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佛教中国化 五、改变中国

兴善惟宽的问题很难回答。

我们知道,禅宗一贯主张:心即是佛,佛即是心;心外无佛,佛外无心,叫“即心即佛”。也就是说,一个人要想成佛,就得观照自己的内心,发现自我,找回自我。

然而前提,却是破除自我。因为要觉悟就得破执,首先要破的恰恰是“我执”。我,是一个人最容易执著也最难以破除的。正是“我”蒙蔽了佛性,破我执才能见真佛。兴善惟宽说你有“我”所以看不见道,原因就在这里。

问题是,既然“我心即佛,佛在我心”,那又怎么能不承认“我”?任何人类心灵,都是以自我意识为前提的。无我则无心,无心则无佛。何况“我”都没了,成佛做甚?

大约也只能“忘我存佛”。

其实这并不容易,没准就会弄巧成拙,比如法号玄机的唐代某比丘尼。她去挑战雪峰禅师时,雪峰曾问:你这个“玄机”一天织多少布?她的回答竟是“寸丝不挂”。然而走出山门才三五步,自以为雷翻雪峰的玄机就被突然叫住。

雪峰说:玄机师太,袈裟拖在地上了。

玄机马上回头看。

于是雪峰说,呵呵呵,好一个“寸丝不挂”!

破执,忘我,岂非很难?

正因为难,这才有了公案。

公案本指官府的案牍,或待审的案件。由于禅宗认为启迪智慧和辩论教理,就像衙门断案、老百姓打官司,所以把前辈禅师判断是非迷悟的案例也称为公案。雪峰禅师和玄机师太的故事就是,法演与克勤的故事也是。

不过,官府的公案直截了当,简单明白,因为必须明断是非。禅宗则相反,不但不明断,甚至干脆没有是非。事实上说到底,一定要讲谁是谁非,本身就是执。同样,一定要讲“三界唯心,万法唯识”,也是执。

比如有人问马祖道一:和尚为什么要说即心即佛?

回答是:为了不让小孩子哭。

又问:小孩不哭了又什么样?

回答是:非心非佛。

这就是自我否定了。否定,正是为了破执,即破除僧众和信徒对“即心即佛”的执著,其实两种说法并没有本质区别。然而这很难懂。是即是,非即非,黑即黑,白即白,“非心非佛”怎么可能就是“即心即佛”呢?

也只能当头一棒。不雷劈,不开窍。

于是便有了机锋。

机锋也是禅宗特有的。机,是机缘,也是机警,还是机要,锋当然就是锋利。也就是说,利用机缘巧合,借助含有机要秘诀的语言,或一言不发的动作,或超常规的手段比如棒喝,一举刺破宿执,点燃心灯,所以也叫“禅机”。

禅机的内涵一如佛性本体,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全靠当事人心领神会。这就要有悟性,要有慧根,比如德山宣鉴的开悟就是。当时夜深人静,星月全无,龙潭崇信让侍立在旁的宣鉴回房间去。宣鉴走出门外,回过头说:天太黑。

龙潭崇信为他点燃烛火,又在递过去后一口吹灭。

德山宣鉴顿悟。

当然,如果对方不能领悟,恐怕也无可奈何。比如有人问石头希迁一个老问题: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希迁的回答就是:你去问露柱(炫耀门第的柱子顶端龙形部分)。

那人说:学生不会。

希迁说:我也不会。

此事没有下文,但作为公案流传了下来。实际上,后世许多人就是通过阅读公案修禅的,记录公案的著作也成为禅者的必读之书,哪怕那些公案看起来平淡无奇。

比如有人问慧轮:宝剑未出匣时怎么样?

慧轮说:不在外面。

又问:出匣以后怎么样?

慧轮说:不在里面。

这话看似寻常,其实含有深意。因为第一个答案不是“在里面”,第二个也不是“在外面”,而是“不在外面”和“不在里面”,强调的正是否定。否定才能破执,包括“执著于破执”。唯其如此,石头希迁才要说“我也不会”。

这是从未有过的思想观念,也是从未有过的思维方式和言说方式,可谓前无古人,却后有来者。包括《红楼梦》中人物,也不乏参禅的高手。贾宝玉作偈云:你证我证,心证意证。是无有证,斯可云证。无可云证,是立足境。林黛玉却认为境界不够,又加两句:无立足境,是方干净。

故事当然是虚构的,氛围却很真实。事实上,参禅在唐宋以后,就成为知识界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风气时尚。禅悦、禅风、禅语、禅意、禅诗、禅画,还有语录体和山林气,可谓不胜枚举。唐宋元明清的一气呵成之感,不仅因为三省六部和科举制度,也因为禅宗。

实际上先秦诸子之后,中华文明最重要的思想文化成果就是玄学和禅宗。在玄学和禅宗影响下,我们民族不但思维方式和言说方式变了,就连生活方式也焕然一新,比如全民性地喝起茶来,而此前的茶是药用或者加葱姜的。

更有趣的是,饮茶甚至跟科举和禅宗一样,也是肇于高宗之时,成于玄宗之代,极于德宗之世——坐禅的僧人带头喝茶,禅宗流行后成为风气,最后在德宗时代有了陆羽《茶经》。茶与禅的关系,岂非该有更为深刻的理解?

难怪赵州和尚的名言是“吃茶去”。

科举、茶与禅

 唐高宗时期唐玄宗时期唐德宗时期
科举制度承袭隋制并完善科举成为定制科举全面盛行
茶道茶正式成为饮料饮茶成为风气陆羽《茶经》问世
茶道流传日本
惠能成为六祖南宗成为正统怀海进行宗教改革
禅宗大行其道

显然,禅宗的中国化相当成功。他们岂止中国化,也是化中国。事实上,越到后来,禅宗就越是成为中华文明不可分割的部分。唐诗、宋词、元曲、山水画、明清小说,处处可见禅宗的影子。就连慷慨纵横不可一世如辛弃疾,那“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不也禅意盎然吗?

然而禅宗只可能向儒学靠拢,不可能变性。毕竟,儒家要修齐治平,禅宗却只要心境湛然。他们甚至与道家也不可能融为一体,却一定会跟儒道两家争夺人心。这就最终要逼出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来,只不过这是后话。

其实,这里面有得有失。

禅宗最大的正面意义,是丰富了中华智慧的宝库。他们强调的顿悟成佛,以及留下的机锋公案,都提供了一种看待问题的新方法和新视角,即不要执著,不要拘泥。这就在老子的反向思维和庄子的诗性思维基础上又进了一步。后世许多学者和思想家以禅为喻、借禅说理,并不足为奇。

其次,禅宗让我们明白了智慧与知识的区别——知识属于社会,智慧属于个人;知识可以授受,智慧只能启迪。因此,他们只要求学佛的有慧根,开悟的有机智,却从不提供标准答案。相反,那些公案和禅偈是不妨反复琢磨的。比如宝剑出匣那段话,便可以有多种解读。中国人原本就善于领悟,长于鉴赏,现在更是升级,就像学会了品茶。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我们民族从此建立了一种对待外来文化的模式:以我为主,洋为中用。任何外来文化进入中国,都必须中国化,否则就没有容身之地。这可是屡试不爽的。从佛法西来到西学东渐,都如此。

然而正是禅宗创造的这一模式让我们错失良机,造成了思想文化领域和心理素质方面的巨额亏欠,直至今天都无法还清债务,补足功课,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然而要讨论这样一个重大话题,却必须有全球视野。因为只有在那广阔的历史背景中,我们才能看清文明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