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佛教中国化 二、人间佛法

从谂禅师驻锡赵州观音院以后,学佛的人便一天天地多了起来,有一次竟然来了好些僧徒。于是,院主(监寺)就请这位后来被称为赵州从谂或赵州和尚的得道高僧,去看看那些慕名而来的新人,给他们上开学第一课。

八十高龄的赵州和尚慈眉善眼。他走上前去,和蔼可亲地依次询问:同学,你以前到过我们寺院吗?

第一位新生双手合十答道:弟子来过。

赵州说:好好好,吃茶去。

又问另一个。

回答是:弟子没有来过。

赵州又说:好好好,吃茶去。

如此这般询问一遍,开学典礼就宣布结束。

院主不懂。他问:大和尚,前面那个是来过的,你让他吃茶去。后面这个没来过,怎么也让他吃茶去?

赵州大声说:院主!

院主说:在!

赵州说:吃茶去!

啊!莫非学佛参禅就是吃茶?

正是。因为六祖惠能说得非常明确: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禅,当然就是喝茶,也就是吃饭、洗碗、打扫卫生、挑水砍柴,等等。

准确地说,就是生活。

这是一种人间佛法。

人间佛法是符合中华传统的,因为先秦诸子的思想就是人间哲学。就连最抽象的周易哲学和老子哲学,也不是亚里士多德式的“物理学之后”(形而上学),而是中国式的“伦理学之后”,是可以付诸行动的实践理性和实用哲学。

孔孟之道,儒家伦理,更是如此。

不同之处,也就是儒家讲修身,禅宗讲修行。但修身和修行,都在生活中。一个人怎样才能成为孝子?晚上铺好席被服侍父母就寝,早上去探视请安,叫“昏定晨省(省读如醒)”。同样,一个人怎样才能成佛?也很简单,那就是踏踏实实把自己的事做好,甚至自己养活自己。

提倡这种修行方式,并建立起相应清规戒律的,是惠能的四世法孙、马祖道一的法嗣百丈怀海。百丈怀海在禅宗发展史上的地位,应该视为仅次于菏泽神会。神会的重大贡献和历史功绩,是确立了南宗的正统身份。南顿北渐,北方神秀一系是渐教,南方惠能一系是顿宗,这个说法就是从他开始的。禅宗的正宗是南宗,也是从他开始的。为此,神会只身一人与神秀派公开辩论,差一点就惹来杀身之祸。

这就有点像基督教的圣保罗。事实上,如果不是圣保罗提出了原罪和救赎两大教义,基督教未必成功。同样,没有神会不畏强暴力挽狂澜,惠能的学说也很可能就烟消云散无疾而终。要知道,当时北宗的后台老板可是皇家。

神会,是禅宗的圣保罗。

不过神会获得成功,却是在安史之乱以后。当时,两京沦陷神州陆沉,九十高龄的神会挺身而出,设坛度僧收“香水钱”以供军需。战后,唐肃宗为了报恩,建造菏泽寺作为神会的驻锡之地,所以史称菏泽大师、菏泽宗。

禅宗起死回生既然如此,后续发展当然也不能脱离人世自命清高。然而与朝廷共赴国难的机会毕竟百年不遇,筹款效忠的事也不可再三。更重要的是,佛教要想彻底打消统治者的顾虑,必须让对方相信:寺院僧尼不但不会谋反,也不会增加国家财政负担,因为他们将自食其力。

怀海的“百丈清规”由此产生。

百丈清规的正式名称是“禅门规式”,它明确而详细地规定了禅宗寺院僧团的组织体制、宗教礼仪和生活方式。这些规定经过完善,尤其是在元世祖时奉旨修订后,便成为禅院僧尼必须遵守的丛林清规。丛林是阿兰若(Aranyaka)的梵文汉译,意思是僧侣的修行处,当然也包括禅院。

这是佛教儒学化的重要一步。

实际上百丈怀海创立的禅院制度和禅林清规,从组织上和思想上都渗入了中华的精神和主张。比如:丛林以无事为兴盛,长幼以慈和为进德,待客以至诚为供养,处众以谦恭为有礼。这岂非温良恭俭让,再加道家的清静无为?

百丈怀海还规定,禅院僧尼在学佛修道的同时必须参加生产劳动,自己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他本人更是亲自开荒种地,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这样一种“农禅”生活,与儒家主张的耕读生涯,又是何其相似乃尔!

“百丈清规”

百丈怀海所制定的“禅门规式”,又称“古清规”,其原貌已无从得见。现在流传的《敕修百丈清规》是怀海禅师入灭五百多年后,由元朝顺帝敕命重新编撰的。

但对于佛教,却是革命。

佛教的诞生地印度是一个坚持种姓制度的地方,属于婆罗门阶层的僧侣充满了优越感和高贵感,根本就不屑于自己动手,甚至视掘地、除草、种树为“不净业”。因此,他们只能靠布施和供养。也因此,他们并不只吃素。素食是梁武帝提倡的,目的是节约开支,尽管他的素菜并不便宜。

怀海却清醒地意识到,佛教招人厌恶与吃不吃肉没有多少关系,有关系的是那寄生虫式的乞食制度,哪怕吃的只是咸菜和稀粥。作为农业民族,华人在心理上是排斥不劳而获巧取豪夺的。因此,禅门僧侣的自力更生,就能为佛教重新赢得尊重,也使禅僧与其他僧尼判然有别,使禅院从一般寺院分离出来,从而使禅宗最终成为独立的宗派。

如此怀海,岂非宗教改革家?

当然。事实上这样一种丛林清规,不但对于佛教,就连对于禅的理解都是革命性的。前面说过,禅(Dhyana)在梵文中的本义是静虑,因此英文通常翻译为Meditation,意思是沉思或冥想。怀海和惠能却把这个定义完全颠覆。成佛的途径不但是瞬间顿悟,而且是身体力行。这离那个既条分缕析又超然物外的印度佛教,实在是十万八千里。

难怪他们要自称“教外别传”了。

与儒学却越靠越拢。成佛与成圣,修行与修身,慈悲与仁爱,几乎可以置换,只不过禅宗并不治国平天下。但他们主张的普度众生,岂非也可理解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理想?如果还赞成忠孝,与儒家伦理更是全无冲突。

披着袈裟的,已俨然是儒者。

然而这种变革却只有禅宗才能实现。这不仅因为惠能主张人间佛法,也因为他坚持众生皆有佛性。佛性问题与丛林清规是有关系的。因为鄙视劳作的人,也不会当真认为众生平等。小乘佛教坚持人性是人性,佛性是佛性,其实就是主张一部分人天生种姓高贵,也只有这部分人才能成佛。

佛与众生,在他们那里其实有天壤之别。

惠能抹平了这一界限。虽然“一切众生,悉有佛性”是大乘佛教的观点,把这种观点变成现实的却是惠能。他以樵夫和行者的身份成为禅宗六祖,便雄辩地证明了任何人都有成佛的可能性,就像孟子说的人皆可以为尧舜。佛性作为般若智慧的种子是人人都有的,只看你会不会耕耘。

这是一种时代精神。

的确,生机勃勃的大唐是一个耕耘的时代,也是一个撒下种子就能开花结果的时代。之前四百年的动乱,等于把中华大地深深地犁了一遍又一遍。底层的沃土翻了上来,外面的肥水流了进来,开放宽容的政策更是让阳光雨露得以充分降临,生命活力得以尽情挥洒。毫无疑问,这样的时代是需要发出自己声音的,无论是在哪个领域。

于是,禅宗便被挑选为宗教方面的发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