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陈立夫口述历史之一

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的韦慕庭（C. Martin Wilbur）教授是美国著名的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权威，他和夏莲荫（Julie Lien-ying How）女士长期合作，从事口述历史工作。现藏于哥大珍本和手稿图书馆的陈立夫口述历史英文打字稿，就是他们长期劳动的结晶。它记载了大量陈立夫先生亲见亲历的史实，是研究近代中国历史的珍贵史料。这里首先向读者介绍并分析其中陈立夫与国共谈判部分。

蒋介石在《苏俄与中国》一书里说：“中日战争既已无法避免，国民政府乃一面着手对苏交涉，一面亦着手中共问题的解决。我对于中共问题所持的方针，是中共武装必先解除，而后对他的党的问题才可以作为政治问题，以政治方法解决。民国二十三年底，五次围剿初告成功，中央即指派陈立夫担当这一政治任务。”夏莲荫女士对陈立夫的访问是从核实这一段话的真实性开始的。

“自然，当一个领袖写作回忆录时，他会认为，说由他发端更好些。这是不是说发端来自别处？是的。我的哥哥陈果夫和我认为，如果我们必须和日本打仗——当时看来这是不可避免的，那我们就必须解决共产党问题，和共产党联合。另一个问题是如何获得苏俄的帮助。两个问题相互关联。自然，除了我们之外，领袖还接受了别人的建议，决定是他作出的。

“当时，共产党已经冲破了包围，离开江西，剩下残部。

“蒋先生的想法是：第一，如果共产党投降，我们就可以集中力量处理日本问题。第二，如果他们采取和我们联合的姿态，日本认识到我们的抵抗是真正全民的抵抗，在制订侵略计划时就会多一点顾虑，会小心点。这样，战争的爆发就可能会推延。第三，共产党和我们联合这一事实会暗示日本，在苏俄和中国之间正在秘密进行着某些事情；尽管当时两国实际上并无这种联系。

“蒋先生将和中共、苏俄谈判这两个任务委托给我。由于我是反共斗争的主要领导人，选择我作为谈判代表将突出地显示我们的真诚，说明我们的政策已经改变。因此，我是完成这两个任务的最合适的人选。”

蒋介石在《苏俄与中国》一书里又说：“到了二十四年的秋季，陈立夫向我报告，周恩来在香港与我们驻香港负责人曾养甫，经由友人介绍见面，希望我政府指派代表与他们商谈，而且他只要求从速停战，一致抗日，并无其他条件。”在陈立夫回答了第一个问题后，夏莲荫女士接着核实，陈立夫回答道：

“1935年秋，我派曾养甫去香港。我哥哥和我告诉他：如果共产党表示希望谈判和平，我们准备讨论。但是，只能说是我们的意见，不能说是蒋先生的主张。我们准备走一着棋，容纳共产党。

“为什么我们选择曾养甫去香港？因为他的同学谌小岑在那里。实际上，我们都是北洋大学的同学。谌是湖南人，积极参加五四运动，思想略为左倾，虽然不是共产党，但很亲共。他已经逐渐转变。五四运动后，我们一起在《北洋季刊》工作，曾经是好朋友。他在香港做什么？为报纸和杂志写文章。他有共产党朋友。

“谌了解双方都愿意接触，经过谌，周恩来和曾养甫获得了见面的机会。共产党在上海已经失败，我们摧毁了他们的中央机关，他们发现难以继续工作。周恩来抵达香港。他们可能接到莫斯科的命令，要求他们和我们合作。”

“曾养甫和周恩来讨论得如何？”

“我不知道。”

“9月1日，周恩来是否给果夫先生和您写过一封信，重申中共停止内战，和政府一道抗日的愿望？”夏莲荫女士继续问。

“是的。曾养甫将信带给了我们。在这封信里，中共表达了停止内战，抵抗日本的愿望。周恩来很聪明，他写信给我们弟兄，可能是想，如果他去南京，接触处于能保证他的安全这一位置的人是必要的。

“我有周这封信的手迹。我的秘书在台湾为我保存着原件。蒋先生在写作《苏俄与中国》之前，陶希圣需要这封信，我复印了一份给他。”

人的回忆有很大的局限性。陈立夫所说曾养甫和周恩来在香港会见一事，并非事实。当年6月，潘汉年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委派，回国和国民党谈判，途经香港时，陈果夫曾派张冲前去会见，约定联系办法。陈立夫所说曾养甫和周恩来在香港的会见，当系张冲和潘汉年在香港会见的误记。

根据谌小岑回忆，1935年10月下旬，他在杭州浙赣铁路理事会工作，曾养甫邀他到南京，嘱以“打通共产党关系”。同年12月17日，曾养甫任铁道部政务次长，谌小岑被调到部里任劳工科长。其间，谌通过左恭和上海地下党建立联系。上海地下党派张子华以长江局代表身份到南京与曾养甫谈判。1936年5月，陈立夫向谌小岑口授国共联合抗战四项办法，其内容为：（一）欢迎共方武装部队参加对日抗战；（二）共方武装参加对日抗战时，待遇同中央军；（三）共方有何意见可向即将成立的民意机关提出；（四）共方可选择一地区试验其政治经济理想。同月，周恩来在陕北听取张子华的汇报后，于15日致函谌小岑。希望他继续推动各方，“迅谋联合”，“共促事成”。信中，周并表示，欢迎曾养甫、谌小岑到陕北商量大计。8月27日，张子华再到陕北，向中共中央汇报到南京联络的情况，带来曾养甫邀请周恩来赴南京谈判的信件及联络密码。31日，周恩来致函曾养甫，声称“国难危急如此，非联合不足以成大举”。周邀请曾养甫、陈立夫到苏区谈判。9月1日，周恩来致函陈果夫、陈立夫，函称：

分手十年，国难日亟。报载两先生有联俄之举，虽属道路传闻，然已可窥见两先生最近趋向。黄君从金陵来，知养甫先生所策划者，正为贤者所主持。呼高应远，想见京中今日之空气，已非昔比。敝党数年呼吁，得两先生为之振导，使两党重趋合作，国难转机，实在此一举。

近者寇入益深，伪军侵绥，已成事实，日本航空总站，且更设于定远营，西北危亡迫在旦夕。乃国共两军犹存敌对，此不仅为吾民族之仇者所快，抑且自消国力，自速其亡。敝方于一方面军到达西北后，已数作停战要求。今二、四两方面军亦已北入陕甘，其目的全在会合抗日，盖保西北即所以保中国。敝方现特致送贵党中央公函，表示敝方一般方针及建立两党合作之希望与诚意，以冀救亡御侮，得辟新径。两先生居贵党中枢，与蒋先生又亲切无间，尚望更进一言，立停军事行动，实行联俄联共，一致抗日，则民族壁垒一新，日寇虽狡，汉奸虽毒，终必为统一战线所击破，此可敢断言者。敝方为贯彻此主张，早已随时准备与贵方负责代表作具体谈判。现养甫先生函邀面叙，极所欢迎。但甚望两先生能直接与会。如果夫先生公冗不克分身，务望立夫先生不辞劳瘁，以便双方迅作负责之商谈。想两先生乐观事成，必不以敝言为河汉。

临颖神驰，伫待回教。

这就是陈立夫始终保存的信。它是国共关系史的重要文献。如今，哥大所藏陈立夫档案中保存着一份复印件，原件大概还收藏在陈立夫手中吧！

“收到上述信件后，是否很快就开始了和周恩来的会谈？”夏莲荫女士问。

“是的。”陈立夫答。

“谁参加了谈判？”

“张冲和中央调查统计局的代表徐恩曾。我们为周恩来的来到采取了安全措施。我想是张冲陪他旅行。”

“有别的共产党人伴随周恩来吗？”

“没有。”

“和周恩来见过几次？”

“两次。我们谈了国际形势，鼓励他们和我们联合，共同抵抗日本。周表达了对我们的诚意。我们没有提出任何条件。实际上，我们刚刚建立联系，多少有点空谈。您看，他们很焦急，我们没有理由焦急。如果我们能在军事上打败他们，就不需要和他们谈判。所以，我们将谈判拖着，事情也拖着。”

人年纪大了，事情就可能记错记乱。1936年，周恩来并未到过南京。后来的发展是：

9月22日，周恩来因为得不到国民党方面的回音，再致陈果夫、陈立夫弟兄一书，批评蒋介石“迁延不决，敌对之势非但未变，且更加甚”，要求陈氏弟兄力促蒋介石停止内战，早开谈判。信中，周恩来表示，为推动事情速成，特派潘汉年任联络代表，赴南京详申中共方面诚意，讨论双方负责代表会谈的时间和地点。10月8日，张子华自广州致电中共中央报告，曾养甫邀请周恩来飞广州或香港谈判。中共中央当即电复，提出国民党必须不再做丧失领土主权的事，不再进攻红军。同月17日，潘汉年抵达上海。21日，中共中央致电张子华，要他转告曾养甫、陈立夫，由潘汉年进行初步谈判。11月9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张子华，要他转告曾、陈，在确保安全的条件下，周恩来赴广州谈判是可行的。11月10日，潘汉年和陈立夫在上海沧州饭店会谈。19日，在南京再次会谈。显然，陈立夫回忆的和周恩来的两次会见是和潘汉年会见的误记。尽管如此，他所说“如果我们能在军事上打败他们，就不需要和他们谈判。所以，我们将谈判拖着，事情也拖着”，正是当时蒋介石等人的真实心态。

据陈立夫回忆，其后，谈判任务交给了张道藩，就差不多搁置起来了：“张道藩只是敷衍。我们只要保持这条线不断。我们必须观察和苏俄的谈判是否有明确的结果，如果没有，我们为什么要和他们谈判呢？”

“蒋先生在《苏俄与中国》一书中说：‘民国二十五年5月5日，中共发出停战议和通电，随即由周恩来代表中共，潘汉年代表共产国际，到上海与张冲会商。当时我得到这个报告，对于潘汉年代表共产国际一节甚表怀疑，但据陈立夫考验后，知道他持有与共产国际通讯的密码及其来往电报无误。我认为此事真伪虚实，对本案不甚重要，故亦再未追问。潘汉年乃即到南京与陈立夫谈判。’情况是否如此？”夏莲荫女士接着问。

“是的。周恩来将潘汉年作为共产国际代表介绍给我，他说：我代表中国共产党，潘先生代表共产国际。周恩来不会介绍一个和共产国际没有联系的人。他们经常一起出席会议。还有，为了和共产国际通讯，潘汉年将密电码转交给了我。”

“你们见过几次？”

“经常。”

在1936年，周恩来并未到过上海或南京，陈立夫这里是将1937年的事误记成1936年了。1937年3月、5月、7月、8月，周恩来曾多次到上海、杭州、南京、庐山等地，和国民党谈判。由于陈立夫误记，蒋介石的《苏俄与中国》一书也跟着错了。

回忆必须和文献相结合，才可能有高度的真实性和准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