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黄郛档案之一

黄郛档案藏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及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其中不少资料，沈云龙的《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和沈亦云的《亦云回忆》已加利用。但是，还有不少资料，尚未为人们所见。本文将根据这批资料，参考上述二书，讨论1928年的济案交涉。

在很长时期内，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国民政府实行对日妥协政策，其开端即是济案交涉。

一面抗议，一面斡旋

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后，中国北方仍为奉系军阀所统治。1928年4月5日，蒋介石在徐州誓师北伐，进展顺利。但不久即遭到日本侵略者的阻挠。

4月16日，日本驻济南陆军武官酒井隆少佐向参谋总长铃木庄六建议，再次出兵山东。同时，青岛总领事藤田荣介及代理济南总领事西田畊一也向日本国陈述：出兵时期，业已到来。4月17日，日本内阁会议讨论山东形势，决定以鲁军自济宁撤退及北伐军中断胶济路为由出兵，由横须贺派陆战队赴青岛。4月18日，日本外务省发表声明，声称山东形势急转，内乱将波及日侨，出兵纯属自卫。19日，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参谋总长铃木庄六奏请天皇出兵山东。当日，内阁召集临时会议，通过第二次出兵山东决议。铃木旋即颁布命令，加派第六师团长福田彦助率所部5000人从门司出发，向山东进兵；另以驻津之三个中队增援。

日本侵略者一向把山东看成自己的势力范围。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本政府的军事干预早有估计，力求避免冲突。4月18日，时任外交部长的黄郛致电蒋介石，请于军事进行时，注意胶济路沿线日本侨民利益。日本政府出兵山东后，南京国民政府采取一面抗议，一面斡旋的方针。

4月20日，黄郛与谭延闿、吴稚晖、张静江、叶楚伧等会商，决定向日方提出抗议。21日，黄郛通过日本驻南京领事照会日本政府称：“不独公法条约蹂躏殆尽，更恐因此酿成意外，责将谁归？”照会要求日本政府“迅将所拟派赴山东之军队一律停止出发” 。23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召开临时会议，讨论对付日本出兵山东问题，通过《为日本出兵山东事致全体党员训令》。同日，国民政府委任蔡公时为战地外交处主任。蔡随即分函驻沪各国领事，声明国民革命军对战地各友邦侨民将尽力保护。24日，国民党中常会就日本出兵山东，通过《告世界民众书》及《告日本国民书》，呼吁世界民众援助中国，要求日本民众遏止田中内阁的侵略政策。26日，黄郛训令江苏特派交涉员照会日本驻沪总领事，驳斥日方的“保侨”诡辩，要求迅将拟派山东之军队，一律停止出动。

在提出抗议的同时，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都力图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斡旋。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尚未与日本建交，在东京只有特派员殷汝耕一人，处理两国间的必要交涉，黄郛遂指令殷汝耕与日方洽谈。4月25日，殷汝耕会见日本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松井石根。松井称：日侨集中济南城西商埠区，遇有紧急情况，当撤至保护区内。松井并称：如张宗昌、孙传芳死守济南，拟劝其开城；如负隅青岛，拟劝其下野。他要求北伐军注意“勿与日军冲突，免计划成泡影”。殷汝耕随即将与松井会谈情况电告黄郛，电称：“所议成否不敢必，惟力避冲突，杜彼借口，似属可能。”  27日，黄郛随即将殷电内容转告在兖州的蒋介石。

殷汝耕资历尚浅。蒋介石意欲派张群以他的个人代表的名义赴日，同时命黄郛到前方会商。4月27日，黄郛到上海，与张群商量，认为张群时任上海兵工厂厂长，日本之行可能被外界误认为与购械或订约有关，影响内政外交。同日，二人电邀松井石根来华洽谈，但松井复电称：待北伐军占领济南后直接赴当地与蒋介石会见。松井表示，希望张群随往，并称：日本与山东关系密切，占领济南后，何人当局，望密示，最好由张群出任，否则亦盼由与蒋有密切关系的人出任 。其间，黄郛还在上海与日本驻沪总领事矢田七太郎谈话，矢田称：根据他所得训令及情报，在济南的日兵决不袒奉。又称：此次出兵，陆军与外务省之间有严重约束，倘在鲁日军有挑战或偏袒情形，请以事实见告，以便纠正云云 。

由于蒋介石坚持要张群赴日，张群遂于4月30日东行。

蒋介石军前交涉的失败

5月1日，国民革命军克复济南。次日，蒋介石、黄郛先后抵达济南，日军第六师团长福田彦助也于同日率兵600名抵达。

蒋介石抵达济南后，委任方振武为济南卫戍司令。方振武旋即会晤日军旅团长斋藤浏，声明负责保护外侨生命财产。5月3日，日军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济南惨案，残杀国民政府驻山东外交特派员蔡公时等17人，烧毁黄郛办公处，并用大炮轰击北伐军。当日，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决定向山东增兵。

济南惨案发生的当日，蒋介石即严令部队不得还击，同时令城外的中国军队于下午5时以前撤离济南，并将此事通知福田彦助，请其约束部下。4日，蒋介石应福田要求，派高级参谋熊式辉与日军参谋长黑田周一举行谈判。据熊式辉后来回忆，“对方一种骄横无人性的态度，并不是真心约来会商和解，似为故意对我加以激怒，求能扩大事态，阻碍我军之渡河北进” 。黑田提出：1.济南商埠街道，不许中国官兵通过；2.胶济路与津浦路不许中国运兵；3.中国军队一律退至济南20里外。黑田并称：“你是蒋总司令代表，请予签字。”熊式辉答以须返后请示。同日，蒋介石将济南惨案经过电告南京国民政府。当夜，蒋介石与第一集团军前敌总指挥朱培德、总参谋长杨杰及熊式辉等会商，决定分兵渡过黄河，绕道北伐。5日，蒋介石仅留少数部队维持治安，本人偕黄郛退驻济南城外党家庄，同时函告福田彦助，盼其停止特殊行动，维持两国睦谊。6日，蒋介石电饬北伐军各部：“举凡有碍邦交之标语与宣传，尤应随时取缔，勿以一朝之愤而乱大谋。”

日本侵略者并不因蒋介石的退让而稍戢凶锋。5月7日，福田彦助提出五项条件，要求蒋介石在12小时内答复。条件为：1.有关骚扰及暴行之高级军官，须严厉处刑；2.对抗日军之军队，须在日军阵前解除武装；3.在南军治下严禁一切反日之宣传；4.南军撤至离济南及胶济路两侧沿线二十华里外；5.为监视右〈上〉项执行起见，在24小时以内，开放辛庄、张庄兵营。同日，蒋介石派熊式辉、罗家伦赴济南，与福田彦助谈判，接受了福田所提部分条件：1.蒋介石同意，在“调查明确”后，按律处分“不服从本总司令命令，不能避免中日双方误会之本军”。2.本革命军治下地方，早有明令禁止反日宣传，且已切实取缔。3.胶济路两侧20华里以内各军，已令其一律出发北伐，暂不驻兵。4.辛庄、张庄兵营，暂不驻兵。同日，蒋介石并下令免去贺耀祖的第三军团总指挥兼第四十军军长职务，算是在履行福田所提要求。蒋介石只在几个问题上表达了和福田的不同意见。例如，蒋介石要求同样“按律处分”日本军队；济南及津浦路不得不驻扎相当军队，维持秩序等。此外，蒋介石要求交还前为日军阻留的部队及所缴的枪械。8日，熊式辉、罗家伦到达济南日军司令部。福田和熊式辉是日本陆军大学时的同学，但态度傲慢，言语横蛮，“完全暴露出一种更无商量余地之狰狞面貌” ，声称已经逾期，拒不讨论蒋介石所提对案。福田并提出最后通牒，声称“认定贵总司令并无解决事件之诚意，为军事之威信计，不得不采取断然之处置，以贯彻要求” 。事实上，此前福田已下令轰击济南，破坏黄河铁桥，攻占辛庄营房。

福田的蛮横态度打碎了蒋介石以忍让求妥协的幻想。5月8日，蒋介石致电谭延闿及黄郛称：“中正至此，虽欲对福田继续谈判，亦恐无从着手。应请钧府立即向日本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并以此事实宣告全世界。”  此电表明，蒋介石准备改变单一的军前交涉方式，企图开辟新的途径了。

争取英、美出面干预

蒋介石企图开辟的新途径是以出让“优先经济利益”为条件，争取英美出面干预。

5月9日，蒋介石致电李济深，告以和福田谈判情况。电云：“国尚未亡，已受亡国待遇。弟必与诸武装同志服从中央训令，含泪忍辱，节节退让，并恐小不忍而乱大谋。但彼步步进逼，自江日起炮击不辍，济南一带，死伤遍地。虞（7日）占辛庄、张庄，庚（8日）逼党家庄，大有继续侵迫之势。万一退无可退，其将奈何！”蒋介石称：“能决此事，枢纽已不在军事，而在外交；不在前方军事，而在转移能力之英国。”他要求李济深派遣曾任广东省政府委员的朱兆莘赴港，与港督密谈，考察英、日两国是否协调，中国在不得已与日方破裂时，英国取何态度？有何法补救？同时和英方共筹监阻、制止日本行动的策略。电称：“如能，则我方可与优先经济利益。沪英领职微，不如港督之易转移英内阁政策。总之，绝俄之后，必有与国。吾兄聘港，实具先见。如北伐成功，则对外自能次第解除束缚。”  该电注明：“百万急，限即刻到”，可见当时蒋介石惶急万分的状况。

其后，蒋介石又曾要求黄郛将福田条件交美国驻沪领事，请美领从中调解。与此同时，谭延闿也致电日内瓦国际联盟秘书长德兰孟及美国总统柯立芝，要求他们调查公断，并以王宠惠、李石曾、伍朝枢为驻英、法、美代表，报告济案真相，争取国际支持。但是，这个时候，蒋介石还没有放弃和福田谈判的念头。5月9日，蒋介石听取熊式辉汇报后，再派何成浚与福田交涉，告以第40军军长贺耀祖“因不听我令，未能避免冲突，业经免职”；同意济南城内不驻兵，由武装警察维持秩序。当日，蒋介石致电谭延闿，黄郛，要他们立电张群，转请松井石根注意：“倘福田仍进逼，则中已至无可再让之地。”  其间，张群致电蒋介石，报告与田中义一会谈情况。田中称：不袒奉，至北伐将完成时，彼当助统一中国；不妨害北伐之进行，但他又表示，护侨、护路问题属于军事，由福田负责 。蒋介石得到张群传递的信息后，极为高兴，于10日致电黄郛表示，如果日方能“不妨碍我津浦路交通，予以自由运输，则对于反日运动，中正可以极严厉手段阻止之。如此，则向来关系依然继续，且亦加厚。中正为增进睦谊计，亦可以向日军道歉，表示真诚也” 。 随后，蒋介石又致黄郛一电，要黄以自己的名义将上述意思转告矢田或电告殷汝耕，不要用他的名义 。在外敌面前是孱头，在人民面前是恶煞，却又不敢挺身负责。黄郛夫人在帮助译电员翻译这些电报时，曾怀疑文句错了，“翻密本至再，此较外传膺白所承允者为甚也” 。胡汉民曾批评蒋介石“勇于对内，怯于对外” ，诚然。

何成浚与福田会面后，福田坚持蒋介石必须完全接受他提出的五项条件，并须于日军之前，将曾抵抗日军的方振武、贺耀祖、陈调元三军团全体解除武装，并将肇事军官处以严刑。这是极具挑战性和羞辱性的条件。何成浚询问济南城内情形，福田称：“此非尔等所应问！”何成浚只能返回兖州，向蒋介石复命。5月11日，福田电蒋介石云：“对本司令官之要求，不知是否全然承诺。请赐复，赐复以后再派遣贵代表。”  蒋介石接电后，于13日致电谭延闿，要求“示以方针”。谭与何应钦商量，认为“迁延愈久，牺牲更愈大”，但不敢决定，又致电黄郛、蔡元培、张静江，要求三人速商密复。但蔡等也不敢决定，商量后，复电要蒋介石“斟酌前方情形，全力主持”，将皮球踢了回去 。

蒋介石寄希望于英、美。5月11日，参事李锦纶自纽约致电黄郛，告以“目下美国国会殊无助华之希望” 。5月14日，李济深复电蒋介石，告以英国驻广州领事的意见云：“宜继续守镇定态度，经济绝交，足制日本死命。中日若决裂，英必守中立。”李济深并称：“美领意见略同。初战美必不参加。宜宣布日兵横暴证据，以博世界舆论之同情，最为上策。” 至此，英、美明确表示了不介入的态度，蒋介石的希望落空了。后来，朱兆莘曾以私交关系致电英外长，请制止日本侵占山东，以维持远东和平。不久，得复电称，英不便明白表示，但表同情并副期望云云 。

在一筹莫展之际，蒋介石遂决意甩开福田彦助和军前交涉的方式，将这一棘手的问题踢回南京国民政府，完全通过外交途径去处理。

东京交涉

还在5月12日，黄郛就曾致电殷汝耕，要他告诉日本政府，要求将济案移归后方办理。14日，蒋介石致电谭延闿称：“日方利于以武力扩大，不利于以外交解决，故日政府避与我政府交涉，而阴使福田与军事当局威逼。”因此，蒋介石要求南京政府正式通告日本政府，表示“愿与日政府以外交方式解决之，总司令责专北伐之军事，未便兼顾外交” 。同日，蒋介石又致电黄郛，除重申致谭延闿电所提主张外，又提出与田中义一进行非正式谈判，如惩办高级长官以贺耀祖为限，解散军队亦以贺部为度，“则解散军队亦可允许，甚至中正道歉亦所不辞” 。电末，蒋介石针对前此谭延闿等人的推宕，特别强调说：“此事当以军事移归外交为主，不可再以‘斟酌前方情形’了之也。”此后，济案交涉遂转入与田中义一的磋商为主。

济南惨案发生后的第二天，殷汝耕曾会见田中，田中要殷转告蒋介石，“极力消弭，勿使扩大”。殷称：“既双方初无敌对意，将来自可和平了结。目下以扑救为主，不宜争执是非。”据殷汝耕致黄郛电，田中对此“拍掌赞同” 。5月13日，殷汝耕再次会见田中义一，田中称：（一）对中国革命完成，抱负多年，惜不在位，且时未至，亦未发现中心人物。（二）认蒋为收拾时局的唯一人物，且时机已至。（三）内阁已安定，本人较其他首相更能支配陆、海军，举国一致。（四）决心帮助蒋完成中国革命并巩固之。（五）济案已明了，乃共党操纵一部分军队所计划，使蒋频﹝濒于﹞困难，至为遗憾。（六）已电命前方收束，且派人往授意旨，今后日军决无别项行动。（七）为促进北伐计，已嘱前方速使中国军队利用津浦线，但须预先关照日军，以免误会。（八）已命将济案归外交交涉，将来双方形式上之解决自不可少，但决无苛求。田中并称：内阁解决济案的方针为：决不以利权为交换条件；决不偏袒北方，妨碍革命；对中国决不采武力压迫政策等。田中还表示：张作霖不久必处决，请注意勿使满洲化为战区；请猛进，勿踌躇，革军下北京，不过统一初步，望蒋早定收拾时局，裁兵、建设之计划，日本当协力贯彻。田中建议蒋介石派张群赴济南，他同时派心腹前往，洽谈使南军迅速利用津浦路问题。田中还表示，他将另派心腹驻南京、上海，以为联络。殷汝耕当即将蒋介石的态度，特别是“抑制民众激昂之苦心”详细告诉了田中，同时提出：（一）除恢复津浦路交通外，希望速将“兴奋部队”调防。（二）暂时协定须顾双方面子，如放还官兵，交还枪械。（三）种种声明，须有具体表示，如劝张作霖下野，撤回顾问等，以释中国民众疑虑，缓和反感。田中表示：今后日军决不致兴奋；照顾面子云云，不难照办；至于具体表示，不便明言，请拭目以俟。田中并答应殷汝耕，以后互相联络，嘱咐他不必经外务省及军部，可以随时直接会晤 。田中的上述甜言蜜语使黄郛有如释重负之感。他立即将殷汝耕与田中会谈情况电告蒋介石，并于15日复电殷汝耕云：“两国当局能如此苦心，吾人多年努力或不致全归泡影。”  他指示殷向田中交涉：一、电令停止福田向蒋直接交涉；二、另由田中派定人员与中国政府办理。电称：“至统一后裁兵、建设，具有用心，互助共荣之真精神，非此不足以实现也。”

为了保证交涉的成功，黄郛小心翼翼，避免一切可能刺激日方的举动。15日，南京国民政府会议，决定彻底扫除奉军，通令全军迅速前进：黄郛得知后立即致电南京，要求“万不可宣布”，“如已见报，应宣传至山海关止。值此形势紧张之际，弟因国际上有所闻，关系太大，不敢不言” 。

田中对殷汝耕的一席话说得似乎颇为圆融动听，然而，当时日本陆军系势力膨胀，骄狂不可一世，日本政府并不能完全支配强硬派军人。16日，殷汝耕将蒋介石的密电转给田中义一，随后会见松井石根，松井答称：“全案固应归外交办理，然两军间必须有临时协定”，其要点为：蒋介石表示歉意；处罚肇事军干部。松井并称：此事早了一日，北伐早进展一日，勿过拘泥。  同日，矢田会见黄郛，称得日外交部电：一、严惩贺、方、陈之条件，可不再提，但须蒋道歉；二、惩罚肇事军队之直接负责者；三、已令福田，对津浦运输速予南军以便利。黄答以无论条件如何，第一先当移归后方交涉。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介石的权势如日中天，炙手可热，日本军方则企图给蒋一点颜色看，煞煞他的威风。17日，黄郛电殷汝耕称：日本当局既对蒋个人及对中国统一抱有极大希望，“既责望其将来，宜先爱护于今日。在前方订一临时协定，对于希望蒋收拾时局一层不无影响” 。他要求殷前往磋商，“通归后方交涉”。同日，再电殷汝耕云：田中如果希望蒋成为“收拾时局之中心人物”，则应免除蒋“现处地位之困难”；应不伤蒋“对国内之威严”。  18日，殷汝耕再次会见田中，田中称：“日决定防止满洲战乱，已于本日正式向南北提出觉书，并于昨召集英、美、法、意各使，宣示内容，奉张如不放弃政权，与南军抗战，则战败后思回满而不能；肯和平接受，仍可退保关外。”殷根据黄郛17日电的要求与田中商量，田中正踌躇间，佐藤在旁言道：内阁不能一一抹杀福田主张。现军事协定已电令缩小范围，总须顾及福田面子，乃能圆满。据此，殷汝耕电复黄郛，认为“济案症结，在我方欲避开福田，另觅交涉，而日方则碍于福田，故有先订临协之说”。殷建议：“敷衍福田，使之软化，我以表示遗憾形式代道歉。”  18日，殷汝耕再访松井石根，松井仍不同意移交后方交涉，但表示道歉并不含十分严重意味。同日，殷汝耕又得到外务省方面消息，对道歉一点，愿减轻程度，以期速了，但一笔抹杀，则难办到 。黄郛要顾全蒋介石的面子，日本政府则要维护以福田为代表的强硬派军方的面子，双方意见坚持不下。同日，福田催促蒋介石派代表到军前商量，蒋介石死活不同意，他要求黄郛和福田商量，声称“济南交涉已奉国民政府命令，移归外交部办理”，建议黄郛催松井石根速往青岛，张群也去青岛；如松井不来，则派张群赴东京谈判 。

从4月下旬起，黄郛等就邀请松井石根来华，但松井迟迟不肯动身。18日，蒋介石致电黄郛称：“请注意，弟已认为绝望也。”  黄郛与蒋介石有同感，19日电复蒋介石称：“绝望一说，我早见及，恐增烦恼，不忍言耳！”

日方图穷匕首现与黄郛下台

日本长期垂涎我国东北。1927年田中义一上台后，认为从蒋介石“扑灭共产党并树立与各国之关系”方面，“渐渐可以看清他的真正面目” ，决定以支持蒋统一“中国本土”为代价，换取他承认日本在东北的特殊权益。日本出兵山东，主要目的就在于想对蒋介石施加压力，以同意北伐军通过为条件，换取蒋对日本在东北特殊权益的承认。果然，在对蒋介石的压力施加到一定程度后，日方就图穷匕首现了。

5月18日，日本驻华使节分向南京国民政府及北京安国军政府递送觉书。其致南京国民政府觉书称：“满洲治安之维持，在我国极为重要。如淆乱该地方治安，或者造成淆乱原因之事情发生，我国政府应须极力阻止之，故战事进展至京、津地方，其祸乱或及满洲之时，我国政府为维持满洲治安起见，或将不得已有采取适当而且有效之处置。”  同时，矢田并将日本政府对觉书的说明书出示黄郛，询问南北和平谈判有无可能，如不能，则对奉系采取两种办法：一、不战而退，准予出关，但不许南（军）追；二、战败而退，须先向日军缴械，始能出关，然仍不许南追；三、张（作霖）出，不准再进。总之，日本侵略者准备动用武力，阻止北伐军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力量进入东北。出兵山东，不过是牛刀小试，做一点样子给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看。黄郛致蒋介石电称：“昨送觉书，彼欲乘机解决满蒙之心毕露。”  这是正确的。

济南惨案初起时，日人头山满等即出面调停，主张“双方各自认其曲于理法之下” 。5月20日，头山满又致电蒋介石称：“（日本）当局曾谓，不必由阁下直接，只须由适当之人表示歉意”，又称：“在救国救民大神﹝伸﹞之下，些微面子有何问题！只要于将来目的无大障碍，希望从速解决。”  同日，张群电告蒋介石：松井石根的答复为：1.因满蒙问题发生，难以来华，如必待其来居间调停，恐旷日过久，徒失事机，且近来日方论调，渐趋强硬，政府颇难处理，华方恐亦有同等困难，望速了结，免滋枝节。2.交涉统移后方，难以照办。3.道歉一层，不含十分严重意味。松井石根建议：蒋介石直接与福田彦助一晤，口头酌量表示。至于惩罚肇事长官一层，张群的意见是，贺耀祖已免职，仅处罚其下直接负责长官即可，但须写进正式公文。张群借头山满来电劝蒋介石说：“可见日方主张不能再有让步。”张群同时表示，自己赴日与事无济，应请蒋本人酌量办法 。

头山满、张群、蒋介石之间函电磋商的同一天，谭延闿、张静江、李烈钧、于右任、蔡元培、何应钦、黄郛等召集外交委员会会议，会议决定：1.前方临时协定既经多次接洽，日方坚持不允免除，唯有由前方速派代表前往办理，以便结束。2.道歉以我方虽曾有令保护侨民，仍不能避免冲突，引以为歉为辞。3.觉书因含有确定日本在满特殊地位之关系，拟简单答复，大意为连年用兵，为求统一，东省日侨，自当保护，同时以口头表示，张作霖能下野，退出北京，自无用兵必要 ，这一决定，在缔结前方临时协定问题上接受了日方条件；在道歉问题上，有保留地接受了日方条件；在东北问题上则以回避法婉转地拒绝了日方的要求。会后，黄郛拟偕张静江赴前线与蒋介石商量。

然而，就在此刻，形势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自济案交涉，黄郛就备受各方，包括国民党内部的指责。5月16日，黄郛致电谭延闿、李烈钧、何应钦抱怨说：“寒日（14日）《国民革命军日报》与真日（11日）《京报》论调，备致讥讪，横施责难。查该两报均系政府或总部关系创办，对外已困难万分，若内部再不我谅，将何以振作勇气？”  日本提出觉书后，舆论指责更甚。5月19日，蒋介石到郑州，与冯玉祥会晤。蒋介石称：“膺白外交办理失败了，一般老先生均不满意。”  冯建议任命王正廷为外长。1926年，冯玉祥出潼关参加北伐，王正廷应聘参加冯幕。次年，又经冯推荐，出任陇海路督办。因此，王正廷和冯关系较密。蒋介石同意冯的意见。5月20日，蒋介石致电黄郛称：“昨去郑州，与各方详商大局，谓近日外交紧急，请兄暂行辞职，并望从速，否则，各国外交亦受影响，我军到达京津，更难办理也。” 蒋介石要求黄郛“暂辞”外交部长，专任外交委员会委员职务。同时，蒋介石致电谭延闿、张静江，说明变更理由：“日本外交业已绝望，必须接近欧美。王正廷与欧美素洽，与日本亦接近。”  5月22日，黄郛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要求辞去本兼各职，电称：“受命三月，无补时艰，乃外交正切进行，而情志终难曲达”，要求“谨避贤路”。  24日，蒋介石致电黄郛称：“兄辞外长本职，对内对外，皆足表示态度，不可再辞兼职，以免外人猜测，如政府慰留，则观察形势，不必坚辞。”  25日，谭延闿致电黄郛慰留。同日，黄郛致电谭延闿：“事理人情，余勇已两无可鼓；且去职既系应前线意旨之求，再来又何能收内外相维之效！”他要求“迅选贤能，立予接替” 。6月10日，王正廷致电黄郛，引用黄过去所说“我辈视同一体，应为互助”，要求黄担任外交委员会主席，为黄拒绝 。同月27日，王正廷再次致电黄郛，要求他出任驻德大使，黄郛干脆连信都不回了 。

此后，黄郛长期隐居于浙江莫干山，尽量疏远当局，决心不再从政，多次辞却南京政府的征召。这种情况，一直保持到1933年华北危急时止。

1928年12月，黄郛致张群函称：“济案所受刺激，公私两项皆为生平未有之伤心事。”又称：“此一段内外交迫之伤心史，实令我没齿不能忘。”  次年，蒋介石组织导淮委员会，自任委员长，意欲以黄郛为副委员长，黄郛仍然不就。蒋介石致黄电有“为三十年友谊勿却”之语，黄郛复电则称：“欲保三十年友谊于不敝，故不必共事也。”  字里行间，显然蕴含着对蒋介石的怨意。

结束语

1919年，王正廷参加巴黎和会期间，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获得舆论好评。1921年，被北洋政府任命为鲁案善后督办，在与日本谈判收回青岛及胶济路方面，也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他接任外交部长后，对福田彦助的各项无理要求置之不理，拟订了一份《济案交涉要点》，提出“原则上日本须首先撤兵，然后正式开始交涉”。其撤兵具体步骤则提出，“日本先不妨碍中国行政官吏到济执行职务”；“由交通部计划津浦路通车，日本不加阻挠”；“（日军）由济至青之间，分期撤兵，自开始日起，一个月以内，为终了之期限”等。  这就较黄郛任外交部长时期强硬了。

尽管蒋介石在关键时刻撤换了黄郛，但是，济案交涉的主角是蒋介石，基本方针是他确定的。黄郛夫人说：“这次蒋先生自己在前哨，凡对方的要求，都先到蒋先生手，亦只有蒋先生能作决定。”  在这一过程中，蒋介石的对日、对外妥协性格已经须眉毕现，后来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路线正是由此继续发展的。

附记：1990年，我访问美国时，在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读到黄郛档案，很感兴趣。当时曾确定以《二次世界大战前中国政府的对日外交》为研究课题，本文为第一部分。现值本文发表之际，谨向支持该项研究的美国国际教育协会（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和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的黎安友（Andrew J. Nathan）、曾小萍（Madeleine Zelin）教授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