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姑屯事件”发生后，河本被责令退役。临走时，他推荐了两位后继者。其中一位被喻为日本军界百年不遇的怪才和奇才，就是他策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经过中原大战，对内，老蒋可能算是暂时赢了，但对外，其实一样是输家。经过这场大规模的内战，参战各方均“杀伤甚惨”，原有老兵几乎换了一茬，而张学良移兵关内，更为外人觊觎东北提供了乘虚而入的机会。

此时，如果还有一个真正的赢家的话，倒不如说是正在东北准备搞小动作的关东军和隔海相望的日本政府。

时局如棋，当中国这个棋手精神和体力分散的时候，它的对手则已经悄悄地把东北一角的棋子围了起来。

尽管当年的“老虎厅”事件更多地缘于东北当局的内部斗争，但日本政府却把它解读为，这是张学良向日本所做的通牒。町野为了推卸自己交涉失败的责任，回去后就到处宣传，说杨宇霆曾经向他表示过，铁路问题可以商量。

现在这个人死了，也就等于“满蒙新五路”的最后希望都破灭了。毫无疑问，张学良是日本的敌人，比他老子还可恶，必须与他决裂。

河本在哪里？我们需要你。

当初对河本的处理决定是退出现役。军部开出罚单说穿了还是给外面人看的，对一个高级参谋能以一己之力在东北弄成这么大的动静其实当时就很是欣赏。在他即将被迫脱下军装的时候，上面便派人来问：河本君之后，谁可继之者？

那意思就是问，你走之后，还有谁能够像你一样善于捣乱？

河本推荐了两个人，都是他的陆大同学：板垣征四郎大佐（陆大28期）、石原莞尔中佐（陆大30期）。

距离“皇姑屯事件”四个月后，板垣正式接任河本的高级参谋一职，石原则担任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加上土肥原，所谓的“关东军三杰”（又称“三羽乌”）现在一齐登场亮相了。

查一下个人履历，土肥原、河本、板垣、石原都是陆大校友，读书经历几乎一模一样，都经历了陆军幼年学校、陆军士官学校、陆军大学校（即陆大）这三级跳阶段。有趣的是，四个人在陆大的毕业届数也呈梯次递增，中间都跳开2级，从土肥原开始，分别是陆大24期、26期、28期、30期。

前三个人都可以算是昭和军阀的典型代表，狂妄、嚣张、自以为是、急功近利，满脑子都是冲动，根本不顾及后果。土肥原因为对兼职特务“情有所钟”，所以还经常装装斯文，但他本人除了喜欢煸风点火，做“土匪的源头”外，并没有任何能上得了台面的独立思想，对侵华这档子经国大业更谈不上有什么远见卓识。

但是石原是个例外。如果说日本的克隆人生产线偶尔也会出点毛病的话，石原算是一个。

准确地说，石原莞尔是一个比较“有思想”的日本军人，称得上是一个怪才。

举凡指望怪才奇才出世，就和想培育奇花异葩一样，除了靠老天爷帮忙外，还需要有适合其生长的阳光雨露。但在东瀛军界，这些东西其实并不具备。

一个有志从军的日本人，从小就必须寄宿，上军事小学“陆军幼年学校”，平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一门心思就是死读书，读完书后再励志，一个比一个口气大，都嚷嚷着要把中国这些“东亚病夫”怎么样怎么样。

至于政治经济外交，国内国际国外，他们既不关心，也不学习，基本上是一窍不通。除了军事以外的课程，学生不想学，老师也不愿教，教学要求、考试科目里更没这一项，导致军校学生出来后都是两眼一抹黑，除了打仗什么也不懂。像土肥原，看似知识还算渊博，其实都不是学校里学的，是由于特务行当的职业需要，后期自己恶补的，因此纯属七拼八凑，用来吹牛侃大山还能骗骗人，真正的学问就别指望了。

当时中国留学东瀛的最高境界就是考取日本士官学校。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的人，平时都是两只鼻孔朝着天走路的（东北军还专门出了个“士官系”，优秀程度参见杨宇霆）。其实这只能说是日本军校中的高中，离大学还差得很远。日本军校生的终极目标是陆军大学。这个陆军大学的门槛离地三尺三，如果不是士官学校的优等生，你连报考的资格都没有，更别说考上了。当然要求的分数也是异乎寻常的高。

在这样一种教育模式中生存下来的人，全面发展根本谈不上，畸形发展还差不多。加上日本人性格本身就拘谨刻板，你要克隆型的军事干部那是一抓一大把，如果想找几个不一样的，那就几乎等同于天方夜潭了。

不过我这里说的是几乎。

再寸草难生的沙漠里，有时还会找到几棵千年不倒的胡杨树呢，所以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奇迹总是偶尔会出现的。

石原就是这几乎中的一个。

其实石原在读书时并不用功，别人都在拼着命读书，惟独这哥们不当一回事。平时除了玩，最大的兴趣就是看闲书。

前面讲过了，日本军校最看重分数，考试压力非常之大，加上功课又多，一般情况下，很少有人愿意挤时间去看规定课程以外的书。石原则不一样，他的阅读范围很广，人文地理什么书都看，就是很少看“正经书”。

饶是如此，那些比他用功十倍还不止的同学还是考不过他，每次考试，此君都是名列前茅，陆大毕业时竟然还进入了军刀组（指毕业成绩在前六名者）。

所谓怪才，通常就是指这样一类人：神经兮兮，死不要好，但脑子却特别好使，好像被外星人点过穴位一样。

事实证明，河本选择石原这个“陆大怪才”来完成他在东北的“未竞事业”是很有些眼光的。因为后者即将在东北掀起的，将是一个连他自己也无法想象的滔天巨浪。

最终战争论

据说，在日本很少有人能真正读懂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就连他们的洋老师——陆军大学聘请的德国教官对这部煌煌大著都讳莫如深。

大概此书也的确深奥，快赶上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水平了，后者真正弄通的人同样寥寥无几。

但是石原却超越了他的祖师爷，把一部《战争论》硬给啃了下来。不仅如此，他还有所发展，拿出了一个最新理论成果，即“最终战争论”。

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说，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这句话对石原相当有启发。像那个传说中的西方预言家查拉斯图拉一样，他也据此给日本算了一卦。

他说今后日本要想在世界上有地位，迟早还是要和美国打一场“最终的战争”（倒还是蛮准的），而要打的话，日本在战略上非常吃亏，主要是国土无纵深，又缺乏战略资源（后来也应验了），所以一定要拥有一个后方基地，这个基地就是满蒙（缺德结论就这样被推导了出来）。

在战后的远东军事法庭上，起诉方曾把日方的一份奏折作为证据提出犯罪指控。

这就是著名的田中奏折。全文很长，有四万多字，但被人们记住的只有两句话。第一句话：要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第二句话：要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

田中奏折在史学界是有争议的，日本人一直说它是伪书。

从田中当政时推行的政策来看，出自此人之手的确疑点很大。因为田中的对华外交政策有个名堂，叫做积极外交。

所谓积极外交，就是依靠奉系军阀首领来维护和扩大“满蒙权益”。虽然一样是打坏主意，但它与“征服满蒙”毕竟还是两码事。

其实田中奏折的大部分理论依据，都来自于石原的“最终战争论”。按照这个理论，日本如果像以往那样“被动”地维护“满蒙权益”是不够的——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应该直接拿下，一劳永逸。

“最终战争论”一出炉，就被日本陆军当成了宝贝，并成为关东军策动“九一八”事变的指导思想。

一切都预示着，关东军这次不光是消灭两个东北的头头脑脑就算了，他们要玩儿一把大的，把作为日本“未来的生命线”和后方基地的满蒙（东北和内蒙）一口吞下。

在东北，石原和板垣等人都亲自观摩了中苏之战的实况。看完之后，石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说了这样一句话：“对付张学良连我的家传宝刀都不需要，竹刀就足够了”。

他又一次预言：我敢断定，如果一旦有事，关东军不用两天时间就可以占领奉天。不过从现在开始，我们需要准备和等待，因为行动的最终实施至少还需要两年时间。

石原比河本们更可怕的地方，就在于他不仅狂妄，而且冷静。

建房计划

由于改旗易帜后，东北成了中国的地方政府，张学良又以外交收归中央为由，拒绝和日本进行直接交涉，这使日本人再也没办法绕过南京政府这一关了。

民国二十年（1931年）4月，若榇礼次郎组建新内阁。在若榇内阁成立的当天，王正廷约见日本驻华代理公使重光葵。

大喜的日子，王部长没忘给公使先生准备一份贺礼，还很重。

长长一串礼单报下来，重光葵越听越吃惊，从收回租界，再到收回铁路航运，等于中国这块地方，就没他小日本什么事了。

革命外交果然力道十足。

临走时，王正廷又加了一句：日本的所谓“满蒙权益”，中国也是决意要予以收回的。

从外交部出来，重光葵擦了一把冷汗，赶紧启程回国报告情况。消息传到日本岛内，犹如给早已气势汹汹的舆论加了一束薪，添了一把火。

此前，张学良在把“满蒙新五路”等路权交涉推给南京的同时，开始自己独立发展东北铁路。其中自建自营的洮索铁路曾经就是日本提出的“满蒙新五路”之一，如今却被他拿过去自己搞了起来。在日本人看来，这很明显就是要“逐渐置满铁于死地，最后达到收回满铁的目的”。

王正廷的表态正好就是对张学良举措的一个最好验证。

日本人此时早就不把南满铁路当成是临时借的了，他们认为这是他们的“固有国土”，脑子里根本就没有到期要还给你的意思。

什么叫“满洲权益”？

用“日本陆军之父”山县有朋的话说，那是我们在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耗去20亿资财，伤亡20余万生命”才换来的。一旦失去，要承受“莫大之耻辱”不说，都没脸再去见地下的那些“阵亡勇将烈士之英魂”。

现在中国人竟然说要把它收回去，实在太过分了。

无论民间还是军方，都认为是由于政府过于软弱，才让中国政府表现得如此“欺人太甚”。

很多人回过头去看，又重新找到了那个尚名不见经传的关东军小军官石原中佐的“价值所在”。一时间，“满蒙生命线”到达了它被卖力鼓吹的最顶点。

此时，离石原当初设定的两年期限，还剩一年不到。

那么到现在为止，这个“奇才”到底在忙些什么呢？

日本人在微观事务方面的精益求精，是连西方人都为之叹服的。对日本文化做过细致入微研究的小泉八云就曾经说过，这个世上没有比日本人更好的外科医生了。

听名字，你可能会以为这是个本地产的日本通，其实不是，这位先生是个纯正的英国老外。当然，他原先不叫这个日本名，是后来到东瀛定居，娶了个日本老婆，才夫随妇姓，改姓小泉，名八云。

这个经历应该跟加拿大留学生、会说相声的那个大山差不多。

小泉八云对日本文化非常推崇，认为日本人的天性，自然而然适合于准备和实施各种复杂的行动计划，哪怕这些东西在外人看来是多么的琐碎和烦杂。

有战略家之称的石原可称得上是这方面的优秀代表。一个“关东军占领满蒙行动计划”，仅仅方案的完备，他就用了一年多时间。

在这一年多里，由他和板垣带队，组成了“参谋旅行团”，在东北境内跑了一圈。

第一站是长春。范围是吉林省。在这里，石原等人进行了军事地形侦察和渡江作战研究，从而揭开了“满洲事变前史的第一页”。

第二站是锦州。范围是辽宁省。这次主要是具体研究如何向沈阳城攻击、向锦州追击、进攻锦州和山海关西部的作战方案。

第三站是北满。范围是黑龙江省。此次实地考察了北满（黑龙江）的全部地形。

三站跑下来，石原已经为关东军占领满蒙安装了全副的GPS导航。

石原的这种精心准备，如果用中国孔子的话说，就是“多算胜，少算不胜”，什么都计算好了，赢面才大，而这跟日本本地产的兵法家宫本武藏的学说也是相契合的。

世界上的兵书汗牛充栋，数不胜数，但到现在为止，最为人看重的就三本，除了我们老孙家的《孙子兵法》、德国人克劳塞维茨那本没几个人能读懂的《战争论》，就是宫本武藏的大作《五轮书》。

这位宫本先生是靠玩剑出名的，但《五轮书》除了讲剑术外，也讲兵法。其中最有意思的，就是把作战比喻成为木匠建房。

宫本说，建房可不是瞎建的，从木料选择到房屋结构、风格，都必须事先有一个计划，在保证计划无误后，才能开始动手造房子，而且在建造过程中，也一定要尽可能地按照计划行事，这样房子才能建得好。

宫本武藏生活的时代，相当于中国的明朝。几百年后，他的这种思路又在后辈有天份的日人中复活了。

对于石原来说，他的建房计划已经做得差不多了，接下来，他需要等待的只是一个在他看来最为合适的上梁时间。

借刀杀人

在中央政府宣布要收回东北主权后，中日民间和军方冲突都开始变得异常频繁起来。

早在张作霖做“东北王”的时候，日本就已经开始往东北大批移民。当时的移民主要是日本农民（也包括朝鲜农民）。

没办法，东瀛岛国就那么巴掌大一块地方，本身也没多少地方可以开垦，明治维新搞资本主义后，又是开厂，又是修路，哪有那么多地方可供农民再去耕种。

粮食很重要，机器再好也不能当饭吃。这是很朴素也很唯物的道理。要养活这么多人口，如果不想实行计划生育，就只能忽悠农民们“闯关东”，到东北去找良田了。

但是关东，并不是那么好闯的。

来了以后，先是发现没人肯租给他们房子住。

这也就算了，实在不行，自己寻找材料，临时搭一个也行。反正东北有的是盖房子的木料。

住是住下来了，问题却还是解决不了：没有良田。

日本政府有一点没说错，东北土地的确很多，漫山遍野到处都是。

问题是好土地早就有了主人。

除了原住民，那些从中原内地来“闯关东”的汉人早就提前一步，成了剩余良田的主人。

谁也不是傻瓜蛋，难道千里迢迢赶来分田分地，为的就是这些连猪都不愿啃的破田烂地？

日本农民（包括朝鲜农民）对此相当气愤。可是人微言轻，又没法找忽悠他们的政府算账，两手空空地回去也不甘心，只能把一股无名之火统统撒在和他们一样勤恳劳作却一贫如洗的东北农民身上。

矛盾就这样产生了，并逐渐发展为民间冲突。

冲突一起，处于尴尬之中的日本政府反而为之精神一振。

他们意识到，转移视线和卸罪于人的机会到了。

在这些大大小小的冲突事件中，最让人触目惊心的是“万宝山事件”。

这个万宝山其实并不靠近满洲铁路，更不属于日本人的管辖范围。此地位于吉林省长春县境内，完全由中国政府自主管辖。

事情得从长春县的县长郝永德说起。

县长，也就是古之县令，常被称做七品芝麻官。所谓芝麻，也就是跟省以上官员比，如果是放在他那一亩三分地里，权限可不小。

有意思的是，这位郝县长还兼着农稻田公司经理一职，属于典型的官商。

估计他平日里油水捞得比较足，因此财大气粗，这一年在万宝山地区一气租了三千亩荒地。

既然是荒地，就是需要雇人开垦的。郝永德身为一县之长，自然懒得管理这种破事，便把荒地的使用权又转租给了在周围居住的朝鲜农民。

转租可是要付租金的。朝鲜农民为了尽快使荒地变成良田，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老本赚回来，他们决定开河挖渠，引伊通河水对田地进行浇灌。

说干就干，近两百名朝鲜农民挑灯夜战，开始了大生产运动。

一旁的中国农民可急了。因为他们要挖的这条水渠，长约20里，深度和宽度达到3丈有余，简直就是一条小支流，而中国农民耕种的几万亩熟田（指耕种多年的良田），地势较低，随时可能被渠里的河水淹没。

不管哪一国的农民，土地对他们来说，就是命根子。

跟朝鲜农民交涉，对方不理。

流我们的汗，挖我们的渠，浇我们的田，于你们有何相干。

中国农民无奈，只好集体上访。

农民申诉，政府不能不受理，估计就是按照这个办事逻辑和程序，县里派人下去干涉，劝阻朝鲜农民，要求他们停工。

这时，日本驻长春领事馆开始插手此事。他们也派人到达现场，不过这些人不是普通工作人员，而是带着机枪上阵的日本警察。

事情弄到这个地步，郝永德和他的县政府竟然来了个装聋作哑，既不向上报告，也不采取措施，甚至下面连个中国警察都没加派。

郝永德，实在是既不“好”（郝），也没有什么“德”。

他大概认为这种情形下，自己两不吃亏：水渠建成了，反正土地的所有权在我，租约到期了还可以收回良田，只有好处；渠建不成，该向朝鲜人收的租金也一分不会少。我怕个鸟啊。

有了武装保护，朝鲜农民更加有恃无恐，日以继夜地挖渠筑坝，工程进度大大加快。

眼看水渠就要完工，而自家县衙的态度又如此暧昧，中国农民忍无可忍，被迫自动集合起来上前填渠。

一个要填渠，一个要开渠，双方互不相让，立刻发生了大规模冲突。

日本警察随即介入冲突，并公然开枪，造成中国农民伤亡，由此引发了“万宝山事件”。

这一天是民国二十年（1931年）7月2日。

本来“万宝山事件”是日本占尽便宜，但最后叫得最凶，哭得最响的却是日本人。在他们的宣传和煽动下，“中国排斥朝鲜人”的舆论遍及朝鲜。

朝鲜人民族意识极强，在被迫沦为日本殖民地后，反日活动从未有一天停止过。日本这次有意识的祸水东移，使朝鲜把对日本人的仇恨转移到华人身上，因而引发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排华运动。

一周之内，袭击在朝华侨的暴行不胜枚举，华侨死伤无数。房屋被烧十之有九，就连中国驻汉城领事馆也被暴乱分子捣毁了。

在日本国内，主张对中国强硬的论调则几乎形成了一边倒的趋势。仅仅三年前，日本在野反对党还因为田中内阁“支持”暗杀张作霖而大吵大闹，三年后，他们已经改弦更张，与时俱进地跟上了潮流，转而猛批若榇内阁对中国执行的是“软弱外交”政策。

政友会老大森恪还组了一个代表团，由他亲自带队，到东北和朝鲜兜了一圈，回来后便在国内大造舆论，摆事实讲道理，证明“万宝山事件”不能就这么完，一定得把失去的场子给找回来。

大家都这么革命，贵为首相的若榇想想再不表现一下，又得因为“落后”而被炒鱿鱼了，于是赶紧也站出来，捋袖子，伸胳膊，秀肌肉，哭着喊着要跟森老大比“强硬”。

军部和关东军怀着幸灾乐祸的心情注视着所发生的一切。在他们眼里，政府不管如何表现，始终都是四个字：软弱无能。

只有他们手中的刀把子，能证明一切。

三姓家奴石友三

东北危机四伏，但年轻的少帅在关内还有更让他烦心的事情。

他此时一门心思要对付的，是帐下的三姓家奴——倒戈界的后起之秀石友三。

中原大战后期，石友三来了一把“识时务者为俊杰”，“及时”投靠了从关外过来的张学良。

但是没过多久，老毛病又犯了。

因为汪精卫的“广州国民政府”来招贤了。

汪精卫不是通电下野了吗？

没错。不过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民国前后的政治气候就是如此，对于吃政治饭的人们来说，下野快，上台比这还快。

而且这一回，老汪打的旗号不是为自己，是为“朋友”申冤来了。

朋友者，党内元老胡汉民是也。

事实上，汪精卫和胡汉民虽然同殿称臣，资历也相差不多，但并不是什么“朋友”。岂止不是朋友，关系还很差。

想当初老蒋羽翼未丰时，搞“宁汉分立”，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和中央（“伪政府和中央”的始作俑者就是老蒋本人），非要与武汉汪精卫主持的“正宗老字号”分庭抗礼不可。

招牌是挂起来了，但缺少重量级人物帮着吆喝。

在这种情况下，老蒋便请来了这位因涉嫌刺廖案而被迫寓居沪上的胡汉民，让他做自己的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也知恩图报，屡屡在关键时候帮上老蒋大忙。

早年间，老蒋虽然在军事上咄咄逼人，可是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及影响力却远远不如汪精卫和胡汉民。在当时大多数的国民党人心目中，后两人的牌子就是叫得响，甚至有“无粤人汪、胡即不成党”的说法（汪胡二人均为广东人）。

对于当时的老蒋来说，拉上胡汉民还不光是撑撑门面的问题。在国民党号称“以党治国”的背景下，老胡一直是蒋介石身边不可或缺的帮手，如果没有他，蒋在政治上是很难与汪进行抗衡的。

曾几何时，蒋胡的关系可以用“如胶似漆”来形容。

然而，人总是在不断变化的。老蒋也是如此。

自取得中原大战的完胜战绩后，这位三军统帅开始变得飞扬跋扈，俨然唯我独尊，渐渐地连有贡献的“老前辈”都不放在眼里了。他要党政军一把抓，除了管军事，还要管党政，而这却是他多年的“老搭档”胡汉民所不愿意放手的。

这位老胡能力很强，给蒋介石办事也确实很是卖力。据说，他给老蒋办党政的时候，一般早上四点半就起床了，然后一直折腾到晚上十一点才肯熄灯睡觉，远远超过了八小时工作制的要求，简直比工蚁还工蚁。

苦吗？很苦。可老头子乐意。他没别的嗜好，就爱这个。

等到中原大战结束，他想得很美，认为既然兵戈已息，老蒋应该马放南山，带着老婆到各地去转转，把党政继续扔给他料理。

为此，他还找到了一个现成的例子，说是在土耳其革命中，作为领导人的凯末尔就是这样的，革命一成功，他就把志向移到醇酒妇人中间去了，所有国家大事都交给了他的副手。

要说这老胡也不知道是不是从前洋墨水喝得太多了，以致于做什么事都爱一厢情愿。

让别人一边歇着去，由你来料理一切，这可能吗？其他人不敢说，反正老蒋绝对没有那么高的思想境界。

休说一个土耳其的凯末尔了，美国的华盛顿怎么样，人家还要豁得出去，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说退就退了。可这不都是在外国吗，咱们讲点国情好不好。说来说去，老外们脑子里都缺了一根筋，哪能跟我们中国人比。

这不是谁要多做或少做一点工作的问题，这叫“权”，知道吗？老蒋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允许自己大权旁落，做一个有名无实的国家元首呢。

中原大战以前那是没办法，一方面必须依仗老胡在国民党内的力道，对包括老汪在内的党内政敌们予以还击，另一方面，旁边众敌环伺，李宗仁、冯玉祥、唐生智、阎锡山这些军头们，或从前面，或从背后，持大砍刀的，拿小匕首的，连轴上阵，弄得老蒋喘口气，喝杯茶的工夫都没有，自然也只好一门心思去抓军事，把党政扔给老胡办理。

可中原大战一结束就不一样了。在老蒋眼里，这时候应该知情识趣走开的，不是他，而是老胡。

等到国民党召开三届四中全会，老蒋就捉摸着要把老胡一脚踢开，或至多摆在旁边给他做个花瓶。

老胡是那种爱钻牛角尖的性格，给老蒋当牛做马这么多年，到头来岂肯甘于做一个“开会机器”或泥桩木偶，于是决不相让。

他还当着众人的面，讲了一个故事。

故事上说，一战时，法国有个王牌飞行员，这人老厉害了。逢战必赢，打下的德国鬼子的飞机不知凡几。一战结束回巴黎，自然被奉为英雄。巴黎人诚惶诚恐，不仅沿着路两旁列队迎接，还专门给他派了一辆汽车，让他坐在上面显显威风。

这飞行员没开过车，当然也没驾驶执照，但他开过飞机，认为两者区别不大（都是一副铁壳子套一台马达嘛），坐在旁边不过瘾，竟然主动要求自己开车，而大家也就真让他开了——就如同史瓦辛格主演的英雄片一样，你见过那里面他有什么不会的没有？

结果可想而知，当场就碾倒了五六十个人！

老胡说出这个故事来，自然是有所指的。一战故事其实不过是个原形，如果搬到中国来，那个闯下大祸的飞行员活脱脱指的就是自我感觉良好的老蒋。

老胡的意思是，开飞机你行，我不行，开车我行，你不行。

这话可把自我感觉良好的老蒋给说急了，脑子一热，把军人的蛮横都拿出来，派了两个宪兵把胡汉民给软禁在了南京汤山。

这样一来，犹如捅了马蜂窝，各路或潜伏或下野的反蒋精英趁势鼓噪。

此时汪精卫正在港岛。隔岸打嘴仗没有比老汪更在行的了。他立刻发表宣言，痛骂了一通老蒋，把他的行为比做是“强盗绑票”，并称老蒋是史上最大的“狗官”。那文章写得真是十二分的酣畅淋漓，若不是后来失了足，未必不能和“不负少年头”一样流芳百世，传之久远。

在反蒋这一共同目标的感召下，曾经视同陌路的汪精卫和胡汉民终于走到一起来了。

汪精卫东山再起，只身从香港来到广州，重建新政府，并声称这回要抱团跟老蒋死磕。

口号极其悲壮：“即使万一失败了去跳海，也要大家抱在一起去跳”，与当年刺王杀驾的豪迈好有一比。

不过，光喊口号还是吓不倒老蒋的。要推翻“非法”的南京政府，老汪向来最苦的就是没有枪杆子。

经过屡次挫折，他对枪杆子的向往已经快到了神往的地步。只要听到谁手上有枪，基本上是不管素质，不管成份，见人就拉，结果一拉，就拉到了那个只要有诱饵就一准会上钩的石友三。

作为军人，石友三曾经是非常优秀的。

刚刚入伍的时候，他才不过是冯玉祥手下的一名马夫而已。十多年后，便做到了西北军中最精锐部队的军长，与韩复榘齐名，并称“韩石”，是冯玉祥打仗时最为倚重的哼哈二将。

他本人在军事素质上无可挑剔，无论是投弹，还是枪法，均为军中第一。带兵方面，在以治军极严著称的西北军中也堪称翘楚，北洋时代，其部曾是外国公使参观的指定部队，多次接受各国要人检阅。

要放在今天，石友三的部队，那就是标准的国家仪仗队。

中国有句老话：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照理说，石友三单纯指挥打仗应该不错，可他偏偏喜欢在政治里面瞎搅和。

在当年的各种混战乱战大战中，究竟投在谁门下，就是一个最大的政治。

韩复榘也倒戈。但他看准了老蒋是个好东家后，就死心踏地跟着后者干了，从此再无反复。

石友三则不同。或许是当初做马夫得到了人生启迪，认为谁给的夜草最肥，做马儿的就应该为谁效力。到他自己，变脸俨然就是家常便饭，后来更成了一种无厘头的纯生理反应和习惯。

加入张学良的东北军后，那待遇不可谓不优，不可谓不厚。

6个师的编制，每月军饷70万，无论是跟最早的西北军系统，还是后来的老蒋系统（这个系统里面，中央军和杂牌待遇大相径庭）比，都超出远矣。要知道，阎老西为了拉他进“反蒋联盟”，也不过开出了一次性80万的价码，最后还赖皮没舍得给，到手的连对折都不到。

汪精卫这次派人过来拉拢，“酬金”是多少呢？

50万。比张学良给他的每月军饷还差着20万。

可石友三竟然就满口答应了。

所以说，这人脑子一旦缺氧，基本上就是不治之症。

收人钱财，替人消灾。这点职业道德，新锐“倒戈专家”石友三还是有的。他收到钱后，很快就替广州方面出头。

民国二十年（1931年）7月，石友三起兵华北，并迅速占领了河北石家庄。

但他的运气实在很坏，听到石友三反了，蒋张联手，四面围攻，没几下就把石部给干灭了。

没了部队，无大脑的石友三从此再也没有能翻过身来。

但是他做的这件“损人不利己”的坏事，却为东北沦亡埋下了更大的隐患。

为了打击石友三，张学良不得不再次抽调主力入关，东北军又有8万人马进入河北，这无形中使关外的国防力量再遭削弱。

藏不住的秘密

时间倒回2个月。

民国二十年（1931年）5月28日，东北少帅张学良因患伤寒住进北平协和医院调养。

也就在这一天，他得到了来自东北屯垦军的报告：处决了包括一名日军大尉在内的四名日本间谍。

日本对东北的情报侦察其实从未中断过。一般使用的幌子为旅游或考察。

最直接的后果是，国民政府交通局没做的工作，日本驴友们全都给做好了，而且做得相当认真和到位。在他们绘制的中国地图上，据说连乡村里的每口井都标注得一清二楚。

后来阎锡山的晋绥军伏击日军，首先抢的不是武器辎重，而是一张张日版的中国军用地图。

要说起来，画地图搞情报这事，在来华的日本人中可谓源远流长，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反过来，我还就没听说哪位中国留日学生兼职干过这事。鲁迅先生他老人家描绘再怎么仔细，也没想起来要把仙台的地形记录下来，以备日后中国军队登陆使用。

虽然不爽，可你还就真得佩服一下小日本那种把绘图艺术进行到底的耐心和认真劲儿。

这次艺术活动的组办方是日本参谋本部情报课。

领衔主演是该课情报人员中村震太郎大尉。他饰演的角色是农学家。一名退伍返聘人员友情出演。两名向导：一个蒙古人，一个白俄，算是客串。

活动的主要区域是中国东北兴安岭地区。

一路上，他们没怎么顾得上游览兴安岭的大好风光，而是忙着制作各类标记，对所有重要桥梁、涵洞等设施都进行了测绘。

当然，他们最关心的还是兴安区的中国东北屯垦军。

说起来也真不容易，几天下来，这帮人竟然把屯垦军的原始档案都拷贝下来，连将校叫什么名字、营房是否坚固都有详细记录。

由于太过敬业，他们忘了自己在观察屯垦军，屯垦军也在观察他们。毕竟人家屯垦军不是一根根兴安岭的木头，任你们贼头贼脑打量就不生疑。

于是人赃俱获。

这地方是军事禁区，对各国领事馆早有照会：“谢绝参观游历，凡外国人要求入区者一律不发护照”。

四人身上什么都有，有枪，有望远镜，还有早就画好的各种情报，就是没有护照。

逮住这四个小子的是东北屯垦军第三团，团长是关玉衡。

据他回忆，事发时他并不在团部，前期的审讯工作主要是他的一个团副董昆吾负责的。

接报后，关团长连夜赶回进行处理，在确证对方身份的情况下，召集连以上军官开了个会。会议的结果是，大家一致决定按照董昆吾的意见，将四名日谍全部予以秘密处死。

这件事情的处理，虽然当时看来比较解气，但在东北形势如此紧张，日本人做着梦都想找点挑衅借口出来的情况下，无论如何都不能算是谨慎和适当的。

3天后，在北平协和医院养病的张学良，得到了关于这件事的详细报告。

少帅的复电很简单也很迅速，一共四个字：灭迹保密。

本来这个“密”还是有保住的可能的。

在处决中村等四人后，关玉衡当场“约法八章”，就是告诉大家，谁都不准把这事给捅出去，否则的话就不得好死（“凡有泄露者，祸灭九族”）。

除了间谍罪证予以上交外，中村等人的尸首及衣物也均被“灭迹”。

看起来，篱笆扎得很紧。

可还是被日本人发现了。

一种说法，是说这事是由东北屯垦军一个军官的情妇率先给说出去的。

可日本人又是怎么知道的呢？

原因很简单，这军官的情妇也是个日本人。日本女人跟日本女人咬耳朵，她就把这件事当做一件秘闻告诉了满铁一名雇员的老婆，而雇员从他老婆那里听到了这个消息，又赶紧如获至宝地报告给了关东军特务机关处。

这个说法似乎与关玉衡的“约法八章”相抵触，所以还有另外一种解释——

秘密的最终暴露，源于一块手表。

中村出发前，本来预定是先在东北兴安岭刺探情报，然后再到吉林洮南，并由当地的日本领事负责接待。

眼看着离约定时间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天，这个日本领事望穿秋水，还是没等到中村一行，心里就有点着急了。

别是搞情报迷了方向，被熊瞎子给叼走了吧。

中村虽然只是个大尉，但却是京城里的官，领事不敢不重视，便派了人，沿着中村出来的路线一路找过去。

就是在这一趟“寻找之旅”中，他们无意中听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前不久在兴安岭的军事禁区内，曾抓住几个日本间谍，中间还有一个日本的大官，都被东北屯垦军抓住杀掉了。

消息的来源是一个修铁路的王姓工头。

旁边的人当然不信：还日本大官呢，别是你信口胡吹的吧。

王工头说，他这话绝不是吹牛，因为他有证据。

穿着便装的日本人听到此处，赶紧把耳朵贴上去。

所谓证据就是一块手表，一块牌子叫“三道梁”的手表，而这块手表现在的主人是他的朋友，一个叫李德保的人。

“三道梁”手表为当时的日本军官所流行配置，大致相当于现在的诺基亚，没点档次的人别说戴，就连见都没见过，所以王工头一说，日本人马上心里一动，认定他不是随便乱说的。

再一打听，手表也已不在李德保手上，而是被押在一家当铺里。

日本领事听手下报告此事，当即按图索骥，赶到那家当铺，找出了这块手表，并确认典主正是李德保，李德保的身份非常特殊，他是东北屯垦军第三团团部司务长！

原来在审讯中村的过程中，他开始还想耍两下武士道，结果被众人打翻在地。就在搏斗的过程中，中村手上所佩带的手表被打飞了，落在门后。

当时在场人等谁也没注意。怎么就那么巧，正好李德保来送夜宵，看到就认为奇货可居，不声不息地拾起藏了起来。

不久，这厮耐不住寂寞，跑到城里去喝花酒，银子不够，便把这块“三道梁”取出来，押在了当铺内。

到此为止，日本人认为他们找到了“中村事件”的铁证。

民国二十年（1931年）8月17日，日本政府以陆军省的名义，公布了“中村事件”的调查情况。

在他们所公布的所谓事件真相中，中村等人进行间谍活动的实情已全部被隐瞒，展示给公众的只是一个到中国来旅游兼考察的四人团，被“暴虐”的东北军“谋财害命”的全过程。

那块“三道梁”牌手表成了关键“物证”。

此事一出，日本国内各大政党和团体，甭管在朝的，还是在野的，一个个唾沫星子乱飞，都纷纷鼓噪要对张学良和东北军予以“膺惩”。

此时的东北大地想不出点事都难了。

山雨欲来风满楼

自始至终，有一个人一直很兴奋，他用他那狗一样灵敏的鼻子，敏锐地觉察到，自己苦心经营两年的行动计划，即将在眼前实现。

这个人就是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中佐。

在对东三省的军事侦察结束后，他和板垣便在关东军乃至军部内各搭了一个“满蒙行动”的秘密班底。

时间地点也都确定好了。

时间初定于1931年9月28日。

之所以要选这一天，那也是有讲究的。因为此时正是秋熟之后，东北各地的庄稼刚刚收上来。没了青纱帐遮挡，可以保证部队行动的效率。

最初石原的设想是招一批浪人，让这帮孙子穿上东北军军服，然后对日本总领事馆和关东军驻地发动袭击，以此来挑起事端。

后来又觉得不妥，认识到这样一来，牵涉人数太多，加上那些跑江湖的浪人又没有经过专业训练，人多嘴杂，难保不泄密。

这样就又回到了当年策划“皇姑屯事件”的老套路，改为极少数人在铁路上进行爆破，然后再赖在中国军队头上。

石原把这个爆破点选在了南满铁路柳条湖段。

柳条湖位于沈阳北部，距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只不过六七百米。六七百米，也就是一里路多上一点，铁轨爆破后，关东军几个冲剌就能杀到北大营。

为什么不能一开始就发动直接进攻，而非要嫁祸于人呢？

石原考虑的很精细：除了欺骗外界外，还得蒙过军部。

根据规定，关东军司令官在未得到上级命令的情况下，是没有擅动军队的权利的。但有一种情况是例外，那就是发生紧急情况时，可先进行便宜处置，然后再报告。

如果中国军队把铁路都给炸了，情况还不算“紧急”吗？

为了助石原成事，有人还特地给他送来了大炮。

作为奇才，一般都不太善于搞人际关系。石原也是如此。

但是欣赏他的人倒也不少。参谋本部军事课长永田铁山大佐（陆大23期）就是其中之一。

提起永田铁山，当年可算是一个人物。在巴登巴登泡温泉的狂人里面，这位仁兄是和冈村宁次肩并肩挨在一起吹过老牛的。

民国二十年（1931年）春，永田铁山到满洲视察，发现沈阳城墙比较坚固，一旦攻城还得用上重炮。

回去后就批了个条子，从国内支援两门大炮给关东军。

这两门大炮口径都达到24公分，块头不小，如果堂而皇之运过来，那挑衅打架的姿态就太露骨了。

所以得保密。

大炮首先被拆卸开来，炮身被放进一个好像棺材的大木箱里，然后再搬上船。为了隐蔽身份，这艘装炮的船既不是军舰，也不是货轮，而是一艘货真价实的客船。连负责装卸的士兵，都穿上便衣，扮作了船上拖运行李的苦力。

就这么累死累活，神神秘秘地拖到沈阳附近，却发现了一个事先谁也没有想到的雷人问题——装不起来。

接收大炮的单位是独立守备第2大队，他们平时主要就是负责看守铁路的，大炮运过来后，大家都傻了眼，因为不会装。

想调人来帮忙吧，又怕泄露了机密，只好摸索着自己干。但干也没法好好地干，得偷偷摸摸地干。

说出来很搞笑，他们把装大炮这门活整得像个地下工作一样，除了避中国人外，主要还是为了躲自己人。

尽管运炮的路上小心了又小心，但日本外务省可不是吃素的，探子到处都是，不知怎么让他们听到了风声。

外务省帮军人擦屁股擦怕了。一听关东军有异动就两眼直冒金花，不知道这帮小子又准备惹什么麻烦出来了。

没有确凿证据又不敢跟军部说，他们只好找借口，三天两头派沈阳领事馆的人去守备队驻地附近转悠，就想从中发现一点秘密出来。

这下好了，白天就别想把大炮搬出来装了。

“临时技师们”最佳的工作时段是深夜十二点到凌晨三点，一个个都熬得眼睛通红。

一群人白天睡觉，晚上工作，总得有个理由吧。

正式理由是：打井。

就这样，紧赶慢赶，等两门大炮装到好，也用了两个多月时间。

看到地上一个螺丝都不剩了，大家伙总算松了一口气。这时候巨晕的事情又发生了——没人会操作。

你别看《集结号》里的“谷子地”连长想冒充炮兵似乎很容易，其实满不是那么回事。

炮兵之所以能成为一种独立兵种，那可绝对是一个纯技术活。普通步兵上去填个炮弹可能没问题，但要瞄准就一准得抓瞎。

但既然是领导特意关照给送来的，又费尽周折地装了起来，怎么着也不能再提出来退货，石原只好自我解嘲：反正离得很近，也用不着瞄得太准，只要起到吓人的目的就万事大吉了。

真正对石原的惊天行动起到强有力后援作用的，是他的老前辈、“光荣退休”的河本大作。

“皇姑屯事件”结果不圆满，把事情搞砸了的河本很不甘心，退出现役后，这老小子靠山吃山，傍水喝水，到满洲铁路上去混了。

眼看着石原等一帮“后起之秀”在那里折腾来折腾去，他也心痒难耐，自己不能亲身参与，就出钱赞助。石原“满洲行动”的活动经费几乎都是河本一个人掏的腰包。

前车之鉴，后车之覆。石原拿了老前辈的钱，却也没忘记吸取老前辈的教训。那就是坏事要么不做，要做就做绝。这回可不是杀一两个人的问题，而是得把东北军统统干灭，由日本人独霸满洲。

为此，他也给自己和关东军投了一个“保险”，那就是想方设法把日军驻朝鲜军队调至边境，随时准备越境支援。

地点选好了，人马配好了，万事俱备，就等那个预定的日子到来。

孤注一掷

离9月28日越来越近。

虽然石原机关算尽，但是他的秘密还是被人发现了。

其实石原的保密工作倒没少做。

石原在关东军中搭建了一个秘密班底，并起用了一个参谋花谷正少佐（陆大34期）。这哥们想在石原手下混，自然要拿点干劲出来。他费了吃奶的劲，终于从沈阳附近的关东军部队里挑选了川岛大尉等几个干将。

挑选的标准除了德智体美劳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得有一个严密的口风。

毕竟是干大事嘛，嘴上没把锁那还行。

口风好不好，怎么测法呢？

总不能拿个测试仪让大家伙去对着吹气吧。

花谷正不愧是天才石原一手选定的准天才，他的办法是喝酒。

看看喝进去的是清酒，吐出来的是不是实话。

于是为了接受组织的考验，选中的人便都交上了好运，被这家伙一个个找去喝酒。

最后，川岛大尉等几个军官就因为酒喝得再多也不吐真言而成为了“幸运儿”。

至于落选的也不亏，甭管怎样，一顿酒总是喝上了。

你说花谷正请这么多客，掏这么多银子，他就一点不肉疼？

半点也不。

因为他用的是公款。“爱国老前辈”河本给的。不用白不用。

对着石原领导，花谷正拍着胸脯一个个数过来，打包票说这些兄弟绝不会把大事给泄露出去。

可是他数来数去，却忘记了把自己计算在内。

回东京出差的时候，花谷正跑到酒馆去“放松”，几杯马尿一灌，便痛快淋漓地把“满蒙行动”计划都吐露给了那些歌妓们。

军官经常光顾的酒馆，自然也是高官们定期不定期“考察”的重点。歌妓们可没有什么责任和义务要守口如瓶，今天一句，明天一句，调笑之余，便把花谷正的原话都捅了出去。

一传十，十传百，很快传到了外相币原喜重郎的耳朵里。

此前，外务省已经接到过沈阳领事馆发来的报告，都是有关关东军“异动”的：比如北大营旁边的守备队多了两门大口径火炮，又比如关东军一反常态，竟然不事先打招呼就进行演习，而且演习的场所也很蹊跷，别的地方都不去，就喜欢在北大营和沈阳城附近转悠。

不过仅此也不能说明关东军就一定想怎么怎么样。

即使在听到花谷正的话后，币原仍然将信将疑，毕竟对方说的都是酒话，又是在那种地方，要是当真了，没准还会被人拿去当笑话听呢。

但是随后接到的一份密电却让他大惊失色，不能不认真对待了。

这是沈阳日本总领事林久治郎亲自发来的。

林久在电报中说，看来传说中的关东军有军事行动可能还是真的，因为最近他们正在集合军队，而且已经从仓库里开始取武器弹药，气氛那叫一个吓人。

币原顿时害了怕，枪上剌刀，子弹上膛，不是要打仗还会是什么。

要照关东军这么胡搞法，屁股底下的外相位置还能再坐几天？

他赶紧报告内阁首相若榇。

若榇早就被国内风起云涌的“爱国浪潮”搞得晕头转向，一听关东军还要趁乱起事，这还得了。

可是军人的事，连首相也不敢管。当年的田中那么牛哄哄，到头来还不是自个给自个吃了只大头苍蝇。

这么着，军队的事还只有让军队的人来管。

若榇找到陆军大臣南次郎大将（陆大第17期），认为这件事与政府现有的外交政策相抵触，是不能允许的，并让他负责把这件事给搞定。

南次郎再回过头来和娘家人参谋本部联系。参谋总长金谷范三大将（陆大第15期）在得知关东军有此计划后，总体态度也是不同意。

不是不能打，而是不能今年打。

要想不做“满洲权益”被中国收回的噩梦，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满洲全部变成日本的“固有国土”，所以打是一定要打，而且这两年正是打的最佳时机——英美自家的麻烦都应付不过来，想不过来；苏联同样在搞国内建设，不能过来；中国自己，则忙于内战而无力对外。

事实上，早在一年前，参谋本部就已采纳了石原的“关东军占领满蒙计划”，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一个三步军事方案：第一步占领，第二步“建国”，第三步吞并，最终把满蒙纳入日本的版图。

金谷的担心主要是，如果今年就打，关东军难以稳操胜券，最好等到明年时机成熟后再发动。

他派作战部部长建川美次少将（陆大21期）前去东北，劝说关东军暂停行动。

但是，军部所不知道的是，在他们内部其实也早就有了一个“满蒙行动”的秘密班底，与石原在关东军中的秘密班底向来都是一个鼻孔出气。

有“挺进将军”之称的建川就是这个秘密班底的重要成员。平日里，他和坂垣的秘电码从没有中断过。

让他去劝说关东军岂非笑话一个？

当下，建川照样出他的差。通风报信的活交给了俄国班长桥本欣五郎中佐（陆大32期）。

桥本领衔的参谋本部俄国班，被外界称为“第二秘密参谋本部”。从他这个班长开始，几乎都是铁杆的“满蒙行动”秘密班底成员。

桥本一口气给板垣和石原发了3份密电。

第一份内容是：计划已败露。

第二份内容是：已决定派建川前往满洲，因此需及早动手，以免给他添麻烦。

第三份内容是：希望能在建川抵沈阳以前就动手。

建川也是个“有心人”。

从东京到沈阳，坐飞机用不了半天就能到。

但为了给关东军“起事”以充裕的准备时间，建川充分发扬了一下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飞机票都没舍得买，坐着海船就来了。

坐船也不是直奔东北，而是往朝鲜去的。近路不走，偏走远路。

横穿过朝鲜后，再慢慢悠悠地来到沈阳。掐指一算，路上足足用去了三天。当他抵达沈阳时，关东军早就已经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建川出发的那一天，是民国二十年（1931年）9月15日，就在这一天，石原们接到了桥本发出的密电。

立刻慌了手脚。

此时有人主张立即动手占领沈阳。“满蒙行动”的“总策划师”石原却担心如果行动过于仓促，会打乱他的精确安排，以致前功尽弃。

“满蒙行动”不比“皇姑屯事件”，用几个工兵就能解决问题，这是需要动用关东军全部武装的大事，而要组织如此规模的军事行动，没有司令官的点头是不行的。

要知道，新任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中将（陆大第19期）毕竟不是秘密班底里的人，又负一方责任，关东军的存亡与否都在他手里捏着，做决策自然要慎重得多。

特别糟糕的是，万一他假戏真做，同意“阻止事变”，那大家两年的辛苦就等于付诸东流了。

为了稳妥起见，秘密班底里的几个人一起开了个紧急碰头会，秘密商讨对策。

会上，“断然行动”与“待机而行”这两种意见仍然相持不下，谁也说服不了谁。

就这么一直讨论来讨论去，一直弄到第二天凌晨两点，讨论依然热烈，答案却还是没有。

眼看这样不是办法，会议的主持者板垣便把一支铅笔竖在桌子上。

既然是赌，那就照规矩来，看骰子究竟朝向哪里。

众人事先约定，铅笔往右倒就“待机而行”，往左倒就“断然行动”。

结果，铅笔毫不留情地倒向了右边。

“断然行动”派们傻了。

本指望老天给投个赞成票的，没想到对方不赏脸。

那就只好“待机而行”了。

就在这节骨眼上，一个人霍地站了起来，脸红脖子粗地来了一句：“你们要是不干，那我就一个人干！”

大家都把眼光齐刷刷地扫向这个人，看看究竟是谁这么有种。

参与“满蒙行动”的几个核心人物，官衔从大到小排，分别是板垣、石原、花谷正、今田新太郎。

刚才作慷慨激昂状的就是今田新太郎大尉（陆大37期）。

今田属于刚刚毕业的新生，跟板垣和石原不能比，就是那个花谷正，也比他高了3届。

这么低的资历，要说已经混到大尉就算不错了。如果不是陆大出来的，估计还得在下面慢慢爬。

可今田并不这么看。

这人本事还是有一点。据说特别擅长剑术，颇有点日本传统的武士情怀。身上有点本事的人，大多上进心强。今田加入这个秘密行动小组，就是奔着肩上的牌牌去的，做梦都能梦见自己当上了大佐或者少将。

现在忽然行动暂停，等于说美梦要搁浅了，这岂不让他又气又急。

日本人很讲资格。连今田这样的小字辈都站出来表了态，板垣和石原们就觉得脸上挂不住了。

豁出去了，那就干吧。

提前10天，定于9月18日晚准时行动。

因为时间再也无法推后：3天，只有3天，建川能帮同党们争取到的只有3天时间。

再多，估计建川只能先到新马太旅游一圈再回来了。

几个人简单分了一下工。

板垣负责赶到本溪去迎接建川，并把他带回沈阳交给花谷正，随后坐镇当地，就地指挥整个行动。

石原莞尔呆在旅顺，等本庄繁司令官视察回来，等沈阳那边有了动静，便促使其下达关东军全体出动的命令。

今田负责通知执行部队开始行动。

花谷正分配到的活则一如既往地和喝酒有关：不管外面打得怎么热火朝天，只要能把建川灌醉，就是大功一件。

关东军那边忙得上蹿下跳，不亦乐乎，东北军这边还是一如既往地“以不变应万变”。

应该说，日本人要发动“九一八”事变并不是完全无迹可寻的，就在9月18日那天下午，两个日本兵剪断北大营电话线这样的细节，也被中国方面捕捉到了。

但从事后的反应来看，东北当局在防范上显然又是严重不足的。莫非他们以为身边的关东军是传说中的Hello Kitty？

对此，我也觉得十分郁闷。人家都在你家门口放火了，而你却愣是说闻不着烟味，连点最起码的准备动作都没做，这话讲出来谁信？

史料中有一个细节引起了我的注意。

“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闯入了张学良在沈阳的府邸，从他的保险柜中搜出了一大堆收款单。

军官们不看犹可，一看就瞪大了眼珠。因为这些收款人都是日本人，而且还不是普通的日本人，个个都是日本政界要人。

点一点，总共有53张之多，少数也有千把万元。数字最大的一张是50万，收款人是床次竹二郎。

这床次竹二郎在日本政坛可是个响当当的人物，他是日本两大党之一的政友会的主要干部。后来政友会的犬养毅上台组阁，床次还做过内阁的铁道相。

为什么给床次竹二郎的钱最多？

因为当时床次想竞选首相，需要选举经费，张学良就把宝押在了他的身上，希望通过提供“政治献金”的方式帮助床次顺利上台。

张学良身为东北少帅，钱自然是有的。但话又说回来，谁的钱都不嫌多。这些钱花出去，自然也都是要派用场的。

按照走关系的传统，砸出去的银子一般有三种用处：其一，拉拢对方。其二，替我说话。其三，帮我办事。

既然收据都拿了，那就是说目的肯定达到了。中国政坛的潜规则移到扶桑后同样适用。因此，我猜测，少帅并不像某些人所想像的那样，完全没有做出任何防范动作。

53张收款单，那就意味着53个人情，53条信息渠道，53份保证书。

的确，那时候虽然相当多的日本政客嚷嚷着要动拳头，其实也不过是形势所迫，不得不在国内选民面前唱唱高调，表表姿态而已。真要说马上动武，没几个人会赞成。

也许，正是基于这种日本短时期内不会动武的判断，才使张学良在事发前未做任何认真准备。

与之相佐证的是，就在9月17日，日本公使重光葵还澄清“传言”，否认关东军正在因为“中村事件”而进行军事动员。

有人说，这不过是日本方面玩弄的一个伎俩，放的烟幕弹。

但如果我们清楚日本政坛的情况，就知道，这也许是真的：日本政府事先可能真的并不清楚关东军会策动“九一八”，更不知道石原这帮人已经在迫不急待地磨刀了。

归根结底，在“九一八”事变甚至国联外交彻底失败以前，中国国内的大多数政治家，包括老蒋、张学良在内，对日本军政分离的体制都谈不上真正了解和掌握，特别是没有料到日本军人会如此敢于铤而走险。

不眠之夜

日本的冒险家们正在行动。

把接待建川的任务安排给花谷正后，板垣来到了位于沈阳的关东军特务机关处。

特务机关长土肥原此时刚好到东京出差，板垣便以替他值夜班为名，坐镇特务机关办公楼，以便指挥全局行动。

夜暮降临，他发出指令：开始行动。

民国二十年（1931年）9月18日晚的东北：今夜，将注定无人能够入眠。

时间是深夜10点。

行动具体由独立守备第2大队第3中队（川岛中队）负责，今田担任总指挥，队长川岛正大尉带着105人跟着后面。他们这批人在柳条湖附近待命，进行假模假式的夜间演习。

另外抽出8个人组成爆破小组，假装巡视铁路，到预先指定的铁道旁去埋炸药。

爆破小组的“组长”跟策划“皇姑屯事件”的河本大作是本家，也叫河本。不过这个河本官小，只是一个中尉。他的全名叫河本末守，是第3中队的副中队长，我们可以把称作“小河本”。

要搞爆破，这里存在着一个技术性的问题。

炸自己家的铁路固然心疼，但最要命的还是不能出事故，万一铁轨坏了，列车也上了天，那边北大营却还没能攻下来，这就真成偷鸡不着蚀把米了。

因此事前，石原专门请了爆破专家进行精确测算。

先算出一个安全长度，大概一米半长，然而又规定了炸药数量。

当年河本弄了一个“皇姑屯事件”，光炸药就倒腾了120公斤，要用30只大麻袋装。

现在不需要了，黄色炸药一共用了42包。

别看数量不少，其实并不多，因为都是小包。

42包是有讲究的，少一块炸不了铁轨，多一块得翻车。

它要求达到的最终效果是：铁轨虽然炸断了，但高速行驶的列车能够安然无恙，就算暂时晃那么一晃，通过绝对没有问题。

你别说，搞到这么精确，还真得找个专家才行。

为了使效果看起来更趋逼真，小河本还匠心独运，别出心裁地把炸药埋在土里，这样一旦爆炸，就可以制造出烟尘弥漫的景象。

由于投资少了，再怎么折腾，跟炸张作霖列车时的壮观还是不能比。好在也不是给别人看的，自己知道就行。

铁轨总算是炸了。

没等小河本庆祝成功，就发生了一件让他心跳不止的事。

早不来，晚不来，一列自长春开出的列车呼啸着来了，经过爆炸地点时还特地歪了那么一下下。

小河本一口气差点没抽上来。

幸好，过了。

列车没事。

小河本抹了一把冷汗，随即用电话机向沈阳特务机关处报告。

接到报告，处于极度亢奋状态的板垣一跃而起，以代理关东军司令官的名义，命令各部队“扫荡北大营，进攻沈阳城”。

在对着北大营的两门炮响了几嗓子后，那个做梦都想当少佐的今田大尉手一挥，早已摩拳擦掌的川岛中队便呐喊着向北大营冲去。

驻守北大营的是东北军第7旅（王以哲旅），原来的番号是第1旅，属于东北军的主力精锐，有1万多人。如果大家通名道姓后再整军决战，川岛中队就是削尖脑袋也钻不进北大营。

但由于缺少准备，出事当晚，包括王以哲在内的大多数军官都不在营内，部队无人指挥，有些士兵更是连弹药都没有发到手上。

当时能负责的只有一个旅参谋长，他赶紧向上进行电话请示。

张学良在北平得知这一紧急情况后，连夜召开东北军政首长会议进行商讨。

集体商讨的结果是不能抵抗。

不能抵抗，虽然仅仅只有四个字，但里面包含的意思很多。

首先是对日军此次行动目的与性质的判断。

换句话说，究竟是挑衅还是开战，是局部还是全局，是想多点特权（包括为“中村事件”讨一点说法），还是要获取整个东北。这很关键。

如果是前者，关东军突然攻击北大营的行动无非就是施压的手段，最终大家还是会回到谈判桌上来，那么最后关东军该回哪里还是回哪里去。

如果是后者，事情就严重多了，关系到东北军能否在东北立足的问题。

前者可不必抵抗，到时自能讨回一个公道，而后者则要考虑一下是不是需要抵抗。

与会者选择的是前者。

可不必抵抗，就是说可以抵抗，也可以不抵抗，那为什么一定要选不抵抗呢？

这还得说中苏同江战役给东北当局留下的印象实在太深了。

一年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

就在那场战役中，东北军伤亡将近1万多人，海军全军覆没。

按照当时人们的想法，日军的实力可能比苏联红军还要强，如果东北军冒冒失失跟关东军作战，必然损失不小。

正是基于这些复杂的考虑，张学良给出的回复是：要避免扩大冲突，不得开枪还击。

命令传到北大营，明确为：部队既不许开枪还击，又要立即突围。

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大家都心照不宣地选择了有条件遵守命令，即保留“立即突围”，但照样“开枪还击”——事情明摆着，谁也不是吹口气就能隐身的神仙，不举枪还击，怎么个突围法。

由于没有人进行指挥，且秩序混乱，王以哲旅倒下去320人，仅打死了川岛中队2人，打伤22人，最后推倒营房围墙后才得以撤出。

在柳条湖发生爆炸两个小时之后，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长岛本正一中佐（陆大第30期）率领另外2个中队到达柳条湖，跟川岛中队合兵一处，于第二天早上完全占领了整个北大营。

此时，日本沈阳领事馆的领事森岛，听到外面又是爆炸又是放炮又是打枪的，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赶紧四处打听。

一打听下来，原来是日军在进攻北大营和沈阳城。

这么大的事怎么没人通知我？

事情紧急，领事先生也顾不得流弹危险，慌忙赶到沈阳特务机关处。在那里，他见到了正忙于向四处发号施令的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大佐。

为什么要攻击沈阳的东北军，是谁下的进攻命令？

板垣漫不经心地回答：因为张学良部队破坏南满铁路，所以关东军必须反击。

至于进攻命令嘛。板垣冷冷地看了森岛一眼：是我代替关东军司令下达的。

森岛领事见状，试图劝板垣保持克制，以便通过外交方式解决事端。

板垣却已扭过头去，再也不愿理踩这个可怜的同胞了。

森岛还想再说什么，一旁的一名关东军军官已经拔出了刀，喝道：“你这个国贼，到底想要干什么？”

话说到这个份上，已经是赤裸裸的人身威胁了。

领事无奈，只好退出，跑回他的领事馆装聋作哑去了。

9月18日晚上，北大营枪声四起时，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已经回到了旅顺。

这时他接到了板桓发来的多份电报，一会说“暴虐”的中国军队把南满铁路炸了，一会又说他们发动了对日本军队的突然袭击。

本庄繁不是秘密班底的人，不知道板桓石原们究竟在搞什么鬼，突然收到这种电报，自然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直到石原把事情解释清楚，他才恍然大悟。

但是当石原劝说他下令全面攻占沈阳时，他还是予以了回绝。

因为作为关东军的当家人，他必须掂量清楚，这一注投下去到底意味着什么。

沈阳毕竟是东北军的大本营，攻占沈阳，就意味着向东北军全面宣战。不攻占沈阳，事情还有回旋的余地。倘若对沈阳开火，则一切覆水难收。

正在他举棋不定的时候，板垣再次来电，守备队已占领北大营，驻沈阳的第2师团第29联队（平田联队）也向沈阳发起了进攻。

那意思，不管你同不同意，反正我们要干到底了。

本庄繁接到报告后，闭目沉思了几分钟，然后对围在他身边的石原和参谋们说：“这件事由我担责，干吧！”

至此，关东军开始发动全线进攻。

奋起一击

在“九一八”事变中，关东军对东北闪击战的成功，除了石原“满蒙行动”计划具有隐蔽性和突然性，此前经过多次演练和动员，日军进攻战术娴熟外，与东北当局继续维持“不抵抗”命令也有相当大的关系。

探讨一下这个“不抵抗”是很有必要的。

老年的张学良在回忆录中坦然承认，当初东北军不抵抗的命令确实是他亲自下达的，而非传言中的蒋介石。

但不抵抗命令应该说与不抵抗政策是脱不开干系的。

郑浪平先生在《不朽的抵抗》中记述，万宝山事件与中村事件爆发后，张学良自己也举棋不定，曾多次向老蒋请示对策。但老蒋与南京中央政府给他的唯一与不变的答复，就是一切通过国联，在与日军的关系上实行“不抵抗”，此即“不抵抗政策”的出处。

当然，张学良所说的“不抵抗”说到底也只是一个策略，并不是说他真的就甘于为日本人所用。

要知道，正是由于东北当局拒绝与关东军进行“合作”，后者才不得不铤而走险，通过极具冒险性的军事行动达到目的。否则的话，石原们是完全不用费那么多脑子，花那么多力气的。

郑浪平认为，东北军选择不抵抗只是失策。

可是在关东军发动全面进攻后，其意图已经昭然若揭：战争不是局部，而是全局；目的不是南满特权的多少，而是要占领东北全境。此时选择不抵抗已经毫无意义。但张学良仍然没有撤回“不抵抗”命令。

究竟为什么？

这就还要提到中苏之战留下的后遗症。在那场几乎一片倒的战役中，“一比八”、“一比二十”的伤亡率俯拾皆是。特别是黑龙江军韩光第旅那样的劲旅都整旅尽灭，对张学良内心的打击尤其沉重。

日军实力即使不超过苏军，但起码不相伯仲，跟他们真刀实枪地干，我们能打得赢吗？

这时的东北军虽说有40万之众，但有一半在关内，另外的一半也都分散东北各地，在辽宁的不足10万。关东军的正规部队和非正规部队，全部加起来满打满算才3万左右，如果要想打赢，东北军就必须能够至少做到三个打他一个，然而看一看中苏之战的结果就知道，这其实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当年张作霖老爷子为了对付日本人在东北的威胁，曾提出过一个关门打狗战略，即把旅大这两个口子一扎，铁路一掀，把关东军关在屋里面打，但这也只是一个理想状态下的策略，何况现在已经根本没有了实施的可能。

事实上，当时中日的实力明摆在那里。你可以从关内调兵，他也可以从岛上派兵，即使后来爆发的中日全面战争，也是我们以一国之力，用八年时间，才把日本给拖垮拖死的。如果双方站好一次性对决，中国并无多少胜算。

打，没有一点赢的可能，只会损兵折将，这基本上就是“不抵抗”命令能够一直存在的理由。

这个东西张学良明着却不能说出来，因为他已失去了东北，当时的爱国运动对他的压力很大，他只能把弃守的责任更多地推给南京政府，同时寄希望于依靠国联。

然而，我们不打，就是王道了吗？

当然不是。世界上万事万物并没有一定之规，在必然之后还潜藏着非常多的偶然性。有些事，聪明人一看便知，说不能做，做了也是失败，但是有些所谓的“傻人”、“笨人”，他们偏做了，而且还成功了。其实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就东北局部而言，如果当时能够组织反击，虽然不一定能赢，但至少可以把关东军给拖住，不让它那么快就控制东北。

你感到吃力，关东军也不省劲，否则就称不上是冒险了。因为当时关东军的行动并没有得到政府的允许，他们也怕失败，而且还不是完全的失败，只要僵在那里就算是败了。

“九一八”事变的背后，角力的是日本政府和军队。关东军不遵令而行，本身就是叛军举动，一旦遇到挫折，政府一个巴掌打过来，他们可能永世不得翻身。但是同样，关东军要是侥幸得逞，在天皇和舆论的支持下，政府也将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从此被军队包括关东军牵着鼻子走。

很多时候，挑战同时意味着机遇，这并不是一句套话和空话。

可惜，这个机遇我们失去了，而且是永远。

民国二十年（1931年）9月19日清晨，继北大营被日军攻克后，沈阳军警在接到不抵抗命令后也先后撤出。平田联队在进入沈阳城时未遇到任何抵抗。

此前关东军对北大营和沈阳城进行了多次攻击演习，谁也没想到实战比演习容易多了。

但是在吉林就不太一样了，客观的原因是，吉林军有的是没接到命令，有的是接到了也不愿执行——辽宁军尚能撤往锦州和关内，他们却不行，结果只有两个，要么抵抗，要么投降。

当时驻长春的关东军是第2师团第3旅团第4联队（大岛联队），下面一共2个大队。旅团长长谷部照倍少将（陆大22期）听满铁方面带来消息，说是沈阳那边已经打了起来。

不能站一边傻看着啊，得主动给本庄司令分忧，但长谷对长春周边的东北军又不放心：要是这些人突然对长春发动袭击，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为此，他把大岛联队一拆两半，一个大队坐车去沈阳，一个留下来对付长春的东北吉林军。

长春的吉林军一共有两部分，南大门南岭有2个团，北大门宽城有1个营。其中南岭的部队人最多，共2千人，而且其中还有一个炮兵团，有山野炮36门。

最让长谷忌讳的自然是南岭部队。他让留下的第2大队（黑石大队）首先解决南岭守军，同时他估计这些部队还不知道沈阳那边发生的情况，因此格外关照打枪的不要，悄悄地进村，即采用偷袭的办法进攻。

黑石前脚刚走，长谷就接到了本庄繁的最新指示：你还是盯好你的长春吧，别让东北军给钻了空子。

长谷一想，对啊，去沈阳是立功，失长春是犯过，孰轻孰重还是要弄清楚的，于是赶紧又把已经上车的第1大队（鹿野大队）给扒拉下来，让他们呆着别动，看家要紧。

可是过了一会，他又有了新的主意，光蹲在家里，人才浪费啊，不是还有一个宽城吗，为什么不也去搞一把偷袭呢。

反正天没亮，偷袭还有时间有机会。联队长大岛陆太郎大佐（陆大第25期）接过令牌，率众小校出发。

大岛手下，除了鹿野大队的3个中队外，还有黑石大队的1个中队，一共4个中队，因此跑起路来都很威风，比黑石大队还提前半个小时到达攻击地点。

本来是想偷袭的，可是一不小心却被哨兵发现了。

那时候没有这么多通讯手段，“九一八”事变又非常突然，所以吉林军并不知道关东军已经在沈阳动了刀子，哨兵还以为大岛联队又是来搞演习的——两个月前，大岛联队曾两次在附近进行军事演习，而且一搞就是一个多月，彼此都快成熟人了。

如果大岛联队就这样悄悄地摸上去，这一个营（傅冠军营）可能连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偏偏日军也做贼心虚，他们以为对方已了解了他们的企图，只好把偷袭改为强攻，突然用机关枪进行扫射。

营长傅冠军在得到哨兵报告后，起初也不怎么相信，因为他未接到任何上级命令，可是听到外面确实枪声大作，又觉得怀疑，便探头向外张望。

但他这时候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黑灯瞎火，竟然开了房间的灯，结果正好被墙外的日军找到目标，一枪打过来，伤重而死。

营长虽然战死，好在部队不乱，仍然坚持抵抗。一时间，军营前子弹飞的到处都是，双方展开激战（“弹如雨注，危迫万状”）。

天亮之后，大岛联队虽然占领了部分军营，可是自身“伤亡严重，干部相继阵亡”，先后被击毙24人，击伤23人。

一个加强型的大队拿不下东北军一个营，让大岛联队长也不知如何是好，只得亲自上阵督战。

最后，依靠山炮和曲线炮，日军才把宽城兵营打下来。

与此同时，黑石大队也对长春的南大门——南岭兵营发起了偷袭。

临出发时，长谷特别担心炮兵团的那36门炮，认为如果同时轰击，对日军的杀伤性很大。因此特地关照大队长黑石武城少佐，让他先偷袭炮兵团。

黑石比大岛慢了半个小时，就这半个小时，一眨眼的功夫，天就亮了。

可是天亮却没帮上炮兵团的忙。炮团第1营刚刚睡觉起来，一抬头，才发现日军已到眼前。开炮是肯定来不及，只好拿起枪躲在掩体后面射击。炮兵当步兵用，自然还是差着火候，打了一个小时后他们就没法坚持了，营地被黑石大队攻破，该营16门大炮都被日军给弄坏了。

这边枪声一响，等于是给其它部队报了警。炮团第3营二话不说，架起山炮，对准日军就轰。他们用的炮弹是榴霰弹，就是俗称的子母弹，特别适合于近距离轰击。一炸开来，里面钢珠乱飞，让鬼子大吃苦头。

与此同时，步兵团也赶来助阵。步炮结合，黑石只掌握着两个中队，无论如何冲不过去。

关键时候，救命的来了。位于附近公主岭的独立守备第1大队（小河守备大队）赶到，与黑石大队合兵一处，共同向南岭军营进攻。

但守军并不卖账，他们发现独立守备队相对较弱，就专往这边打，而且越打越欢畅，甚至组织了好几次反冲锋。

独立守备队真的是看铁路的，与仙台师团这样的正规部队差距不小，不仅被打下去了，还被打得伤筋动骨——大队长小河原浦治中佐当场就受了重伤，一个大尉中队长被击毙。大老远的来帮忙，忙没怎么帮着，还亏了老本。

好不容易，也驻扎在公主岭的骑兵第2联队（若松联队）赶到。虽然都是住一个地方的，但这支骑兵部队毕竟是正规军，比独立守备队可牛多了。

看到日军越来越多，守军知道南岭已难以固守，这才依次掩护，撤出阵地。

南岭作战，东北军伤亡200人，关东军伤亡98人，达到了一比二的伤亡率。这个数字是甚可玩味的，它说明彼时的关东军并不像苏军那样，有一战而胜的实力，只要我们坚决抵抗，战局也未必像原来想象的那么糟糕。

只因除长春外，辽吉的大部分地区都未作抵抗，关东军才终于得以控制住局面。民国二十年（1931年）9月21日，随着长春和吉林市的先后陷落，锦州以北、除黑龙江以外的东北全境尽陷敌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