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战云初布

第一次用兵瞻对无功而返,前车之鉴不远,纪山自然不敢轻言举兵,所以要“以蛮制蛮”,命令与下瞻对相邻的里塘土司“追拏赃盗”,这也不无道理。因为下瞻对地理位置并不在川藏大道之上。他们要抢掠官兵,必须南下,翻越崇山峻岭,来到里塘土司境内,所以,领有护路守土之责的里塘土司自然不能说与此事毫无干系。所以,纪山的计划是让里塘土司有所动作,“如瞻地即将夹坝首犯献出,别行请旨完结”。

巡抚纪山在官场上久经历练,知道这番最省力省心的计策未必奏效,所以在奏折中还留了后手,“倘或刁顽不悛,其作何示之以威,并善后之法,以及派委何员前往专办之处,容与督、提二臣共同酌筹会奏”。

督是总督,提是提督。按清代官制,品级都高于从三品的巡抚。也就是说,如果小事变成大事,纪巡抚要拉他们与自己一起集体承担决策与领导责任。

又三月后,纪山再次上奏皇帝,时间是1745年。“瞻对贼番抢劫撤回兵丁行李,正在严缉”,也就是说,该抓的强盗还没有抓到。看来,用里塘土司威逼瞻对土司,此计不行。而且,此期间,里塘土司境内还在屡遭“夹坝”抢掠。这也写进了纪山奏折。

“据里塘所属渣吗隆黑帐房民报称,有夹坝四十余人,抢去帐房、牛只。

“又据额哇奔松塘番兵报称,有夹坝三十余人,各带枪箭,拆毁房舍,抢去文书。”

这些奏报说明,那些“夹坝”,不仅抢劫官兵,也抢劫当地百姓。

“该土司不将首犯擒献,赃物全交,随即檄饬谙练夷性弁目人等前往晓谕。将来示威与否,虽难悬定,而军粮必须预为密筹。”

所以,皇帝批示:“先事绸缪,甚合机宜。兵贵神速,不可不知。”

又批示:“以此观之,竟有不得不示以兵威者。”

皇帝有了批示,下面自然开始贯彻执行。

皇帝三月批示,川陕总督四月初一便上奏了初步计划。

“上、下瞻对番民惯为夹坝”,也就是说,上瞻对和下瞻对向来就有出外抢掠的习惯。而且,奏折中还对瞻对地形也有描摹,“上、下瞻对在雅笼江(今为雅砻江)东西,夹江而居,各二十余寨。东有大路二条,西、南、北共有大路三条,俱属要隘。界连四瓦述等土司。凡瞻对之出入内地者,俱由四瓦述地界经过。”

瞻对地方确实路遥地险,清代史料载,上瞻对距打箭炉十四站,下瞻对距打箭炉十八站。一站一日,只是徒步抵达,时间就在半月以上。这样的地理环境,使得“从前曾经万余兵攻彼,犹难一时慑服,今若兵力稍弱,不足示威。应选委镇、将各一员,为正、副都统,以建昌道为监纪,酌调提标和邻近镇、协之汉兵四千名,杂谷、瓦寺、木坪等土司之土兵四千名,俱由打箭炉出口,向该土酋等近巢驻扎。并派拨该管之明正土司及附近之里塘土司等,于各隘口堵御。其四瓦述土司,向惧瞻对侵犯,不无暗相结纳,实非出于本心。应开导使弗党恶,则瞻对势孤。然后指定各夹坝姓名、寨分,令该土酋等擒献。如上瞻对悔悟,则奖令并攻下瞻对。并令杂谷、瓦寺等土司奋力前驱,大军随后进剿”。

主管军事的官员预作进军计划,行政官员也行动起来,预作后勤保障方面的筹划。四川布政使李如兰上书户部,“预筹边地仓储”。在靠近藏区土司地面的雅州府雅安、荥经二县各增买谷米五千石,在清溪一县增买谷米三千石。

纪山又上奏,说雍正八年进剿瞻对,派汉、土兵一万二千余名,米面、饷银、军械等费用浩繁。这次进兵数量有增无减,粮、饷和军械更要多多预备。当时打箭炉和靠近打箭炉的官仓中贮米七千六百余石,雅州属下各县也有存粮。应碾谷成米五千石,预先运到打箭炉。又要多备银两,在打箭炉和里塘、巴塘两处土司地面购买炒面——也即方便高原长途食用的藏民主食:糌粑。所以,“应请先于司库封贮、备贮二项银三十九万三千两”。

备战一事,真是麻烦。

最大的麻烦,是花银子。

动兵就要花钱。

“应支月费、口粮、骑驮等项照例支给外,其将备弁兵借支制备军装,土兵按名给发安家坐粮及加赏银两,并汉、土各兵之盐菜、口粮、茶叶、羊折,官兵、跟役、通事、译字、斗级仓夫等应支口粮、工食等项。”

打仗不是电视剧里一番冲杀就可以了事的,没打起来,先却是这么些婆婆妈妈的事让人烦心哪!

所有这些,雍正八年那次草草收兵的征剿,倒也积累了经验。因此,“雍正八年有例可循者,俱遵照办理”。

此时,四川换了一位新提督叫李质粹。新官上任,作为一省最高武官,他也积极主张进兵。到任后便与庆复、纪山共同上奏:“瞻对贼番屡肆抢劫,虽经动兵征讨,而顽心终未尽革。必须增益官兵,慑其心胆,方可一劳永逸。”

三个地方大员联名正式请战了。

中央也正式议复。这个议复,是皇帝把请战奏书,转到相关部门,比如兵部,说你们拿个意见吧。兵部很快拿出意见,并下达贯彻:“以建昌镇总兵袁士弼为总统,于川省提标各营及杂谷、瓦寺各土司内共派出汉、土官兵一万二千名,遴选干练之员带领进剿。并拨附近瞻对之西宁镇汉、土官兵一千,西藏郡王颇罗鼐所属江卡番兵,德格土兵各一千,联络声援,巡逻侦探。”

这“议复”下达的同时,乾隆皇帝也忧心忡忡,对军机大臣说,“……用兵原非美事,即所费钱粮亦复不少”,“倘此番料理不善,或至有损军威,或仍以雍正八年草率完结,复留后患,朕当于庆复、纪山、李质粹是问”。

皇帝此举,不知是对下属没有信心,还是出于某种不好的预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