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时王昶之后的两支分别显达于西晋和东晋，有一定的历史原因。

王昶子浑，以灭吴之功为西晋重臣，死于元康七年（297年）。王浑子济，尚武帝姊常山公主。《世说新语·言语》“王武子、孙子荆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条注引《晋诸公赞》，谓王济“有俊才，能清言”，是称着中朝的玄学名士。王济和叔父王湛，都是标志太原王氏向玄学大族转化的重要人物，但是这两支后人的发展却很不相同。

王昶、王浑、王济，是太原王氏在中朝的嫡宗，北方的华族。他们祖孙三代，都与并州匈奴贵族刘氏关系密切。《晋书》卷一零一《刘元海载记》，谓刘渊七岁遭母忧，哀感旁邻，司空太原王昶等闻而嘉之，并遣吊赙。刘渊生于魏嘉平中，七岁当魏正光、甘露之际。此后太原王氏与并州匈奴刘氏遂为通家，王昶之子“王浑虚襟友之，命子济拜焉。”魏末咸熙中（264年），刘渊为匈奴任子在洛阳。入晋，“泰始之初，浑又屡言之于武帝。”王浑答晋武帝问，谓刘渊其人不但仪容机鉴过人，而且文武才干远远贤于由余、金日，力言“若任以东南之事，吴会不足平也。”齐王攸对刘渊曾有所怀疑，请武帝除之，王浑反对甚力。他说：“元海长者，浑为君王保明之。且大晋方表信殊俗，怀远以德，如之何以无萌之疑杀人侍子，以示晋德不弘？”《晋书》卷一零二《刘聪载记》，刘聪年未弱冠，“太原王浑见而悦之，谓元海曰：‘此儿，吾所不能测也。’”晋怀帝被掳平阳，刘聪谓曰：“卿为豫章王时（案司马炽封豫章郡王在太熙元年，即290年），朕尝与王武子（济）相造，武子示朕于卿，卿言闻其名久矣……”

太原王氏王昶以下，昶、浑、济三代数十年中，均与匈奴刘氏关系特殊，是出于什么动机呢？刘渊自己曾有解释说：“王浑、李憙以乡曲见知，每相称达。”其实更重要的原因，是匈奴刘氏在并州势力非常强大，一则与并州望族利害相关，二则于西晋朝廷举足轻重，所以并州望族官僚与之曲意相结，以求缓急得其助力，这远远不止是出于乡曲提携。匈奴五部之众，王济请委以平吴之事，李憙则议用之勘定秦凉。可见这是一支朝廷瞩目的重要军事力量。王济、李憙之议虽未成为事实，但是不久以后，镇邺的成都王颖用之以抗东海王越之弟东流公腾之师，终于使匈奴刘氏势力介入中原政争，使胡骑驰骋中原之局一发而不可复止。八王之乱末期，在纷纭局势中逐渐形成以成都王司马颖、匈奴刘渊、羯石勒等为一方，东海王司马越、鲜卑拓跋部、鲜卑段部等和“乞活”为另一方的尖锐对立，然后又形成由司马越势力派生出来的江左司马睿政权，并出现江左政权坚决不与党附司马颖的刘、石通使的国策。推究渊源，不能不说太原王氏王浑父子曾在其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司马睿初建的东晋政权，既然由于历史原因，一贯仇视刘、石，那末，对于太原王氏长期与匈奴刘氏有深交的王济一支，自然是不能相容的。所以王济兄弟子侄不闻仕于江左，王氏嫡宗的这一支门望遂衰。

在东晋门阀政治中最后登上舞台的士族太原王氏，不是出于王济后嗣，而是出于其家族中与匈奴刘氏没有瓜葛的另外的支脉，即王湛一支。陶潜《群辅录》谓太原王氏“五世盛德，闻之故老”，所列五世为昶、湛、承、述、坦之。《三国志·魏志·王昶传》昶“为兄子及子作名字，皆因谦实以见其意，故兄子默字处静，沉字处道，其子浑字玄冲，深字道冲”，并作书诫之，欲其“立身行己，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宝身全行，以显父母”云云。所以故老传闻以王昶为王氏盛德之始，是有据的。又同传注引《晋书》亦曰：“昶诸子中湛最有德誉，而承亦自为名士，述及但之并显重于世，为时盛门云。”这也就是故老传闻的所谓“五世盛德”。

《群辅录》及《魏志·王昶传》注述及太原王氏门户承籍，只列江左诸人物而不及中朝的王浑、王济，显系东晋史乘以王浑、王济行事为讳。从实际说来，太原王氏家族如无王浑的功业位望，只凭“盛德”、“德誉”，是断难维持其家族地位于不坠的。不过，玄学名士，乐道“得鱼忘筌”，“忘筌”之旨，在于“得鱼”。只要王氏家族地位得以维持，祖辈行事如何，自然可以略而不言，太原王氏遂不必标榜先人功业，而只说“盛德”传家了。

王湛后嗣得显于江左，除了上述与匈奴刘氏没有瓜葛以及有“盛德”之誉的原因以外，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即是王承与司马越有密切关系。王湛、王承父子都是受到时人称道的玄学名士。王承弱冠，王衍曾比之于乐广。《王承传》曰：承“值天下将乱，乃避难南下，迁司空从事中郎（案其时司空为东海王越），预迎大驾，赐爵蓝田县侯。迁尚书郎，不就。东海王越镇许，以为记室参军。”所谓“天下将乱”，盖指邺（成都王颖所在）、洛（东海王越所在）之间酝酿大战之事。“避难南下”者，盖指东海王越于荡阴败后逃奔下邱之时，其时王承亦南出洛阳，旋入司马越府。由此可知，王承追随司马越，是在司马越处于危难之际。所以王承本传又谓司马越对王承“雅相知重”，敕世子毗以承为师。几年以后，司马越又以王承为东海内史，出掌司马越封国政事。

王承与司马越的关系既然如此之密切，王承过江后司马睿甚见礼待，就是必然之事了。本传谓“渡江名臣王导、卫玠、周顗、庾亮之徒皆出其下，为中兴第一。”王承获得这样高的评论，除了人物风流的原因以外，当更由于他与江左政权的历史渊源。王承在江左，仕履未达而早死。《晋书》史臣赞王承“虽崇勋愈绩有缺于旅常，素德清规足传于汗简。”旂常，诸侯用之以纪功受勋的旗帜。“有阙于旅常”，盖言王承无功勋足纪。王承有德而无事功，但是历史渊源却是重要的政治砖码。这种家族背景，使太原王氏的这一支脉得以在东晋上层社会中占有地位，可以待时而显。王承子王述，虽然与其祖王湛一样少有隐德，人谓之痴，但终于在桓温见逼之时代殷浩为扬州刺史。王述刺扬州，又为其子坦之贵达，以及为坦子诸子操持政柄创造了条件。

东晋当轴处政的门阀士族，或者是凭藉与司马越的历史关系，如琅邪王导、颖川庾亮、陈郡谢鲲、太原王承；或者是由于南渡后的特殊建树，如高平郗鉴、谯郡桓彝。只有这样，他们才得以尊显于朝，据有门阀政治中的一个特定位置。没有一个士族，只是由于单凭先人在中朝的官宦权势，而自然得到东晋门阀政治中的最有权势的高位。所以太原王氏的王承及其后人，只须凭藉与司马越的历史关系，标榜“盛德”、“德誉”，即可立足于东晋的上层社会。至于所谓王氏“五世盛德”云云，也不过是太原王氏高自标置之词，并没有什么可以称道的事实流传下来以为“五世盛德”的证明，至少《世说新语·德行》中一件也见不到。

以“五世盛德”标榜太原王氏门第之说，不但煽扬于江左，而且影响到了北方。王湛六世孙、王坦之曾孙王慧龙，东晋末年避刘裕之逼而出奔后秦，又奔北魏。王慧龙北奔，身无信物，来历难明，所以《魏书》、《北史》述其事，都谓其“自言如此也”。据《魏书》卷三八《王慧龙传》，崔浩弟崔恬以女妻王慧龙，既婚，崔浩见王慧龙，一则曰：“信王家儿也”，再则曰：“真贵种矣。”原来，“王氏世齇鼻，江东谓之‘齇王’。”“齇王”之称，北方悉闻，崔浩见“王慧龙鼻大”，遂以定其家世为太原王氏无疑。据此可知，作为太原王氏人物像貌特征的“齇鼻”，与“鼻大”是一回事，而太原王氏“鼻大”，却是起源于王湛。《王湛传》：湛“龙颖大鼻”，这当是“齇王”得号之始，而王浑，王济等传，都不见类此的记载。

“齇王”贵种之说，“五世盛德”之说，都是标榜太原王氏王湛以后的门第，而不及中朝的王浑、王济。这些也都是有力的旁证，说明江左的太原王氏王湛之后，力图疏远与匈奴刘氏为伍，因而也是与司马颖为伍、与司马越为仇的太原王氏王浑、王济嫡宗。

江左的太原王氏，还有一些是“齇王”的旁支。东晋简文帝后父王遐，《晋书》有传，是王湛从侄。王遐后人可考者不多，没有在政治上起重大的作用，可以略而不论。

王昶兄子王默之孙王峤、王讷兄弟，是“齇王”以外太原王氏在江左较为重要的一支。王峤携二弟避乱渡江，其一弟王讷为新淦令。王讷之子王蒙，哀皇后之父，是永和名士的冠冕。王蒙子王蕴，孝武帝皇后之父。王蕴与子王恭，也都是当时名士。太原王氏的这一支，与“齇王”一支在东晋晚期的门阀政治中，同样起着重要的作用。

“齇王”一支王坦之之后，于孝武帝时依附于居于相位的会稽王司马道子，会稽王妃出于此支。王峤兄弟一支王蒙之后，则依附于孝武帝，孝武帝皇后出于此支。当孝武帝与会稽王司马道子主相之间、亦即兄弟之间相安无事时，呈现出皇权得相权辅翼而振兴的气象，太原王氏的两支之间亦得相安；当主相之间发生重大矛盾时，严重的政治纠纷也会出现在太原王氏的两支之间。东晋太元以后的政争，就司马氏说来是主相之争，是兄弟之争，就太原王氏的两支说来是后党与妃党之争。作为政争的结果之一，是王氏二支两败俱伤，死亡殆尽。东晋百年的门阀政治，实际上也就在太原王氏这两支的衰败灭亡中，逐步走向终场。

严格说来，太原王氏虽然继陈郡谢氏之后居于权势地位，但并非以门阀之重与司马氏共治天下。太原王氏各支无人才亦无事功，不足以制约皇权并维持政局的平衡，只有分别依附司马氏而贪图门户利益。这与前此的门阀政治格局已颇不相同。所以门阀政治此时走向终场，并不是偶然之事，此点下文还将讨论。

帝王之兴，皆有驱除。古人观察到的这一现象，就历史转折关头出现的过程的复杂性、反覆性说来，具有普遍的意义。司马氏主相、王氏两支交错构成的纷争，为桓玄制造了机会；而桓玄的一时得逞，又成就了刘裕的事业。纷争只是政治现象。纷争所包含的实质性的内容，是皇权力求振兴，是门阀政治行将结束。这种历史任务，由刘裕来完成，凡是为刘裕获胜创造条件的事件和人物，看来都是在为刘裕“驱除”。不过，这是客观的历史进程，与古人所信的天命完全不是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