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霸前时期之形势

周室东迁，引起的第一个现象，是共主衰微，王命不行。

平王崩，鲁不奔丧。桓公二十余年，五聘鲁。鲁为东方姬姓诸侯之宗国，平王之立，鲁盖不之拥戴，王室命令因此不行于东诸侯。故桓王继位，乃竭意联欢于鲁也。郑庄公射桓王中肩。平王之东，与晋、郑诸国相狼狈，惟至平王晚年，似有转亲虢国之意。（殆恶郑之专。）故左传谓：“王贰于虢，郑伯（庄公）怨王，王曰：‘无之。’周、郑交质。”及平王卒，周人终用虢公，与陈、蔡、虢、卫伐郑，为郑所败。盖王室既东，亦渐有意转变其往日之地位与关系，而卒于不能自拔也。虢于惠王二十二年为晋所灭，申则于庄王时为楚所灭，自是王室益不振。

王命不行下引起的第一个现象，则为列国内乱。

鲁为周室所封东方最亲、最有地位之诸侯，史记谓：“成王命鲁得郊祭文王，有天子礼乐，以褒周公之德。”礼记明堂位则谓：“成王以周公有动劳于天下，是以命鲁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其说信否不可知，要之鲁在东诸侯中，实居首领之地位，则可断言也。惟周室之东，鲁即表示不拥戴之态度。此以平王得政之来历言之，亦不可为非，惟鲁、卫诸邦亦并不能封王室有所尽力匡正。而不久鲁亦内乱，桓公以弑兄隐公。自立，郑首先承认。于是列国篡乱相乘。宋华督弑殇公，桓二年。晋曲沃伯杀哀侯，三年。陈公子佗杀太子免自立，五年。曲沃伯又弑小子侯，七年。郑祭仲逐昭公立厉公，十一年复逐厉公纳昭公，十五年。卫逐惠公，十六年。郑高渠弥弑昭公，十七年。齐襄公杀鲁桓公，十八年。前后十九年之内，祸变迭起有如此。

王命不行下引起的第二个现象，则为诸侯兼并。

见于春秋国数凡五十余。见公羊疏。若并见左传者计之，有百七十国。其中百三十九国知其所居，三十一国亡其处。此据晋书地理志。然举其大者，不过十余。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为鲁、卫、齐、晋、楚、宋、郑、秦、陈、蔡、曹、燕、吴。（索隐：“篇言十二，实叙十三。”）据顾栋高春秋大事表所载，楚并国四十二、晋十八、齐十、鲁九、宋六、其它不具举。

又自列国内乱、诸侯兼并下引起一现象，则为戎狄横行。

当时中国本为一种华、夷杂处之局。

旧说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各远居四裔，而诸夏在中原；此观念殊不可恃。当时盖为一种华、夷杂处的局面。如左文九年秋：“楚自东夷伐陈”，似东夷在陈、楚间。魏策：“楚破南阳九夷”。则九夷在南阳。陆浑蛮在伊、洛上源，故晋荀吴欲灭陆浑，先有事于三涂。哀四年夏，楚谋北方，袭梁，围蛮氏。隐二年春，“公会戎于潜”；（今山东曹县境）秋，“公及戎盟于唐。”（今山东鱼台县）僖二十四年，王子带以狄人伐王，上举诸例皆可见。

而此局面自始即然，亦并非自周王室东迁，四裔异族乃始交侵而入中国。此观上篇论周人封建真相便知。

蛮、夷、戎、狄亦非四种绝不同的民族，故蛮夷可兼称。楚武王自谓“我蛮夷也”。戎狄、管仲云：“戎狄豺狼。”魏绛云：“戎狄荐居。”夷狄、燕策有“北夷”。蛮戎，春秋有“戎蛮子”。皆可兼称。

诸夏与戎狄亦多种姓相同，如晋献公娶大戎狐姬，生重耳晋文公。又娶骊戎女骊姬，则戎有姬姓。时人谓“同姓相婚，其生不蕃”，遂以晋文公为异征。又齐灵公有戎姬。又有子姓。姜戎自称四岳之后。左传襄公十四年。国语富辰曰：“庐有荆妫”，韦昭曰：“庐，妫姓国。荆妫，庐女，为荆夫人。”春秋称庐戎，楚灭之，为庐邑。汉置中庐县，属南郡。是戎亦有妫姓。左传子鱼曰：“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太皥与有济之祀以服事诸夏。”则此诸族，当时亦目为夷，不与诸夏伍。

华、夷通婚，尤为习见。周襄王娶狄后。齐桓三夫人，曰王姬、徐赢、蔡姬。徐则当时目为夷者。晋献公娶戎女。已见前。晋文公娶叔隗。以季隗嫁赵衰，生子盾，隗系北戎姓也。潞子婴儿之夫人，乃晋景公姊。吕相谓：“白狄，我之婚姻。”越襄子姊为代（北狄）王夫人。狐犯为晋文公外舅，其子狐毛、狐偃、偃子射姑、即贾季，晋乱仍奔狄。

因此华、戎联盟之事亦屡见。肴之役，晋有姜戎。鄢陵之战，楚有东夷。齐、卫、鲁、鲜虞联师伐晋，尤著者，则如申、缯、西戎联师杀幽王。

所谓诸夏与戎狄，其实只是文化生活上的一种界线，乃耕稼城郭诸邦与游牧部落之不同。

当时华、戎分异，自生活上言，则如姜戎氏云：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是也。左襄十四年。自言语上言，则如姜戎氏又称“言语不达”，史记由余“其先晋人，亡入戎，能晋言”是也。自礼服上言，则如平王东迁，辛有适伊川，见被发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礼先亡矣！”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是也。自战事上言，则如郑人与北戎战，曰：“彼徒我车”，是也。凡此诸别，言语一项似不重要。

齐、楚南北方言即不同。至生活、礼服诸端，其重要关键，实在耕稼与游牧之别。故曰：“狄之广莫，于晋为都。”左庄二十八年。又曰：“戎狄荐居，贵货易土，土可贾。”左襄四年。国语谓“与之货而易其土”。

惟其为耕稼的社会，故有城郭、官室、宗庙、社稷、衣冠、礼乐、车马、货贿，此则为诸夏。惟其为游牧的社会，故无上述城郭、官室诸文物、而饮食、衣服种种与诸夏异，而成其为蛮夷戎狄。

耕稼与游牧，只是一种经济上、文化上之区别，故曰：诸夏用夷礼则夷之，如春秋僖二十七年杞桓公来朝，用夷礼，故曰“子”。杞乃禹后也。夷狄用诸夏礼则诸夏之。如楚自称“蛮夷”，其后与于中原诸侯之会盟，盖不复有以蛮夷视楚者。

西周封建，本为一种耕稼民族之武装拓殖。此已祥前篇。又乐记谓：“武王既克殷，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封帝尧之后于祝，帝舜之后于陈，下车而封夏后氏之后于杞，封殷之后于宋。”盖耕稼城郭之国，本已先周而有。周人不能尽灭之，以与周之诸侯并存；在而此诸邦亦力不敌周人，认为共主，以天子礼奉事之。

除却错落散处的几十个乃至百数十个。城郭耕稼区域以外，同时还存有不少游牧部族纵横出没，只不侵犯到城郭诸邦的封疆以内，双方可以相安无事。现在则乘城郭诸侯之内外多事而来肆其侵扰。

举其著者，如隐九年，北戎侵郑。郑伯曰：“彼徒我车。”是戎皆步卒。如旧说，北戎在无终，（今河北玉田西）不能远侵及郑；败后亦将不获仍返故居。桓六年，北戎伐齐。庄十八年，公追戎于济西。此戎东侵齐、鲁、南侵郑，居地盖略可推。三十年，山戎病燕。此当为南燕，与宋、卫地相近，即在今黄河北岸。旧说谓在蓟、（今河北北平）易、（今河北雄县）亦非。

三十一年，齐伐山戎。公羊传：“齐侯来献戎捷，旗获而过我。”正义：“凡言‘过’，谓道所经过。”齐伐山戎过鲁，则此山戎不在齐北。三十二年，狄伐邢。闵元年，齐救邢。闵二年，狄入卫。僖元年，邢迁夷仪，齐师、宋师、曹师城邢。二年，诸侯城楚邱，封卫。其时狄势正盛，又灭温、伐齐、伐鲁、伐郑、伐晋，并蹂躏王室。自今山西迄河北、河南、山东诸省，皆其所出没。盖闵、僖之世狄最盛。

当时诸夏所最感威胁者，南方有抱帝国主义兼并政策之楚国。

楚之先亦颛顼后，史记楚世家。始起在汉水流域丹、淅二水入汉处，曰丹阳。依宋翔凤过庭录所考。至楚武王始大，武王立在周平王三十一年。自谓：“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于是自号武王。汉阳诸姬，楚实尽之。地方千里，最为当时强国。

北方有抱掠夺主义的山中之北戎。

此种戎狄，大部在黄河北岸太行山脉中，故曰山戎。其战斗皆徒步。又称北戎者，据当时中原诸夏之称呼。后人以见有“北”称，遂谓必远在北塞之外，此皆以后代眼光读古史之误也。

故云：“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语见公羊传。

在此形势下，产生齐桓、晋文之霸业。

三、齐桓晋文之霸业

霸者标义，大别有四。

一、尊王——谷梁传葵丘之盟，“壹明天子之禁”。当时霸者号令，即替代已衰之王权也。周王使宰孔赐齐侯胙，命“无下拜”，齐侯卒为下拜。僖九年。管仲平戎于王，“王以上卿礼飨之，仲辞，受下卿礼而还。”僖十二年。此皆当时齐桓、管仲竭力尊王之表示。

二、攘夷

三、禁抑篡弑——凡某国遇篡弑，同盟诸国互不承认，并出兵平乱，另立新君。葵丘盟辞：“毋易树子，毋以妾为妻，毋使妇人与国事”，皆为此发。

四、裁制兼并——凡在同盟，互不侵犯，有争端，请于盟主，公断。某国遇外寇，同盟诸国出兵相救。葵兵盟辞：“毋壅泉，毋遏籴”，皆为此发。

正为针对上列时代病之特效药。

自周室东迁，西周封建一统之重心顿失，诸侯如网解纽，内篡弑。外兼并掠夺。多事，亟亟不可终日。自有霸政，而封建残喘再得苟延。霸政可以说是变相的封建中心。其事创始于齐，其霸业之大者，为伐山戎、救燕、存邢卫、伐楚、盟于召陵，定襄王之位。赞助于宋，而完成于晋。其霸业之大者，为纳襄王、杀王子带、（召狄攻周者。）救宋、败楚城濮、召周天子盟于践土。

齐桓会诸侯十五次，宋每次必预。其次为鲁、郑、陈三国，各得十次。又次为卫，得九次。又次为曹、许，各得七次。其间尤以齐、鲁、卫、曹、郑、宋六国，可谓诸夏之基本结合。此为诸夏结合之第一期，大率在东部与中部，乃黄河下流东部一带及黄河中游南岸之结合也。

晋自曲沃篡位，专务侵吞，其实平王之东，晋已开始为兼并之野心企图。曲沃篡位，正从晋人向外作非义之兼并所此起。齐桓会盟，晋人不预。然晋国内部争篡迭起，晋公子重耳逃亡在外，遍历齐、宋、曹、卫、郑诸国，南至楚，西至秦，而返国得位。其在外及见齐桓、宋襄，既熟知天下大势，返国后乃一变晋国以前之态度，晋灭同姓国极多，然皆在献公前。参加诸夏集团，而为齐、宋霸政之代兴。自是霸业常在晋。由襄、（御秦、侵郑，又败狄。）灵、成、景、（为楚败于邲。）厉，（胜楚鄢陵。）而至悼，抗楚和戎，复霸。平公立，与楚平，弭兵。此为诸夏结合之第二期，东部、中部之外，又加入中北部，即黄河中游之北岸也。

齐在临淄，太公封营丘，六世徙薄姑，七世徙临淄，地望皆近，即今山东临淄县也。东负海，鱼盐蚕桑，已树富强之基。惟西南适值鲁、卫诸邦，为姬姓主要国家，文化既较高，与齐关系亦密，齐于道义及势力两方，皆无法并吞。齐孝公伐鲁，鲁使展喜稿师，曰：“鲁人何恃？”曰：“恃先生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夹辅成王，盟曰‘世世子孙，无相害。’恃此不恐。”齐竟回师。柯之盟，曹沫劫恒公反鲁侵地，桓公亦卒听管仲谏许之。周天子以南阳赐晋，阳樊不服，围之，或呼曰：“此谁非王之亲姻，其俘之耶？”乃出其民。此可见当时诸夏间之关系。惟楚曰：“我蛮夷也”，坦白主兼并，到底因此失诸夏同情，不能心服，而楚之势力亦终难北进。

齐桓既于国内篡弑纷乱中得国，故转而创建霸业。宋为周室之宾，先朝胜国，其势最孤，又处四战之地，入春秋以来，内乱外患更迭相乘，无时或息，赞助齐桓，独出诚意。齐桓亦属其太子孝公焉。惟宋国四围，无可发展，其势本弱，故谋霸不成，为楚所败。

晋人自称：“居深山之中，戎狄之与邻”，灭国既多，国力已强。然重耳出奔，狄人势力已弥漫于晋之四周。晋文公初居蒲，又从狄君田渭滨，是“奔狄”在晋西。在狄十二年，去狄，行过卫，是“去狄”在晋东。晋国不啻在狄之怀抱。

其所至如齐桓、宋襄，优礼有加者，皆有志搏结诸夏以成霸业者也。如卫、曹、郑诸国，凡不礼于重耳者，皆目光短浅，惟力是从者也。楚既野心勃勃，秦亦刻意东伸。韩原之败，秦始征晋河东。左传。楚之围宋，曹、卫、郑诸国皆已折而入于楚矣。晋非图霸，亦几不能自全。图霸则可挟诸夏之力以抑楚、秦，而吞狄自广也。

惟齐桓仅能阻止狄势不侵入大河之南岸。孔子曰：“微管仲，吾其披髪左衽矣！”其时苟非诸夏之大团结，则狄患不可设想。管仲告桓公：“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实为当时一最重要之观念，可以使历史命运为之转变，故孔子称管仲之仁。

北岸自邢、卫沦陷，诸夏势力竟难复兴，而晋、狄斗争，遂为当时一要事。

僖二十七年，晋人作三行以御狄。此在胜城濮后，以狄皆步卒，便于山险，故晋亦编练步军也。三十三年，狄伐晋，晋侯惠公。获白狄子。此在文公死之翌年，晋虽幸胜，而元帅先轸死之。宣十一年，却成子求成于众狄，众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晋。据此狄人虽各分部落，而亦戴共主，别成系统，故得兴诸夏抗衡。此下狄势遂衰。十一、六年，晋景公灭赤狄。潞氏、甲氏、及留吁。成三年，伐廧咎如。自是上党为晋有。襄四年，晋悼公和诸戎。魏绛谓：“戎狄荐居，贵货易土。”可见其时狄尚是游牧，而其势犹强，故绛曰：“戎狄事晋，四邻震动。”是后有肥、鲜虞、鼓、中山，皆为晋所逐灭。昭十二年晋伐鲜虞，人昔阳。灭肥。又十五年，伐鲜虞，围鼓。二十二年，灭鼓。杜注：“乐平沾县东有昔阳城。昔阳，鼓都。”“钜鹿下曲阳县西有肥累城，今正定东。”此诸狄包赤狄之北，旧说谓是白狄，因前赤狄已灭，而推测言之。惟狄是否只分赤、白、殊无据。在太行山东麓平地，且亦俨然趋于城郭耕稼化矣。晋既廓土于群狄，其势力日渐东伸，遂与齐接壤，而以前邢、卫故土沦没于戎者，至是乃重归诸夏之统治。

大体西自河、渭之间，东达太行山两麓，黄河北岸，皆为顽强之群狄所出没，其势力又时时越大河而南。诸夏得齐桓、晋文之霸政而稍稍抑其凶焰，实为春秋时华、戎交斗一极剧烈之战阵。

晋人所以能胜此廓清群狄之重任者，一则因久为诸夏盟主，自文公至平公，凡八世。多得贡赋，国力充盈。

参加联盟诸国，在内可保持政府之安宁，乱臣贼子有所顾忌，不敢轻行篡弑。在外可保国际之平衡，相互间不得轻启衅端，有事付之仲裁，以和平为职志。是为联盟国应得之权利。其义务则如国际间之服役，一国有寇患，各国在霸主领导下会师戍守，或助城筑，及共同作战。每逢盟主出师，例得向同盟国乞师。平时则需对盟主纳相当之贡币。

诸侯官受方物，诸侯官司各于齐受其方所当贡天子之物，齐桓责楚：“尔贡包茅不入”，即责其贡周天子以方物也。始见于僖七年齐桓宁母之盟。“黄人不归楚贡，楚伐之。”僖十一年。其后诸夏亦以贡币输盟主。晋文、襄之伯，令诸侯：“三岁而聘，五岁而朝，有事而会，不协而盟。”昭三年郑子太叔语。其后朝、聘弥数，故乃“岁一聘，间岁一朝，再朝一会，再会一盟。”昭十三晋叔向语。朝、聘既数，而币亦日重。

晋范宣子为政，于产寓书告以币重。襄八年。平丘之会，子产争贡赋多寡，自日中至于昏。昭十三年。鲁之于晋，“职贡不乏，玩好时至，府无虚月。”襄二十九年女叔侯语。子产谓：“用币必百辆，百辆必千人。”昭十年。此其大概也。

一则晋自献公以来，即不畜群公子。献公听士荐说，尽诛群公子。在惠王八年。故晋大夫多用异姓，得因材器使，较之鲁、卫、齐、宋诸邦多用宗臣者为优。

晋文公以下，诸卿位次屡有更易，故其臣各务于以事功显。惟自厉公见弑以后，大夫渐强，史记赵世家。平公后益甚。韩、赵、魏、范、中行、知氏称“六卿”，皆非公室也。

一面北方的狄患逐次解除，一面南方的楚人亦逐渐觉悟，亦可说是逐渐同化。改变其以前极端的武力兼并主义，即“我蛮夷也”的主义。而渐次要求加入诸夏之集团。

楚庄王灭陈县之，以申叔时谏，乃复陈。既克郑，亦退而与之平。既败晋于邲，其围宋，宋人告以易子而食，析骸而爨之实况，亦退师与盟而反。其时楚人意态已与前不同。

宋向戌提倡弭兵，晋、楚交权，城郭诸邦的和平联盟益形扩大。

此可谓诸夏结合之第三期，于东、中、北三部以外，又加入中南部，即南方之中部，江、汉流域之楚国也。自有此弭兵之会，在襄二十七年。而诸夏得一相当时期之和平。宋自襄十二年楚公子贞侵宋。至定十五年，郑罕达伐宋。凡六十五年。鲁自襄二十五年齐崔杼伐北鄙。至定七年，齐国夏伐西鄙。凡四十五年。卫自襄二十三年齐侯伐卫。至定七年，齐侵卫。凡四十七年。曹自襄十七年衡石买伐曹至定十二年，卫公孟彄伐曹.。凡五十九年。郑自襄二十六年楚子、蔡侯、卫侯伐郑。、至定六年，鲁定公侵郑。凡四十三年。均不被兵。

总观当时霸政，有二大要义：

一则为诸夏耕稼民族之城市联盟，以抵抗北方游牧部落之侵略，因此得保持城市文化，使不致沦亡于游牧之蛮族。

二则诸夏和平结合以抵抗南方楚国西方秦国。帝国主义者之武力兼并，因此得保持封建文化，使不致即进为郡县的国家。

其大势为文化先进诸国逐次结合，而为文化后进诸国逐次征服。如晋代齐，楚代晋，吴、越代楚，最后统一于秦。

同时文化后进诸国，虽逐次征服先进诸国，而亦逐次为先进诸国所同化。此为第二种冲突之消解。

其文化落伍诸部族，则逐次消灭，或逐次驱斥。此为第一种冲突之消解。

在此进展中，诸夏结合之团体亦遂逐次扩大，为中国逐次形成中央大一统郡县国家之酝酿，而上古史亦逐次宣告结束。第一、第二、第三期结合已于前言之，第四期则加入吴、越。吴、越本东南方小蛮夷，武力既胜，转慕文事，亦争为诸夏盟主，于东、中、南、北诸部外又加入东南部，即长江下流是也。自战国秦孝公后，秦人又渐次加入诸夏团体，为第五期；又加入西中部，即河、渭流域是也。

四、霸政衰微后之大夫执政

霸政衰微，变而为大夫执政。大夫执政，一方面可说为封建制度继续推演所产出，一方面亦可说是封建制度却因此崩倒。

封建初期的国家，其先只限于一个城圈。

此即所谓“国”。国有三训：周礼：“惟王建国”，“以佐王治邦国”，“大曰邦，小曰国”，是也。

齐语：“参其国而伍其鄙”，国指郊以内，鄙指郊以外，是也。又周礼小司徒：“稽国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质人：“国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城中曰国，是也。此三义可会为一义，即一国只限于一城是也。鲁颂闷官：“锡之山川，上田附庸。”左定四年，卫祝佗谓：“分之土田陪敦。”召伯虎敦：“余考止公，仆塘土田。”附庸、陪敦、仆墉，乃一事。然则西周初封，惟周、召大国始许有附墉，即一国可以不止一城圈

因此当时的中国，其实大体只限于今豫、鲁、晋、燕、陕、鄂、皖、吴诸省，而犹非其全部。可以有近二百国。春秋大事表并古国计，凡二百有九。

其时列国人口极少，闵公二年：“卫为狄灭、遗民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为五千人，诸侯为立戴公以庐于曹。”僖十八年：“梁伯益其国而不能实，秦取之。”梁君以扩城而无民以实之，梁民以讹言而递溃，梁竟以亡，则梁之户口可知。旷地极多，封疆郊关之外皆成弃地，此即戎，狄所由出没，华，夷所由杂处也。左襄四年，魏绛称虞人之箴曰：“茫茫禹迹，尽为九州，经启九道，民有寝庙，兽有茂草，各有攸处，德用不扰。”此盖于茂草之中，经启九道以通往来，故周语单襄公谓周制“列树以表道”，道路非列树表明，即茫茫不可辨。“司空不视涂”，即道茀不可行，“膳宰不致饩，司里不授馆”。即行李有困乏之患。故各国亦常见迁徙。

如卫、晋、楚、自丹阳迁郢、（江陵）迁鄢、（宜城）蔡、许、自许迁叶，迁夷，迁白羽，（内乡）迁容城。（叶县）郑、齐、吴、自梅里（无锡）迁姑苏。（吴县）秦（见后。）诸国，不胜举。亦有以外力强迁者，如齐师迁纪郱、鄑、郚；庄元。宋人迁宿；庄十。齐人迁阳；闵二。晋迁陆浑之戎于伊川僖二十二年。之类。

以后人口渐繁殖，国家规模日扩大，不仅对旧的有吞并，对新的也亦有城筑。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鲁凡城二十四邑，惟郿一邑书“筑”，其二十三邑曰“城”。见旧唐书礼义志。“筑”者增旧，“城”者新立。春秋书“筑”八，书“城”二十三，而定哀之间凡八城邑，则国家规模之扩大，弥后而尔烈也。

于是列国遂各自分封其大夫。

春秋初，大夫尚无世爵，其后渐有赐氏。

隐、桓时大夫赐氏者尚少，国君之子为大夫者称“公子”，公子之子为大夫者称“公孙”，其次（公曾孙以下）只有称名，如鲁在隐、桓之间有无骇、柔挟是也。无骇卒，羽父为之请族，公命以字为展氏。公子展之孙。众仲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如舜居妫汭，姓妫氏。胙之土而命之氏。”古孝经纬：“古之所谓氏，即国也。”禹贡“锡土姓”，土即氏，“诸侯以字为谥，因以为族。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之。”可见世卿、采邑和氏族，乃相联并起之事。大夫有氏，即有世袭封邑如小国矣。于是鲁有仲孙、叔孙、季孙、臧孙，齐有高氏、国氏、崔氏、陈氏，卫有孙氏、宁氏，晋有却氏、乐氏、韩氏、赵氏、魏氏，郑有罕氏、驷氏、游氏，皆世卿也。

渐称“子”。

僖公以前，大夫并以伯、仲、叔、季为称，三桓如共仲、僖叔、成季。虽贵不称“子”。僖、文以后，晋、齐、鲁、卫之执政皆称“子”。郑间称之，余则否。鲁惟三家称“子”，余亦否。称“子”则即为封君矣。其后学者称“子”，如孔子是也。又后学者之门人称“子”，如有子、曾子、乐正子是也。于是原先的侯国，俨然如一新中央，而大夫采邑则俨然成一小侯国，所以说是西周封建的继续推进。

又因当时联盟各国，会聘频仍，诸侯畏劳，常使卿大夫代行。

会有三例：一曰“特会”，两君相见也。初诸侯特会，多在隐、桓以前。次大夫特会诸侯，多在文、宣以后。又次大夫特会大夫。二曰“参会”，三以上为参。三曰“主会”，伯者主之。初诸侯主会，始自齐桓北杏之会。次大夫主诸侯之会，自锺离之会始。先有大夫特会，乃有大夫主会。又次则大夫主大夫之会，而诸侯高拱不预矣。

卿大夫既有外交，往往互相援结，渐渐形成大权旁落之势，于是大夫篡位，造成此后战国之新局面。

鲁大夫逐始于昭公。宣公时，季氏始专政。定公时，则家臣有囚大夫者。晋卿专政始襄公。襄元在鲁僖三十三年。郑卿自僖公之立，始见于传。僖元在鲁襄三年。

五、春秋时期之一般文化状态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一方面是一个极混乱紧张的时期；但别一方面，则古代的贵族文化，实到春秋而发展到它的最高点。春秋时代常为后世所想慕与敬重。

大体言之，当时的贵族，对古代相传的宗教均已抱有一种开明而合理的见解。左传所记天道、鬼神、灾祥、卜筮、梦等事迹虽多，然当时一般见解，实已不见为十分迷信。所谓“天道远，人道迩”、“鬼神不享非礼”等诸观念，已普遍流行。

因此他们对于人生，亦有一个清晰而稳健的看法。

当时的国际间，虽则不断以兵戎相见，而大体上一般趋势，则均重和平，守信义。因此能造成国际间的和平团体，继续历有二百年之久，而当时的国际公法，亦极为高明可贵。

外交上的文雅风流，更足表显出当时一般贵族文化上之修养与了解。当时往往有赋一首诗，写一封信，而解决了政治上之绝大纠纷问题者。左传所载列国交涉辞令之妙，更为后世艳称。

即在战争中，犹能不失他们重人道、讲礼貌、守信让之素养，而有时则成为一种当时独有的幽默。一披读当时诸大战役之记载，随处可见。道义礼信，在当时的地位。显见超出于富强攻取之上。此乃春秋史与战国史绝然不同处。左传对于当时各国的国内政治，虽记载较少，此指涉及一般平民社会者而言。而各国贵族阶级之私生活之记载，则流传甚富。一部左传，尽于列国君卿大夫私生活之记载，以及其相互间之交涉。（即是内政与外交。）故可称当时十足是一贵族社会也。

他们识解之渊博，对于古代历史文化的遗传之认识与阐发。人格之完备，对于实际政治、人事问题之应付与理想。嘉言懿行，可资后代敬慕者，到处可见。亦复普遍于各国，几乎稍有名的几国，均有他们极可敬慕的人物。

春秋时代，实可说是中国古代贵族文化已发展到一种极优美、极高尚、极细腻雅致的时代。

贵族阶级之必须崩溃，平民阶级之必须崛兴，实乃此种文化酝酿之下应有之后果。

此下战国兴起，浮现在上层政治的，只是些杀伐战争，诡谲欺骗，粗糙暴戾，代表堕落的贵族；而下层民间社会所新兴的学术思想，所谓中国之黄金时代者，其大体还是沿袭春秋时代贵族阶级之一分旧生计。精神命脉，一气相通。因此战国新兴的一派平民学，并不是由他们起来而推翻了古代的贵族学，他们其实只是古代贵族学之异样翻新与迁地为良。

此是中国文化一脉相承之渊深博大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