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使南京政府陷入困境，转而寄望于“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的国联外交。在这个国际外交的最高级别舞台上，中日外交家开始斗智斗勇。

“九一八”事变的当晚，老蒋还在江西湖口的军舰上，忙着指挥“剿共”哩。

直到第二天中午下舰后，他才接到上海发来的电报，得知东北出事了。但上海的消息，又是从东京消息转引过来的。上面只说东北军破坏了南满铁路，其它不详，所以他还不知道事情会发展到如此不可收拾的地步。

他当时只是就事论事地赶紧给张学良发了个电报，除询问详情外，还让他做好对外宣传，尤其是要辟谣。

那意思就是，哪怕破路这件事真是你干的，也打死不能承认。

等收到张学良复电，老蒋才知道东北的那档子事远远超出他的想象范围，不禁倒抽了几口冷气。

日本人真的动手了。

有人说老蒋是“亲日派”，其实这大大冤枉了他。如果一定要说他亲谁的话，把他划在“亲美派”里面还差不多。

后来披露的《蒋介石日记》显示，他不但不“亲日”，从内心来说，还是很“恶日”的，这个情结可以从“济南惨案”中他挨日本人的飞机炸弹算起，从那天开始他每天都要在日记上写两个字：“雪耻”。

不过在“雪耻”旁边，另外还有三个字，叫做“不抵抗”。

他之所以要告诉盟弟弟张学良，面对日军挑衅时要坚持“不抵抗”，同时自己对“不抵抗政策”也奉行无碍，一方面，与他当时对中日双方实力的研判有关，认为如果中日正式开战，中方的结局可能会比当年的甲午战争还要惨，另一方面，则来自于他所主导的另一个政策——“攘外必先安内”。

这个政策看似简单，其实它在各个时期的含义还不大一样。直到中原大战，老蒋“攘外”攘的还不是日本，而是苏联，至于那个“内”，连共产党一时都排不上号，他指的是冯阎李这帮国民党内的“原哥们”。

从万宝山事件开始，他发现日本正在煽动反华浪潮，这才把“攘外”这一“荣誉称号”一点点地开始移向日本，但是与“攘外”比起来，“安内”在他心目中仍占最主要地位。只是此时进入“安内”名单的多了起来，除了他在国民党内的政敌，又多了党外更厉害的对手——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

国民党想搞党军没搞成，共产党却在中国建立起了真正的党军。红军不爱钱，不怕死，有主义，有精神，渐渐成了老蒋的心腹大患。几次围剿都无法把红军扑灭，就是一个明证。

在当时的老蒋看来，无论是党内反对他的人，还是“赤祸”，都是“祸患”，不搞定这些，其它只有免谈。你要他安安心心地“攘外”，就必须先让他“安内”。

但是，一个突如其来的“九一八”事变，完全打乱了他的步骤。他与自己的亲信都意识到，此次事变，“决非济南事件可比”。

那段日子对老蒋来说，实在是个多事之秋。

在国内，他不仅要在江西和红军作战，还要对付汪精卫的“广州国民政府”。

给石友三的50万打水漂之后，老汪又拉上了革命先行者的公子孙科一起干，声势逼人。

其实孙公子原先在国民党内是谈不上有多大实力的，甚至被一些人称为“纨绔子弟”、“花花公子”。能够上位得这么快，很大程度上还是拜老蒋所赐。

老蒋自从软禁胡汉民后，发现他在党内四面楚歌，到处都是反对的声音，就临时抱佛脚，到处拉人。孙科虽然嫩，但背后有个伟人老爸的光环在照耀，所以当仁不让地成为老蒋拉拢的主要目标。这一拉，没有拉住孙科，却在无意中把对方的政治身价给抬起来了。

被“炒红”后的孙科看看反老蒋的人实在太多，马上很聪明地跟老蒋说了声白白，转而坐老汪那艘船上去了。

老蒋偷鸡不着蚀把米，等到“九一八”事变突然爆发，反蒋的各派系眼前一亮，又找到了一杆新的大旗，那就是抗日。

你把所有精力都放在搞我们身上，日本人才有机可乘，你还能说你没有责任吗？

老蒋处于内外交困之中，日子真是要多难过有多难过。

国内舆论

和老蒋一样，日本内阁首相若榇竟然对“九一八”事变也感到十分吃惊。

这天早上，若榇首相接到了陆军大臣南次郎打来的电话。

南次郎向他报告了一个足以令他头皮发胀的消息：昨晚上，关东军与中国的东北军打了起来，目前已占领了沈阳。

按照关东军的报告，是东北军先动的手。

若榇知道事态严重，立即召开临时内阁会议，确定了不扩大事态的方针，并要求南次郎向关东军下达相关指示。

南次郎以陆军省的名义发了一通指示，责令关东军立即停止进军。

没人理他。

就算石头扔进河里，还能泛个浪花出来呢。

情急之下，南次郎忽然想起了那位派去做思想工作的建川。

这厮是干什么吃的？他在哪里？

建川人就在沈阳。现在他酒已经醒了。

至于他昨天晚上是不是真的喝醉了酒，那谁也说不清楚。

我所知道的只是这位仁兄的老爸据说还是一位大法师，画符念咒那是伸手就来，属于搞迷信和诈骗活动的行家里手。

有了这点遗传基因，如果说他是假装醉酒，我也不会不相信。

酒醒了，就得做工作，要不然没法回去交差。

一问，原来事情已经闹完，连沈阳都被攻下来了。

正合我意。

不过为了顾及自己此行的目的和身份，建川还是假模假式地和石原拌了两句嘴，然后算是完成任务，坐上飞机回东京交差去了。

南次郎托人算是托了个王伯伯。

若榇不支持，军部支持。

就在若榇拉着他那个没用的陆相，想劝关东军止步的时候，军部内部也召开了一个讨论相同内容的紧急会议。会议结果却大相径庭，不仅认为关东军的“军事行动是适宜的”，而且还决定向东北继续增兵。

与此同时，若榇还得到了一个更让他犯晕的消息：驻朝日军在根本未接到任何正式命令的情况下，就已跨过鸭绿红进入了东北境内。

对于这样一个类似于“叛军”，而且极可能在国际上造成丢分的莽撞举动，内阁首相愣是连知会一声的面子都没能得到。

把个若榇气得直翻白眼珠，却又无可奈何。

内阁之所以不同意把东北的事情闹大，当然并不是为中国人着想，而是为他们本国考虑。

因为那时日本境况着实不妙，经济正陷于“昭和恐慌”后的一片困顿之中，有些地方竟然也出现了和邻国中国一样的情景：饿死人是常有的事，买卖儿女成了朝阳产业。

内部已经危机重重，如果再被国际孤立，后果将极其严重——缺了粮食，没法活人；缺了原材料，没法搞工业。

就算对中国这个一贫如洗的穷邻居，它也不是一无所求。

因为日本唯一的优势就是生产和出口商品，而中国是它的大客户之一。

得罪了这个大客户，你的商品再好，又卖给谁去？

在若榇看来，关东军在东北干的这些事得不偿失，无异于让日本国的另一只脚也陷入了烂泥之中。

可这些东西没法说，一说就是“软弱无能”。更何况就是说了，军部和关东军也只当你是在放屁，甚至听烦了还会拔刀相向。

日本社会各界也把向政府施压变成了一股潮流。

这个世界上，可不光是中国学生会搞爱国运动的，日本学生同样也会，“九一八”事变后，他们也拉横幅，喊口号，举行“爱国示威”。

日本愤青们一边为关东军的“英勇行为”欢欣鼓舞，一边组织捐款义演，要慰劳东北前线的“广大爱国将士”。

日本舆论界也完全支持关东军，一边称赞关东军的行为是“爱国行为”，一边指责政府施行“软弱”政策。

二战结束后，面对战败的苦果，很多日本史学家都承认，当时的舆论界应对挑起战争负起相当大的责任。

巨大压力之下，若榇内阁若不想被选民提前炒鱿鱼，惟有跟军部唱起一个调子，表扬关东军“忠勇可嘉”、“战果辉煌”，并对所有“有功之臣”进行了“表扬”和封赏：

作为“总策划师”、首席功臣，石原莞尔第二年即从中佐晋升为大佐，后来又荣升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课长，并兼任作战部作战课长。

板垣后来升为少将，还曾担任过关东军参谋长一职。

这两人因“满洲事变”的策划成功，自此成为了日本国的“战斗英雄”。

就连事前一无所知，事后仓促上阵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也沾足了光，日后不仅升为大将，还挤到皇帝身边，当上了天皇的伺从武官长。

其他人等也加官进爵，鸡犬升天。

听到“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中国国内舆论已经炸开了锅。

全国下半旗并停止娱乐（上次记得好象是慈禧老人家和光绪一道过世）。各地都举行了大规模的反日示威游行，一致要求政府对日宣战，并实行对日经济绝交。

既然是外交上出的事，外交部当然是遭到攻击的首要对象，就连“革命外交家”也要跟着倒霉了。

学生冲入外交部长办公室，二话不说，就把一瓶红墨水砸到了部长王正廷的头上。

王部长顿时头破血流，额头上纵横交错，分不清是血水还是墨水。

伤口很痛，然而他的心可能更痛。

这就是他的下场。

一个为推行“革命外交”而竭尽全力的外交家的下场。

一个在弱国背景下拼命争取母国权益，使中国得到英美德意等西方列强承认的干才的下场。

一个不畏艰险，敢于向日本政府提出严正交涉，立志收回东北主权的勇者的下场。

现在，他得到了所有的报偿。

辱骂，攻击，殴打，从精神到肉体，遍体鳞伤（重伤三处，膝盖严重骨折），差点成了跛子。

天乎，地乎，谁可为我作证，这一颗赤子之心。

民国二十年（1931年）9月30日，外交部长王正廷黯然辞职。

他曾经豪情万丈。可是历史跟他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兜了一圈之后，他似乎又重新回到了巴黎和会那令人无比沮丧的场面之中。

弱国无外交，难道这真的是一个永远也无法打破的铁则吗？

外交奇才顾维钧为此努力过，革命外交家王正廷也为此努力过，最终他们仍然只能选择几乎相同的命运。那就是：out！

看到南京政府陷入困境，广州政府发现自己捡到了一个宝。

在报界媒体和请愿学生面前表演爱国秀，自然是嘴皮子利索的汪精卫的拿手好戏。

他一边借机大批老蒋“不民主”、“不抵抗”，一边振臂高呼，声称要“最低限度之下不退让”，一时在舆论界大受欢迎，被学生奉为政治领袖，争相要求他到南京主持抗日大计。

为了挽回影响，不被广州那个党内最大的反对派压倒，老蒋紧急召开会议，决定暂停和广州政府的“相互讨伐”，转移国内舆论认为自己热衷于内斗的议论。

但同时，南京政府仍然强调要继续“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外交政策还是不抵抗，不过多了几个字，这就是：军事上不抵抗，外交上不屈服。

要想不屈服，就要找一个论理的地方。国联，等着让它来给咱们说两句摸心口的公道话吧。

外交高手

一提到国联，我敢肯定，大多数人都要嗤之以鼻。因为我们通常印象中的国联，就是一个英法操纵的傀儡，一个啥事也干不了的国际软蛋。

然而历史告诉我们：这并不是事实的全部。

不错，国联没有武装部队，缺乏常驻组织，决议需要全体会员一致通过才能有效，对国际事务也反应缓慢。这些都是它的缺陷，也是国联最后解体的重要原因。

问题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国际机构敢声称自己完美无缺。

就连联合国不是也被呼吁要进行改革吗？

事实是，国联在当时的作用很大，大到没一个国家敢于随随便便绕开国联，去走它的阳关道或者独木桥。

对其时大多数国家来说，国联就是国际法和国际秩序的代表，说的话还是有人听的。

而且在这之前，确实也有过成功的解决案例。比如欧洲的保加利亚和希腊就曾为领土争端打得难分难解，国联把双方都说了一通，先让他们停火撤兵，然后做调解和仲裁，最后就把事情给摆平了。

如果说我们在东北执行“不抵抗”政策是错误的，那么至少在找国联帮忙这件事上肯定是没错的。

不找国联，就傻了。

民国二十年（1931年）9月21日，也就是“九一八”事变三天之后，中国政府代表施肇基正式向国联提出申诉。

作为年富力强的南方外交家，施肇基几乎是王正廷的翻版。

两人是浙江同乡，不过施同学似乎拿本本的热情更高一些，在美国拿了一个文学硕士还不过瘾，又接着去读了哲学博士。

施肇基比王正廷大上五岁，人生经历也是相当丰富。

早年间他曾给张之洞做过英文秘书。

说起来，这位张大人还与抗战颇有缘份。当年，他一手创建了中国规模最大的兵工厂——汉阳兵工厂。这家兵工厂引进同时期德国的先进设备，专门生产一种步枪。这种步枪很有名，一直到抗战，中国军队还在大量使用。

对了，这就是汉阳造。

想想有些后怕，如果没有这位晚清老祖宗给我们提供汉阳造，抗战怎么个抗法还真不好说，难不成大家都拿着戏班的斧钺勾叉去和日本兵拼命吧。

张之洞的秘书中有一个更有名的人：留辫子的国学大师——辜鸿铭。

辜鸿铭有句名言：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

仅此一句，就让我对辜大师心生敬仰。

能跟辜鸿铭一起混，没两把刷子绝对糊弄不过去。

时人评价施肇基，每遇大事不慌不乱，虽泰山崩于前而脸不变色。

面对外寇的汹汹来势，这位在“九一八”后第一个出场的中国外交高手，他将作出怎样的表现？

当年参加巴黎和会的五位中国全权代表，好几个都是日后中国外交界力能扛鼎的一流外交家。

除了顾维钧、王正廷，还有一位，就是施肇基。

注意，以上三位，都是人精，而且不是一般的人精。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国际外交实在是一门很难搞的复杂学问。

爱祖国爱人民，外语说得比中文还溜，能言善辨，这些都是成为一个优秀外交家的必备条件。

可是还不够。

你还必须像一个法学家一样，对国际规则了如指掌，并能为我所用。

申诉前，施肇基仔细研究了国联的基本法《国联盟约》，并参考了希、保两国的案例，从而制定了自己的申诉策略。

在申诉书上，他没有先讲双方的责任问题，也没有要求制裁日本，而是根据《国联盟约》第11条规定“不允许会员国进行战争”，以此请求国联理事会出面干涉。

策略很简单，谁是谁非先放一边，现在最重要的是你不仅不能再进攻其它地方，还要恢复到事变以前的状态，同时必须先把该赔我多少钱确定下来。

至于责任问题，有的是时间慢慢和你算。

从前的希、保冲突就是这么解决的。

日本方面有些紧张了，毕竟它对国联还是心存敬畏的，知道这个国际裁决机构并不是它家里的橡皮图章，想怎么盖就怎么盖。

外相币原亲自来到位于日内瓦的国联总部督阵。

起先日本不愿意把冲突交由国联或第三国调解，主张由中日双方直接交涉。

施肇基是个明白人，什么没见识过。当年的“中东路事件”，东北地方当局吃的就是所谓“直接交涉”这个亏。

所以他当即予以拒绝，坚持这件事必须由国联出面摆平，而且表示愿意接受国联的任何处理结果。

日本人没辙了，只好同意和中国代表在日内瓦开辩论赛。

施肇基是正方辩手，他提出的辩题就是坚持申诉书上提出的严正要求。

反方辩手是日本驻国联代表芳泽谦吉。

这位兄弟也是外交界的一位老油条，做过多年的驻华公使，跟张作霖都打过交道，在所谓的“中国通”中也能排得上号。另外，他的岳父很有名，是政友会的党魁、后来组阁任首相的犬养毅。

芳泽在发言辞中自然先要帮关东军护犊子，把那晚柳条湖的情形拿出来，一个劲地说中国有错在先。

不过由于施肇基在申诉中避开了双方责任，他这一拳算是打在了棉花上，软绵绵的，没起到什么实际效果。

见各位代表一副无动于衷的表情，芳泽赶紧变招，又开始搏同情，指天发誓说日本从没对东北起过什么坏心眼，这次出兵纯粹是保护日本侨民的“自卫行动”，只要日侨安全就会撤军。

最后的结论是：我军完全是一支正义之师、威武之师、惩恶扬善之师，出兵完全是事非得已。

施肇基立即抓住反方辩手的破绽，指出《国联盟约》中根本没有出兵保护侨民的原则，日本的“自卫”纯属不正当行为。

芳泽顿时哑口无言。

既然国际法都不允许，你的部队还赖在人家那里算什么事？

而且施肇基还许诺，只要日方同意撤军，中国一定会保护日侨安全。

没什么可辩的了。

在施肇基的强烈要求下，国联理事会通过决议，要求日本政府务必在10月16日以前从东北占领区撤兵，并恢复到事变前的状态。

芳泽代表日本政府表示接受。

这一回合，正方胜。

水平不高运气好

应该说，如果日本真的能够按照决议行事，“九一八”事变也不是绝对没有和平解决的可能。

可是，你问问军部和关东军那些狂人，谁愿意？

撤军等于是要他们把到嘴的肥肉再吐出来，这些鼠目寸光的家伙（包括那个所谓的唯一战略家石原）就是舍了命也不干。

直接占领不行，他们就去想别的办法。

中国向国联申诉的第二天，关东军召开了一个秘密会议。

会议由关东军参谋长主持，所谓的“关东军三杰”都在场。

外面“举军欢庆”，会场里气氛却略显沉闷，原因就在于东京发来了电报，表示反对关东军继续扩大事态。

板垣和石原起初的想法，都是想采用朝鲜、台湾一样的模式，索性把东北变成日本的第某某个省。

但电报给他们一人脑袋上来了一闷棍。

此路不通了。

众人都把眼光扫向那个“土匪源”，虽说此人战略上没多少远见，但要论坏点子，那是满满地装了一肚子，都快出水了。

土肥原刚刚被任命为沈阳市临时市长，帮关东军收拾残局。

这个“土市长”不愧是老牌“中国通”，一上任就贯彻了“以华制华”的策略，网罗一帮旧军政人员，弄了一个维持会，宣布沈阳“独立”，同时委任了4千多名巡警负责上岗巡逻，维持治安。

给他这么一弄，原来乱纷纷的沈阳街头开始恢复暂时的平静。

也许正是治理沈阳的“成功经验”，使土肥原受到了启发。他灵机一动，提出要致力扶持一个“以宣统帝为首，包括东北四省和蒙古”的“满洲国”。

自然，这个国家名义上虽然是独立的，但国防外交等必须由日本掌管。

与会者均认为此计甚好。

对这些军队狂人来说，从“自己占领”到“建立满洲国”，实属不易，已经是被迫从原来的立场退了一大步。

所以最后的方案中还有这样的日式煽情语言：（我们）含泪退到满蒙独立国家案来。

“土含泪”们把这个精心炮制出来的“满洲独立运动”方案以关东军意见的形式送到东京，得到了军部首肯。

政府内阁照例被撇在了一边。首相若榇知道这个情况后，马上意识到关东军又在玩花样了。这么搞下去，日本就真的要千夫所指，成国际孤儿了。

可他身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总理，却愣是使唤不动那些军人。

没奈何，只得又去找那个南次郎，让他给关东军司令发报，严格禁止任何关东军官兵参与“满洲独立运动”。

司令部的参谋收到南次郎亲自发来的电报后，看来看去觉得不爽，就随手把电报抽出来扔在了一边。

结果，这么重要的电报，作为关东军司令官的本庄繁愣是从来没有看到过！

一个小小的参谋，因为不爽，就敢把政府高官给司令官的电报给扔掉，也算是军队中无组织无纪律的巅峰之作了。

国联的决议，随着时间滴滴答答，转眼就要到期了。

可是日军并未撤军。

不仅不撤军，他们还派飞机轰炸了远离事件地点的锦州，把日本政府承诺的“不扩大”变成了“扩大”。

应中国代表施肇基的请求，国联理事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东北最新局势。

这次，施肇基打定主意，要让日本引起各国的公愤。

除了愤怒谴责日本的失信外，他还在发言中指出，日本此举把当今最重要的两个国际法——《国联盟约》与《非战公约》都践踏光了。

他大声疾呼，两大公约如同两只铁锚，世界各国犹如轮船，轮船必须有铁锚才能自如地前进后退。因此，对这件事，各国皆不能置身事外，否则，“世界和平大厦必毁矣”。

施肇基的发言立即得到了与会代表的赞许和共鸣。

说句实话，在接触到这段史料时，我也深深地被打动了。我得说，上个世纪的这批中国外交家真不简单，人家的水平那是刚刚的，不由得你不叹服。

作为反方辨手的日本代表芳泽理屈词穷，只有招架之功，没了还手之力。

还是读读现成的吧，他于是掏出一篇事先准备好的长篇声明读了起来，基本上是照本宣科，令人昏昏欲睡。声明中，对日军为什么迟迟不能撤军说不出什么正当理由，唯一的借口，就是不放心日侨的安全，所以一时还撤不了。

施肇基抓住机会，马上追问：对方代表，你口口声声说想撤，为什么还要轰炸锦州、扩大事态？

芳泽愣住了。因为这兄弟不是急智型的选手。

拿事先写好的声明读一读还差不多，你要让他在规定时间内抢答这么难的题目就有些抓狂了。

没现成答案呀。

可周围这么多各国代表看着，总不能僵在当场吧。

芳泽调动了他所有的脑细胞，终于胡诌出了一个似是而非的答案：因为飞机是侦察机，受到了地面射击，所以予以还击。

问题很正常，但那答案怎么看怎么像是脑筋急转弯。

吞吞吞吐地把答辩敷衍完，芳泽已明显能感觉到周围投来的那一双双鄙夷和嘲弄的目光了。

日本代表这回得掏出手帕擦汗了。

国联理事会再次提出一项决议草案，将日军撤军时间推至11月16日以前，中国负责保护日侨生命财产。

中国代表施肇基表示同意这个草案，不过撤军时间推得太晚，他要求缩短期限。

芳泽拼命反对。这一回他可不能像上次那样拍胸脯了。连首相都搞不定关东军，他还能逞什么英雄。

他对撤军时间提出异议，也不说太晚，也不说太早。实际上他是根本没法确定。

没人愿意再听他胡诌下去了。会议表决，一共14家代表，13票赞成，1票反对。表决通过。

全世界都明白，那反对的1票就是日本代表芳泽投的。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虽然不是国联成员，却被邀请与会。在讨论和表决时，这个日益崛起的西方大国明显站在了中国一方。

所有国家，无论大小强弱，都用自己手中的选票表明了立场。

日本在国联已陷入了孤立。

第二回合，正方亦胜。

面对这无言的结局，芳泽急得都快哭了。

老丈人啊，外交工作这个活真不是人干的。

与施肇基比起来，让芳泽搞外交也实在等于让他受罪。口才不好不去说他了，反正大多数时候也只需要照着稿子念念。关键是他的英语发音还不过关，说的是含混不清的日式英语。各国代表和列席旁听的新闻记者有时听得一头雾水，就看到面前这个矮个日本人的嘴唇在动，却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

芳泽也知道自己英语很烂，别人听不懂。那就改说法语吧，谁知这位法语也不过关，连单词都不记得，常常讲完了一个词，又不记得下一个词是什么了，得慢慢想。可大家都在等着啊，也不能打声招呼说：谁知道这个词怎么念，提示一下。

于是他便只好在想的时候，嘴里哼哼唧唧，“嗯，这个这个……那个那个……”

有的代表听得不耐烦，甚至恨不得扔块桔子皮上去“提示提示”他。记者可不管这些，原文照录，第二天报纸上的芳泽发言，就变成了满篇的“嗯，这个这个……那个那个……”。

后来时间长了，芳泽在国联的讲话竟然也成了日版“韩乔生语录”，读者不拿来笑一笑都吃不下饭，也算是为报纸提升销量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此刻，坐在代表位置上的芳泽哭丧着脸，他似乎已预感到自己的外交生涯已走上末路。

不过且慢。奇迹马上就要发生了。

由于不是出席会议的所有国家全体通过（日本不通过），这个决议竟然没有法律约束力！

很无厘头吧。可当年的《国联盟约》就是这么规定的。

在国联的所有缺陷之中，这一条最为人所诟病。细分析，简直就是一条超级弱智的规定。

既然要裁决，总有人要受罚，可是你让受罚的同志自己乖乖地承认：我有罪，我该死……

岂非天方夜潭。

事实证明，自我觉悟，是个最不牢靠的东东。

有人要说，现在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不是也有否决权吗，那还不一样。

不一样。

因为国联是每一个会员国都要同意，不论大国小国，强国弱国都包括在里面（当时的中国也能忝居其列，就可见一斑），而联合国却只有固定的那五位大佬。

美苏中英法，别看人少，但这就是大国一致原则。一般来说，大国都是能负也敢负起一些国际责任的。碰到问题，只要大佬们没意见，决议就能pass，而有了这些大佬们做为担保，pass的决议也比较容易履行。

联合国的这一设置，因此被称为“安全阀”。

国联是好好先生，它要让大家都成为大佬，结果是大家都成不了大佬，导致决议通不过成了家常便饭。

后来国联办不下去，“全体通过”果然成了致命伤。

水平不高运气好。看着这个结果，芳泽破啼为笑了。

他厚着脸皮，再次要求同中国进行直接交涉，但被施肇基断然拒绝，表示只要东北领土一日被占，就绝无此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