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张发奎口述历史之一

近年来，关于南昌起义的资料已发表不少，研究也相当深入，但是，国民党方面的资料却很少见到。因此，张发奎的有关回忆值得注意。

在何廉与韦慕庭（C. Martin Wilbur）教授主持下，美国哥伦比亚东亚研究所于1958年开始一项中国口述历史计划，先后访问了十余位在现代中国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名人，请他们口述生平，哥大方面加以记录、整理。

对张发奎的访问是由夏莲荫（Julie Lien-ying How）女士进行的。夏女士阅读了大量资料，进行了深入研究，在此基础上，到香港访问张发奎四百余次。然后，将记录整理为英文稿，定名为The Reminiscences of Chang Fa-k'uei（《张发奎回忆》）。全稿共21章，1033页。现藏于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承韦慕庭教授盛意，特意赠送了我一套该稿的全部缩微胶片。

下面是夏莲荫和张发奎的问答摘要。

对进攻南京有信心

1927年6月，武汉国民党中央将唐生智的第四方面军扩充为第四集团军，下辖第一、第二两个方面军。张发奎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下辖第四、第十一、暂编第二十军，黄琪翔、朱晖日、贺龙分别担任军长。7月中旬，武汉政府决定东征，直取南京。夏莲荫和张发奎的谈话是从东征开始的。

“进军南京您是否有信心？”夏莲荫问。

“很有信心。我相信，唐生智和我能够夺取南京，赶走蒋先生。站在我们一边的有第二、第三和第六军。我们所需要对付的只有第一军。第七军的态度我们拿不准。”张发奎答。

“计划如何进攻南京？”

“计划派遣第四军第二十一师富双英部沿长江南岸前进。我的主力将自南昌分两路东下。一路经上饶、江山、杭州，进攻上海或南京，一路经皖南进攻南京。”

绝对支持汪精卫

“我的部队自河南返回武汉后，只停留了几天，就开赴九江。叶挺的第二十四师是先遣队。我命令自己的部队集中于南浔线。朱培德的部队已向东开拔，留在南昌的只有很小的一支部队。朱德是军官教育团团长，并且是南昌公安局局长。

“叶剑英在九江担任第四军参谋长。他是第四军军长黄琪翔的梅县老乡推荐给我的。我以前见过他，但不很了解。”

“您了解他是共产党员吗？”

“不了解。”

“1927年6月15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决定召开全会，讨论共产党问题，同时，镇压所有言行违背国民党原则的人。稍后，汪精卫召集高级军政领导人会议，通知我们，中央已经采取和南京清党很不相同的分共政策。这意味着共产党员从国民党中和平地退出，不必逮捕并杀害他们。他要求军队领导人马上回部队，作好准备。我们要求共产党员自愿地退出，给他们钱，让他们离开。如果他们不希望离开，可以留在武汉，但不能在政治和军事机关工作。”

“您对分共政策有何意见？”

“我认为，革命完成以前，革命力量不应分裂。但是，如果汪精卫要分共，我支持他，因为他对这一问题比我有更清楚的了解。我以前已经说过，军人被告知，服从是他的天职。这可能很危险。年轻的军人易于被引入歧途。在这种情况下，我没有认真地考虑，哪种政策是正确的。因为汪精卫认为这是正确的，我也就这样想。在宁汉分裂中我绝对支持他的立场。我对于军事的兴趣远高于政治。”

“关于苏联顾问，汪精卫是否说过什么？”

“没有。关于苏联顾问，汪精卫在那次会上没有说什么。”

“在那个时候，您对于苏联顾问有什么感觉？”

“我没有感觉到他们在密谋策划反对我们。”

邓演达动员张发奎回广东

“邓演达和铁罗尼来看我。这两位关系密切。邓演达说：汪精卫的政治生命已经完结。您不应该听他的。唐生智政治上也死了。您应该带领第四、第十一、第二十军回到后方广东，重建革命基地，一切从头做起。现在回想起来，我认为，邓的最初目的是想在共产党人和我之间建立合作关系，组成一支反汪、反蒋力量，但他不是共产党员。

“我反驳说：汪精卫的政治生命还没有终结，他只是有点病，只要他还有一口气，我们就要请医生救他。这说明，我那时仍然左倾。我说：我们仍然可以和汪精卫谈谈。我想和汪精卫谈什么呢？没有什么特别的。我的观点是我们必须支持他。”

“铁罗尼说什么？”

“他同意邓演达的意见。

“邓演达和我是同学，后来又在邓铿的第一师里同事。长时期来，我们的联系从未中断。共产党人知道，我们关系牢固。我猜想，他们希望邓能以个人关系打动我。我们分歧的关键之点是汪精卫。

“邓演达认识到不能说服我，很快去了郑州。冯玉祥对邓说：鲍罗廷和其他俄国人回苏联时经过他的司令部，他答应保护他们。许多共产党人穿过他的领区。我很奇怪，他为何巴结共产党人？”

“有没有其他人和您说过类似邓演达的话？”

“邓演达是唯一对我说过汪精卫的政治生命已经完结的人。郭沫若，特别是高语罕，害怕我扣押他们，不会有勇气走得这么远。他们都知道，我是汪精卫的坚定的支持者。他们说：由于下级共产党员的幼稚病，湖南农民运动已经走到极端，共产党中央不赞成这种情况。他们向我保证，一切都可以补救过来。

“我想，谭平山、徐谦、何香凝和我谈过，维护所谓‘三大政策’的问题。许多人都维护这些政策。”

不反对共产党员个人

1927年8月6日，有一个叫林昌炽的人，上书武汉国民党中央，指责共产党把持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其中谈到汪精卫分共后，“（军校）一班C. P. 分子，则因受其团体之指挥，经由恽代英等向张总指挥再三交涉，收编为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军官团” 。夏莲荫女士研究了这份资料后，问张发奎有无其事。

“有。我愿意接受这批干部。那些留在武汉的学员进了军官团。组成军官团，隶属于第二方面军是中央当局的命令。杨树松被任命为团长。他是东北人，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是邓演达的追随者。”

“有多少人组成了军官团？”

“一千多。”

“在第二方面军的下级干部和士兵中有许多共产党员吗？”夏莲荫问。

“我不相信士兵中有许多共产党员，因为在那时，大多数共产党员是知识分子。下级干部中有共产党员，但我不知道有多少。第二十五师周士第的七十三团的大多数官长是共产党员，叶挺将这个团交给了他。有少数共产党员在别的单位。在任何情况下，我不同意将共产党员当做敌人。我不反对共产党员个人。”

“您支持分共政策吗？”

“那是一项来自高层的命令。”

“除了周士第，您是否知道别的共产党员团长？”

“我不知道。我知道一个师长叶挺是共产党员。但是，我们彼此间极好。我想，我可以将他争取过来。最坏，我想他可以离开我的军队。

“张云逸是第四军第二十五师李汉魂的参谋长，但我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

共产党担心重复“四·一二”政变

“我感到，我很好地控制着部队。第四军是我一手发展起来的。它由黄琪翔指挥，和我指挥没有两样。虽然第十一军原来是陈铭枢的，但它由第四军的朱晖日指挥，许多第四军的人在第十一军中工作。

“但是，我对贺龙没有把握，因为他有自己的部队。不过，我对他很好，他也知道这一点。我为什么对他不错，因为我是真诚而直率的。我知道他不是共产党员。”

1927年8月5日，汪精卫在武汉国民党中央曾报告说：“从武汉决定制裁共产党以后，武汉的共产党徒全到四军、十一军、二十军去了。张总指挥因为中央扩大会议决定并命令保护共产党的生命安全，也无法驳而不要。及至他们到四军、十一军、二十军工作，张总指挥又以为他们是帮助国民革命，所以优容他们。”

关于这一段话，夏莲荫询问道：

“在那个时候，是否许多共产党员参加了第二方面军？您欢迎他们是否由于相信他们有助于国民革命？”

张发奎承认这是事实，他解释道：

“共产党人担心重复‘四·一二’政变，害怕唐生智会杀害他们。那段时候，唐生智杀死了一个旅长。我多次说过，我不会杀害共产党员。部分高级共产党员跑到九江，那里是第二方面军司令部所在。”

南昌起义失败后，张国焘于1927年11月8日给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并扩大会议写过一封信，其中谈到：“当武汉唐生智汪精卫政府日见反动时，彼时我党与张发奎关系尚好，事实上我们曾将农民的枪支送给他，并答应他给他种种的帮助。”张国焘此信发表于中共机要刊物《中央通讯》第13期上，夏莲荫研读了张国焘的这封信，问张发奎道：

“是否共产党人送了许多农民的枪给您？”

“没有这样的事。他们没有给我一条枪。您必须记住这样的事实，我和唐生智从汉阳兵工厂得到同样数额的军用品，我肯定不会比他少。此外，中央对唐生智没有把握，将希望寄托在第二方面军身上。人们都知道，我忠于汪精卫。从各方面说，是我给了共产党人以枪械，共产党人在我的部队里。”

“共产党人是否给了您很多帮助？”

“没有问题，他们帮助了我，因为他们工作得很勤奋。共产党的政工人员极为认真而且优秀。他们在宣传里只说我的部队好，就我所知，他们从来没有宣传过共产主义。”

没有回广东的打算

张国焘1927年11月8日的信中又谈道：当年7月26日，中共中央常委会开会，苏联顾问加仑在会上说，今日会到张发奎，和他讨论军事。他已赞成二十军集中进攻，十一军集中南昌，第四军集中南浔路一带，不再东进。第一步按兵不动，第二步渐次往南昌移动回粤。加仑称：张发奎如能赞成回粤，又不强迫叶挺等退出C. P.，在此两条件下，可与张发奎共同回粤。因此，夏莲荫问道：

“7月26日，您是否在汉口和加仑讨论过部队转移问题，他建议您将部队带回广东？”

“我可能见过加仑。我不记得他谈过广东。邓演达是唯一建议我回广东的人。”

张国焘在回忆录中写道：“大约在二次北伐胜利后，唐生智、张发奎等由河南回师武汉的时候，左派人物中，特别属于广东籍的，就暗中酝酿回广东去的想法。”  据此，夏莲荫又问道：

“您是否计划回广东？”

“没有。”

“您的部下是否有人提议回广东？”

“没有。”

尽管张发奎一再否认当时有率领部队回广东的想法，但夏莲荫又提出了第三个证据：1927年7月27日，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黄绍竑、陈可钰等曾联名致电张发奎，内称：“近闻兄处军队且被伪命移动，有所窥伺，岂两湖赤祸犹为未足，而转欲施诸两粤耶？”  据此，夏莲荫再问道：

“为什么李济深和别人在7月27日警告您，反对您回广东？”

“可能他们已经得知邓演达的计划，也可能他们认为我要回广东。”

“李宗仁是否派遣他的参谋长王应榆带着一封信来看您，其中说：如果您对广东有任何意见，可以和李济深讨论，但是，您决不要带领部队南下？”

“是的。我见到了王应榆。他是我在广东陆军小学时的同学。不过，我不记得他讲过任何关于广东的事情。”

和汪精卫一起到九江

“您得知贺龙没有您的命令就到了南昌时有何想法？”

“我觉得很奇怪。

“我和汪精卫一起去九江。7月29日到达。”

8月5日，汪精卫在武汉国民党中央报告时曾说：“当时是因为知道了四军、十一军、二十军内部起了纠纷；同时张发奎总指挥请求中央派人去训话，庶使纠纷平息，并且说内部的纠纷不解决，中央无人去，他是不敢到九江去的。”夏莲荫据此询问张发奎，是否有此事。

“可笑！说我不敢单独去九江是荒谬的。但是，这是可能的。我希望汪精卫去向我的部下解释他的政策。我已经在庐山召集师长以上军官开会讨论和平分共问题。”

与张国焘没有接触

1927年10月15日，张太雷在中共南方局省委联席会上曾报告说：张国焘“不主张在南昌动作，因为是对张发奎有许多幻想。就是临走的前夜亦与张发奎作很长的谈话，而且说还有希望” 。为了核对这一事实的准确性，夏莲荫于1966年9月25日询问过张国焘，张称：那时，他只在武汉的集会上见过张发奎一次，他们间没有约定进行任何谈话。此次，夏莲荫又对张发奎重提这一话题：

“您到达九江后是否和张国焘有过一次长谈？”

“我不记得在那个时候认识他。”张发奎的回答很简单。

没有想到共产党会造反

张发奎接着说：

“我没能让叶挺、贺龙、蔡廷锴参加在庐山的会议，最后，没有开任何会。我不认为共产党人会造反，因此，也不曾想过要抢先逮捕他们。那是很容易的。”

1927年10月，周逸群向中共中央报告南昌起义情况时曾说：“张发奎迭次来电，邀贺、叶到庐山开军事会议，而贺、叶均不敢去，逼得不了，张氏来电，准一日到南昌。”  夏莲荫问张发奎此点是否可靠。

“那是可能的，因为他们不到九江来。

“这时，叶挺的第二十四师、蔡廷锴的第十师在南昌地区。第十一军集中南昌地区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朱晖日的第十一军司令部设在马回岭，第二十六师在马回岭地区。

“第二十军和第四军第十二、第二十五师在九江至德安地区。富双英的第二十一师仍在长江北岸，面对九江。军队集中是很复杂的事情。我们必须为所有的士兵找到营房。

“我想，共产党人害怕我们镇压他们。朱培德和我的部队可以对南昌形成包围，因而，他们于7月31日午夜至8月1日在南昌造反。

“我在庐山得知消息。听到蔡廷锴和叶挺、贺龙合作，我很失望。我从未想到，蔡会和他们合作。如果蔡的部队抵抗，叶和贺一开始就必须搏斗。”

“谁是南昌起义的领导人？”

“当然是叶挺。他在共产党内有很高的位置，并且指挥正规部队。但是，如果没有贺龙和蔡廷锴，他将不会有足够的力量行动；如果他单独行动就将失败。我认为，叶挺不能掌握他的师，如果在后方，他的部下将会迫使他离开。”

马回岭跳车

“多么糟糕！我开始制订计划镇压造反者。造反一开始，那就没有妥协的希望。共产党人必然战斗到最后，我必须粉碎他们。

“我立刻赶赴德安，检查前线状况。周士第的第七十三团驻扎在那里。我需要视察部队，保持信心。我什么都不怕。无论如何，是我将周士第安排到了团长的位置上。

“我建议保罗、尼基丁和另一个俄国人（他的名字已经忘记了），和我一起去德安，观察形势。他们同意。”

“苏联顾问对南昌的造反有什么反应？”

“他们也感到非常惊奇。当然，我不知道他们是否故意显出惊奇。

“几个同事军官，三个苏联顾问和他们的翻译，我们乘坐一列机车去德安。当我们停在马回岭时，朱晖日和李汉魂在车站等我。在我准备下车或他们准备上车之际，我听到了两声奇怪的枪响。显然，至少有一个共产党人已经控制了机车，强迫司机开动。我只有十个卫兵，于是我跳车了，有些卫兵也跳车了。我将马回岭交给朱晖日，回到九江。俄国人和其他一些人没有跳车，去了德安。

“我回到九江后，召集师长和师政治部主任以上军官开会，向他们解释中央的分共命令和制订的妥善处理这一问题的方法。我要求他们回到自己的部队，命令所有的共产党人到九江来。”

郭沫若要求去南昌

“我解散了第二方面军政治部。郭沫若和我有一次谈话。我对他说：共产党人对我们不好，但我们决不对他们做任何不公正的事情。他们应该从我们中间退出。……我告诉他，让他乘坐一辆机车去南昌。

“共产党人集中到九江时，我说：愿意去南昌的和郭沫若一起走，不愿去南昌的将被送往上海或他们愿意去的任何地方。发放路费。分共不意味暴力。它意味共产党从政府和军队中退出。我坦率地要求他们当我准备攻击南昌时站在旁边。唐生智胡乱地屠杀共产党人，我不能。我没有逮捕共产党人。为什么？因为造反的是在南昌的那些人，另外的人不能负责。此外，我永远不相信屠杀能奏效。

“许多政工人员离开了，证明他们像共产党。多少？二十人或者更多一点。我给每人发了路费。廖乾吾就是他们中的一个。政工人员中没有逃跑的。

“少数军人证明他们自己像共产党。问题是我们无法保证秘密的共产党人全部退出。他们的前额没有记号，我们无法弄清他们的成员。例如，叶剑英没有离开黄琪翔。我仍然不知道他是共产党。

“某些下级和中级干部跑了。例如，第十二师的一个营长一个人跑了。共产党可能命令他带着队伍一起走，但是他觉得控制不了。我不知道他如何到了南昌。

“我看着郭沫若乘坐机车离开。大约二十个人和他一起走。有廖乾吾、徐名鸿和别的一些人，徐名鸿是陈铭枢的人。他从来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

共产党需要利用我的名字

“我猜想，所有那些人——朱德、叶挺、贺龙——在造反以后召开的革命委员会上建议利用我的名字。他们仍然称我为总指挥。他们全都很了解我，特别是叶挺。回想起来，我相信，因为我倾向共产党，加仑和别的俄国人，还有中国共产党都在我身上寄以很大希望。共产党需要利用我的名字来团结人民，消除并减轻他们的疑虑。人民很清楚，我不是共产党。那时，他们特别害怕这样的口号：‘共产共妻’。

“共产党想：如果我同意和他们在一起，我的第二方面军将回到广东，在那里，他们可以动员革命力量。我的军队可以对付来自南京或者武汉的攻击。他们不认为有被南京和武汉联合攻击的可能，因为他们不能预见到蒋先生的下野。”

“您是否分别收到叶挺和贺龙的电报，希望您到南昌去？”在张发奎的滔滔长谈中，夏莲荫女士终于找机会提了一个问题。

“我不记得在南昌造反之后从共产党那里收到任何信息。”

俄国人在我的司令部出现了

“尼基丁、别的俄国人和他们的翻译在我的司令部出现了。他们告诉我，到德安后，他们被送到周士第的司令部。……我的卫兵有的被缴械并被捕，有的从桥上跳下河，跑了。

“……我建议他们去南昌，他们拒绝了。我问他们需要什么，他们说，希望回苏联。我送给他们每人500元钱和部分衣服，用船把他们送到上海。他们从上海回到莫斯科。

“我派遣部队追击贺龙和叶挺。8月7日，我的部队到达南昌，共产党造反者已经离开南昌，进军抚州。他们的目标是广东东江。朱培德的部队也回到南昌。我们计划集中兵力并且召开一次会议。”

蔡廷锴大骂张发奎

“蔡廷锴在进贤摆脱共产党之后打电话给我。我想他是忠诚的，但不料他竟用不很地道的广州下流话咒骂我，使我极为震惊。他说，他忠于陈铭枢，支持蒋先生。反蒋是错误的。他像反对共产党一样反对我们。

“蔡廷锴因为蒋先生而恨我。即使没有南昌的造反，他也会离开我。他在等待适合的机会。只要投入蒋介石营垒，他可以从南昌到他选择的任何地方去，广东、福建、浙江。

世界对他敞开着

“现在，我了解到，陈铭枢在离开武汉之前，已经和蒋先生商量过，如何保存他们的力量，并对蔡廷锴、戴戟、蒋光鼐作了安排。陈铭枢之所以搁置他的计划，是由于他的力量还不足以反对武汉。唐生智和我支持汪精卫。他的第十一军比我的第四军弱。”一谈起蔡廷锴来，张发奎旧怨犹存，因而话特别多。

“蔡廷锴摆脱共产党之后，您估计共产党还有多大兵力？”夏莲荫不希望离题太远。

“仅以离开我的部队的人数计，大约有5000战斗部队。”

夏莲荫和张发奎关于南昌起义的谈话大体如上。可以看出，张发奎谈出了一些前此不为人们所知的史实；对有些众口一词的说法则坚决否定；有些回忆，则和有关资料或其他当事人的说法相歧异，有待进一步考辨。治史贵在全面，了解张发奎的看法，对全面研究南昌起义史显然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