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败突厥的同时，大唐也迎来了贞观之治。

贞观之治的代表人物是魏徵。

魏徵本是李建成的人，官职太子洗马（洗读如显），官阶从五品。他的职位虽不高，却是“太子党”的核心人物，曾经力劝李建成及早对李世民动手。因此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为什么要离间我家兄弟？

这是大兴问罪之师，来势汹汹，咄咄逼人。

魏徵却不好回答。赖账是不行的，谁都知道他的立场和作为。解释也不行，越解释越不通。认账更不行，那是把自己往死里送。何况李世民提出的根本就是伪问题。他们兄弟你死我活，哪里是因为有人挑拨，又岂是谁能离间的？

那么，李世民为什么要这么问？

为了给自己开脱罪责，也为了将惊天血案轻描淡写。按照这个问题的内在逻辑，玄武门之变是他的自卫反击，而李建成和李元吉要除掉自己，则是被小人挑唆。

但，这个问题又为什么要问魏徵？

因为需要魏徵亮出观点。魏徵是太子党中最有头脑和影响力的人，他的回答不仅代表着李建成集团残余势力的政治态度，也将决定大唐的政局和命运——如果魏徵质疑玄武门之变的正当性，那就不知道会有多少颗人头落地。

魏徵的态度又是什么？

不卑不亢，神情自若。

他说：先太子如果早听我的，哪有今天？

所有人都吓出一身冷汗。

李世民却如释重负。他马上改变态度，非常礼貌地请魏徵到自己身边来工作。因为他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东宫与秦王的斗争没有是非，也无关乎道德，只有一个谁先下手的问题。因此，此案将按照成王败寇的逻辑进行解释。魏徵的个人态度和立场也很明确：士为知己者死。

难踢的球，被轻轻踢了回去。

毫无疑问，魏徵这样回答并非没有风险。李世民如果听不出言外之意，他就只有死路一条。但，故太子虽然算不上知己者，好歹也有知遇之恩，那就为他去死好了。

魏徵把命运交给了上天。

李世民却接住了球。他立即就作出反应和判断：与其杀了魏徵，让他为李建成去死，不如委以重任，让他为自己而死。他甚至接受魏徵的建议，同意太子余党参加李建成和李元吉的葬礼。如此豁达大度，化敌为友，不但迅速地稳定了政局，也壮大了力量，终于造就贞观之治。

这就是李世民的政治智慧。

魏徵也决定为这位知己者竭尽全力。在他看来，国家利益绝对高于个人恩怨，大唐何去何从也远比李家兄弟谁是谁非更为重要。因此，当李世民向他伸出橄榄枝时，他回报的厚礼便是帮这位新皇帝确立政治路线。

那么，贞观路线的核心是什么？

王道。

表面上看，这不过儒家伦理的老生常谈，但在当时却有着非凡的意义。因为从西魏、北周到隋唐，关陇集团从来就是靠霸道起家的。改行王道，就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要偏离关中本位政策，立足未稳的唐太宗可以这样做吗？

他决定进行讨论。

武德九年十月，也就是李世民登基两个月后，一场关于政治路线的辩论在大臣们之间展开。唐太宗首先发问：方今正值大乱之后，天下恐怕很难治理吧？

魏徵却认为不但做得到，而且很容易。他说：乱世之民人心思治，反倒比骄奢淫逸的久安之民更好治理。这就好比一个人又饥又渴，只要给他吃的喝的就能解决问题。

意思也很清楚：必须行王道，施仁政。

一个名叫封德彝的人却跳出来反对。他说：王道的时代已经过去，想要实现也实现不了。秦始皇严刑峻法，汉武帝杂用霸道，不是他们不想垂拱而治，而是因为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不可收拾。魏徵是书呆子，不能让他空谈误国！

魏徵当面反驳。他说：尧舜行帝道而大同，汤武行王道而小康。可见实行什么样的政治路线，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形态。人心是亘古不变的。如果真像封德彝说的那样越来越坏，世间早就变成了鬼域，哪里还能讨论什么治理？

封德彝哑口无言。

然而朝中大臣，却多半站在封德彝一边。

那么，魏徵与封德彝，谁是谁非？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唐太宗采纳魏徵的建议推行王道，与政治对手实现和解，让人民群众休养生息，结果是只用四年就天下大治。据说，四年后的大唐境内，人人安居乐业，户户丰衣足食，死刑犯一年只有二十九人，物价低到斗米三钱，太宗本人则成为各族人民的天可汗。

可惜封德彝没能看到。唐太宗感叹说。

魏徵成功了，封德彝却并非全无道理。事实上，背离关中本位政策是有风险的，隋炀帝就是教训。问题在于封德彝他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别忘了，隋有开皇之治，就因为文帝施仁政。炀帝的问题则不仅在于脱离关陇集团，更在于横行霸道。他是被关陇集团和人民群众一起抛弃的。

但，隋炀帝的重心转移和打通南北却没有错。如果能把洛阳建设得朴素和缓慢一些，就更没有错。因为洛阳的地理位置确实比长安更好。作为真正的“天下之中”，无论调配物资还是调遣军队、发号施令，洛阳都比长安方便快捷。定都洛阳，其实更有利于建设中央集权的大帝国。

因此，贞观四年（630）六月，也就是唐太宗被尊为天可汗的三个月后，营建洛阳的诏令下达，初衷就是为了便于管理和节约成本。遗憾的是，唐太宗遭到了抵制。

抵制的人叫张玄素。

张玄素给唐太宗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反对的理由主要是劳民伤财。他甚至为唐太宗开出明细账单，比方说当年隋炀帝营建洛阳时，仅仅搬运一根柱子就需要数十万人工。张玄素还说，当今国力远非隋时可比，隋亡之鉴又近在眼前。如果还要重蹈覆辙，那就连隋炀帝都不如。

太宗说：我不如隋炀帝，比得上夏桀和殷纣吗？

不难想象，他当时肯定一肚子气。

张玄素却说，只要营建洛阳，那就没什么区别。

不过，接下来张玄素又说：想当年，陛下平定洛阳，太上皇下令毁灭宫殿，陛下却提出要将拆下来的砖瓦木材赐给穷人。这件事，民众颂扬至今，陛下自己难道忘了吗？

唐太宗只好说：我考虑不周。

营建洛阳一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但唐太宗的决定却绝非一时兴起。他甚至就是要走隋炀帝的老路，因为他们俩实在太像了：在皇子中都排行老二，都是通过打倒现任皇太子而登上帝位，也都要依靠关陇集团以外的力量。没错，在长期的征战中，李世民与“山东豪杰”的关系非同一般。

于是一切都变得跟隋代一样：太子党以关中为本位坚守长安，老二帮以关东为基地青睐洛阳。不同的是，由于张玄素的慷慨陈词，长安与洛阳之争变成了王道与霸道之别，唐太宗也只好走中间路线，立足关中实行仁政。

对此，魏徵似乎是赞成的，却未必十分在意根据地应该在关中还是关东。他更在意的还是建立一种新的政治。在他看来，那才是应该毕生追求的东西。

那么，新政治又该是怎么样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