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桥之战是马占山的成名之作。在这场东北军并不占有绝对优势的战役中，马大帅的指挥艺术得到了最大程度的释放和体现，重挫骄气日盛的关东军。

在日本人开始修桥后，马占山下令让驻江桥部队撤退到大兴站，以便符合日军要求退至十五里外的要求。

本来是按照协议，给日本人面子，没想到鬼子给了颜色就开染坊。那些日军飞行员仗着谁也打他不着，竟然随随便便就把炸弹从飞机上一脚踢下去，不分青红皂白就对中国后撤部队来了一通狂轰滥炸。

马占山是个吃软不吃硬的汉子，一下子来了火，立即下令部队进入一级战备。

完全没有胜算，但事到如今，不能被人指着鼻子欺负。拼了！（“既然战亦亡，不战亦亡，与其不战而亡，不如誓死一拼以尽军人天职。”）

中方的强硬出乎日军意料，但或许这也正是他们想要的。

在驻江桥部队撤军前一天的晚上，滨本派出1个小队，坐着小船潜入北岸的守军哨所。

这次行动很突然也很成功，三名中国哨兵未及做出反应，就被绳捆索绑后带回南岸。

同时这个小队还对北岸的道路、地形做了侦察。

日版渡江侦察记的牛刀小试，显然更加增强了滨本原先的认识：对面的东北军一样很菜。

随着侦察的完成，下面大家各忙各的：炮兵大队选阵地，测距离；工兵则忙着修铁桥——不是让火车开，而是给步兵先过。

炮口对准了，桥也可以过了。还等什么。

民国二十年（1931年）11月4日，凌晨，秋雾浓重。

步兵第2大队大队长小圜江邦雄少佐一声令下，第5中队（远矢中队）作为先头部队，越过江桥，向大兴站进发。

一里的界限

中国守军似乎仍和以前一样，未做任何防备。江岸上静悄悄的，往大兴车站去的路上也是静悄悄的。看上去，一切都是那么静谧，使人仿佛又回到了那个“不抵抗”的北大营。

其实担任防守任务的徐宝珍卫队团并没有睡觉，正趴在阵地工事里，眼睛眨也不眨地瞪着日军。

没有动静，只是远矢中队还在规定的15里范围之内。徐宝珍从马占山那里接到的命令是：超出1里就开火。

日军中队长远矢忠大尉脑子里却根本没有什么15里的概念，他是准备到大兴车站去吃午饭的。

15里，16里，开火！

日军没有防备，据他们自己统计，连对方的脸都没看着，这一家伙就死伤了15个人。

远矢忠被打懵了，他好象进入了时空错位：怎么回事，死的竟然都是我们的人？

要想再往前面冲，发现对方武器太猛，单是机枪就能拉出数道火力网，碰上去非死即伤。

远矢忠只得命令部队停下，希望头顶的飞机能帮上忙，以减少他的人员损失。

没想到日机也跟着倒霉。由于扔炸弹时飞得过低，一架轰炸机遭到地面机枪火炮的攻击，差点没能挺得住，开飞机的中尉飞行员连大腿都被打穿了，可想而知守军的火力有多猛。

地下的，天上的，现在都停了摆。

历史上著名的江桥抗战自此拉开了序幕。

怕就怕打仗，结果还真打起了。被币原交待过任务的齐齐哈尔领事清水着了慌。

他赶紧要求会见马占山，商谈避免冲突的办法。

清水的办法，是由双方组成一个调解委员会，督促各自部队后撤，以便继续恢复江桥修复进程。

办法倒是不错，问题是他没法让挑衅者先撤。

清水是个文官，他派林义秀替他到前线去扑火。

从内心里来讲，林义秀也是主张“向北满进军”的激进分子。无奈自己吃的就是对外交涉这碗饭，所谓屁股决定脑袋，只得答应担任调解委员会的日方代表。

中方代表是马占山的老部下石兰斌。

这些调解委员坐着专列赶到了前线。

林义秀让中国守军先行撤离，理所当然地遭到了石兰斌的断然拒绝。

中国军队是正当防卫，你们超出范围我们才动手的。要撤，也得大家一道撤。

林义秀语塞。他心里很清楚，已经“荣誉受损”的关东军根本不可能答应这一条件。

所谓的调解只能就地搁浅。

被马占山兜头打了一闷棍的第2大队长小圜江邦雄少佐，还没意识到这趟黑龙江旅行的风险有多大。他认为，远矢忠停步不前，仅仅是个意外。

这小子怎么回事，离大兴站仅仅只有2里路了，挪一挪屁股就能过去嘛，真搞不懂。

我亲自去看看。

小圜带了剩下的2个步兵中队，外加1个机枪中队，来到远矢中队停留的地方。

所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到了现场，小圜终于明白中队长的苦恼了。

因为防守地形对守军来说实在是太有利了。

正面是铁路，区域极其狭窄，加上对方火力极其强劲，如果直挺挺地往上冲，无异于送死。

铁路以西不用守。因为那里干脆就全是还没有封冻的沼泽地，一旦陷进去，除了给人当靶子，再也没别的念头可想。

铁路以东除了烟草地，就是高坡。要通过烟草地，视线容易受到遮蔽，不利于发挥日军的火力优势。至于高坡，居高临下，那更是防守方占便宜。

小圜权衡了一会，还是决定从正面突破。但是远矢忠做不成的事，换了他自己，一样白搭。冒险冲上去的人，基本上就没有回得来的。

日军作战，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步炮协同。然而江桥抗战打响时，滨本原来预想的炮火掩护作用并没有能够发挥出来。

要说这毛病还是出在他自己身上。

知久炮兵大队使用清一色的“三八式”野炮，射距也不短，可是隔着一条江，再加个16里的距离，就算踮起双脚，再踩张凳子也很难够得着。过江重新构筑阵地吧，桥又没完全修好，只能走人，火炮和拉火炮的马匹都没法过去，如果硬要过，就只能下去祭江神了。

炮兵大队长知九八万少佐急得直跳脚，可就是帮不着小圜一点忙。

一听到自己人吃了亏，调解委员林义秀马上就屁颠屁颠地赶来了。

对于关东军不仅没有撤退，还悍然动武的举动，他只能解释这是一个误会，要求双方到一线战场解决问题。

很快，连林义秀自己也尝到了本国军队不听约束的苦头。

载着双方代表的专列刚刚抵达大兴车站，8架日机就飞来问好了。

火车被炸弹掀翻，众人全被震到了外面。

对己方的“卓越表现”，貌似很傻很天真的林义秀只能表示彻底无语了。

调停失败，战斗继续。

秘密武器

小圜很着急。

黑龙江的冬天，白天短，晚上长，没一会天就黑下来了。可他还没完成任务，连大兴车站的边都没摸着，怎么跟滨本交待呢。

突然想到了，晚上不更好吗，还多一层保护，完全可以借此避开对方火力，从侧面搞偷袭。

真是妙极了，小圜越想越兴奋。他马上指挥部队，准备悄悄地从车站以东的烟草地附近绕过去。

黑夜里有阴谋，也有恐怖。

从烟草地里忽然冒出了无数火舌，日军光注意前面的高坡，没想到旁边还藏着伏兵，本来要打别人一个措手不及的，现在却报应到了自己头上，只得狼狈而退。

一个白天，一个晚上，马占山部队火力之猛，完全超出了日军的想像和估计。当他们判断出对方可能拥有相当数量的捷克式轻机枪时，不由大惊失色。

滨本在后方听取汇报后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一定是苏联人送的武器。

在此之前，日军曾得到情报，说马占山在离开黑河前曾与苏联方面有过接触，后者为了支持抗日送了不少军火。

然而事实上，这些秘密武器并不是苏联人送的，而是江省参谋长谢珂无意中淘宝淘来的。

马占山还没来上任的时候，谢珂一边备战，一边四处寻宝。

省城的文武官员，你要让他们显摆宝贝，那是一捧一大摞，而且个个是觅宝识宝的行家。在这方面，公子哥万国宾就不弱他人。

不过他们的宝贝是名人字画、古玩瓷器，而谢珂需要的宝贝却是枪支弹药。

前面已经烽火四起，达官贵人们还是抱着他们的宝贝不放，就是不愿拿出来给抗敌的士兵发枪发饷。

退一步讲，就算他们愿意掏腰包，兵荒马乱的，这枪一时也没处买去。

谢珂没办法，只好让军备修械所想想办法，看能不能自己加班造点机枪出来。

名为修械所，当然主要专长不是造枪，更没有造过机枪。

大家都怀疑这位谢参谋长是不是急糊涂了。

但既然参谋长发了话，有了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技师们只好先商量，看到底怎么办。

有人便提出来，不会发明，难道还不会模仿，去找一把枪来依样画瓢不就行了。

为了让山寨版产品更像那么回事，必须得找一个最新正版出来做样品。

他们打听到，以前老长官万福麟从老外那里买过一批捷克式机枪，一直放在仓库里。

修械所便打了一份报告，要求从中借一挺出来做试验。

报告递上去后，江省临时负责人万国宾见是军备修械所要用，而且只借一挺，就画圈同意了。

机枪送到修械所，立即被大卸八块，拆成了零件。

结果非常令人失望。

众人折腾了半天，枪还是仿制不了。原因是这些逼上梁山的修枪师傅想的太简单了。

捷克式轻机枪如果这么容易被仿造，那捷克人早就去喝西北风了。

为什么叫捷克式？因为人家捷克是在国际上申请过专利号的，只此一家，别无分店。

你别看捷克现在不声不响，当年可是排在英美之后的世界第三工业大国。

主打产品不是别的，就是军火。产品质量个个有信誉保证，非常符合战争潮流。

诸多好东西中，最拉风的就数这种斯捷潘工厂出产的捷克式机枪。

全世界都知道：好机枪，捷克造。

在后来的中日战争中，中国兵用捷式式机枪曾有过多次打穿日本坦克的记录。

绝对是尖端武器，堪比现在的飞毛腿爱国者。

修械所的同志们傻眼了。

枪仿造不了倒也罢了，毕竟是高科技的东西，小改小革难以攻克也情有可原。

最糟糕的是，枪拆了以后，没人能装得起来。

这个没法向万国宾交代啊。

修械所的人没办法，正好一五一十地向谢珂汇报，希望谢珂能帮着说说情，宽限几天，让他们有时间把机枪重装起来。

军械库里有这么多机枪，谢珂原本并不知道。

听工匠一说，他眼前一亮：竟然有现成的好机枪，那还用得着仿造吗，拿出来用就是了。

谢珂马上起身就去找万国宾要枪。

万国宾赖不掉，只好承认自己的军械库确实有一百挺捷克式机枪。不过他推脱说，这些枪要拿出来，必须经他老爷子万福麟同意才行。

公子哥心里其实藏着个小九九：这一百挺捷克式机枪就是一百个宝贝（他还不知道借出去的那个宝贝已经装不起来了），值老钱了。万一缺银子花，还能拿一些出去换钱，干什么要白白交出来。

见万国宾不肯把枪交出来，谢珂可急了。

日军攻击沈阳时，兵工厂那么多好枪好弹，飞机大炮，都白送给了日本人，还让他们拿着反过来打我们。莫非我们在齐市也要重蹈覆辙？

当着这个大难当前还在打个人小算盘的官僚的面，谢珂毫不客气地扔下了一句话：

我是参谋长，非常时期有权控制调配所有军事物资。如果万长官怪罪下来，由我一力承担。

万国宾无话可说了。他再舍不得，也知道眼下是得罪不起谢珂的，只好同意从军械库里把机枪全搬出来。

本来是一百挺，但因为被修械所拆零了一挺，结果就变成了九十九挺。

这九十九挺捷克式机关枪在江桥抗战中狠狠地风光了一把，也算是机缘巧合，帮了马占山大忙。

包饺子的艺术

马占山得到苏联武装传言的“证实”，让滨本如蒙大赦。

我说嘛，难怪能顶得住我们皇军一天，原来是有苏联人撑腰的。

他马上向上面报告。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最喜欢越级指挥，他在晚上接到报告后，马上脑袋一拍，命令从平田联队中抽一个大队（名仓刊大队）到前线去助阵。

滨本打报告，本意是为了洗脱第一天作战不利的罪名，他可不认为自己的这一个大队就搞不定马占山。

主要是炮兵没有发挥好掩护作用。

正好这时候，铁桥搭好了，马匹拉着炮就过了江。炮兵大队重新构筑阵地后，已能满足轰击的距离要求。

滨本大为兴奋。他不等天亮，第二天早上四点钟就赶到前线，一来就命令部队发动全面进攻。

这里的白天太短了，要珍惜光阴啊，同志们。

由于有了炮火的支援，守军压力陡然增加。徐宝珍拼死力战，阵地屡失屡夺，伤亡不小。

形势已间不容发，大兴站处于极度危险之中。

马占山决定亲临大兴前沿就近指挥。

一般而言，三军统帅不宜离前线指挥部过近。原因是三军安危，系于一人。如果这第一人报销了，全军极可能陷入群龙无首的混乱状态。

但这只是说的一般情况。在某些生死攸关的时刻，统帅到第一线，不仅可以通过对战场形势的观察，做出相对准确的判断、分析和决策，还能起到振奋军心士气的巨大作用。

为了这个决定，马占山差点就殉国了。

不是在打得昏天黑地的前沿战场，而是在前往大兴的路上。

日军3架飞机发现了马占山所乘坐的吉普，意识到车上坐着的可能是中国军队的高级将官，立即进行超低空轰炸。

那年头，给首长开车并不仅仅是一件有面子的事，还可能是一份风险高到要死人的特殊行当。相应的，司机也得具有十分高超的驾驶技能才能胜任。

马占山的司机就是这类驾驶达人，那是换档都不用踩离合器的。就这么在飞机的炸弹中不闪不避，还愣是开着汽车冲了过去。

当然，另一辆卡车上的对空射击机枪组也贡献甚大。由于他们组成了低空火力网，才使敌机不敢过于嚣张。

饶是如此，仍然吓人一跳。

到了大兴后一检查，吉普车被打了整整29个弹孔，作为掩护的机枪组也伤亡甚大，死伤了好几个人。

马占山到前线观察形势后，命令徐宝珍放弃一线阵地，退后800米，转入二线阵地扼守。

敌势正盛，不宜与之过分相抗，且让他一着再作计较。

能够“击退”守军，令滨本大为得意。只要我真正使上力，用上炮，谁能挡得住？

他没有想到，这800米其实是一个口袋，一个马占山要放长线吊大鱼的口袋。

马占山退至二线阵地后，就一直在观察着对手。

两军胶着交锋，或许还很难看出虚实，现在滨本急着把部队往守军放弃的一线阵地里带，一动一静之间，就看得清清楚楚了。

滨本还在高兴呢，自己连工事都不用筑了，直接用现成的就行。他现在一心想的就是赶紧占领一线阵地，构筑新的炮兵阵地，然后再把前面的打法如法炮制一番，拿下大兴易如反掌。

离大兴只有200米了，要不是为了顾及伤亡，我跨一脚就能到了。

他不是马占山的对手，真的不是。

在马占山的眼里，自以为得计的滨本其实败局已定——进入一线阵地的人马不过只有一个步兵营和一个炮兵营（指大队），而在他的后面已经有了十几里的空档。

此等战机，非天赐乎。

正如高明的棋手往往都留有后着，优秀的军事指挥官也必须知道如何调配手上的兵力。

马占山没有把所有部队都放到一线，在大兴前沿他仅仅部署了一个卫队团，就为了必要时候能够示敌以弱。

事实上，在卫队团后面，他已经储备了足量的预备队，随时可以用于实施自己的战术目的。

很快，步骑两个团即应召而来。

吴德林步兵团与徐宝珍卫队团合兵一处，立刻使二线阵地的防守变得更加厚实起来。与此同时，萨力布骑兵团开始从两侧向日军的后方迂回进击。

迂回当然是需要时间的，所以滨本并不知道，他正在准备向二线阵地发动进攻。但就在这时候，马占山再次派上了重火力，一直被他雪藏的朴炳珊炮兵团开始露出峥嵘。

你一个炮兵营（大队），我一个炮兵团，炮口对炮口，还就不信轰不过你。

炮火一旦占不到上风，滨本就开始伤脑筋了，他只能拿出拼命的招数，组织敢死队往前冲。

二线阵地相当坚固，加上一个团变成了两个团，所以日军攻得非常艰难，几乎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伤亡代价。

但是滨本相信，始终相信，只要他再往前挤上一挤，就能踏进大兴。

才200米距离嘛，半里路都不到，有什么困难的。

困难大了，因为天色已经黑下来，马占山要收网了。

滨本刚用完他的敢死队，马占山的敢死队也上来了。他们从工事后面一跃而出，转而向日军冲了过去。

风向突变，反攻开始了。

直到包围圈骤然缩小，滨本才猛地意识到，由于自己攻得太急，战线拉得过长，“头”跟“尾”衔接不起来了。

赶紧回撤，援救后方吧。

来不及了。

萨力布团已经迂回到他身后，将其“头”“尾”一刀砍断。

骑兵团长萨力布，一骑上了马就现出凶神本色。

别的骑兵拿的是马刀，这位老兄的刀不是拿的，而是举的，因为是大刀，跟三国时候关羽关云长用的那种青龙偃月刀好有一比。

别人是一刀一刀砍，他是一片一片扫。

要放在古代，这就是一个很划算的买卖。因为那会计军功，就是数人头的，有几个脑袋算几个功。

你这里才削一个，他那里已经有十几个入帐了。

骑兵团的凶悍，正面守军的转头反攻，让滨本再也无法顾及后方了。

这个临时后方并没有什么战斗力，主要都是一些辎重兵、卫生兵和通讯兵，乱哄哄的，无人进行组织，而且他们也没有上场打仗的准备，就是马马虎虎的弄了个工事掩体，哪里经得住骑兵的冲击，几下就垮了。

就在滨本急得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前面本庄繁派出的那个名仓刊大队已经到了，而且正好是当天晚上，正好可以给滨本救急。

可是名仓刊的运气并没有比滨本好上多少，它的兵员还不如滨本的小圜大队，小圜起码还有3个中队，名仓刊却只有2个，而且他还再次被马占山抄袭后路包了饺子。

到名仓刊也陷入苦海时，可怜两支部队都被围在里面动弹不得，一时之间，竟不知道谁救谁了。

滨本脱身不得，再也顾不得什么面子不面子，赶紧向关东军司令部求援，并报告了一个极其“不幸”的消息：“本联队田畑新一副参谋长等一批官兵战死”。

这一天是民国二十年（1931年）11月5日，即江桥抗战打响的第二天。

死棋下活

本庄繁接到电报后就愣住了，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先后派出的两支大队都会被马占山包围。

同样吃惊的还有参谋本部的金谷参谋长。金谷认为马占山有实力与关东军进行抗衡，说明后面的确有苏联政府的支持，先前远藤参谋的侦察可能有误，因此他发电报给本庄繁，要求把滨本联队的作战区域限制在大兴车站附近。

关东军司令部一收到电报，本庄繁还没说话，一帮参谋们就嚷嚷开了，这不是胡扯吗，哪有这样绑着让人打仗的，打仗是关东军司令官的事，它参谋本部也太不把我们司令放在眼里了。

听那语气，金谷不是什么参谋总长，倒像是幼稚园的小朋友。

本庄繁自己听着却很是受用，摆摆手：不管他，先把滨本他们救出来要紧。

他再次下令，对前线进行第二次增援。这次的援兵是滨本下属的另一个大队——第3大队（坂井大队）。

民国二十年（1931年）11月6日早上，坂井大队到达大兴前沿。

这时因为缺人手，关东军原本瞧不上眼的张海鹏伪军也被拉了过来。

张麻子这回算是应祸得福，由于马占山发挥得好，让他在日本人眼中的印象分也高了不少（看来不是伪军不行，而是马占山太过了得），总算给了他与“皇军”同场竞技的机会。

见对手的力量发生了显著变化，马占山立刻把包括步兵第3旅在内的几乎所以能调动的部队都派上了场，希望能抓住机会歼灭被围日军。

第3旅是马占山在黑河的老部队，现在的确是到了他不顾一切砸老本的时候了。

这么一来，日伪军的增援部队不仅没能够完成捞人的任务，甚至有自己也卷进去，被马占山一股脑包了饺子的危险。

接到前线报告，本庄繁这才意识到如果再不把筹码一次性押上去的话，所有次第增援上去的部队都有可能越陷越深。

原先还假装矜持的关东军司令终于慌乱起来，本来想越级指挥，显示一下水平的，没想到差点把戏给演砸了，赶紧换戏服吧。

他把一直缩在后面不响的仙台师团师团长多门叫了过来：还是你来指挥吧。

可是多门也不是神仙，你打成这个鸟样，让我来给你收拾残局，那也得有人手呀。

多门手上能抽出来的只有一个步兵大队（藤井勇大队），另加一个骑兵中队和野炮大队。

本庄繁说你不要急，我马上给你找人。

他找的是混成第39旅团（嘉村旅团），一支从朝鲜军第20师团（朝鲜龙山师团）中抽出的旅团。

不过仓促之间，嘉村旅团也来不及把人都调过来，只能来1个步兵大队和野炮联队。

第三批援军即将到达大兴前线的消息很快就被马占山所掌握。

马占山此时做出了一个明智的举动。

他决定弃卒保车，果断放弃大兴站，主动撤至三间房和昂昂溪。

撤当然有撤的道理。

我们的头三板斧之所以能把日军砍得毫无脾气，主要应归功于日军的轻敌和本庄繁的瞎指挥。第一天一个大队，第二天一个大队，第三天一个大队，本来加一起还能搞搞的，结果拆零了反而被马占山各个击破，统统围了起来。

但是包围，并不意味着击溃。彼守我攻，短时间内即使下血本也是很难拿下来的。现在一下子又来两个大队及其配属部队，等于在大兴到江岸之间的18里范围内，会集了一个旅团以上的日军，且有相当多的野炮进行配合。到时守军将不再占有任何优势，如果不动脑筋地硬打，被动的无疑是自己。

在马占山看来，大兴已经是一颗死棋，现在要把这颗死棋做活的关键点就是昂昂溪。昂昂溪离大兴有60里路，可把间隔扩到三倍，战线一拉长，就可能起到分散日军的作用，己方可退可守亦可攻。

如此，死棋又变成了活棋。

当然，马占山也很清楚，仅靠自身力量，在江桥在这里只能是拖得一日是一日，无法长久固守下去。因此，他还有通过纵深防守，为进行谈判和等待援兵争取时间的考虑。

在撤出大兴后，马占山在昂昂溪建立了临时指挥所，同时以大兴和昂昂溪之间的三间房为中心，对各个防守区域重新进行了布置。

不过，让他感到意外的是，第三批日军增援部队到达后，并没有“乘胜追击”，而是又全部撤回了他们的原驻防地点。

撤退命令是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下达的。这人有个特点，总是在不利的时候隐退，有转机的时候现身。

金谷参谋长不是说了吗，不能超出大兴的界线，得服从领导啊。

可是领导的意见也是变来变去，没个准头。

在获悉马占山从大兴撤出后，金谷又觉得吃亏了，很快发来一电，把“滨本联队的作战区域”改掉了，说放宽一点吧，以大兴以北的汤池站为界。

本庄繁差点没把鼻子气歪：我刚刚撤兵，你就让我继续前进，拿我耍着玩的吧。

将军成名在阵前

江桥一战，马占山令日本人刮目相看。

三天两夜，能把关东军第2师团（尽管不是所有部队）打得无可奈何，并不是任何一个人都能做到的。

第2师团，看看编号，就知道资格有多老了。在日本17个常备师团中，第2师团虽为缩编师团，但在东瀛部队中仍属于一流角色。

早在日俄战争时，第2师团就曾为日本攻下旅顺口立下过汗马功劳。它最有名的师团长叫做乃木希典，是个大将。这厮在中国名气不大，但是在日本却很有名，被称为“军神”。

到了“九一八”事变，撑场子的主要就靠这个师团，遭遇抵抗是有，但被人家围在中央突不出去还是第一次。

关东军内部争相打听，这个马占山如此厉害，到底是从哪个军校毕业的，是日本士官学校，还是东北讲武学堂？

结果都不是，不过是个做过土匪的丘八。

那些平时走路鼻孔都朝着天的陆大毕业生个个面面相觑，做声不得。

同一时间，江桥抗战引起了国内外极大嘱目。

“九一八”事变后，还没有一个地方政府、一支中国军队在日本人枪口的威胁之下，敢于大声说不。

黑龙江守军只是一支孤悬于东北一隅的地方军队，但正是这支孤军，竟在江桥这块原先谁也不知道在哪里的小地方，勇敢地抵御了数倍于己的倭寇部队。

国人精神大为振奋，民族自尊心得到极大安慰。

时人有诗赞曰：神武将军天上来，浩然正气系兴衰，手抛日球归常轨，十二金牌召不回。

作者是著名的晓庄师范的创办人陶行知。

在此国难当头之际，人们是多么渴望英雄出世，王者归来。

那个精忠报国、还我河山的民族英雄在哪里？我们呼唤你。

马占山来了。

伟大的岳飞仿佛在他身上灵魂附体，他继承了汉民族不畏强暴，与蛮族血战到底的光荣历史传统。

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全国人民都跟着马占山一块激动。各地贺信贺电络绎不绝，捐献物资和钱款源源不断，连一向不问时事的出家人也跟着掺合了进来。

四川峨眉山有个和尚，一下子把自己的私房钱全都捐了出来。那时候寺庙也不收门票，和尚能收到的香火钱很少。这钱自然都是他从嘴里一口一口省下来的。

民间已到了“平生不识马占山，便称英雄也枉然”的地步。

上海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推出了“马占山牌”香烟（不知是否得到其本人授权），一时风靡沪上。消费者非常买帐，不管会不会抽烟，都要买两包回去“爱爱国”。

马占山和他的黑龙江守军火爆若此，其声誉传遍了四大洲五大洋。

国际通讯社再不愁没有最火的新鲜猛料了，中国的“抵抗将军”马占山也成为他们爆炒的对象（“谓中国军人亦能战者”）。

进兵和声援

国联此时恨不得把日本外务省的耳朵揪过来问一问，你在我这里说的话、发的誓是不是形同放屁。

在日本国内，若榇内阁像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既无法管束军队，又要厚着脸皮替军队擦屁股。

怎么办？

还不是得用上那套老程序：首相找陆相，陆相找娘家。

陆军大臣南次郎给参谋总长扔了一句话：去管管你那个宝贝关东军，让它别再在外面胡干蛮干瞎干了。

一向不把内阁当回事的金谷这次也有些无语。

他倒不是怕什么国联，主要是担心马占山表现得如此威猛，是不是真的有苏联背景。因为沿着大兴站，越往前走越深入苏联的势力范围，到时如果发生正面冲突，关东军不一定是苏联红军的对手。

因此，他再次向关东军发出指令，要求对北满暂不采取积极的作战行动。

为了怕引起部下的激烈反应，金谷在电文的措辞上已经算是字斟句酌，委婉得不能再委婉了，没想到关东军司令部的参谋们收到指示后还是跳了起来。

片仓当即和板垣一起，气呼呼地找到本庄繁，把电文丢给他，并一口咬定这是对统帅权的又一次侵犯。

本庄繁虽然是关东军的最高司令官，对这些狂人参谋却是言听计从，有什么事都是大家商量着办的，而且从不计较部下的态度。

他一听有理。

什么叫统帅权？天皇掌握军队。

天皇怎么掌握军队，那就得靠我们这些打仗的人。

现在，你不让我打仗，就是侵犯统帅权。

绝对没错。

按照这一逻辑，本庄繁毫不客气地把参谋本部的指令当成了耳边风。

不过，理不理金谷这老糊涂是一回事，苏联会不会干涉又是另外一回事。

对于后者，本庄繁和他的参谋们其实并不敢太掉以轻心。这些人围在一起，郑重其事地进行了讨论。

板垣晃着脑袋，认为苏联一定不会来搅局。

为什么呢？

我们可以里外翻一翻啊。里面，它在搞第一个五年计划，补充国力还来不及，怎么肯轻易出头呢，外面，跟中国政府翻了脸，斯大林和蒋介石两个人谁都不理谁，这样的情况下，它更不可能帮中国人出头。

板垣最后表明了态度：既然我们判定苏联不会站出来，那就不能放过这个绝好的机会。马占山很厉害，如果我们不把他这种“嚣张气焰”打下去，不知道还会跑出来多少个马占山。

一席话，把个本庄繁听得一愣一愣的，还是参谋们有水平，都讲到我心里去了。

根据讨论结果，本庄繁作出了“两个集中”的决定。

第一个集中，是集中兵力。以前刮脂油一样地抽调部队，是由于铁路线上，新占领的地儿，都需要有人把守和警卫，从现在开始，一切都要以打马占山为头等大事，能抽的都要尽量抽出来。

第二个集中，是把指挥权集中起来。

……

战场指挥由多门担任。

如果不是参谋们都这么认为，本庄繁没准还要亲自上去比划两下哩。只是他的运气实在太差，上一次输一回，所以自己也不好意思再坚持了。

就在关东军司令部紧张筹划，准备再次发动进攻的时候，马占山也得到了来自上级的支援。

当然，主要是声援。

老蒋和张学良都致电嘉奖，称赞马占山“捍卫省土有功”。

不过这二位还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在军援上面都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

其实当时东北军组织反攻，夺回家园的机遇仍未完全失去。因为此时的关东军还没有形成后来那么大的气候，除仙台师团和铁路独立守备队的1万5千人外，临时驻扎的朝鲜军嘉村旅团尚不足4千人，就这些部队，连黑龙江一省的东北军都能抵挡一阵，若倾关内外东北军全力，里应外合，未必不能打出比当年中苏之战更好的战绩来，也有可能导致日本国内政局动荡，从而长其政府志气，转过头来对不听话的关东军施以压力。

那为什么不打呢？

其实眼巴巴指望的还是那个东西，即国联的干预（“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

我说过，认为国联毫无作用，那是一个极端。

但是认为国联包打一切，包治百病同样是一个错误得不能再错误的极端。

指望别人的同时，你自身也要有所作为。如果你自己先烂人一个，躺倒在地，神仙也救不了你。

当年日俄战争，俄国老毛子之所以能接受美国的说服教育，肯走到谈判桌上来，也是预先被日本人用棍棒教育了一下的结果，否则哪有那么容易服软。

就是说到国联，它还有它自身的缺陷，除了那个位列弱智规定第一名的“全体通过”外，只有批判的武器，没有武器的批判也是致命伤。

直到它解体若多年后，才有了联合国部队。

在当时的情况下，国联确实干预了，甚至可以说很卖力，很仗义，很公道，但也仅此而已。

南京政府倒没有忘记继续给予精神激励。

民国二十年（1931年）11月12日，南京召开国民党四大。会议对江桥抗战评价很高，不仅正式委任马占山为黑龙江省政府主席兼东北边防军驻江省副司令长官，还破格晋升其为陆军上将。

不过这一切似乎都与江桥的马占山没有实质关系，因为他既不能参加上将授衔仪式，也得不到一星半点的援兵（“未遣一兵，未发一矢”）。

马占山失望了。从三日之战后，又拖了十几天，可是在这么充裕的时间里，他却未能得到任何有力的援手。

眼前什么都没有改变，只是形势在一天天恶化。

纵使是一代名将，亦惟有仰天长叹：吾败，岂天意乎？！

最后的抵抗

随着日军用于江桥的进攻部队有增无减，马占山孤立无援，处于越来越困难的境地。

失败，早已是意料中的事，但他和他的孤军仍然一直在坚守。

时间一天天过去，本庄繁暗暗下了决心，准备做好再次向江桥攻击的准备。

在这之前，他以关东军司令官的身份向马占山发出最后通牒，条件为三：下野，撤军，进驻。

下野是让马占山从省主席的位置上下野。

而后是江省部队从齐齐哈尔撤退。

最后由日军进驻昂昂溪，理由是确保洮昂铁路安全。

马占山收到电文后，第一反应就是日本人又要找他开练了，马上抢时间备战。

不过答复照答复，而且逐条论证，有理有节：

下野没问题，但要有中央正式文件通知；

撤兵没问题，但需要相当时间，至于时间多少，请原谅，暂时我还没算好；

进驻没问题，只是可能贵国外务省和国联都会有不同意见。

——马占山虽然一直在打仗，消息却不封闭。芳泽当前国联的面许了多少诺，发了多少誓，他都一清二楚。不扩大事态，不进入北满，可都是你们自己政府说过的。难不成现在要自己给自己掌嘴不成？

三个“没问题”后，他还向本庄繁提出了一个只有最资深记者才能提出的高难问题：我们这些人都走了，江省谁管，你？还是那个张海鹏？

从头至尾都是没问题，其实满篇都是有问题；从头至尾都没有不答应，其实满篇都是不答应。

高，实在是高。

对于马占山头上的冠名，“野路子军事家”是毫无疑问的，如果再加上“无师自通的外交家”和“深藏不露的一流辩手”也绝不为过。

至少我看行。

拿着这份电报，本庄繁哭笑不得。

任何恐吓和讹诈，看来都撼不动这个看似矮小实质强悍的东北男人。他不明白的是，在这个貌不惊人的土匪省长的身上，究竟隐藏着一股什么样的惊人力量，竟然可以让他如此倔犟。

本庄繁随即调兵遣将。这次关东军是准备下大本钱的，仙台师团自然是倾巢而出，就连驻防沈阳的嘉村旅团也只在当地留了一个步兵中队，其余全部运往大兴，统归多门指挥。

为了增援江桥前线，满铁方面甚至把洮昂线上的客车业务都停掉了，全部改成兵车。

这时候驻锦州的东北军终于也出手了。

不过出的不是兵，而是日军铁路沿线缺兵少将的通报。

向谁通报呢？

分布在辽宁各地的东北义勇军。

这些义勇军，说白了，大部分都是东北军埋在关内的“暗线”，或至少是受少帅资助的。少帅采用这种办法，一方面避免消耗东北军正规部队，另一方面可以用义勇军来跟鬼子捣捣乱，同时又让日本人抓不到把柄。

东北义勇军闻声而动，展开了大规模的破路行动。由于日军已无兵力顾及“清剿”，铁路被毁坏的很多。嘉村旅团因此没有能够按时到多门那里报道，这对马占山来说也是一个间接的支援。

从三间房到昂昂溪的防守，马占山和谢珂早已有所经营。和大兴前沿一样，这里也有两道防线。其中，以第一道三间房防线最为坚固，前后共用了近一个月时间才完成所有工事。

嘉村旅团一时来不了，多门就带着仙台师团先行出发。他在大兴呆了两天，主要是做攻击前的侦察等准备工作。

民国二十年（1931年）11月17日夜，准备就绪，仙台师团出发了。

本庄繁可真会帮他们挑时候，早不进攻，晚不进攻，让他们这种时候进攻。

此时真是北满最冷的天气。

扑面狂风，冰天雪地，室外零下摄氏20度的气温，别说打仗，就是散散步都会被冻趴下一大片。

好不容易熬到第二天早上，日军接近三间房一线阵地并发起进攻。

这次防守三间房，马占山特地调来了最后一支生力军——骑兵第2旅（程志远旅），并由该旅涂全胜团担当防守要冲。

仙台师团从拂晓开始发动全面进攻。多门果然有一手，他采用的策略是步兵走正面，骑兵走两侧，这样正面能突破最好，一旦无法取得进展，只要侧面能冲过去，也随时可对三间房形成包抄。

战斗一开始就激烈异常。仙台师团有一个骑兵联队，但实际上下面只有1个骑兵中队，所以骑兵并不多，但跑起来倒是挺欢腾，从两侧猛冲达十多次，而守军的办法是把迫击炮和机关枪结合起来用，马离得远，就用炮轰他，离得近了，直接用捷克式招呼，让日军骑兵无法靠近，不得不怏怏而退。

到凌晨3点，关东军独立战车第一中队上场了。

所谓独立战车，其实也就是坦克。这时候它起到的作用主要还是清道夫作用，借以冲毁战壕外的木桩和铁丝网（“壕外木桩铁网，悉为所毁”），同时一些战壕也被其冲塌。

多门见正面已有所撼动，令旗一摆，命野炮兵第2联队（河村联队）对阵地进行炮击。这一轮轰炸过后，各团防守战壕均被切断（“断为数十处”）。

阵地被分割，正是围而歼之的最好时候。一个小时后，多门抓住机会，命令骑兵联队再次从阵地的左后方包围过去。

在战壕无法立足的情况下，部队只能选择出壕应战。涂全胜一跃上马，准备以骑兵对骑兵，将日军骑兵冲散，但经过前面的“钢铁打击”，部队已无法完全集中起来，而且战壕内被炸死的马匹很多。

一个骑兵团组织不起来，那我就能组多少算多少。涂全胜带着临时整合起来的两个骑兵连和一部分步兵，向敌骑兵冲了过去。

都是骑兵团长，涂全胜的表现并不比萨力布逊色，他身先士卒，“奋勇喊杀”，立即激发起来了官兵在逆境之下浴血搏杀的勇气。

中国骑兵接连发起5次冲锋，由于来势凶猛，日军骑兵别说把对方围起来了，自己躲还来不及（“敌骑为避遁者数次”）。

涂全胜的挺身而出，使日军没能学着包上饺子，但此时正面阵地显然已难以支持。

凌晨5点，天已开始放亮。

关东军飞行队7架飞机从大兴临时机场出发，对阵地进行空中打击，“投重炸弹数百枚”，同时日机也给日军炮兵准确选择弹着点指示了目标。

日军空炮协同的优势一发挥出来，对守军阵地来说就是致命的，东北军官兵只能用自己的血肉进行顽强抵抗（“至此无一完肤者，顾仍浴血对抗”）。

就在这时候，久无军援的弊病也暴露出来，大家的子弹快打光了，大炮因为性能问题，时间一长，炮管就开始发热，再不能正常开炮（“不可复用”）。

到上午9点，三间房一线阵地终于被仙台师团突破。

但是关键时候，马占山充分显示出了他的用兵智慧。他在三间房的各个侧面都有具有纵深的防御工事，因此，虽然正面失守，但三间房以东、以西却还有部队能进行阻击。这样一来，就确保了部队不会随主阵地的瓦解而出现迅速溃退，守军仍能且战且退，逐次撤往昂昂溪二线阵地。

多门当然知道一鼓作气的道理，他命令部队不要停止，立刻冲过昂昂溪，拿下齐齐哈尔。

日军排山倒海般地冲杀过来，二线阵地危在旦夕。

马占山闻报，立即飞驰前线，带领自己的手枪队亲自督阵。

他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军心万不能垮下来，军心一垮，全军都有覆灭的危险。因此，上阵地的第一个措施就是“斩马谡”，把两个被惨烈战斗吓破了胆，想借机溜号的连长给崩掉了。

三军于是重新奋起。

下午1点，日军被击退。

虽然暂时化解了险情，但马占山很清楚，胜负已定，齐齐哈尔失守已不可避免。

这里是马占山梦想起飞的地方，是他荣誉的顶点，只要还有一点坚持的可能，这个坚强的男人都不会选择主动放弃。

但现在连这一点可能也没有了。

马占山并不是一个喜欢蛮干的人。他清楚地知道，勇敢和颟顸的区别在什么地方。

此时，主帅的决心相当重要。稍有犹豫，将会导致全军覆灭的后果。

马占山下令：撤。不仅撤出二线阵地，也撤出齐市。后者并无高大城垣可以凭险据守，但是撤退，并不是那么简单。

就犹如下山往往比上山难一样，撤退的难度常常远超进攻。

因为一般而言，这时的部队士气最为低落，尤其害怕自己在撤退时落于人后，以致被歼或被俘，所以特别容易陷入慌乱，一乱则溃不成军，反而为追兵所乘。

后来的第二次淞沪抗战，就是撤退的时候一溃千里，结果弄得不可收拾，以致酿成极大损失。

所以一个军事主官高不高明，攻城拔寨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会不会撤退才是一个真正的大考验。

马占山早在进入江桥指挥作战时，就对战局的进退做过通盘考虑，赢了怎么攻，攻到哪里，输了怎么退，退到何方，那都是要事先心中有数的。如果等到马上要拆房烧屋，你才想起来今天晚上住哪里，那就迟得太多了。

齐齐哈尔的军政机关早就被他一点点地分散转移掉了。等到在二线阵地击退日军，他当机立断，按计划迅速将大部队撤到齐市外围60里地区驻扎，指挥机构则迁往海伦——那里是产粮区，能够解决部队粮饷问题。

但是马占山也没有将所有部队都撤走，他仍然留下了小股骑兵部队用以迷惑对方。

就在马占山悄悄撤离的时候，多门却还在他的大帐里盘算“奇谋”。

想出来了，进行夜袭。在多门看来，这是一个瓮中捉鳖的方案，即乘夜出发，由第3旅团（长谷旅团）居左，第15旅团（天野旅团）居右，一左一右，分进合击，将马占山“包”起来，到时谅他插翅难逃。

民国二十年（1931年）11月18日夜，仙台师团出击。

让多门郁闷的是，他的一网打尽，“智擒马占山”的计划看来是要泡汤了。因为一路上虽然时有骑兵跑出来打黑枪，但始终看不到大部队的踪影。

直到下午进入齐市，仍然不知道马占山到底在哪里。

坏了，这姓马的看来是已经提前跑了。

既然跑了，那就得赶紧追啊。按照日军内部的讲法，当时多门马上就派兵追赶，可是却“误中”了马占山布下的疑阵。

追击部队一出城就不知道马占山究竟往哪个方向跑了。不过他们意外地捡到了一些可疑物品。

只见里面有手杖，有大烟枪，有各种各样的烟具，把他们看得眼花缭乱。

让驻齐市的特务机关人员以及熟悉马占山的人来指认，说极可能是马占山的私人物品。

和很多东北军将领一样，马占山虽称英雄，也离不开抽赌二字。

很显然，逃命之人不可能带很多东西。烟枪再好，也没有性命来得重要，所以马占山沿路把它们给抛弃了。

一切都很清楚了，马占山究竟在往哪个方向逃命。

其实马占山扔大烟枪的那个方向，与他撤退的方向正好相反。

没有追到马占山那是必然的，倘若追上倒奇了怪了。

这些“私人物品”上交到多门那里后，多门又产生了一个新的误判断。

那就是马占山肯定死了。

你想，一个三军主帅，用的手杖和烟枪就算再累赘，那也是心爱之物，少说也得有几个卫兵给他扛着，哪里会随随便便就扔掉。

只有一种解释：物的主人已死，考虑到既非金，也非银，就没人愿意再留着它们了。

多门对自己的这种推理深信不疑，随之便命令鸣金收兵，以穷寇莫追为由把其它几路追兵也都收了回去。

没几天，活蹦乱跳、如假包换的马占山便又在海伦露面了。

但在仔细翻阅史料后，我还发现了另一种可能的解释：多门不敢穷追，是因为受天气困扰。

在江桥之战中，马占山固然让关东军头疼，但另一个大敌也同样令他们感到恐惧。那就是北满要命的酷寒气温。

天气冷，偏偏仙台师团还缺乏御寒装备。

江桥抗战以前，他们原本以为，黑龙江守军会不堪一击，“天兵”一到，立即四散奔逃，所以根本就没打算要在江省过冬。

没想到马占山这么有种，竟然“耽搁”了他们这么长时间。

如此一来后勤补给就跟不上了。

日本人打仗，一个重要的死穴就是不重视后勤保障。

在当时的日本部队中，有一句流行语，叫做：辎重兵倘能作战，则铁树也能增加军费（增拨军费为日军最关心话题，故有此说）。在诸兵种里面，辎重兵也就是后勤部队是没什么地位可言的。

原因是在精神原子弹的剌激下，人人都想当前锋去射门，没有谁愿意做不得分的后卫。

其实早在甲午战争的时候，日本就没少吃后勤不继的亏，死了将近2万人，但十之八九都不是被清军干死的，而是病死、饿死、冻死的。

在这方面，日本人的记性实在很差。

第2师团（仙台师团）虽来自仙台，号称比较能耐寒挨冻，但到进攻三间房时，他们也吃不消了。

在江桥一战中，日军除战死战伤以外，冻死冻伤的也占有相当比例。据日方统计，第2师团最多时参战人数达到5900人，共伤亡382人，而冻伤却达到996人，几乎是军事作战的3倍。

日军参战实际伤亡率低，当然是中国军队缺乏重火器的结果，但某种程度上，也与日军官兵平时注重训练，打仗时善于自我保护有关系。

一般而言，在中日作战时，由于有飞机大炮进行掩护，日军即使在冲锋时，也很少做出那种一窝蜂往前挤的技术动作，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匍匐前进，分散出击，你要想干倒他几个，老实说并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这与后来太平洋上的日美之战有显著区别。

纵然如此，老天爷与马大爷协同作战，仍然把日军干趴下1300多人，占去了第2师团参战总人数的20％以上。如此大的减员数，是关东军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实为其自“九一八”以来所蒙受的最惨重伤亡。

悲情大使

让人哑然的是，就在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失陷后，南京的国民党四大终于通过了一个决议，即让已经名声扫地的蒋介石亲自率兵北上收复失地。

史料记载，当时又羞又愤的蒋介石确曾动过念头，要以国防军总司令的身份，率师北上，“与倭决战”，并向张学良发出了准备北上的电报。他也知道打赢的可能性很小（“无战胜之理”），更别说收复东北了，不过他说只有这样，才能保存“民族人格与革命精神”，而且说不定还能引起太平洋战争哩。

这个当然都是冠冕堂皇的理由。事实是当时他正处于内外交困之中，尤其被广东方面逼得受不了，后者一直要求他下野。

和“安内”是老蒋消除异己的工具一样，抗日“攘外”又何尝不是他摆脱内部困扰，提高自身威望和地位的不二法门。

你们不是说我不抗日，不抵抗，所以才要倒我吗，好，我现在就北上抗日，看你们还有什么理由让我下野。

可是老蒋的算盘却还是打不过他的那些“党内同志”。大家听到他要“北上抗战”时，并没有感动得眼泪哗哗，反而都不让他去（“皆坚持不可”）。

文件写是那么写，你要是真的这么做，不等于对日宣战吗，至少也算是对日备战，现在国联交涉“尚未绝望”，你这样做太冒险了，有可能会进一步引起“倭寇之挑衅”，是在“孤注一掷，举国以殉”。

另一方面，大家对老蒋可能“辞职下野”却表现得十分暧昧，基本上是赞成的同意的各一半（“赞否参半”）。

这样都被你们看出来了，老蒋自己也觉得很没脾气，只得做罢。

日本那边则是另外一种情形。

早在马占山从大兴撤出后，若榇首相就以为，既然关东军当初出兵是为了保护嫩江大桥，现在任务完成了（双方原本以大兴车站以北划界），自然也会停下来。

可是这些坐在办公室里的政客想的实在是太天真太简单了。

关东军本来就是一匹关不住的野马，脱了缰后哪有自觉自愿停步的道理。

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回复：马占山的部队离得太近（此时在三间房），对日军来说很不安全，一定要继续前进。

若榇大吃一惊，深知这样一来，日本政府将在国际外交上陷入更加被动的境地，便赶紧把陆军大臣南次郎叫来，让他设法阻止。

这个同样窝囊到死的陆相南次郎，没有别的办法，依旧只能给关东军发电报过去，要他们停止进军。

结果，鬼都不理他。关东军照样打进了齐齐哈尔，并继续朝着他们认定的“北满”目标大步迈进。

若榇内阁晕到了极点。

国联的决议草案，是要求日本务必在11月16日前撤军。就算你不同意，也只是说时间不确定，并没有说不撤。

现在好了，与预定时间相比，又超过了3天，你既没撤军，又没想好新的时间，更过分的是，还从“不扩大”发展到了“扩大”，堂而皇之地进入了北满。

你当我们国联和各国代表都是泥塑木偶？

那几天，日子最难过的就是日本驻国联代表芳泽，每次上国联开会就跟上法庭受审差不多，口袋里总是要放一块手帕，不是擦汗就是抹眼泪。

苦命人啊。

芳泽眼泪汪汪地向国内的外相币原汇报了情况，表示自己实在是支撑不下去了。

币原和若榇首相商量了一下，也觉得事已至此，再靠硬顶和装傻已经难以蒙混过关，非得另想办法不可了。

日本政客们对付国内的军队虽然束手无策，但在如何跟西洋人耍赖方面还是很有两三下子的。

很快，芳泽就得到了币原新的授意。

在关东军猛攻三间房，即将进入齐齐哈尔市之前，芳泽向国联提出，日本赞成派遣调查团赴东北调查。

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意外的表态。

向东北派遣调查团进行实地调查，本来是中国代表施肇基在向国联提出申诉的时候，就首先提出来的。但当时日本极力排斥国联介入，主张中日双方直接交涉，因此对派国联调查团的事坚决反对，中国的这一提议便被暂时搁置起来。

现在日本答应的这么爽快，不禁令国联喜出望外，连那些本来已准备好讲稿痛骂芳泽一顿的代表们也连连叫好。

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日本觉悟了，服软了，东北事件的处理将一片光明。

只有一个人例外。他甚至感到有些不痛快。

谁？

中国代表施肇基。

同样一件事，你今天答应和明天答应，效果可能大不一样，这就叫做时机。

的确，当初中国是很希望国联派调查团去东北的，但时过境迁，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日本一再出尔反尔，已经受到了国际舆论的一致遣责。随着国联确定的期限已过，它的压力越来越大，晚撤一天就要多挨一天的骂，晚撤两天就要多挨两天的骂，吊在那里很不好受，在国际外交上可以说已被逼到了绝境。

施肇基相信，只要再坚持一下，即使日本还是不肯撤军，国联也会被迫使出经济制裁等手段。

但是芳泽的表态一下子转移了国联的注意力。

不能不说这是一个以退为进的好棋，既缓减了在国际上受到的压力，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外交主动权重新又回到了日本人手中。

果然，在调查团的具体使命上，芳泽开始做起了文章。

他要求以国际盟约第11条为原则，即调查团要重点调查中国排外、抵制洋货、国际条约的履行状况等问题，而对撤兵问题却置之不理。

凭心而论，如果要进行此类调查，“中国排外、抵制洋货”这些问题都存在。只不过，它们大多发生在“九一八”事变以后，是中国民众激于国土沦丧所做出的必然反应。

比如，“九一八”事变后，由于中国民间的抵制日货运动，日本的对华贸易额已由原来的每月2500万日元骤降为每月400万日元，一下子降了九成。

日本政府的目的，在于用这种本末倒置的办法，来影响调查团的调查结果，从而误导国联作出的相应判断。

施肇基的反应多快，他怎么能够同意。

他转而提出，适用于调查团的并不是第11条，而是第15条，即调查的主要目的和范围跟“排外”、“抵制洋货”毫不搭界，而是应直奔“九一八”事变和东三省这一主题。

事情本来就很简单，吃了我的你要吐出来，欠了我的你要还回来，咱就事论事，扯那么多犊子干什么。

关键时候，国联显示出了它和稀泥的精神。

既然你们两家都不肯让，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那我就给你们来个折中，调查团照派，但不讲明是按国际盟约的哪条原则派的。

话说到这个份上，施肇基反而为难了。

归根结底，他身后并没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和军队可以给他撑腰。打是肯定不行的，只能依靠国联。

现在日本让步了，国联折中了，各国解劝了，你还要怎么着？还能怎么着？

无奈之下，施肇基只得代表中国政府对国联的方案表示同意。

民国二十年（1931年）11月26日，国联通过议决案，决定派遣5名中立国观察员组成调查团，到中国东北进行调查。

这一回合，中日在外交上打成了一个平手。

中国没有能够实现让日本尽早撤军的目的，而日本也面临着国联直接干涉和插手东北事务的风险。

身心俱疲的中国代表施肇基回到了住处，他知道，接下来他还是不能休息，因为还有很多棘手的事等待着他去处理和应付。

他根本没想到，等待他的还有另一场厄运。

一群中国的留学生得知了国联决议的内容，顿时大怒。因为这份决议并没有再次敦促日本撤军，而是宣布要向东北派出调查团。

这个调查团能干什么，他们能阻止日本对东三省的侵略吗？

大家怒不可遏，什么话都别说了，这分明就是一个卖国的决议，而在国联的代表毫无疑问就是一个卖国贼！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弱国外交有多难，真实情况又是怎样，基本不在爱国愤青们的考虑范围之内。

中国代表的住处很轻易地就被打听到了。

施肇基听说留学生们要找他，很高兴。在国内异地，老乡见老乡，还两眼泪汪汪呢，何况这是在异国它乡。

想当年，自己不也是这样一个四处漂泊的中华学子吗。

门开了，迎接他的，不是亲切的问候和拥抱，而是一阵不分青红皂白的怒骂和拳脚。

施肇基想要分辨，但被证明完全是徒劳的。打的人照打，骂的人照骂，没有任何让他申辨的余地。

一个时年已经五十多岁，仪态端庄的老外交官在中国以外的另一个地方遭到了无情的暴打、侮辱和摧残。

打他骂他的不是别人，是他的同胞。

老人无法还手，无力还手，也不愿还手。他的心只能流泪，或许还在流血。

历史应该记录这一天。因为它是耻辱的一天。

无论怎样，我们都不能用野蛮来代替文明。不管用任何借口，哪怕是爱国。

每每写到这里的时候，我都会感到一阵悲凉。我在想，我们这个号称文明之邦的民族，是不是有时也是一个不太爱讲道理的民族——枪口是用来对准敌人的，而不是用来打自己人的。

夜深人静，施肇基写下了一封辞职电文。

他终于又走上了和王正廷一样的道路。

有人会说，这位施大使的政治觉悟不够高嘛。外交形势这么严峻，你怎么说撂挑子就撂挑子了。不就是被打了一顿，骂了一顿吗，简单，用红花油擦拭一下伤口，组织再关怀和慰问一下，接着再干好了。

说这话的，我以为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是的，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伤口可以愈合，责骂可以暂时抛开，但是有一样东西绝对不能没有。

那就是做人的尊严。

尤其是作为一个外交官，如果个人尊严和体面都无法很好维护，谈何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尊严。

施肇基回家了。

此时，国联派调查团一事已是板上钉钉，只等开年整队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