们都给弄来，还是对不住弟弟你啊。

老蒋一挥手：你来就好，只要大哥在中央，还怕那两个家伙不来吗？

几天之后，老蒋便派人送来了一顶更高的官帽：行政院副院长！

正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这就是回报啊。

在南京的那些日子里，老冯整天晕晕乎乎，感觉真是好极了。

老蒋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要搞定老阎。

这个任务被他交给了何应钦。

老蒋在被迫下野时，何应钦不是没帮着说一句话吗，老蒋重新上台后，就毫不客气地把他的所有职务一撸到底。过后经人解劝，才又委任他做北伐军总司令部参谋长。

何应钦这个委屈，索性不就职，跑医院装病去了。老蒋跟踪而至，当着面就对他说：我离了你，还不照样上来了，你离开我行吗？

何应钦低头想了想，还真是这个理，于是只好像个孩子一样，垂头丧气地跟在老蒋这个“家长”后面回家了。

然而经过这次摩擦后，老蒋却又对何应钦恩宠备至，视为心腹，令其感激涕零，从此鞍前马后，不敢再有丝毫懈怠。

这就是老蒋的驭人术，一打一拍之间，愣是把何应钦这个前黄埔军校总教官给驯服了。

经过老蒋的授意，何应钦专程赶到山西，告诉阎锡山：蒋主席对你的信任一如既往。

要是不相信你，平津这么肥的地盘怎么会平白无故交给你，而不给他的盟兄冯玉祥呢？明白了吧。

老阎还在疑惑，何应钦已经像变戏法一样地从身上摸出一顶官帽：编遣委员会下设的经理处主任。

知道经理处是干什么的吗？管钱的！全国军费都归它分配。

你要说别的官，老阎还不一定会有多激动，听说是管钱的官，两眼顿时直放光芒。

何应钦走时留下话：这帽子大家都在抢，你快点动身，别让其他人给捷足先登了。

还等什么，赶快走。

快不了，足足花了一个多礼拜的时间，老阎才抵达南京。

原因是他心眼儿很细，对要坐火车经过其他人的防区不放心，怕还没管上钱就挨人黑枪，所以特地选择了一个复杂的交通线路：先坐火车到天津，然后在天津港包了一艘大客轮，乘船到上海，再坐车奔南京。

时间已经是民国十七年（1928年）12月中旬，离召开编遣会议还差半个月。

听说老冯、老阎都到了南京，老李也急了，心急火燎地赶了过来。

一桌麻将总算是凑齐了。

黄雀在后

在编遣会议正式召开之前，老蒋让大家先进行讨论，并且对军队裁留给出了指标：原则上全国共编50个师（东北除外），不能超出这个额度。

还没开始讨论，幕后运动就开始了。

老蒋找到老冯，跟他咬了耳朵，让老冯弄一个哥俩好的提案出来，并鼓励他第一个提，说自己一定支持，后者乐滋滋地就回去准备了。

为了做好这道算术题，老冯真是煞费苦心。自己那是一定不能委屈的，兵员好，训练精，功劳大，排第一个绝对应该，大笔一挥：12个师。

可是又一想，不对，我不能超过蒋弟弟啊，还得以他为中心呢，于是大家一般高，也是12个师。

这样的话，老阎、老李自然只能少点了，一人8个吧。

扳着指头算算，40个没有了，蒋弟说了，不能超过50个，“8”最吉利，于是其它跟这四兄弟没关系的，就被老冯留了8个师的名额。

老冯拿着笔左划划，右涂涂，虽然辛苦，死了很多脑细胞，却能充分享受到一种计划经济时代分房办主任才拥有的那种优越感。

有做老大的蒋弟弟撑腰，我的提案肯定能得以通过。

让老冯没有想到的是，到集体讨论的那一天，当他第一个提出他的裁留方案时，立即遭到了其他人的炮轰。

这方案也太欺负人了，哦，好事都让你们蒋冯两兄弟占了，你们尽吃肉，就扔几根骨头给我们？

老冯会怎么分配，老蒋心里早就有数了。看到老冯几乎因此成为众矢之的，被骂得顾头不顾腚，狼狈不堪的样子，老蒋偷着乐还来不及，自然不会冒冒失失地站出来发表意见。

看到老蒋不表态，老冯急了，赶紧示意让老蒋帮帮他。

老蒋像突然想起一样，说我们的确也有计划，让何应钦给大家说说吧。

何应钦站起来，前言不搭后语地说了一会，却始终切不到主题上，更没有赞同老冯提案的意思，让老冯大失所望。

下一个提方案的是老阎。

老蒋在亲自跟老冯说悄悄话的同时，也安排何应钦去和老阎做了事先的“沟通”。

何应钦也要老阎明确拿出一个提案来，放在老冯的提案后面一道讨论，并且明白的把“蒋先生的意思”告诉了对方：四巨头编留多少，由你自定，但必须再加一个中央编遣区。

老阎是何等聪明之人，他马上明白，这实际上是老蒋自己要提方案，可是又怕别人反对，所以才让他代言。

何谓中央编遣区，毫无疑问，就是把除四巨头以外的所有部队都圈给他老蒋管，成了老蒋的自留地。

老阎一想，反正我也没有什么亲疏之别，干脆谁也不得罪，大家都弄11个师，皆大欢喜。

现在一看老冯的提案，明显把其它兄弟压了一头，当下赶紧把自己的提案抛出来讨论。

假设老阎第一个提，先别说合不合理，光一个“中央编遣区”的概念就能把大伙给雷倒，但现在的问题是，老冯的提案在前，已经引起了公愤。

李宗仁一下子增加了3个师，肯定是同意的。其他代表们能分到的也多了3个，能和老冯一样多，他们就高兴了，自然暂时顾不得老蒋以后会不会给他们念“中央”这个紧箍咒了。

讨论结果，多数人都赞成老阎的提案。

老冯鸡飞蛋打，窝囊死了。

12个变成11个不去说它，会后还受到了孤立，都说他自私自利，只顾自己，不管别人。

老冯这才发现自己上了老蒋的当，回住所后眼睛一闭，往床上一躺，又“生病”了。

民国十八年（1929年）1月，编遣会议如期召开，会场上没有冯玉祥的影子，不过这已经不重要了。因为讨论的结果就是会议的结果，开会嘛，不过是走走过场而已。

在会上，由老蒋自己提议，在老阎的提案上，又增加了一个东北编遣区。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大家瞎吵吵了半天，博奕的获胜者却只有一个，那就是老蒋。

“中央编遣区”如果搞得好，那就是他的“中央军”，而“东北编遣区”由他提议，自然也是一边儿的，这么一算，他的军队大大超过了其它任何派系。

老蒋宣布，从当年三月中旬起，把各种名目的总司令和总指挥都撤掉，各编遣区办事处开始正式办公。

犹如宣判了死刑命令，所有“总司令和总指挥”个个张皇失措，急着要回家了。

老冯自然不想再留在南京，于是也学着老阎的法子，把鹿钟麟喊到南京，意思是让小鹿给他代理一下军政部，他也好借故溜号。

这个鹿钟麟脑子还算好使，连忙提醒老长官，自己身上正兼着军政部常务次长一职，而按照国民政府的规定，常务次长是不能代理军政部长职务的。

老冯没办法，只好打消了这个念头。

眼看着刀要举起来了，“内政部长”阎锡山也坐立不安。跟老冯一样，地方军队那都是他的私产，谁要上去动根手指头，他的心尖尖都要往上跳两跳，能不赶紧回去守着吗。

可自己怎么说也是出过国喝过洋墨水的人，又是当年的老同盟会员，要他跟老冯学，一而再，再而三地在这么多人面前装病还真是做不出来。好在办法总比困难多，软磨硬泡下，终于从老蒋那里要到了一个出差的名额，脚底抹油——提前开溜了。

这下子，老冯的“病”更重了。

一边烧炭取暖，身上盖了两层厚被，还是“冷”得直打哆嗦，另一边却又满头满脸全是汗，烧得嘴里胡话一串接一串。

没办法，老阎先跑了，连累剩下的人不得不大幅度提高表演难度。

你别说，没点功夫底子，还真撑不下去。

虽然老冯装病早有前科，但这回由于演得过于出神入化，大家也不由得不信。

在老阎溜号的第二天，人们发现：“病人”不见了。

此时的老冯已秘密渡过长江，坐着事先预备好的铁甲车，回到河南“养病”去了。

再见了弟弟，我反正是不会裁的，你留着“自裁”吧。

十面埋伏

阎锡山和冯玉祥走了，从此就杳如黄鹤，剩下来的李宗仁虽然还留在南京，可是正如老蒋在善后会议前所看到的那样，武汉由他的那些头上长角的军长守着，即使他人不在，别人也休想泼进一滴水，插进一根针去。

编遣会议的“成果”难道就要这样泡汤了吗，削藩难道就要以惨败收场了吗？

老蒋不甘心，他现在比其它任何时候都需要自己的“凤雏先生”出来帮他“安天下”。

杨永泰神色严峻：和平削藩既不能成，只好动用武力削藩了。

老蒋面有难色——

你看看吧，我们以前北伐，光准备就好几年，正式打又经过两年，费那么多周折，而且那时只需要往一个方向攻，从南到北，到处都是我们的同盟者，可是如今呢，反过来了，四周都是被编遣触怒了的各路诸侯，倘若刀兵一起，南京势单力孤，被围攻的很可能是我们。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往地图上一瞧还真是如此，想要“编遣”别人的“中央”自己分明就是一只经不起风浪的小船，而诸侯们密密麻麻，倒像是汪洋大海。

杨永泰却依然是一副“主公莫忧”的表情：不然不然，我有四大法门，可布十面埋伏之势，若运用得当，必能转危为安。

何谓四大法门，曰：经济、政治、军事、外交。

以经济瓦解冯军，以政治对付阎军，以军事解决李军，以外交拉拢奉军，按其不同的特点，各个击破，必收全功。

老蒋听到这里，就像过往的任何一位“主公”那样，“闻言大喜，矍然而起”。

先生所言极是，不过先从谁那里开刀好呢？

杨永泰信手一指：非李军莫属。

为何？

冯军长居西北，穷困潦倒，试问谁不想过上好一点的日子呢，他们固然有勇，但最缺钱花，所以我们可以投其所好，只要给钱，就能扰乱其心。

阎锡山倒是个精明人，然此人最爱打小算盘，目光短浅，喜欢投机取巧，轻易不敢擅动。

惟李宗仁比较棘手，桂军将领中很少有见钱眼开的，犯上作乱的胆子也不小，无论是动用经济还是政治手段，都很难撼动其根基，而且两湖靠南京最近，对我们威胁也最大。

当年曾国藩的湘军正是先控两湖，然后沿江而下，直取南京的。这个典故，杨永泰知道，老蒋更清楚。

首破李军，毫无疑问。

但当时以李宗仁、白崇禧为代表的桂系却不是那么容易被打败的，其军事分布从南到北，绵延千里，犹如一字长蛇阵。

最南从执掌两广的李济深开始。李济深是广西人，虽然其大本营在广州，应属粤军，却跟李白他们斩断骨头连着筋，关系铁得很，有“桂系的保姆”之称，一旦打起仗来，他断无隔岸观火之理。

除了中间由李宗仁直接遥控的两湖，往北直达山海关。在那里，由白崇禧统领的北伐军亦实力强劲。

杨永泰说，要擒杀这条长蛇，须先击其首，斩其尾，然后直取腹部，如此可致其死命。

本以为稳若泰山的李宗仁无论如何不会想到，有人会在暗中如此算计自己，而且算计得又是如此缜密。

现在需要的也许只是一个理由。

湖南省主席鲁涤平原属湘军系统，与南京方面也早就暗通款曲。正好湖南又处于武汉和两广之间，必要时候还可以把桂系的“腹”和“尾”分隔开来，因此老蒋就把鲁涤平作为他插进桂系的一颗钉子，暗中接济军火，帮其壮大力量。

但李宗仁很快就知道了。

有人向他密报，南京有300万发子弹，正在从江西陆路运往湖南。

运这么多子弹给那姓鲁的干嘛，摆明是要朝我背后开黑枪啊，早就对他不放心了，现在正好先下手为强，剪除这一心腹之患。

武汉政治分会立即作出决议，对湖南省政府进行改组，同时撤换鲁涤平，以何键代之。

鲁涤平当然不服。不服就打你，打了就服了。武汉派兵进入湖南，鲁涤平只好跑到江西去了，这就是发生在民国十八年（1929年）2月的武汉事变（又称两湖事变），距编遣会议开幕仅一个月不到的时间。

李宗仁当时人在南京，属于不插电的遥控指挥。事变之初，他还认为自己这一手干得很是漂亮。你看，如果这事成了，就可以借机挖除鲁涤平这颗“毒瘤”，使桂系完全控制湖南，如此，两广两湖真正连成一片就有希望了。如果不成呢，那也可以顺势把责任都推到武汉的那几个小子身上，反正自己又不在现场。

老李想得很美，却正好掉进老蒋布下的陷阱之中。

理由，有了。

二届五中全会，我说要把政治分会取消掉的，你们赖着不取消，现在还背着中央强行任免地方官，这是政治擅权。

编遣会议，大家都说好的，各部队不得擅自调动，你们竟然把这么多部队调到湖南去，这是军事异动。

全部加一起，叫做地方对中央的挑战。

你挑战，我自然要应战。

但是此时老蒋还有犹豫，因为如果一旦和桂系打起来，他也没有百分百的把握能稳赢，所以仍然有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打算。

武汉事变一起，老李就从南京跑上海去了，你要说他心虚也可以，不过多个心眼多条命，小心驶得万年船，谨慎一点总没有坏处。

这不，老蒋逮不住他本人，只能派何应钦等人去上海，向他开出条件：改组两湖，否则动武。

李宗仁这才发现形势不妙，老蒋要玩真格的了，赶紧向北面的白崇禧求援。

白崇禧却主张对条件“暂时忍辱接受”。

理由和老蒋想的差不多：未必能操胜算。

白崇禧一面计划以编遣为名，把部队调回武汉，以增强和老蒋叫板的实力，另一方面，积极争取两广李济深的支持，明确提示对方：粤汉唇齿相依，湘鄂一旦有失，粤桂必定难守。

我们同在一个战壕里，缺不了你少不了我，所以千万不要光坐在岸上看风景。

到底是小诸葛啊，这在兵法上就叫谋而后动，不打无把握之仗。

白崇禧其实还有一个后手，那就是坐等国民党三大的召开，他预计到时不甘居人下的“马二”（指冯玉祥）肯定要“闹出点风波”来，到时老蒋手忙脚乱，自然顾不得再对付桂系了。

可想而知，若用白崇禧之计，被动的那个人势必将变成老蒋。

然而既然已经“动”了起来，哪有这么容易收得住的。

老李不仅没按照小诸葛的思路走，还使起性子，来了个破罐子破摔，在上海发了辞职通电，把他的国民政府委员、武汉政治分会主席等一概辞了，同时拒绝再回南京。

这样好了吧。我既不对你中央负责，也不领导武汉，让你们乱去。

驻汉将领见有自己老大撑腰，更是有恃无恐，认为自己根本就没做错什么，拒绝撤出湖南。

见双方角力已无可避免，老蒋按照“军师”给他的锦囊，依计而行，迅捷出手。

原先老蒋的策略是近交远攻，即联李制冯，杨永泰把它改为了远交近攻，连横冯阎张，以击破各诸侯可能形成的合纵之阵。

对冯军要用经济。老冯不是整天嚷嚷着他的军饷少，养不活军队吗，那就加钱，加到比给老阎的还要多得多。当然，老蒋也知道老冯最爱面子，所以给钱的同时，还忘不了送高帽子：“以我二人通力合作，必能排除万难”。

老冯生起气来快，好起来也快，马上转怒为喜，表示这次要服从中央。

对阎军须用政治。武汉事变一爆发，老蒋第一时间就给老阎发电报，让他来京面商。

要商量些什么呢？准备在清除白崇禧之后，请他“负责北方大局”。

有这种好事，老阎乐还乐不过来呢，哪里会再与桂系搞什么合纵。

对张军适用外交。老蒋派人去游说张学良，其用意不外乎是怕他和唐山的白崇禧搞在一起。传来的消息让老蒋安心不少：张学良对白崇禧没什么好感，而且有拥护中央之意。

两下三下一鼓捣，桂系在北方已完全陷于孤立。

据说在那段时间里，老蒋最爱读的书已经不是《曾国藩全集》或者《传习录》，而是《清代通史》，大约康熙平三藩的经验也给了他许多启发，因此智慧的火花乱冒，三十六计轮番运用，并尽得其中之妙——

白崇禧所统之兵均为湘军旧部，是宁汉分立时靠“西征”打败唐生智才收过来的部队。老蒋就拨出巨款，由唐生智带着，去天津挖了“小诸葛”的墙角。

这些人一看老领导回来了，还给大家伙发了奖金，顿时都欢呼雀跃，马上就造了白崇禧的反。

见势头不对，小诸葛也没了计策，只好赶紧化装跑路。

此谓借刀杀人。未费一兵一卒，“首”已落地。

李济深是过去黄埔军校的副校长，威望很高，而且在老蒋看来，他和李白穿着一条裤子。

两广若和两湖联手对抗，这是老蒋非常忌讳的。

正好这时候国民党三大开了，李济深便带着一批广州代表到南京来开会。经过上海时，他来看避居在这里的李宗仁。

李宗仁对他说，你千万不要去南京啊，去了就回不来了。

李济深很奇怪：为什么呢？

那老蒋早就把你看成是我们的人了，你去了无异把自己送入虎口。你想想看，要是他把你扣押起来，你还怎么调动和指挥粤军。

李济深一想，对啊，那我不去南京了。

李济深不来南京，老蒋急了。不行，骗也得把这老头给骗过来。

看来得把信用透支一下了。

他派出蔡元培等“党国四老”去上海，劝李济深去南京做调解人。

“四老”当着李济深的面，说老蒋亲口保证过的，只要去南京，绝对保证安全和自由。

李济深信了，跟着“四老”去了南京。

老蒋和他敷衍了几句，就毫不犹豫地将他扣了起来。这下好，安全固然还没有问题，自由却是没有了。

此谓请君入瓮。

扣住李济深后，老蒋马上放出空气，传话给两广将领：服从中央，官加一等。

很长一段时间，广州竟然无人提出释放自己的老大。

李宗仁虽身处上海，但形势的急剧变化还是看得见的：原先的“一字长蛇阵”，如今“首”先掉了下来，掌握“尾”的舵主被扣， 要说再没危机感那就是自欺欺人了。

坐不住了，他决定自粤转汉，亲自坐镇。

这时候粤方留守将领尚未公开表明态度，对坐轮船来广州的李宗仁表面上还是很客气的，这让老李稍微松了一口气。

可是他的运气实在很差，因为一直下着雨，飞机飞不了。李宗仁干着急也没用，只好先回广西。

民国十八年（1929年）3月27日，蒋桂战争正式打响。十万蒋军西进，老蒋本人更在九江亲自指挥。

与此同时，由于李宗仁来不了武汉，在汉将领则陷入了军中无主的慌乱。

这回杨永泰要亲自出马了，他秘密来到了香港。

不是去玩的，而是找一个人。

此人就是原桂系将领俞作柏。

桂系里面并非铁板一块，能算得上过命交情的也就李白等少数几个人。像俞作柏在里面就是受排挤的，不然也不会跑到这里来虚度光阴。

送过去一个尚处于未来时的“广西省主席”，正闲得要命的俞作柏马上就被打动了。

俞作柏来到武汉，他要策反桂军中的李明瑞。

这个任务其实并不难。

因为在武汉看家的那几个很牛的军长，原先多属鄂军系统，他们视李宗仁带过来的桂军为“客军”，一主一客，彼此都看对方不顺眼。

按说原来防守武汉外围的总指挥并非李明瑞，你说巧不巧，就在这节骨眼上，总指挥却得了急病，临时让李明瑞代理指挥。

李明瑞随即在前线召开军事会议，将与会指挥官全部拘留，同时宣布服从中央，向武汉反戈一击。

此谓反间计。几天工夫，20万桂军已去了一多半，李宗仁纵有天大本事也徒呼奈何。

不过，他仍然认为武汉这个“腹”还是可以守一守的，因为自己后面还有湖南和广东可做“尾”之支撑。

可是这个希望很快就破灭了。

老蒋在攻武汉之前，就派人到湖南与何健进行接洽。一开始老蒋对何健的期望值并不是很大，毕竟是人家李宗仁扶上来的嘛，他只需要对方在与桂系站一起时，别表现得那么积极就可以了。未料这何健着实是个官迷，等到老蒋发来命令，正式任命他为湖南省主席，这厮马上一个立正，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与老蒋站到了一边儿。

李济深原来的手下陈济棠、陈铭枢见桂系已明显处于下风，马上见机行事，一人去老蒋那里领了一顶官帽，分别是广东绥靖主任和广东省主席。

老大不在，我们自己做老大，岂不爽哉。他们既不会去做搭救李济深这样的“傻事”，更不愿冒着风险，跟桂系再坐在一条破船上（“粤省之财，不以供一派一系之浪掷牺牲”）。

此谓釜底抽薪。“尾”斩“腹”破，李宗仁不得不命令残部放弃武汉，狼狈逃回广西。

仅用一个多礼拜，原先敢在老蒋面前指指点点的桂系就被打回了原形，快得简直让人目不遐接。

阴沟里翻了船

当蒋桂军尚在长江边上对峙的时候，有一个人也在调兵遣将。

这个人就是冯玉祥。

老冯将他最看重的“韩石二孙”中的三员虎将都部署到了前方，其中，韩复榘在京汉线南段，石友三在河南南阳，孙良诚本来已经在山东做政府主席了，仍然被冯玉祥紧急抽出来，到豫西去做总预备队。

长江北岸，大兵压境，谁见了都不免要心慌气短。

老蒋认识到，现在要想打动老冯，光增加点军饷已经不够了。

据说他当时派了邵力子到陕西去找冯玉祥，当场给出了两个诱人的彩头：让老冯升任行政院院长，在湖北、安徽两省中由老冯任选一个，作为西北军的地盘。

条件是通电讨桂，出兵湖北。

老冯含含糊糊，王顾左右，始终没给邵老一个稍为正面一点的答复。

他在观察风向。因为老冯看得出，蒋桂两军从实力上来说差不多，半斤对八两，不好好地打上一到两个月，根本难分胜负。

聚集这么多精兵在前面，不能胡乱下注，非得看准时机不可。

按老冯自己的说法，这就叫缩回拳头打人，非如此，如何能把对手打倒。

也有人说，他这个叫卞庄刺虎，就是说如果你看到有两只老虎正好在打架的话，千万别去劝架，让它们打，最后铁定一死一伤，到那时候你再拿把刀从后面砍它们就易如反掌了。

很阴险是吧，可是你告诉我，三十六计里面，哪一招又不是阴招呢。

可是人算不如天算，这一次算得这么细，还是阴沟里翻船，栽了。

由于李明瑞倒戈，战场形势突然发生变化，一眨眼的工夫，蒋军竟然已经在那里打扫战场了。

就这么打完了？

完了。

正在观虎斗的老冯差点要拿脑袋撞墙，他还没来得及表态呢。

按说现在已经没他老冯什么事了，既然已经摆平，人家当然也不再需要他帮什么忙了。

但老冯并不这样想，他认为还来得及，马上就按照老蒋的要求，发了一个声讨桂系的通电。

这种“马后炮”的表态，让老蒋哭笑不得：这种时候你还发什么鬼通电？

需要你搭把手的时候，你看热闹，现在我把一切都搞定了，你才匆匆忙忙地说要来入伙。我那几个地盘是这么好拿的吗？

想当年，老蒋也是在十里洋场做过股票经纪人的，算帐不糊涂。

令人发噱的是，发完通电，老冯还天真地歪着脑袋等老蒋把赏格给他送来哩。

等了一天，没来；等了两天，没来；第三天……

老冯认为是老蒋把自己给涮了。

发通电怎么说也把桂系给得罪了。现在老蒋你竟然一毛不拔，那就别怪兄弟我不客气了。

当然，因为封官许愿那点破事不答应就要打架，老冯自己还是不太好意思承认的。

这种事得有别人说，而且绝不能与给官要官搭界。

部下们立刻心领神会，发出通电，要求拥戴冯玉祥为“护党救国军”西北军总司令，同时历数老蒋误党误国的各项罪状，要他下野让贤。

看看时候到了，老冯自己也站出来，说南京政府把持三大，已经失去了代表全国的资格，所以他要进行讨伐。

西北军闻声而动，看样子很吓人，黑压压的一群，帐下兵强马壮，猛将如云。

但老蒋刚刚摆平桂系，算是经过大场面了，此时已经一点不怵。

管你千军万马，我只用一种战术。那就是杨永泰所说的经济法门——银弹战。

有了蒋桂战争的经验，老蒋对“堡垒总是从内部被攻破”这句话有了更深体会。所谓银弹战，就是在前方打得你死我活时，公然大胆地挖对方墙角，要钱的给钱，要女人的给女人，要乌纱帽的给乌纱帽，反正要什么给什么，只要你答应当叛徒（正式名称是归顺朝廷）。

在“食色性也”的人性弱点面前，银弹战无往而不胜。

仅仅在冯玉祥信誓旦旦要“讨伐”的第5天，韩复榘、石友三就在河南洛阳发出通电，宣布服从中央。

一臣不事二主，既然服从中央，那自然就不能再服从于老冯了。

对勇于叛变的同志，老蒋立即兑现承诺。韩复榘任西北军总指挥、河南省主席，石友三任安徽省主席。

消息传来，老冯傻眼了。他从没设想过，有一天徒弟们会对自己的师父玩叛变这一招，而且老冯对自己看人的眼光一向是很自信的。他曾经认为，就算别人都变心了，有一个人也会对他忠贞不二。

这个人就是韩复榘。

不为什么，就为这孩子特别老实。

当兵时就不用多说了，等到韩复榘做到一省主席，老冯训他还跟训儿子差不多。有一次不知哪个神经搭错了位，不仅当着众人的面痛骂了韩复榘，还让他去给自己当小兵站岗放哨。韩复榘这个堂堂省部级干部果然也就老老实实地跑到老冯家门口站了两个钟头。

领导的眼睛都是雪亮的，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这样任劳任怨的干部，如今可不多了，不用他，用谁？

可就是这样老实听话的好干部，却第一个跑到敌人阵营里去了。

韩复榘、石友三的叛离，对冯玉祥来说是个晴天霹雳，打击太大了。

老冯帐下能战之将颇多，但他认为最能打仗只有四个人：韩石二孙（韩复榘、石友三、孙良诚、孙连仲）。现在仗还没打，最欣赏的人就带着十几万精锐跑了，等于是给别人养的孩子。

替老冯想想，数十年如一日艰苦朴素的他，容易吗？

得知这一消息，老冯起初是不相信，后来确证了，可以用完全崩溃来形容。

哭，骂，扇自己耳刮子，变着法地整自己。

老冯所不知道的是，韩复榘其实早就想叛了。在他看来，当初含羞忍辱地给他老冯站岗放哨，纯粹是出于不想惹这老家伙的缘故。

老子都当省主席了，你还摆封建家长那一套，行得通吗？

另外让韩复榘耿耿于怀的，是老冯常常自以为高明，对别人进行遥控指挥，往往把好事也给办砸了。

西北军之所以被称为西北军，就是因为一直驻扎在老少边穷的西北地区，那真是穷的穷死，饿的饿死，早就叫苦连天了，巴不得找个机会进城脱贫致富。

蒋桂大战，韩复榘本来像条猎狗一样猫在武汉外围，时刻准备着要猛扑过去，把湖北这个好地方给拿下来。没想到老冯却要他稍安勿动，还美其名曰是缩回拳头打人。

缩你个头啊缩，战机稍纵即逝，这不就是打人的最好机会吗？

跟老冯讲，不听，还被臭骂了一顿。李明瑞在前面刚刚倒戈，蒋军便跟在后面很快控制了湖北，想进都进不去了。

三国时魏延找到一条袭击曹魏的最佳路径，特上奏诸葛丞相得知，没想到孔明不仅不采纳，还认为魏延后面有反骨，后来死都死了，还留了张条子让人把魏延给做了——会看面相看掌纹也就罢了，竟然还能一眼看出什么反骨来？老兄你妖怪啊！

韩复榘认为自己有魏延之才，至于反骨，不用看，早就有了，所以老蒋派人一做工作，马上就想通了。

还等什么，反他娘的。

韩、石一反，就像推倒了一座多米诺骨牌。西北军好些将领争先恐后，惟恐晚一点就会吃亏一样，哭着喊着都反了。

其中比较有名的就有杨虎城、马鸿逵（宁夏马家军）等几位干将。

还没正式开打，西北军在银弹战的瓦解之下就元气大伤，老冯自己则被国民党中央把所有职务，从头到脚都给撸掉了，做得最绝的是连党籍都没给他保留，还说这不是暂时，是永远！

万般无奈之下，老冯这个“非国民党员”只得通电下野，离开陕西，到泰山脚下读书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