谯郡龙亢桓氏出于曹魏嘉平之狱的刑家，居然能够在门阀政治的东晋时期，在王、庾家族势力就衰之后获得机会，上升到很高的地位，专制朝政，甚至一度改移晋鼎。我们知道，权势之家编造家传，改叙谱系，以攀援显贵，求得虚荣，是五朝习见之事。但是龙亢桓氏桓范之狱昭然在人耳目，只可以回避掩饰，而难于另行编造。所以为桓氏作家传者只好改易事迹，把渡江南来的桓彝说成是中朝名士，与衣冠士族素相结识，以此证明桓氏家族尊显的社会地位其来有自。江左史籍转相抄袭，以假乱真。所以唐修《晋书》，于《桓彝传》遂多不实之词，有待后之读《晋书》者辨而正之。

（一）中朝桓彝无令誉

《晋书》卷七四《桓彝传》：“彝少孤贫，……性通朗，有人伦识鉴，拔才取士，或出于无闻，或得之孩抱，时人方之许、郭。”《艺文类聚》卷六引《晋中兴书》：桓彝“年在弱冠，便有知人之鉴。”《晋书》卷七四《徐宁传》：“彝称有人伦识鉴。”案桓彝死于苏峻之乱中，年五十三，推其生卒年为晋武帝咸宁二年至成帝咸和三年（276—328年）。何法盛谓其弱冠知人，当谓在惠帝元康之时，这就是说，桓彝属于中朝元康名士，其知名度相当于东汉的许劭、郭泰。但是检阅史籍，桓彝在元康时，事迹全无踪影。桓彝荐人，只《徐宁传》一见，事在江左而非中朝。《晋书》卷九三《外戚·杜又传》桓彝目卫、杜曰：“卫玠神清，杜又形清”；同书同卷《褚裒传》桓彝目褚曰：“季野有皮里阳秋。”这些固然是人伦识鉴的掌故，但也都是东晋之事。颇疑桓彝弱冠知人之说，是桓彝显达以后始出现，史籍以后方前，巧为缝合，未足置信。《世说新语·文学》“袁彦伯作《名士传》成”条注，谓袁宏以裴楷、乐广、王衍、庾敳、王承、阮瞻、卫玠、谢鲲为中朝名士，即元康名士，其中并无桓彝。《名士传》据谢安所道撰成，谢安谙悉中朝掌故，应当不至于在列数元康名士时遗漏掉比踪许、郭，显贵江左的桓彝，如果桓彝果真是元康名士的话。又，陶潜《群辅录》著录有“晋中朝‘八达’，近世闻之故老”云云。陶潜所列的八人，与本文下节所说的江左早期的“八达”，部分相同，但却没有桓彝，与袁宏《名士传》不载桓彝，情况一样。这也是桓彝在西晋时并无令誉一证。

《桓彝传》彝“少与庾亮深交”，事系于桓氏渡江之前。案庾亮生卒在武帝太康十年至成帝咸和六年（289—340年），小于桓彝十三岁。桓彝年少时，庾亮尚在童稚，其时何得相与为深交？根据现知资料，桓、庾交游都是在江左之事，无一例在中原者。《太平御览》卷六七引《桓彝别传》：“明帝世，彝与当时英彦名德庾亮、温峤、羊曼等共集青溪池上，郭璞预焉。”《斠注》引此条资料置于《桓彝传》“少与庾亮深交”处，论理正好可用来辨《晋书》叙事时间之误。但吴仕鉴氏偏偏删却“明帝世”三字，因此反而证成了《晋书》之误。桓彝年少时在洛阳具有胜流身价的说法，是没有史料可以证明的。

又据《世说新语·德行》，桓彝尝谓高僧竺道潜（深公）“与先人至交”。案《高僧传》卷四《竺道潜传》，道潜永嘉初渡江时年仅二十余，死于孝武帝宁康二年，年八十九，其生卒年当为285—374年，小于桓彝近十岁。按常情而论，桓彝之父桓颖，似不得与小于己子近十岁的道潜为至交。忘年之交虽然并非全无可能，但年差也不能太大。这究竟属于《世说》误记，还是属于桓彝妄说，就无从稽考了。

（二）桓彝过江后脐身“八达”而又志在立功

桓彝在八王之乱时，曾以州主簿预齐王同反对赵王伦的义举，但在尔后东海王越和成都王颖相争之时无所依傍，甚至未得列名于号称多名士俊异的东海王越府。我们知道，东晋政权从渊源说来，是东海王越为之创造条件，始得经营起来的，桓彝既未附越，也就与东晋的王、马没有历史关系。

桓彝南下时间可能较早，但止于江北，由江北渡江，是很晚的事。桓彝初来时，司马睿犹为安东将军，在永嘉五年（311年）五月以前。司马睿板授桓彝为逡遒令。逡遒在合肥之南，西晋属淮南郡。《宋书》卷三五《州郡志》谓东晋“分无湖（芜湖）为境”，逡遒始得迁治江南，时在苏峻乱后，桓彝已死。司马睿对于自己不甚信任的甫来人物，常阻之于江北，按其原有位望及南来时拥有的势力，分别板授州郡、将军名号。如着姓祖逖南行达泗口，司马睿逆用为徐州刺史；后来祖逖虽得过江，犹居京口，不得至建康，而且旋又奉命北上。陈留蔡豹出于名门，南来亦只得居官临淮太守。桓彝南来止于江北逡遒，也是他不见信任于王、马的表现。桓彝其时只能官居荒县一令，其原来位望之低以及南来势力微不足道，自可想见。

后来，桓彝应司马睿辟命，过江为丞相中兵属，其事不得早于建兴三年（315年）司马睿始为丞相之时。《晋书》卷六五《王导传》叙桓彝“初过江”即誉王导为江左管夷吾一事于王导为丞相军谘祭酒之后，亦可证桓彝过江在司马睿出任丞相之时。桓彝与江左胜流接交，只能在此之后，而不能在此之前；桓彝社会地位的上升，也只能在此之后，而不能在此之前。

南渡建康以后，桓彝与昔日元康名士之南来者交游转多。《晋书》卷四九《谢鲲传》，鲲在南，“每与毕卓、王尼、阮放、羊曼、桓彝、阮孚等纵酒。”同卷《光逸传》，光逸渡江依胡母辅之，“初至，属辅之与谢鲲、阮放、毕卓、羊曼、桓彝、阮孚散发裸程，闭室酣饮已累日”云云。这些昔日的元康名士，外加桓彝，遂在江左重新获得“八达”之号。元康名士企慕竹林名士而思效尤，但时代不同，人物亦异，最多仅得形似而已。这就是《晋书》卷九四《隐逸·戴逵传》所讥：“元康之为放，无德而折巾者也。”这些元康名士经历过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过江以后更加颓废，连挥尘谈玄的兴趣也完全丧失，只是在使酒任性方面变本加厉，麻醉自己。他们的表现又比元康时更为放荡，可以说是“无德”之尤。就桓彝的经历和气质说来，他的表现本来不应如此。他其所以这样，只能以他有意附庸风雅、跻身名士来作解释。《晋书》卷四九立竹林七贤和江左八达专传于一卷之中，八达独桓彝不在内，可见史臣对桓彝也是另眼看待的。

八达以家世论，很不一致，如阮、羊出高门士族，光逸出寒门小吏。桓彝与谢鲲家世则皆介于两者之间，有相似处；但从立身处世看来，桓彝、谢鲲又颇不相同。谢鲲“不徇功名，无砥砺行，居身于可否之间”，而以“胜情远概”显名。桓彝则不然。他门资不足以致贵达，与王、马无渊源。其附庸风雅也不过是趋时尚，结名士而已，但这毕竟是不大可靠的。为久远的门户地位计，他只有留心时用，志在立功，才能找到上升的机会。所以《北堂书钞》卷六零引臧荣绪《晋书》谓桓彝以“莅官称职，名显朝廷”。跻于江左八达之列而又志在立功者，桓彝是唯一的人。看来桓彝初过江时多方探索立身处世之宜以图自存，境况是颇为困难的。他过江即赞誉王导为江左管夷吾，也可视为他向琅邪王氏靠拢的一种姿态。

桓彝的活动是相当成功的。他过江没有几年，东晋建国以后，据说就成为名士名臣。《晋书》卷六《明帝纪》：明帝为太子，“当时名臣自王导、庾亮、温峤、桓彝、阮放等，咸见亲待。”同书卷四九《羊曼传》：“温峤、庾亮、阮放、桓彝同志友善，并为中兴名士。”

但是，桓彝在东晋政治中真正发挥重大作用，还是在明帝平王敦之乱时。《桓彝传》：“明帝将伐王敦，拜彝散骑常恃，引参密谋。”案《郗鉴传》，明帝即位，征郗鉴自合肥入都，“鉴遂与帝谋灭敦”。郗鉴之谋，据考即引流民帅以制王敦之事。桓彝亦于此时“引参密谋”，我认为与郗鉴所谋当即一事。谋而必密，除涉军机以外，当以王导在朝与王敦息息相通，所以不得不密。据《王敦传》，王导得知刘遐、苏峻军起，其信息辗转来自征北将军王邃而非得自京师，可证其谋甚密，京师并未走露风声。郗鉴以平王敦功封高平侯，桓彝则封万宁男，爵次于郗鉴。郗、桓二人都以此为契机，进入较高的政治层次，因而也改变着其家族在江左的地位。《桓彝传》彝以王敦嫌忌去官，过舆县，与舆令徐宁邂逅云云。《徐宁传》谓“彝尝去职，至广陵寻亲旧，还，遇风，停浦中累日”，因造舆令徐宁。徐宁为东海郯人，东海徐氏南渡以后世居京口，刘宋徐羡之即徐宁之孙，而京口、广陵为流民集中之地。舆县在广陵左近，当多有流民帅出入。桓彝曾长期在江北为逡遒令，当然熟悉江北流民帅的情况。他以寻亲旧之名盘桓于广陵舆县，是否与他参预引流民帅平王敦一事有关，是值得注意的问题，不过目前还无从索证。

桓彝既以立功受爵而提高了家族地位，又在苏峻之乱中死节而扩大了家族影响。我们知道，嵇绍、桓彝均以刑家之后而又死节司马朝廷，事迹相类而记载却一显一隐。本文钩稽分析桓彝事迹如此，或者可以补充史文之一角。

（三）桓彝族单势孤

王、庾渡江之时，兄弟辈人数众多，这是王、庾家族势力盛于江左的条件之一。桓彝南渡，族单势弱，与王、庾很不相同。

桓彝南来时年近四十。桓彝既云“少孤”，则桓彝父桓颢当早死于中原。《桓彝传》称有“坟柏”在宣城之宛陵，因求为宣城内史。所谓“坟柏”非父葬，应指母葬。我们可以推定，桓彝系侍母过江。彝死泾县，即葬其地。《桓温传》永和时温母死，温欲送葬宛陵，温母盖依彝母为茔。

过江桓氏人物，据《世说人名谱》载，还有第九世与桓彝同辈的桓道恭：“道恭，赤之子，淮南太守。”其第八世亦有与桓彝父颢同辈的桓赤之：“赤之，荣八世孙，大学博士。”但是，这里存在疑问。

《世说新语·规箴》“桓南郡（玄）好猎”条曰：“桓道恭，玄之族也，时为贼曹参军，颇敢直言。常自带绛绵绳着腰中。玄问：‘此何为？’答曰：‘公猎，好缚人士，会当被缚，手不能堪芒也。’”注引《桓氏谱》曰：“道恭，字祖猷，彝同堂弟也。父赤之，太学博士。道恭历淮南太守，伪楚江夏相，义熙初伏诛。”

案《世说人名谱》之《桓氏谱》及《世说新语·规箴》“桓南郡好猎”条注引《桓氏谱》，所记桓颢与桓赤之以及桓彝与桓道恭，行辈全符；所记桓道恭事迹虽有详略，并无抵牾。但是，桓玄与桓道恭关系，值得探究。他们二人，于公，王法为重，桓道恭可屈居桓玄之下为贼曹参军；于私，则家礼在，道恭必不可称呼孙辈的桓玄为“公”，并且惧玄系缚。道恭伏诛于义熙初，但为道恭同堂兄的桓彝则死于咸和时，距道恭之死近八十年之久，即令以嫡庶年差解释，亦似难通。

《世说新语笺疏》上引条引李慈铭曰：“案桓道恭别无所见，但以时代论之，彝者玄之祖，道恭安得为彝之同堂弟？疑此（案指该条注引《桓氏谱》‘道恭，字祖猷，彝同堂弟’之文）‘字’下有脱文，当是道恭之祖名猷，为彝同堂弟耳。”李氏所疑很有见地，唐写本《世说新语》可以解答李氏所发之疑，只不过“字”下并无脱文，而“字”本身是一衍字。

唐写本《世说新语·规箴》同条所引《桓氏谱》曰：“道恭，祖猷，桓彝同堂弟也”云云。以唐写本校今本，所见诸人辈分关系，差异如下：

唐写本既证实了桓玄与桓道恭为兄弟行，扞格难通之处也就迎刃而解。这又说明，桓彝南渡时尚携此桓猷一弟，而此弟在东晋之世无闻。猷子赤之，不过是一名不受尊重的博士，赤之子道恭也不过是荒郡一太守。桓彝初渡江时族单力孤的情况，可以想见。

考察桓彝过江时桓氏的家世，还有一个问题有待澄清。《三国志·吴志·孙綝传》注引《汉晋春秋》：桓彝，“魏尚书令阶之弟。”吴仕鉴《晋书斠注》引此条于《桓彝传》首“桓彝，字茂伦”文下，其意在补充该传阙漏。王伊同先生《五朝门第》所附《高门世系婚姻表》，据《晋书·桓彝传》及《三国志·吴志·孙綝传》注，于谯郡龙亢桓氏桓颢之下并列桓阶、桓彝为同父兄弟行。王伊同先生作此安排，当是根据《晋书斠注》，但《晋书斠注》实误。

《孙綝传》所见桓彝，为吴尚书，死于吴太平三年（258年）孙綝废黜孙亮事件中。其兄桓阶仕魏为尚书令，死于魏文帝时，《魏志》有传。桓阶、桓彝兄弟系长沙临湘（今长沙市）人。《桓阶传》注引《魏书》，谓阶祖及父历典州郡，“著名南方”。《晋书》卷八九《忠义·桓雄传》，雄为谯王承主簿，死于王敦之乱，其人当即桓阶、桓彝一族后人。长沙临湘桓彝与谯郡龙亢桓彝显系二人，年代也有大半个世纪的差距。《困学纪闻》卷一四曰：“吴有桓彝，晋亦有桓彝，此忠臣名氏之同者。”王应麟早揭示此事于前，吴仕鉴仍谬注《晋书》于后，《斠注》之纰漏，可见一斑。

桓彝、桓温由于族单，在他们立功立业江左之时，并没有象王、庾、谢氏等家族那样有众多的兄弟分据朝廷内外，彼此支撑策应。在桓温诸子成长独立之前，桓氏家族在江左一直是势力孤单。这一情况对于桓温的发展是很不利的。

（四）桓氏家族不为时人所重

桓彝先世既经历了极大的政治灾难，桓彝过江又是族单势孤，所以江左门阀士族一直不以士族视桓氏。《世说新语·文学》“袁宏始作《东征赋》”条注引《续晋阳秋》，谓袁宏之赋“悉称过江诸名望”，语众曰：“我决不及桓宣城（彝）”。袁宏为桓温记室参军，按理不应贬抑桓彝。但他决意不在褒扬东征（案即南渡）名士的文字中提及桓彝和陶侃。只是在陶侃子称临之以白刃，桓温又逼以权势的情况下，才不得不增词为赞。《世说新语·文学》袁宏作《名士传》，其所列举的中朝名士中也无桓彝之名，可与袁宏《东征赋》不及桓彝一事印证。由此可知，《晋书·明帝纪》及同书《羊曼传》所说桓彝于东晋建国后己入名士、名臣之列的话，只能看作桓彝一时境况转佳，还不是其门户地位的根本变化。

桓温少时行检，也与士族子弟不同。《世说新语·任诞》：“桓宣武（温）少家贫，戏大输，债主敦求甚切，思自振之方。”刘注引《郭子》，谓桓温樗蒲输数百斛米，求救于袁耽，袁耽易服掷帽，呼卢唤雉，顷刻间压倒敌手，转输为赢。这里所见桓、袁与名士任诞并不一样，直是无赖赌徒行径。

桓温尚主以后，其家族地位也还没有根本改变。《晋书》卷七九《谢奕传》：谢奕与桓温有布衣之好，为温司马，尝逼温饮，温避入其妻南康公主处，“奕遂携酒就厅事，引温一兵帅共饮，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世说新语·方正》谓任居分陕的桓温，为子求长史王坦之之女，坦之之父王述怒责坦之曰：“恶见文度（坦之字）已复痴，畏桓温面兵，那可嫁女与之？”

太原王氏和陈郡谢氏人物，都贱称桓温为兵，这不是偶然的事。史家习知，魏晋时代兵卒身分低下，兵成为对人侮辱的称呼，这类例证并不罕见。《三国志·蜀志·费诗传》：前将军关羽闻刘备以黄忠为后将军，怒曰：“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同书同志《刘巴传》注引《零陵先贤传》，刘巴以张飞为武人而詈之为“兵子”。同书同志《彭羕传》，彭羕骂刘备为“老革”，裴注谓“老革，犹言老兵也。”东晋时也有例证。《世说新语·简傲》谓谢万矜豪傲物，谢安诫之，万“因召集诸将，都无所说，直以如意指四坐曰：‘诸君皆是劲卒。’诸将甚忿恨之。”《通鉴》升平三年（359年）录此事，胡注曰，“凡奋身行伍者以兵与卒为讳。”

胡注所释，魏晋皆然。但兵卒作为贬词，词义一旦确定，使用者就不再拘泥原意。士族居方面之任者，如果其人其族有疵可指，虽非出身行伍，亦得被辱称为卒为兵。桓温尚主，居分陕之任，自非奋身行伍之辈可比。但是桓温风格好尚，确与当世士族名士有所不同。《太平御览》卷三五四引《语林》曰：“桓宣武与殷、刘谈，不如甚。唤左右取黄皮裤褶，上马持矟数回，或向刘，或拟殷，意气始得雄。”桓温门户既不为人所重，而他本人又须得骄矜作名士态。他谈玄不胜，继以逞武，意气始雄。所以谢奕、王述称桓温为兵，并不是没有原因的，这除了蔑视桓温个人以外，我以为还兼有蔑视桓温家族的意义。

（五）小结

史载桓彝在西晋时以人伦识鉴见称，具有比拟许劭、郭泰的地位。但是，我们却看不到桓彝在西晋周旋名士、识鉴人伦的真实材料。桓彝过江以后，始与昔日元康名士之南来者交游，遂得列名于“八达”之中，从而增加了桓彝自己与桓氏家族的名望。但桓彝毕竟没有条件凭门资坐取高位，只能以事功为用，求得晋身。桓彝南下之初，不过为江北荒县一令，迟至司马睿为丞相之后，始得过江为丞相府属。桓彝过江时奉母携同堂弟卜居接近长江的宣城宛陵，族单势弱。桓彝得以进入东晋政治的上层，主要是由于参预明帝密谋，引流民帅以制王敦有功。桓彝死于苏峻之乱，更提高了桓氏家族在东晋的地位，为尔后桓温继王、庾诸族居位，奠立了基础。但是桓氏家族由于历史的原因，在执掌军政权柄以后，其家族地位仍不为其它门阀士族所承认，所以桓温屡被门阀士族所鄙视。

桓氏家族在魏晋时期，经历了几次大的变化。桓范被诛，桓氏门户骤落，是第一次大变化。桓彝于东晋初年重兴家族以后，桓温秉权，至于求九锡，为王、谢诸士族所抑，是第二次大变化。桓玄起事以除司马道子父子，得到士族支持，至于废晋立楚，是第三次大变化。刘裕灭桓玄，桓氏家族势力彻底消灭，是第四次大变化。唐长孺先生说，魏晋士族地位，一般是依其家族近世官宦状况，而不是依其远祖即所谓“冢中枯骨”所曾获得的政治地位为准。这个见解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冢中枯骨”虽然不能决定其后裔门户的高低，但是其后裔却恃“冢中枯骨”以自重欺人，甚至衰宗落谱也往往不承认自己门户地位下降的事实，总想倚仗“冢中枯骨”以傲视新进。桓氏家族在东晋受到歧视，是其一例。陈郡谢氏被陈留阮裕视为“新出门户，笃而无礼”，又被颍川荀伯子排斥于“天下膏粱”以外，也是一例。弘农杨氏杨佺期数代以武干为用，士族不屑与伍，而杨佺期“自云门户承籍，江表莫比，有以其门地比王珣（案，琅邪王氏王导之孙）者，犹恚恨”，又是一例。这类事例，直到唐朝，还是不断出现。

北京图书馆藏敦煌残卷位字七九号唐贞观八年《条举氏族事件》，所列谯国郡姓凡八，桓氏居其一。时下史家议论，多以此件盖据旧籍言之，非谓自汉至唐桓氏始终居郡望，地位不衰。魏晋以来，桓氏实际上已沉沦不预时望。桓彝以后桓氏三世兴于江左，与东晋共始终，不过是门阀政治的际遇使然，只能算是桓氏门户历史自东汉桓荣以来的一段插曲。谯郡桓氏在江左兴盛百年的历史，并不能证明桓氏在谯郡继续兴盛，更不能证明他们到唐代仍然兴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