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隋炀帝死前问了三个问题。

他先问：我有何罪，以至于此？

兵变方面当然自有说法，还说得炀帝哑口无言。不过炀帝还是想不通。他说，我确实对不起老百姓，但对你们这些人可是一点都不亏呀，为什么要如此相逼？

这个问题无人回答。

于是炀帝再问：今日之事，是谁挑头？

司马德戡终于忍无可忍，脱口而出说：普天之下无不怨声载道，想杀你的又何止一个两个！

那么请问，此人说的是事实吗？

恐怕是。据统计，隋炀帝执政的后期，仅历史文献中可以确认的反政府武装力量就有二百多个，其中既有勋贵出身的李密，也有农民出身的窦建德。按照唐代名臣魏徵等人所撰《隋书·食货志》的说法，当时为盗为寇造反起义的，竟多达天下人的十之八九。

魏徵的这个数字当然未免夸张，但即便打个对折也很恐怖。可以说，死前的炀帝已是人神共愤千夫所指。

既然如此，他死了以后，普天同庆了吗？

没有。相反，包括反对他的人在内，普天之下竟是同声哀悼，宇文化及那伙人则成了过街老鼠。他们先是被李密拼了老本予以痛击，然后又被窦建德一举歼灭。李密虽然为此而元气大伤，却自始至终无怨无悔。窦建德的态度更是十分明朗，他就是要为隋炀帝讨还血债。

这就耐人寻味。

毫无疑问，这里面的情况相当复杂。比如李渊就很可能是猫哭耗子，李密和窦建德则有可能是为了政治正确而举起的旗帜，做出的姿态。但可以肯定，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在秦末。请问，秦二世死后，刘邦项羽为他哭丧尽哀，陈胜吴广为他报仇雪恨了吗？没有，也不可能。

的确，天下苦秦久矣，却未必苦隋久矣。至少，隋文帝时代的日子比秦始皇那会儿好过。比方说，根据杨坚在建国之初的一道政令，成年男子可以有三年不纳租调，不服徭役，这样的免税政策秦王朝又何尝有过？

隋，并不是秦。

文帝本人也不是暴君和昏君，反倒更像一个艰苦朴素勤俭持家的老农民，每天临朝听政不知疲倦，平时吃饭只有一个肉菜，衣服也是缝缝补补。他关心民间疾苦，痛恨官员腐败，甚至不惜用“钓鱼执法”的手段整顿吏治：派出亲信去贿赂官员，中计者当然必死无疑。

不过，对于功臣故旧，他并不吝啬，该赏就赏。对治下子民，也不放纵，该防就防。最荒唐的是，他规定民间不得拥有三丈以上的船只，理由是会藏匿反贼。

看来，他也不是什么观音菩萨。

这就是隋文帝：勤政如秦始皇，节俭如梁武帝，出手大方如汉高祖，严刑峻法如秦孝公。于是，破碎的山河迅速得到恢复，中华大地一片欣欣向荣，隋也成为历史上最富庶的王朝，而且脱贫致富的时间之短史无前例。

显然，这样的王朝本不该亡。

难怪舆论的矛头一致指向隋炀帝，视他为鼎盛王朝的败家子。这并非没有道理。事实上这位“超级富二代”之性格和作风，跟他的创业者和守财奴父亲都大相径庭。他的追求是大作为和大功德，做派则是大手笔和大排场。何况此人天资聪明精力旺盛，又刚愎自用目空一切。因此他的战车一旦发动引擎，就再也停不下来。

第一件事，是营建洛阳。

仁寿四年（604）十一月三日，刚刚办完父皇丧事的隋炀帝亲至洛阳勘测地形。他登上邙山遥视伊阙（今河南省洛阳市南面龙门山），但见两山对望一水长流，便兴奋地说：这不是龙门吗？为什么没人在这里建都？

宰相苏威说：正是留待陛下。

隋炀帝很高兴。第二年（大业元年）三月十七日，他下令由杨素、杨达和宇文恺等人负责新都的建设。杨素是隋炀帝夺取政权时的帮手，宇文恺是隋朝最著名的建筑家和设计师，杨达则是武则天的外祖父——营建洛阳时，他把女儿嫁给了来自太原的木材供应商武士彟（读如获）。

历史，也是有缘分的。

四天以后（三月二十一日），隋炀帝又下诏开凿连接黄河与淮河的通济渠，打通从洛阳到江都的河运。与此同时（三月三十日），又下令建造用于运河的帝国舰队。舰队的规模相当庞大，大小船只至少有五千之多。其中仅仅是造炀帝自己乘坐的龙舟，就相当于在今天建造航母。

因此，这个工程也不小。

东都、运河、龙舟，三管齐下，这样的大手笔也只能出自隋炀帝。更不可思议的是，如此浩大的工程居然在短时间内迅速完成。五个月后，舰队完工，洛阳至江都的水路也全线贯通。一切都在炀帝的规划之中。这不能不让他满面春风志得意满，并于当年八月十五开始了第一次南巡。

紧接着，东都洛阳在第二年的正月初六竣工，前后历时十个月，同样堪称神速。于是，在江都住了半年的隋炀帝又带领舰队浩浩荡荡回到洛阳，并大陈法驾，在四月三十一日风头十足地搞了一次入城式。

帝国朝野，也是一片歌功颂德。

没错，这确实是前无古人的大事业。只不过，丰功伟绩的背后，是普通民众的血汗和尸骨。

祸乱之源，从此埋下。

隋炀帝却想不到这些。他只觉得，帝国的国库可真是充盈，皇帝的权力也真是好用。看来，这个世界上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只要他想，那就能。

因此，他还要北狩。

对北方的巡狩是从大业三年四月十八日开始的，到九月二十三日回到洛阳，历时也近半年，路经今天的陕西省、内蒙古、山西省和河南省，声势浩大并不亚于南巡。

天才发明家宇文恺，还专为此行设计制造了折叠式千人大帐和观风行殿。前者是巨大的帐篷，可以举行国宴；后者是行走的宫殿，能够容纳数百人。而且，行殿随时都可以拆卸也可以安装，只要装上轮子就能自由移动。

随扈的群臣则住在行城里，当然也是装上了轮子的大房子。行殿的外围是行城，行城的外围是铁骑。这就等于把帝国的首都搬到了草原上，并行走在路途中。突厥牧民哪里见过这种神奇的东西？全都拜倒在地。

这又让炀帝出尽风头。

隋炀帝仍不满足。大业六年正月十五，他又在长安和洛阳两地举行盛大的元宵联欢晚会。洛阳的晚会现场边长五千步，参加者仅管弦乐队就多达一万八千人。街头巷尾张灯结彩，莺歌燕舞通宵达旦。为了招商引资，炀帝规定外国人来吃饭一律免费，还宣称这是中国惯例。

结果一个胡商问：我看你们中国也有衣不蔽体的，为什么要开免费餐厅，还把丝绸都缠到树上呢？

中国商贩愧不能答。

隋炀帝却不管不顾，继续不停地折腾，南巡北狩之外还要征高丽。结果，一征高丽，山东农民反；二征高丽，杨素之子反；三征高丽，三巡突厥，全国皆反。等到他第三次下扬州时，可就不是南巡，而是逃命了。

剩下的问题，就只是那颗好脑袋由谁来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