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汉民晚年往来函电考释之一

美国哈佛燕京学社藏有大量胡汉民晚年往来函电，关系20世纪30年代中国政坛的许多机密，我已在《胡汉民的军事倒蒋密谋及胡蒋和解》一文中作过探讨，然犹觉意犹未尽，今择其函电之要者考释之。

1931年2月，胡汉民被蒋介石软禁于南京汤山，汪精卫、孙科、邹鲁、陈济棠、李宗仁等旋即在广州另立国民政府，与南京对抗。同年“九一八事变”起，蒋介石迫于舆论和国民党内的强大压力，释放胡汉民。10月30日，胡汉民在上海致电在广州的妻兄陈融，内称：“矮仔昨对弟表示反某，颇有南归之意，不敢应，请密商伯南。”矮仔，指李济深；伯南，指陈济棠。1929年，蒋介石与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发生矛盾，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李济深主动到南京当调人，反对讨伐桂系，被蒋介石软禁，直至“九一八事变”后，才与胡汉民同时释放。此电说明，李济深此时曾联络胡汉民，准备在南方共同反蒋，但是，陈济棠当时正在广州做南天王，李济深与陈济棠有矛盾，而胡汉民反蒋又不能不依靠陈济棠，因此，胡汉民不敢轻易答应李济深，而要陈融和陈济棠商量。大概正由于李、陈之间的矛盾，所以此后李济深反蒋只能以福建为基地。

1933年10月，李济深、陈铭枢等在香港聚会，决定在福州成立人民革命政府，反蒋抗日。11月16日夜，李济深派其弟李济汶持函面见胡汉民，函称：

深南归，已届一载，本意在追随吾师之后，团结西南各省，共同讨贼救国，顾蹉跎一载，数失良机，而有实力之当局者持重如故，循此而往，势不致任国贼断送国家不止。而十九路军以处境较困，责任较明，有义无反顾、迫不及待之势，连日得其函电，促往商讨讨贼大计，照连日报章上所载情形，亦似有即行发动讨贼之趋势，故深决定即行前往，观察督促，进行一切。惟以兹事体大贵重，非局部所能胜任。惟有仰恳师座，藉此时机，督促西南各省同时响应，共同讨贼，而闽中各事尤乞随时加以指导，俾免陨越为祷！临行匆匆，未及趋前面陈﹝聆﹞训诲，谨此留呈，敬叩钧安！学生李济深谨肃。

胡汉民被释后，即广泛联络广东、广西及西南、华北、西北各地实力派，秘密组织“新国民党”，准备南北并举，同时起兵，推翻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政权。本函称：“深南归，已届一载，本意在追随吾师之后，团结西南各省，共同讨贼救国。”1903年时，李济深在梧州中学读书，胡汉民时任该校总教席，故李济深称胡为师。1932年，南京政府破坏淞沪抗战，事后，蒋介石并调十九路军赴福建“剿共”，李济深愤而离开南京，赴香港参加胡汉民的反蒋联盟。本函所云“追随吾师”云云，即指此。但是，胡汉民的反蒋联盟实际上是空架子，陈济棠和各地实力派大都观风望色，首鼠两端，并不真心行动，因此，李济深感慨地表示：“顾蹉跎一载，数失良机，而有实力之当局者持重如故。”函中，李济深说明形势急迫，自己即将赴闽发动，要求胡汉民“督促西南各省同时响应”，并对闽中各事“随时加以指导”。11月18日，李济深到达福州。次日，陈铭枢、李济深等联名致电胡汉民，电称：

惟救国必先讨贼，而讨贼必先西南一致实力行动，故弟等再三矢推戴之诚，共谋救国之举，吾兄持重深谋，自具卓见……不料蒋氏乃以西南为可欺，益肆无忌惮。今民族存亡，迫于眉睫，弟等为情势所迫，不得不先行发动。

电报以“陈涉发难于先”自喻，以“沛公继起于后”喻胡，要求胡汉民等“本历来之主张，为一致之行动”。

胡汉民与李济深、蔡廷锴等虽早有联络，反蒋的目标也一致，但是，胡汉民不同意李济深等改国号、造新党等一系列做法，尤其不同意联共，因此，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后，胡汉民持批评态度。11月22日，他与萧佛成等联名复电陈铭枢、李济深等，指责他们“背叛主义，招致外寇，煽动赤焰”，但是，胡汉民对李济深等又有同情，电报要求陈、李等人“本历来护党救国之精神，幡然改图”。胡汉民表示，在此条件下双方可以合作，“贯彻讨贼之主张”。胡汉民的这种态度在秘密函电中就表现得更清楚，他致函陈融说：

不等为反△成分最高者，而跛、矮又原为曾共商大计之人。跛、矮之铤而走险，某兄就不能绝对不负责任。

不，密电中或称不孤，均指李宗仁；△，代指蒋介石；跛，指陈铭枢；矮，指李济深；某兄，指陈济棠。1933年春夏，广东、广西、福建曾结成三省联盟，准备联络在华北的冯玉祥等部，共同举事，但是，由于陈济棠迁延犹疑，未能发动。本函确认陈铭枢、李济深“原为曾共商大计之人”，对他们的“铤而走险”有某种体谅，而对陈济棠，则流露了不满。当时，福建方面要求蒋介石下台，广州方面亦有同样要求，但陈融等不愿与福建采取同一立场，胡汉民指示陈融说：

闻省中对政治问题有议请蒋下野者，此言未尝不是：1.示天下以公道；2.可如不前电消释十九友一部分之热情；3.亦使桂与其他反蒋者同情于我。如虑措词与跛、矮雷同，则正不尔。

不，仍指李宗仁。十九友，指发动福建事变的主力十九路军。桂，指桂系。在胡汉民的坚持下，陈融等以国民党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委员会名义发表通电，认为福建事变之所以发生，“推寻祸始，不能不深咎于独裁政局之罪深恶极”，电报要求汪精卫、蒋介石“避路让贤”，这样，胡汉民又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福建人民政府。12月25日，他派人入闽，力劝李济深、陈铭枢等恢复民国国号和国民党党籍，改取反共立场，以便在此基础上，重建反蒋联盟。

福建人民政府由于缺乏支持，在南京军队的进攻下，很快转入劣势。1934年1月21日，胡汉民致陈融，邹鲁函云：

昨日下午亚翁电话，谓任、真等三人（一人在前线指挥，未署名）已复电，称遵任弟电办法，取消一切组织，回十九路军本来，连属西南云云。

任，指李济深；真，指陈铭枢。此函说明，李济深、陈铭枢等已准备接纳胡汉民的意见，因此，胡汉民指示陈融、邹鲁二人，要他们发电在上海的程天固，就近和孙科商量，设法使蒋军停止进攻，从而挽回颓局，函称：“此时蒋已大得面子，未必穷追为利，迫之走入八字脚一路，尤非大局之益。”可见，胡汉民既担心蒋介石会胜，更担心李济深、陈铭枢会走向共产党一边。

福建事变失败后，李济深经汕头、香港，于1934年1月返回广西梧州故里。其后，致函胡汉民称：

闽事失败后，即遄回乡里，闭门思过，于过港时并未停留，故不克趋前请安，至以为歉也。

此次闽事虽经失败，然自维对于国家民族，又算尽过一番责任，于心尚觉稍安；然但国贼从此益肆，又不得不自咎谋之不臧也。刻乡居尚适，恐劳钧注，耑肃叩禀，敬请钧安！学生李济深。

此函反映出李济深当时的复杂心理：一方面，自信福建事变的正义性，但对其失败又有某种检讨；更重要的是，对胡汉民仍存有希望。同年5月18日，李济深再致胡汉民一函，中称：“国亡无日，虽乡居寡闻而仍使终夜彷徨不寐。”这一年3月，在日本帝国主义操纵下，溥仪在东北称帝，宣布成立“满洲国”，南京政府在谴责其“初无独立之人格”后，居然宣称“不成为讨伐之对象”。4月17日，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英二发表谈话，视中国为日本的保护国，反对中国政府联络英美列强，“采取以夷制夷的排外政策”。对此，南京政府没有半点抗议，却发表声明，要日本“不必有所顾虑”。李济深函中所称“国亡无日”，显系有感而发，表示了对南京政府妥协的不满和对民族安危的极大忧虑。

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帝国主义又多次强迫南京政府谈判，解决“对满通车、通邮”问题。1934年7月1日，北平、沈阳间首次通车。12月14日，签订通邮协定。12月24日，李济深再函胡汉民云：

深乡居孤陋，无可陈报。近以通车、通邮事件，益觉独裁之足以亡国，特发一宣言，希冀国人与当局万一之觉悟，不识吾师何以教之？

通车、通邮虽然不是政治问题，但却是向着承认伪满洲国跨进了一步。因此，李济深除发表声明，促使国人觉悟外，又再一次写信给胡汉民，探询他的态度，希冀胡有所表示。

胡汉民是否给了李济深答复，目前尚不清楚，但是，李济深在家乡却再也待不住了。1935年春，李济深到了香港，在共产党人宣侠父的帮助下，与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冯玉祥等组织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提出“推倒汉奸政府，树立人民政权，联合各党各派，一致团结，实行抗日”等主张。

大概正由于李济深主张联共抗日，所以，与胡汉民的“新国民党”之间始终没能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