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陈光甫档案之一

陈光甫是近代中国著名的银行家，江浙金融资产阶级的领袖人物。他一生创建了两个重要企业——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和中国旅行社，都卓有成就。他曾以财力支持过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在中国抗战的关键年代里，曾受命赴美谈判，争取援助。在战后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之际，他又曾出任国府委员。他的档案现藏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本文将根据该档案中的未刊日记、函札及其他资料，考察南京政府崩溃时期的陈光甫的活动及其心态变化过程，从而揭示这个特定时期给予一个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影响。

南京政府改组与张群游说

1947年2月，经济危机席卷了整个国民党统治区，物价猛涨。金价每两从法币30万元涨到110万元，美元与法币的兑换率从1美元兑换6700元涨到1美元兑换1.7万元。人们普遍感到，生活的压力愈来愈难以承受。

1944年冬，宋子文利用人们对孔祥熙家族贪污腐败的不满，在美国人的支持下，取代孔祥熙成为行政院长。1946年2月，任用亲信贝祖诒为中央银行总裁。当时，中央银行拥有黄金储备560万两，连同其他外汇，总值8.58亿美元。宋子文为了控制物价，维持法币，大量抛售黄金和外汇。结果，仅仅一年光景，中央银行的库存黄金减到260万两，连同其他外汇，总值3.64亿美元，减少了一多半。1947年2月15日，中央银行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宣布停售黄金。于是，物价继续猛涨，金融大乱。蒋介石伤心地对宋子文说：“我把财政经济交给你管，不料你竟弄得如此之糟！” 16日，监察院决定派员赴上海彻查，随后迅速提出了对宋子文的弹劾案。28日，蒋介石改组中央银行，任命著名的银行家张嘉璈（公权）为总裁。3月1日，宋子文被迫辞去行政院长一职，蒋介石决定改组政府，内定以政学系首领张群为行政院长。张群随即展开了紧张的组府、组阁活动。

鉴于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局面早已为人们所深恶痛绝，同时，经济危机又已严重威胁着国民党政权的生存，因此，这次改组政府，既要网罗一些小党派领袖和在公众中有威望的无党派人士，又要罗致在金融工商界有影响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陈光甫这两个条件都具备，于是，便成了张群心目中首要的网罗对象。

1947年3月18日，张嘉璈的妹妹朱夫人邀请陈光甫与张群共进午餐。19日，陈光甫日记记载说：

我去了。这是一次愉快而亲密的聚会。我们谈啊，谈啊，一直谈了三个钟头。张群是一个善于雄辩的人，有时有说服力。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我，此次到上海，仅仅为了说服我参加政府。

他说，蒋主席派他来，只为了一个特殊而单纯的目的，劝我出任国民政府委员。蒋主席形成了某些现实的、稳固的思想，并且企图寻找名声好的人来加强政府。到目前为止，只有极少数人有资格被考虑，包括胡适、胡霖、莫德惠和我。

陈光甫并不是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两天以前，张嘉璈早已出面动员过。当时，陈光甫表示拒绝。张嘉璈和张群同属政学系，二人关系密切。显然，张嘉璈动员无效之后，张群亲自出马了。

“我希望您不会真如传说一样成为新任行政院长。”陈光甫试探性提问。

“不！”张群回答，“我必须出任。我和党有40年的密切关系。我的情况和你们大不相同。你们是党员，或者不是党员，而我，和蒋主席有40年的关系。当他要求我的时候，我不能拒绝。”张群于1908年由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保送日本留学，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在这一年加入同盟会，在此前后，与蒋介石相识，至此，差不多40年了。

“你要大力帮助我和新政府。”张群继续说，“如果你同意参加改组后的国民政府委员会，将来，你会被派往美国，担负财政方面的使命。” 1936年，1938年至1940年，陈光甫曾两次以财政部高等顾问身份被派往美国，接洽借款，均告成功。但是，这一年，陈光甫已经67岁了。张群好像估计到陈光甫会以不胜负担为理由拒绝似的，特别应许说：新的岗位将不会带来过多的麻烦，全部要做的事只是两周去南京参加一次会议。

“这完全是一个争取人们支持的问题。”张群直率地说，“我们需要广泛的支持。这就是为什么必须有你和胡适一类人参加的原因。”

“争取人们支持是重要的。”陈光甫评论说，“但是，政策更重要，您的新政府将采取什么政策？进行无止境的战争直到共产党人被打垮和肃清，还是现在就停止战争？抑或政府设定一个有限的目的，达到之后就停火？”抗战胜利后，人们普遍渴望和平，不希望国共两党之间再起刀兵，但是国民党却调集大军，进攻东北、鄂东、豫南等地的解放军。1947年2月，南京国民政府通知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三地担任联络和谈判的工作人员，限于3月5日前撤回延安，内战有再次全面爆发的危险。

“是的，有限制。”张群答道，“在肃清津浦路、平汉路并且重新通车之后，政府将再次谋求和平。”1946年12月末，蒋介石曾密令各部，规定翌年上半年的作战目标是，“打通陇海、津浦、同蒲、平汉与中长铁路诸线，肃清冀、鲁、晋、陕等地境内股匪”，张群这里告诉陈光甫的计划显然大大缩小了。

“尽早停火更好。”陈光甫不希望打内战。他对张群强调指出，国家经济受到内战的巨大打击，有垮台的危险。

张群的两位前任孔祥熙和宋子文都是因治理经济无方而倒台的。张群出任行政院长，严峻的经济形势自然是他必须首先考虑的问题。他告诉陈光甫，政府准备发行一种新的货币。但是，陈光甫对此不以为然，他告诉张群，在这个节骨眼儿上，这将是困难并且是无效的。

“政府的军费怎样？有无限制？”陈光甫深知，造成国民党政府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是扩军备战，任意增加军费。另一天，陈光甫从别处听说，蒋介石在下两个月里需要2万亿元，这是任何理财能手都无法满足的。陈对张群强调指出，关键是解决经济问题。

陈光甫还对张群说：“对于新政府来说，另一个重要问题是重视国际政策、在新体系里包括亲美分子，清楚地显示了政府倾向美国，但是不能忽视苏联。政府应该表现出，对两个国家都持友好态度。”

陈光甫还提出了一些其他问题：“您有无便捷的门路通向蒋主席？”张群作了肯定的回答：“您如何找到马歇尔？您认为能和马歇尔共处，并且在观察问题上或多或少地取得一致吗？”张群的回答也是肯定的。马歇尔于1945年12月受美国总统杜鲁门派遣，以特使身份来华调处国共纠纷。1947年1月，调处失败，马歇尔怏怏回国，但回国后即升任国务卿。陈光甫认为，在华盛顿没有任何人能像马歇尔一样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特别是讨论中国问题的时候。陈光甫并建议张群，同时兼任财政部长，以便于和马歇尔谈判。

1938年至1940年，陈光甫在美接洽借款，曾得到驻美大使胡适的密切配合，因此，当张群提到，可能为财政方面的使命派陈光甫赴美国时，陈建议再度任命胡适出使华盛顿。他说：“这是最重要而且最关键的岗位中的一个，胡适能博得美国官方和公众两方面的尊敬。在美国，他是友好的源泉。美国人相信他。如果派他去华盛顿，他将殚精竭虑地工作。”

“至于我自己，”陈光甫附带说，“我将乐于和胡适合作，尝试再次寻求美国的经济援助。作为老朋友，我将准备承担您认为对我适合的任何紧急任务。”

谈话中，张群没有暗示陈光甫，战争将会立即停止，军费将被限制。陈光甫得出的印象是，政府改组之后，在政策方面将不会有任何根本的改变。因此，陈光甫告诉张群：“在任何时间、任何场合，我将尽个人之力帮助您，但是，我将不参加国府委员会，不能以国府委员的身份尽职。”

胡适——自动出面的说客

在张群之后，胡适继续充当说客。不过，他并非出于张群授意，而是自动出面。

蒋介石要改变一党专政的形象，拉拢胡适参加政府自然是个好办法。

1947年1月15日，蒋介石与傅斯年谈话，拟请胡适出任国府委员兼考试院院长。胡适希望保持在野的独立地位，声称不入政府则能为政府之助力，一再力辞。3月13日，胡适到南京参加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年会，蒋介石两次召见。他同意胡适不当考试院院长，但一定要胡适作为无党派代表参加国民政府委员会。19日，胡适到上海，住国际饭店，陈光甫来访，二人之间有过一次长谈。这次长谈，有位偶然在座的年轻人作了记录。

胡适首先叙述了他和蒋介石的会见：

我在南京，蒋先生找我去吃饭，他就对我说，不是不体念我的地位，非到国家不得已的时候，不会坚持要我出来的。他对我这样说，要我参加这次改组，态度很诚恳，颇使我为难。后来要离开南京，蒋先生又召见我，坚嘱我勉为其难，出任国府委员，并且说，只要来南京开开会，不会怎样影响北大的工作，如果不能每次到会，来几次也可以。

胡适接着说明了这次改组的背景：

这次改组当然与美国有极大的关系，当时马歇尔在华，就口口声声地说，希望中国的自由分子出头。他到底还是洋人，不明瞭中国情形，到处谈话的时候，举出胡适之、胡政之、莫德惠来作为中国今日自由进步的分子。我们在北平也见过面，他对我说：“自由分子应该请出来参加政府改组，胡博士，你当然应该头一个出来。”所以这次政府对于改组人选的考虑，显然的，很受马歇尔的影响。

中国封建传统深厚，清朝统治者、北洋军阀、南京蒋介石集团都不喜欢民主、自由。他们有时候也要搞一点民主、自由的摆设，但是，骨子里酷爱的是专制和独裁。南京政府末期，旧的一套愈加不行了，他们不得不加点新东西。不过，可悲的是，这点新东西还是洋人逼出来的。

二次大战结束后，美国一直劝说蒋介石放弃一党专政，扩大社会基础，接纳自由主义分子，按照西方的模式改组政府。马歇尔、司徒雷登不断地和自由主义分子谈话，敦促他们行动起来，组成“单一的自由主义的爱国党派”，“对政局施加影响”。  马歇尔等企图利用自由主义分子抵制中国共产党，同时敦促国民党进行改革，并对国民党注入活力。1947年1月，马歇尔离华时并称：“情势之挽救，唯有使政府中与小党派中之自由分子居于领导者的地位。” 蒋介石要争取美国的援助，不能不敷衍美国人。当年3月开始的南京政府改组正是马歇尔意旨的部分体现。

马歇尔的提名没有包括陈光甫，胡适感到不满，认为马歇尔对中国的事情还是“十二分的隔膜”。他热烈支持陈光甫参加政府改组，劝陈说：

如今听到，政府有意思要你老大哥参加改组，我倒真觉得胆壮得多。光甫先生，我认为你对于国府委员这件事倒是值得考虑的；当今的问题，最严重的还是经济问题，如果我胡适之懂得经济，懂得财政，没有问题的，我一定参加。

抗战期间，陈、胡二人合力在华府争取美援，这一段经历，不仅对陈光甫来说是难忘的，对胡适也同样如此。胡适认为，当时情况的严重不亚于抗战初期，力戏陈光甫“就范”。他说：

今天是国家的紧要关头，严重的程度可以和抗战初期相比。在当时，不得已，政府把你找出来，到美国去。在今天，情形也还是如此。正如蒋先生说，非得政府万不得已的时候，不会坚持要我们这班人出来。你和我，都还有点本钱，所以政府要向我们借债。抗战初期，情形那样的困难，政府不得不向我们借债，渡难关；在今天，也还是如此，向我们借用我们的本钱。从责任一方面看，我们是应该就范的。这并不是跳火坑，没有那样严重。

当时，国共谈判决裂，内战的烽烟燃起，中国的前途决定于两大党派之间的血与火的角逐。胡适看出了这一点，他称之为“国家的紧要关头”。尽管胡适的政治信念与价值观和国民党并不一致，但是他寄希望于国民党的改革。他自信像他和陈光甫一类自由主义分子还有影响力，“都还有点本钱”，他要用这点“本钱”帮助蒋介石。

按照1946年1月通过的政治协商会议的议决，国民大会应在内战停止、政府改组、训政结束、宪草修正完成之后才能召开。同年11月，国民党不顾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同盟的反对，悍然召开国民大会，通过了一部“人民无权，独夫集权”的《中华民国宪法》，这次会议遂被称为“制宪国大”。南京国民政府于1947年1月1日宣布，该宪法于同年12月25日施行。胡适据此怂恿陈光甫说：“这次参加政府改组，只是暂时的、短期的。在今年12月25日，宪法施行，整个的政府要改变，制度也要更改，充其量，国府委员的寿命只有九个月，所以，形势并没有像跳火坑那样严重。”

胡适完全明白，蒋介石要陈光甫出来，除了装点门面外，还要利用陈和美国的关系争取美援。他说：

当年你我在华府替政府做事，我们真是合作，因为你和我同是没有半点私心，一心一意地做我们的事。这次政府要你出来，担任国府委员，也许还要请你再去美国多跑几次，打通美国这条路。财政部的人是变了，不过财政部和进出口银行都还有你的老朋友在。还有一点，不但政府是要向我们借债而要我们出来，而且请我们参加政府是最容易的，最便宜不过的，我们不会有任何条件的。

1946年11月的“制宪国大”曾有中国青年党和中国民主社会党的代表参加，这两个党以此为条件向国民党要官要权，闹得颇为不堪。胡适谈起青年党，尤其是民社党来，连连摇头。

胡适接着按自己的理解为陈光甫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他说：

今天的大局，或者可以这样看法：从整个世界的形势来说，如今是美、苏对峙的局面，民主政治和集权政治的抗衡，没有，也不会有真正的和平；所有的只是武装和平——Armed peace. 这是大宇宙（macrocosm），而中国是小宇宙（microcosm），情形也一样。最多只能做到一种国共对峙下的武装和平，做不到一般人所希冀的真正和平和统一。唯一的希望是由这双重的武装和平中慢慢的产生一种方式，而运用这种方式逐步取得真正的和平。

胡适认为：当时世界上的政党只有两种。在英美，政党的组织要Loose（松散）得多。党员人数究竟有多少，没有人知道，碰到选举时，党员的Vote（选票）和党员的数目不会相符，常常会Cross the party line（越出党的行列）而投票拥戴他们自身认为满意的候选人。在苏俄，政党组织极严密，有很浓的Indoctrination（灌输），党员应以党为至高无上，对党纲绝对遵守，对领袖绝对服从。胡适声称：孙中山是受过英美思想熏陶的人，他树立国民党，原意要建立一个英美式的政党。但是，同时，他又看到苏俄共产党组织之严密，于是有民国十三年的改组，希望采取共产党的优点。孙中山的最终目的还是要创立一个类似第一种的政党，采取第二种政党的部分作风只是一个过程，一种办法，于是才有先训政而后宪政之说。

1946年1月的政治协商会议协议实际上否定了国民党长期奉行的一党专政政策，它是中国和平民主力量的一次重大胜利。会后，国民党一方面企图在实际上推翻或篡改政协协议，一方面则将政协的部分主张、口号接过来，装点独裁统治。3月1日至17日，国民党召开六届二中全会，宣称批准政协协议。1947年3月15日，国民党召开六届三中全会，蒋介石声称，就要“实行宪政”，“贯彻我们结束训政，还政于民的夙愿”了。胡适看不出这只是个骗局，以为他梦想多年的“民主政治”就要实现了，兴奋地对陈光甫说：

这次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三中全会，正是针对着这个问题，会中最重要的题目就是训政结束，宪政开始。从国民党本身的立场上来说，就是放弃这许多年所掌握的政权，亦就所谓还政于民。要一个政党吐出他已有的政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这是反自然的。政党的目的是要取得政权，而不是放弃政权。所以这一次国民党的还政于民，实在是有史以来，中外政党史上从来未有的创举。

胡适实在是太天真了，蒋介石声称“还政于民”，嘴上说得诚然漂亮，然而何曾真正实行过！不要说“还政于民”，1949年初他宣布引退，让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又何曾让李宗仁真正地“代”过。

国民党内有一帮顽固分子，他们不理解蒋介石的苦心，连口头上、纸头上的“还政于民”也不赞成，1946年11月的“制宪国大”开得乌烟瘴气。胡适回忆说：

我相信蒋先生对于这件大事，他是有诚意，而且也有决心的。记得我在南京开国民大会，那真是个鸡群狗党，什么样的人都有的聚会。国民党的极右、顽固分子，猖獗非凡，有几天看情形简直黯淡得很，蒋先生找这班人去，又是痛骂，又是哀求，希望他们要认清国大的意义，这样才能有最后通过的宪法，而这宪法在大纲上是维持政治协商的原议的。这次在南京，蒋先生召我去见他，他也反复申述他还政于民的苦心。谈话中，我曾对他说，他的一大错误就是在抗战初期尽力拉拢政府中一般无党无派的人如翁咏霓、公权、廷黻等入党。蒋先生对于这一点也认错。从那天的面谈，我相信他对于结束训政、开始宪政的态度，是非常诚恳的。

胡适看出并且承认，“制宪国大”是个“鸡群狗党，什么样的人都有的聚会”，这是他老实的地方，但是，胡适还是太天真了，即使翁文灏、张嘉璈、蒋廷黻等几个人抗战初期不被拉入国民党，南京政府里有了这几位“无党无派”的人士，难道就是“实行宪政”，“还政于民”了吗？

胡适非常欣赏西方国家的两党制。1945年8月，胡适在纽约时，曾经给毛泽东写过一封信，希望中共能“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政党”。他对陈光甫说：

现中国最大的悲剧就是缺少一个第二政党。我曾写过一封信给毛泽东，力劝他领导中国共产党做一个像美国的共和党、英国的保守党一样的在野党。这就是一个观念上的错误，我没有认清共产党的本质，它根本是一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政党，要它变成英美式的在野党是不可能的。

接着，胡适笑着说：“中国今天缺少一个由陈光甫Finance（财政支持）胡适之领导的政党。”

胡适批评马歇尔对中国的事情“十二分的隔膜”，其实，要求共产党成为国民党统治下的“在野党”，或者，由陈光甫、胡适之一类自由主义分子出面组织一个“在野党”，都同样表现出对中国的事情“十二分的隔膜”。

“美国这条路非打通不可”

胡适本拟3月20日乘机返平，然而飞机因雨停航，胡适不得不折返国际饭店，他托人带话给陈光甫：

请你看见光甫先生的时候对他说，如果到美国去，在那里有郭泰祺先生，是他Pennsylvania（宾夕法尼亚）的老同学，还有刘锴，他们都可以像我当时在华盛顿一样的帮他忙。

郭泰祺，号复初，湖北广济人，曾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次长、部长，多次代表中国出席国联会议。刘锴，广东中山人，曾任外交部常务次长。当时二人都在美国，胡适相信他们可以帮助陈光甫获得美国的支持。

胡适讲了抗战时期与陈光甫在美国借债时的一段故事：

是1938年10月底，我们正在华府商谈借款的事，消息传来，广州失守（10月21日），紧接着就是汉口沦陷（10月25日）。当然我们觉得很忧虑，心里非常不痛快。就在那天下午，我正在双橡园家里，财长毛根韬有电话来，约我和光甫先生晚饭后八点多钟去他家Have a drink together（一起喝点什么）。我们约定先在双橡园一同吃饭，饭后同去财长家里。我们一进他家，就觉得空气很异样，财部的要员都在。毛根韬的书记Miss Klotz手里拿着纸和铅笔，好像有公事要办的一样。财长看见我们，就说，借款的事已经成功了，罗总统也已经0. K.了。顺手又指着桌上的纸张，那就是借款协定的草案，接着说，这两天中国的消息不好，希望这笔借款可以有强心针的作用。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件事，总统要知道中国政府是否仍坚持抗战到底的原议。

这突如其来的好消息，真令我们又兴奋，又惊异。稍坐一下，我们就匆匆告别。本来是应约去渴杯酒的，可是根本既没看到酒，也没喝到一滴酒。只一人喝了一杯冷开水。美国政府要帮助我们，怕这两天战事失利的消息太馁人了，所以给我们这一帖兴奋剂。

和毛根韬话别后，马上拍电报去重庆，报告经过，并要求政府继续抗战的Reassurance（再保证），好给罗总统一个答复。

就这样，向美国借款的命运大致定了。

1938年9月，陈光甫抵美。10月6日，胡适到华盛顿驻美使馆视事。二人立即合作，向美国政府洽商以桐油作抵押，换取美国的借款。最后，经罗斯福批准，达成借款2500万美元的协议。这是抗战开始后美国对中国的第一次经济援助，因此，陈光甫、胡适都特别兴奋，蒋介石也致电胡适表扬，声称“借款成功，全国兴奋。从此抗战精神必益坚强，民族前途实利赖之”。多年以后，胡适旧事重提，意在鼓励陈光甫出任国府委员，重赴美国争取援助，挽救处于危机中的南京国民政府。

陈光甫听人转达胡适的话和这段故事时，一面听，一面摇头，笑着说：“不成，不成，今天的情形和当年也大不同了。”他接着解释道：

（一）环境不同。当年去借款，在美国方面是财长毛根韬，我和他有1936年白银协定的经验，而我之去借款是由于他的建议（毛氏本人是一个以个人为出发点的人，所以这几年来，我和他只做到朋友，谈不到深交）。国内一方面，在家有孔庸之当家，要给我便利不少。我和他虽然也说不上是深交，可是我们是老朋友，他相信我，让我放手去干，牵制也较少，成功的机会也比较大。

（二）美国政局的不同。当年借款，正是罗斯福执政。他为人有远见，有卓识，有打算，有通盘计划。他知道要中国为世界民主国家向独裁武力集团继续抗战，美国就非得想办法接济援助不可。至于用哪一种方式，决定多少数量，那是另一件事。所以借款给中国是不违反他对华政策的基本原则。

今天中国再向美政府借款，对象可不同了。一方面有Truman-Marshall的Team（杜鲁门-马歇尔的合作），一方面有共和党多数的国会。现任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几乎完全取决于国务卿马歇尔一人，而他在离华调停失败，对我们政局的声明，很显然的，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基石。要打通Truman-Marshall这条路，就得顾虑到他的声明所举出的几点条件不可。另一方面，要取悦于共和党操纵的美国国会，我政府势不得不取消大部分的统制，尤其和美国商业相抵触的管制，以求迎合共和党传统的经济政策。

（三）自己本人地位的不同。如果再唱去美国谈借款的戏，我在这出戏的地位和上次迥异。上次，我是主角，胡大使是配角（很好而重要的配角）；而这次如果旧调重弹，主角是张岳军、胡适之，而我只能配合他们把这出戏唱起来。

陈光甫最后说：

这些是几点主要的不同，可是，不论怎样，从国家一方看，美国这条路非打通不可！

可以看出，陈光甫所说的几点不同并不和胡适的意见对立，只是对形势作了一些比较和分析。显然，胡适的话打动了陈光甫，他准备出来“唱去美国谈借款的戏”了。

然而，后来陈光甫又有点犹豫，在上述谈话记录上写了几行字：“现在中国情形不好。美国人有一点觉得我们政府是法西斯，打仗后又不知上进，自己人打自己人。”抗战期间，陈光甫赴美请援，是为了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现在赴美请援，则是为了帮助国民党“自己人打自己人”。陈光甫这里才隐约地接触到了问题的实质。当时，执政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属于民主党，陈光甫担心第二年共和党人要上台，“恐怕美国有大变动，军人要抬头”，因而，他认为，赴美借钱或派往谈借款的人“必须带有政治色彩之人方为合格”。

在和胡适谈话之后，陈光甫决定出任国府委员。胡适自己本来也准备接受，但后来傅斯年劝他，不要往“大粪堆上插一朵花”，胡适听了他的话，托词身为北大校长，国府委员是特任官，不宜兼任，拒绝了。

成为国府委员之后

张嘉璈出任中央银行总裁后，面临的第一个困难是政府的巨大财政赤字。据估计，当年南京国民政府短缺经费将达法币10万亿元。怎么办？开动机器印钞票。老资格的银行家张嘉璈、陈光甫都懂得，这个办法极为简便，但却极为危险。张嘉璈和陈光甫、李铭商量后，决定发行公债。由于法币早已失去信用，张嘉璈将新公债定名为美金公债和美金短期库券。前者发行1亿元，以外币或金银购买，以外汇还本付息；后者发行3亿元，按牌价以法币折合美元购买，还本付息时按当时美元牌价付给法币。陈光甫积极支持张嘉璈的这一措施。3月31日，他带头表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愿购买美金公债100万元，以为提倡。这一举动，可以看作是陈光甫对国民政府改组的一份礼物。

1947年4月17日，蒋介石在南京宣布改组后的国民政府委员会名单。在29名委员中，国民党17席，青年党、民社党各4席，社会贤达4席。陈光甫与莫德惠、王云五、包尔汉赫然同列为社会贤达。蒋介石宣称，这就是“多党之政府”了。同月23日，国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通过行政院各部会人选，在26人中，非国民党员占9人。陈光甫从上海来，参加了这次国府委员会会议。当晚，他兴奋地对王世杰说：“国民党今日目动取消一党专政，可说是一种不流血的革命。”

然而，这种换汤不换药的政府改组既不能解决国民党面临的严重政治危机，也不能解决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鉴于美金公债、美金短期库券的销售额都不会很大，所以，南京国民政府的目光主要盯在美援上。4月下旬，外交部长王世杰提出，直截了当，要求美国政府提供10亿美元的援助。陈光甫觉得王世杰的胃口太大，4月28日，他对张嘉璈说：“此时情况与战时情形迥异，大量财经援助，恐不可能。”1946年4月，马歇尔曾致函蒋介石，声称中国和平统一有望，为促进中国的经济复员及发展，美国进出口银行准备对中国国营事业及民营企业提供5亿美元信用贷款，作为向美国采购物资、器材之用。陈光甫建议，不如就此题目继续做文章，说明该款之五六成，将用以在美购买棉花、麦子、肥料，其余四五成，用以购买急需的交通器材。陈光甫并提出，前者可由纱厂、面粉厂组织代表团，后者可由交通部派代表，一切照商业借款手续办理，张嘉璈问陈：“如果政府希望阁下赴美一行，有无可能？”陈答：“可任代表团团员之一。”

4月29日，陈光甫写了封英文长信给张嘉璈，全面地阐述了他对争取美援的意见，其大略为：

一、目前向美政府进行政治借款的可能性，殊属渺茫，其理由是，政府刚刚改组，绩效如何，必须经过时间证明，方足使美政府有所认识。其次，经济方面，中国无论财政、金融，均去安定甚远。

二、中国经济急需复员，而非兴建。最主要者为不断获得原料供应，使现有工厂继续开工，提高民众就业机会，缓和恶性通货膨胀，吾人应遵照美国进出口银行的愿望，使此项贷款，基于自力偿还原则，而运用于各项计划。

陈光甫含蓄地表达了他对国民党坚持内战的不满，他说：两年前，美国政府曾希望中国在经历了战争残破局面之后，转变为远东的一种安定力量，但是，现在形移势换，此一希望已成泡影，而代以怀疑与失望。因此，陈光甫力主由中国企业界代表出面洽商此项贷款。信中，陈光甫并就谈判之前的准备工作提出了许多意见。30日，陈光甫又补寄了两份资料给张嘉璈。一份是他所拟的贷款谈判节略，一份是贷款还本付息表。

王世杰不同意陈光甫的意见，他对张嘉璈说：“就政治观点而言，仍应（对美国政府）作较大之要求，且看对方反应再说。”5月7日，国府委员会举行第二次会议。当晚，陈光甫再次面晤王世杰，说明此项美援必须是“纯商业性借款”，王世杰仍然不同意陈光甫的意见，说是“即令前后予所能借贷者是一种商业贷款，此时亦不能不以政治理由为建议之根据”。他一面向蒋介石建议，任命陈光甫为政府代表，赴美求援；一面电令驻美大使顾维钧，直接向马歇尔提出10亿美元贷款要求。5月9日，顾维钧电告王世杰，马歇尔“亟欲予我借款，只候一适当机会，现我政府已扩大改组，可说机会已到”。顾称，困难在于美国财政部等有关方面担心中国局势未定，想知道此次政府改组后，能否确实保障借款用于中国经济，“不为党方阻挠，致我政府新政不克贯彻”。12日晨，张嘉璈将顾维钧报告内容转告陈光甫。同日，陈光甫致函张嘉璈，再次陈述对争取美援的意见。

陈光甫称，马歇尔在杜鲁门政府中，对经济援华，有一言九鼎之势，因此，必须先对他说明：1.政府今后的政治方向；2.翔实披露经济的严重危机，同时提供切实而合理的计划。他说：“今日我国之经济情况，已濒绝境，物价不断上涨，早已引起人心不安；抢米风潮，学生罢课，工人聚众游街抗议，层见叠出；社会秩序，殊难维持。”但他又认为，只要在两三个月内运入大量物资，问题不难解决。对于王世杰推荐他赴美谈判一事，陈光甫表示感谢，但他表示，王世杰本人最为合适。信中说：“赴美谈判事项，不只局限于工商经济方面，它包括整个国策，若非对于政治全局有深切认识之大员主持，难以胜任。愚意除王外长外，实难觅合格人物。”

陈光甫之所以不愿去美国谈判，除了在借款数额、性质上与王世杰有分歧外，主要是他感觉到，美国政府、商界中都有不少人认为南京国民政府得不到民众拥护，对中国政治与军事现状流露出愈来愈多的不满，不愿在无把握的情况下提供援助。7月4日，王世杰约陈光甫谈话，询问他是否愿意赴美谈判借款，陈态度模糊。当日，王世杰在日记中写道“一月以前，彼尚热心，现则又现犹疑之意，盖美国对政府之态度不佳使然”。

陈光甫既不愿去美国谈判，他所能做的便是核定外汇汇率了。

当时，由于法币大幅度贬值，各方竞相抢购外汇，导致黑市外汇猖獗，美元对法币的兑换率愈来愈高。为了稳定汇率，张嘉璈于8月18日成立外汇平衡基金委员会，以陈光甫为主任委员。但是，这个委员会并无任何基金，要稳定汇率根本做不到，于是，只能核定。每天早晨，中国、交通两家国家银行，花旗、汇丰两家外资银行的代表共4人，根据国内物价、出口贸易和黑市汇率等情况，商定当天的汇率，然后，由陈光甫召集平衡基金各委员和中央银行的外籍顾问审核。这是件很难讨好的工作。由于黑市汇率高，委员会定低了，没有人愿意出手外汇；定得接近黑市，又会造成物价上涨。委员会从成立到结束，9个月之中，共调整汇率18次，从1美元兑换法币3.8万元涨到1美元兑换44.4万元，还是远远落在黑市汇率后边。

在赤字愈来愈大、物价狂涨不已的情况下，蒋介石曾于1948年1月下旬召见陈光甫，陈表示：1.美援多少，现时不必计较，一经开始，可徐图增加；2.政府支出，必须减少；3.对于财政金融，不必过于悲观，致乱步骤，等等。这些意见，有的根本做不到，有的纯粹是空话。由于国民党坚持内战，经济状况早已病入膏肓，任何高手都无能为力了。

同年3月29日，国民党召开“行宪国民大会”。4月，蒋介石、李宗仁分别当选为总统、副总统。5月22日，成立总统府。其后，翁文灏取代张群出任行政院长，俞鸿钧取代张嘉璈出任中央银行总裁。这样，陈光甫的国府委员、外汇平衡基金委员会主任等头衔就自然取消，他的新头衔是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召集委员，这是个闲职，没有多少事可做了。

安排退路

翁文灏内阁被称为“行宪内阁”。它一上台，物价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狂涨。美元1元兑换法币400万元，银圆每枚值法币200万元，米每石2000万元。8月19日，南京政府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宣布自即日起，以金圆券代替法币，限期收兑人民持有的黄金、白银、外汇，限期登记管理本国人民存放国外的外汇资产，规定全国各地各种物品及劳务价格。为了强行推行此令，蒋介石任命俞鸿钧、张厉生、宋子文为上海、天津、广州三个经济管制区的督导员，派蒋经国到上海任协助督导员，有行政及警察指挥权，企图以政治高压手段克服经济危机。9月6日，蒋介石又在南京扩大纪念周上宣布，各大商业银行必须在本月8日以前将所有外汇自动存入中央银行。第二天，蒋特派专人赴沪，强迫商业银行交出全部外汇。

《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加剧了国民党政权和广大人民的矛盾，也加剧了它和上海金融资产阶级的矛盾。蒋经国到上海坐镇时，陈光甫认为自己的银行要完了，惶惶不可终日。但是，经济问题不是用政治高压手段可以解决的。一时货物奇缺，交易停顿，黑市猖獗，各地纷纷发生抢购风潮，南京政府不得不宣布取消限价，准许人民持有黄金、白银和外币。11月4日，蒋经国辞职，紧接着财政部长王云五、行政院长翁文灏相继辞职。11月26日，孙科出任行政院长。

南京政府不仅经济上全面崩溃，军事上也一败再败，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11月2日，人民解放军占领沈阳，辽沈战役结束。同月6日，华东、中原人民解放军发起淮海战役，先后歼灭黄百韬、黄维兵团。30日，蒋介石命令杜聿明放弃徐州，率部突围，但杜随即陷入解放军的重重包围里。

上海的资本家们坐不住了，纷纷飞往香港，观察风向，安排退路。12月初，陈光甫也到了香港。

陈光甫到香港后，深居简出，不见报馆中人，也不见政界人物。但是，《大公报》还是发表了有关消息，在陈光甫头上，还加了“江浙财阀”与“浙江财团领袖”等字样，这使他很不舒服。12月4日，他在日记中写道：

查此项名称之由来，乃日本人所创造。当国民军北伐之时，中交两行垫付军费，颇具努力。而银行主持人如张公权、钱新之、周作民、吴鼎昌、李馥荪等，皆为留日学生，日本工商金融界联络吾国银行家，有时亦邀余在内。自中交两行增加官股后，其大权已握于政府之手。即所谓南三行、北四行者，其内部亦各自独立，不受任何人之支配，虽有每周之聚餐，亦仅谈谈人事之待遇与应付政府之法令而已。并不若美国摩根集团等等，可以指挥投资途径，性质完全不同。共产党以此项名称有刺激性，不问其内容如何，竟沿用日本人之称谓，而一般记者亦不之察，常用江浙财团、四川财团、广东财团等名词以刺激人心也。

江浙金融资产阶级是影响中国现代政治、经济的一股重要力量，它可不可以称之为“财阀”或“财团”，多年来一直是学者们争论的问题。陈光甫的这段日记也是一家之言，可供参考吧！

香港报纸“左倾”的多。住了几天后，陈光甫感到，当地报纸对于有钱人逃难到此并不同情，甚而取攻击态度。宋汉章、卞伯眉等银行家到此后，都销声匿迹，不敢声张。这种情景，使陈光甫感到，有类于清末遗老纷纷逃难至上海、青岛一般。

香港当时已经很繁荣。街道整齐，工商业发达，资产阶级财力雄厚。陈光甫认为，这是由于“英人政存宽大”，“地方官员办事精神”，加上居民奋斗，“运用天才”所致。他在日记中写道：“吾见香港，并非要看其居民之享受，街市之繁荣，而见其太平。太平二字，吾将在何处求之乎？”反过来，他对于国民党政权更加不满了，又在日记中写道：“中国政府近年处处消灭人民的创造力，私人企业不发达。”虽然只有寥寥两句，但却反映出一个重大的历史转变，曾经支持国民党政权的江浙金融资产阶级转为它的批判者了。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香港设有分行。陈光甫对香港进行了考察，又和分行负责人谈话后，认为由于通货膨胀，内战不息，上海与长江一带分行已无法发展，香港分行将是唯一维持业务的重心。因此，又制订了一份雄心勃勃的发展计划，准备觅地建屋，开设新的分行，中国旅行社亦同时进行，此外，还要经营房地产业。陈光甫估计，“三四月之后，上海富家必来此，需要房子，有利可图”。

12月5日，香港英文报纸Morning Post登载了“中共及各团体”的一份宣言，声称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后，允许私人经营事业。陈光甫感觉宣言内容和济南解放后的情况一致，内心略感安慰，认为自己的事业尚可维持一短期，但方针必须配合新的社会环境。这样，他就打消了原定在香港住下的计划，决定将家留在上海暂时不搬了。他在日记中写道：“一来搬家费事，二来共党政策不扰动做生意的人，不反对中外私人事业，不依照俄国铁幕政策。我住上海，与香港有何不同？”12月6日，他制订了一项近期计划：1.家不搬，仍住上海；2.往台湾一行，看看时局；3.时局不好仍回香港；4.时局好仍回上海；5.香港房子要准备。

有时，陈光甫想起1927年的情景，又有点紧张。12月12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宁汉分裂之时，汉口共党政府主动，组织各业工会，清算斗争，颇有令人难以终日之苦。”他又进一步设想共产党进入上海之后的情景：“共党号称为人民解放军，先从工人主政入手，即如银行方面，首先驱逐经理，由工役组织委员会，开始清算，其时我还是在上海好，还是不在上海好？此一套工夫，我颇难欣赏，故还是不看见的好，其所以不要看原因，乃是太觉幼稚。”陈光甫认为：社会主义在分配，而分配得法乃在生产。在他看来，中国生产政策试办有成效者唯有上海的办法。他列举了十二条：1.鼓励投资，保护投资。2.合理工价。2.鼓励外人来华投资及其技术。4.外汇自由，不加管理。5.外人可在长江内河航行，借此我们向他学习管理办法，亦可限制中国人跋扈，公务员猖狂，如此真真为人民服务。6.政治方面，各省自治，自由发展生产，不受中央控制。7.行政多用外国人，减少官样文章及不负责行为。8.速办学校，教育公务员而成文官Civil Service，切切不可用党治学堂去办。9.币制独立，换而言之，即是不用发行弥补赤字。10.裁兵，以省下之钱做救济难民工作。11.大学由人民办，小学、中学为强迫教育。12.此外一切新花样，新议论，严禁宣传，严禁不负责任之演讲，以免人心骚动。陈光甫的上述意见，有正确的部分，也有不正确的部分，它们代表了一个金融资本家的要求和设想。陈光甫自夸：“如此做法，五年内即有成效。”

陈光甫在香港没有待多久，即因事回到上海。

拒绝参加“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

香港报纸透露的中共对私人企业的政策使陈光甫略感安慰，他决定保留上海的家，自己尽可能坚守上海，直到非走不可的时候。但是，刚进入1949年没几天，淮海战役就胜利结束，国民党军队被歼达50.5万人。这样，京沪一带就完全暴露在人民解放军的攻击范围之内，陈光甫又有点坐不住了。他制订了一份个人应急计划，准备在必要时和妻子一起出走香港，在那儿安家，然后去新加坡、曼谷、仰光、菲律宾、美国等地旅行。他已向南京政府申请了护照，并且在设法取得去马尼拉的签证。

然而，就在这一时刻，发生了新情况。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布“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22日，李宗仁发表声明，宣称“将以高度之诚意与最大之努力，谋取和平之实现”，“关于中共方面所提八条件，政府愿即开始商谈”。他并称：“为集思广益，众擎易举，宗仁更已分电邀请全国各党派及社会上爱好和平人士，共同赞助。”为了试探中共方面的反映，李宗仁决定动员几位在全国公众中有影响的人士，组成“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前往北平，在南京政府和共产党人之间搭桥。在这几位人士中间，就有陈光甫。

1月24日，李宗仁命刘仲容持函赴沪，面见陈光甫，函云：

蒋公引退，弟出膺艰巨，勉维现局。现决以最高之诚意，尽最大之努力，促成和平之实现。惟兹事体大，尚待共筹。吾兄高瞻远瞩，必有嘉谟。兹特派刘仲容兄代表趋诣，面达鄙意。卓见所及，希不吝惠示，并盼即日命驾入京，俾得朝夕承教，至所企幸。

刘仲容（1913～1980），湖南益阳人。早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其后长期任李宗仁、白崇禧参议。抗战期间，参与发起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抗战胜利后，又积极为国共和谈奔走。刘仲容抵沪后，还没有来得及会晤陈光甫，就接到急电赶回南京，此函遂由章士钊转交。

1月30日，李宗仁再次派甘介侯赴沪，重申邀请之意。函云：

和平为全国人民一致之呼声，政府亦决以最高诚意，谋求和平之实现。唯前途艰巨，尚待各方共同努力，始克共济。为民请命，谅荷同情。兹倩甘介侯兄代表前来，面陈鄙悃，敬希鼎力支助，俾速其成。余情统由甘介侯兄详述不备。

甘介侯，江苏宝山人，清华大学毕业，其后又就读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哈佛大学。长期从事外交工作。曾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常务次长。这时，已成为李宗仁的亲信，因此，被派到上海游说陈光甫等人。

1月31日，李宗仁又偕邵力子、程思远等赴沪。当日上午，在中国银行召见社会贤达及各界名流，出席者有颜惠庆、章士钊、冷遹、江庸、陈光甫等二十余人。行政院长孙科、副院长吴铁城等也参加了召见。关于这次召见，陈光甫在日记中写道：

当夏历新年之际，代总统李宗仁要求我参加人民和平代表团去北平，目的是寻求和平，但并不需要和共产党人谈判和平条件。更确切地说，其主要任务是使在北平的共产党领导人认识人民的苦难以及实现和平的迫切需要。代表团不代表官方，它将为政府的正式代表团与赤色分子的谈判铺平道路。

我试图拒绝。我的理由是，我是银行家，一个资本主义制度的代表；在政府和共产党人处于战争状态的时候，我曾两次被作为工具去华盛顿为政府寻求财政援助；我通常被认为是亲美分子。

当代总统自南京飞沪，作短暂的然而是戏剧性的访问时，我提出了上述理由。2月1日上午10点，我被召到中国银行大楼。我向代总统解释：我不是寻求和平的适当人选，在代表团中有我的名字可能使共产党人感到刺眼；我认为张元济、侯德榜、卢作孚将是更为合适的人选。但是，代总统不听我的陈述，并且说，我应该去。

召见之后是午餐。餐后，李宗仁邀请邵力子、颜惠庆、梅贻琦、冷遹、章士钊、江庸、张嘉璈、陈光甫等少数人座谈，讨论派遣代表团去北平的问题。李说，计划中的代表团是“和平攻势”的一部分，目的是向世界证明他对和平的渴望，从而赢得他们的同情和支持。这个使团可以称为“敲门使团”——敲开和平之门，希望得到共产党人的响应，打开门，从而为两党之间的谈判铺平道路。李并附带说，司徒雷登大使已经让他了解，虽然没有蒋，但华盛顿仍将支持政府。

李宗仁最后几句话激起了陈光甫的强烈兴趣。一段时期来，陈光甫听到了好几项消息。一项消息说：张群见过蒋介石，蒋透露，5年之内不打算出国，准备留下，隐退，献身于党的改造，并且训练国民党的新人。据说，蒋希望建设一个一元化的、恢复活力的党，如果现在的和平努力归于失败，就在李的后面支持他和共产主义战斗。陈光甫并被告知，这项消息已经传给了李。陈光甫听到的另一项消息是，张群即将回到四川，恢复原职，担任指挥部总指挥官，张嘉璈正计划配合此举在西南各省建立一种地方货币系统。陈光甫还听到，美国政府采取的姿态是，将不援助共产党中国。

将这些消息和李宗仁所述联系起来，陈光甫似乎感到，李宗仁计划派遣和平代表团去北平时，他的眼光注视的是华盛顿，希望这一行动将招致美国更多的财政援助。换句话说，和平攻势实际上是为了争取美国并且借此延长他的政治生命。

陈光甫赞赏李宗仁依赖美国的立场。他认为，美国在中国的国家生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没有美国的援助，上海的商业，包括他自己的银行早就破产了。在他看来，司徒雷登的话意味着，美国可能对一个反共的没有蒋的中国政府，或是对联合所有派别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某种“联合政府”增加援助。当时，南北之间的面粉和煤炭的交换还在继续，但是，陈光甫感到，由于共产党人取得北平，这种交换可能停止。陈光甫认为，其结果将是悲惨的：北平人民缺乏食物，上海电力公司因缺乏燃料停止发电，整个城市将瘫痪。

基于上述考虑，陈光甫认为：如果代表团能促进和平临近，从而导致某种类型“联合政府”的产生，那将有益于千百万人民，如果代表团未获成功，至少也会带来美国人的同情和援助，这种援助，过去已经证明，它有益于千百万人民。因此，尽管陈光甫估计，代表团不会做成任何事情，并且他本人已经表示拒绝参加，但他仍然认为，和平代表团是有价值的，为了拯救上海和千百万人民，他应该为和平作出努力，这样一想，他又倾向于赴北平一行了。

31日晚，国民党中央社宣布：“李代总统决定，推请此间无党派之社会领袖颜惠庆、章士钊、冷遹、陈光甫、江庸等5人以私人资格即飞北平，与中共方面接触，即请推派代表，指定地点、时间，洽商和平。”

但是，思来想去，陈光甫还是决定不参加代表团。2月3日，他写了一封信给李宗仁，说明他的决定；同时，他又要求吴忠信去南京为他做出解释。

陈光甫致李宗仁函如下：

前聆赐教，欣幸何似！承嘱北访呼吁，仰征致力和平，无微不至。弟属国民，敢不勉竭绵薄，供效驰驱。惟兹事体大，涵义微妙，人选如何，实成败所系。弟一生从业商业银行，与英美关系较深，且曾厕身立法委员，如滥竽其中，转授对方藉口之柄，将恐有碍进行。除面托礼卿、介侯两兄分别代为转达外，谨此奉陈，敬乞谅察。

和李宗仁讨论经济问题

由于陈光甫拒绝参加，冷遹又因江苏省议会开幕在即，不克分身，“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的人选不得不有所变动。2月6日，南京政府方面宣布，代表团由颜惠庆、章士钊、江庸、凌宪扬（沪江大学校长）、欧元怀（大夏大学校长）、侯德榜（永利化学公司总经理）等六人组成；代表团之外，邵力子、甘介侯以私人资格参加。甘介侯根据李宗仁的意思宣称，代表团的唯一任务为“敲门”，敦促中共迅速指派和平代表，并决定和谈之时间、地点，以便政府代表团前往开始和平商谈。7日，中共方面广播称：“如果上海颜惠庆、章士钊诸先生是以私人资格前往北平参观，并于国是有所商谈，则北平市长叶剑英将军准备予以接待”，如果按甘介侯所说前来“敲门”，则“和平商谈的准备工作尚未做好，目前无从谈起”。广播称甘介侯是从事和平攻势的政治掮客，他只有资格在南京、上海一带出卖其以“和平攻势”为招牌的美国制造的廉价商品，人民的北平不欢迎这种货色。广播并称：“对不起，请止步。如果甘介侯竟敢混入北平贩卖私货，则北平人民很可能把他驱逐出境。”代表团原定2月8日飞平，这样只好临时改期。

李宗仁从北平方面得悉，中共对陈光甫不参加代表团“有点儿失望”。为了动员陈光甫，并且讨论日益严重的上海经济问题，2月8日，李宗仁再次飞沪。

抵沪后，李宗仁立即在黄绍竑寓所召见陈光甫、张嘉璈、钱新之、徐寄庼等上海资本家并共进午餐。召见情况，陈光甫记载如下：

我参加和平代表团去北平的问题再次被提出来。在我们互相问候之后，代总统立即重新提出他的要求。他说，他在北平的代表送来消息，由于我不去北平，共产党人有点儿失望。因此，代总统要求我根据这一情况重新考虑。我很为难，但是，我告诉李代总统，我真正看不出改变我的决定的理由。他是个好人，不想过分勉强我。

召见主要讨论经济问题，李宗仁要求陈光甫、张嘉璈等告诉他，应该做什么。当时，蒋介石正在秘密下令将上海库存金银秘密运往台湾和厦门，因此，座谈首先涉及这一问题。陈光甫记载说：

公权是我们的代言人，详细地讲了当前的经济形势。他将这一问题分为两部分：当地和全国。他说，实际上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根本的解救办法，不过，作为一种治疗方法，应该要求中央银行将其金银保存在上海。当财政部长决定发行金圆券时，公权提出过此点。结果，同意将金银交由一个委员会保管。他说，这一步是必要的，并且是反对将金银运往南方的好理由。

陈光甫同意张嘉璈的意见，他进一步补充说：

中央银行大约现存4500万银圆，按照战前的汇率计算，大约相当于1500万美元。两个星期以来，由于物价飞涨，金圆券，这种现在的法币早已濒临崩溃。在此意义上，金圆券将立即丧失它作为交换手段的价值。部分米商早已拒绝接收金圆券，相当大的一部分公众将失去支付能力。我们可以想像，当人民无力购买基本生活用品时，情况将多么严重。

陈光甫继续说：

最严重的问题是，上海附近地区大约有20万士兵，这将是麻烦的根源，他们为饥饿所迫，将开始抢劫，从而使全市陷入混乱。这样，尽管实际上共产党人尚未入侵，上海也将很容易地崩溃，并且在事实上瓦解。

陈光甫建议，要求中央银行通过指定的银行抛售银圆，以之作为吸收纸币、控制物价的办法。所有与会者都同意陈光甫的意见。

但是，陈光甫认为抛售银圆只是一个临时的办法。他说：

永久性的、根本性的解决办法必须依靠美国的援助。这种援助可以在政府严格地改组并且赢得人民的信任之后开始。从华盛顿获得援助要比严格改组政府容易得多。对此，与会者也都表示同意。

黄绍竑参加了全部讨论并且同意陈光甫抛售银圆的意见。他说，这一步骤将首先加强士兵的战斗精神，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午餐很精致。优质的白兰地酒打开了陈光甫的话匣子。他告诉李宗仁：代总统现在的职务吃力不讨好，而且坦率地说，不可能保持很久，终究必须离开这个位置，因此，必须利用机会，做自认为最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事情。他鼓励李宗仁，无所畏惧，勇往直前，只要自认为正确的事就做。

陈光甫并向李宗仁建议，每周举行新闻发布会，让世界知道他的意图和活动。陈说：此项发布会此前在中国还无人举行过，值得一试。“关于现在中国的代总统，世界知道得太少了。代总统每周召开新闻发布会将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世界将更多地知道李宗仁是怎样一个人，反过来，李宗仁将拥有全世界的听众。”

当日下午，陈光甫去颜惠庆家参加会议，讨论去北平的和平代表团可以做的事情。甘介侯在座。他希望陈光甫重新考虑不去北平的决定，陈的回答仍然是否定的。甘问为什么，陈答：赤色分子宣称，如果代表团希望参观北平，不准备讨论和平条件的话，他们将愿意接待。我不喜欢共产党的这种广播。

这时，章士钊，代表团成员之一，将陈光甫拉进另一个房间说，他已经收到北平的电报，大意是，共产党人渴望陈参加代表团，陈光甫再次向章说明了不参加的理由。

陈光甫说：上海的财政形势变得如此严重，如果我参加代表团，共产党人自然希望从我身上取得如何使上海经济成功运转的主意。事情到了今天这种状态，眼前没有解决的办法。我的意见是，我们所有的财政问题只能依靠美国的财政援助，说得更明确些，我们必须有美元。人们似乎还不了解，过去两年，我们从美国大致得到了15亿美元的援助。正是由于这种援助，上海，事实上，中国才得以存在。这是我的真诚的信念。由于赤色分子持续不断地攻击“美帝国主义”，我不能想象，我如何能愉快地和共产党人谈话。这条路线可能受到莫斯科的影响。不过，这是很明显的，在共产党人和我之间，缺乏走到一起并且进行讨论的共同基础。如果我和代表团一起去北平，我当然会说出我的信念——除了美援外，我看不出有任何解决的办法。

陈光甫还对章士钊说：如果共产党人对上述仅仅是纲要性的阐述有兴趣，他可以打一个电报给我，我将赴平。

会上，侯德榜、凌宪扬、欧元怀也表示，不参加代表团。欧元怀并声称：共产党既采取如此姿态，在如此关键时刻，他没有空闲去做诸如此类的事情——浪费时间在北平参观。

欧元怀的话激起了陈光甫的反共情绪，他立即离开了会议。

何以不去北平

2月13日，由颜惠庆、章士钊、江庸、邵力子组成的“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终于启行了。龙华机场上人头攒动，盛况空前。邵力子笑眯眯地对记者说：“敲门是用在门尚未开的时候，我们却是去推开那个仅是虚掩着的门，我们希望的是和平之门大开啊！”说得大家都笑了。

2月14日，陈光甫在日记中再次说明了他为何不和颜惠庆等同行的原因。他说：两个星期之前，当他首先得知组织代表团的提议时，他的反应是50%愿意去，50%不愿意，甚至可以说，略微多地倾向于去。最后之所以决定不去，可能受到朋友们的影响，不过，主要出于个人考虑。陈光甫说：他不是一个年轻人，退休计划早已酝酿。去年，政府几次和他商量，要他担任这种或那种公共职务。每次，他都试图拒绝。虽然这些努力并未完全成功，但却值得重视，他有可能过一种退休生活了。他认为这些有限度的成功使他有可能实现个人自由。例如，拒绝不希望担任的工作；不想说什么的时候能保持缄默；希望走动的时候能离开上海，等等。他写道：“一个人可以声称反对国民政府，但至少，在它的下面，我已经享受并且实现了这种或类似的个人自由。”陈光甫对即将面临的共产党人充满了恐惧，担心可能失去他的上述自由。他说：“正是这些思想，使我决定回避任何和共产党人见面的机会。如果我和代表团一起去北平，那末，我将使自己卷入，从而中断退休计划。”

陈光甫并称，他正在考虑离开上海，以避免卷入代总统领导的现政府。他写道：“愈来愈清楚，共产党人将来到并占领上海。与其说我不喜欢他们的革命，毋宁说是因为我的个人考虑。”

在日记中，陈光甫还记载了几个朋友对他的劝告。一个姓文的将军（音译）说：和平难于实现，代表团的工作注定没有结果，如果陈随代表团前去，将可能遭到共产党人的攻击。

胡适也劝陈光甫不要去。他说，除了颜惠庆可能是例外，其他人都不是重要人物，和他们一起去不值得，代表团将不会有任何收获。

另一天，乔治叶来看陈光甫，听到陈拒绝去北平后很高兴，他告诉陈，不要和政治纠缠在一起。在中国，政治将长期混乱。陈代表着两家成功的企业——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和中国旅行社，不应该使自己卷入，从而损害了这两家企业发展的机遇。

陈光甫写道：

我感谢这些和别的朋友们，他们关心我的幸福。在他们的劝告和鼓励下，当李代总统2月9日来到上海要求我重新考虑的时候，我才能作出明确的答复。

对于那些不了解我的人来说，通常的意思是，在接受去北平的提议上，我太“滑头”了。是的，“滑头”，在上海方言中不是一个褒义词，它的意思是见风使舵，利用形势以达到自私的目的。我要在日记中澄清这一点，我不像他们想像的那样“滑头”，如果不是因为我的朋友们，我可能完全不了解形势的错综复杂和后果，接受去北平的提议。

看到了国民党失败共产党胜利的必然性

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于2月14日飞抵北平，陆续与叶剑英、聂荣臻、董必武、罗荣桓、薄一波诸人共同或个别洽谈。22日，应邀赴石家庄中共中央所在地会晤毛泽东、周恩来。24日返平。27日带着毛泽东给李宗仁的信飞返南京。4月1日，南京政府所派和平代表团张治中、邵力子等一行抵达北平。同月15日，双方达成《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8条24款。中共代表宣布，南京政府必须于4月20日前表明态度。4月20日，国民党中常会发表声明，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和平谈判破裂。

4月21日，谷正纲、潘公展、赵棣华自溪口回上海，由杜月笙以请吃茶的名义邀请上海资本家座谈。这几个人“带来蒋先生的话”，其内容据陈光甫记载，大致是：“北伐时上海这班人帮他的忙，如今重新表示感谢；今后如北伐时一样，还要希望我们这群人（颜骏人、钱新之、我等）帮他的忙。如今和谈决裂，共产党对内无Principle（原则），对外要走亲苏的路线，与过去外交中立，不亲苏也不亲美的政策不合。如今要决心破坏20年来国民党的政绩，而所提的条件直似无条件投降，不能接受。和既不能，只有继续作战。蒋本人表示决不出来，全力支持李德邻。”会上，谷正纲并提出口号：“拼命保命，破产保产。”

北伐时期，陈光甫等上海金融资本家曾以财力支持过国民革命军；“清党”时期，陈光甫等又曾以财力支持过蒋介石反共；谷正纲提出“拼命保命，破产保产”，无非是要陈光甫等再次拿出钱来支撑国民党的残局，然而，时代不同了。

陈光甫没有吭声，他知道自己情绪不好，说出话来不会好听，心里在想：

今日之争非仅国民党与共产党之争，实在可说是一个社会革命。共产党的政策是穷人翻身，土地改革，努力生产，清算少数分子……所以有号召，所以有今天的成就。反观国民党执政二十多年，没有替农民做一点事，也无裨于工商业。

陈光甫是中国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从这一页日记可以看出，连他心中也积郁着对国民党的深刻怨愤，并且，连他也看出了共产党胜利的必然性。这一事实雄辩地说明，中国历史上天翻地覆的时代快要来到了。

会议开得很冷清，说话的人不多，也没有新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