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为有清一代，第五次对瞻对用兵征讨。

于是，清廷调派的汉、土官兵又一次向瞻对地面合围而来。

和前几次用兵瞻对时那些欺下瞒上的清朝官员不同，这次领命的几位，官位不高，对于清廷来说，倒确实是几位“实心任事”的干练之员。

他们率清军由章谷土司地面到达瞻对边界，陈兵此地，一面防备邓登贡布率果洛“野番”从北方草原南下；一面征调瞻对东面的明正土司，瞻对南面的里塘、巴塘等土司“率土兵严堵要隘”。

做好这些准备后，张炳华和李登山也深知瞻对此次民变并不是反抗朝廷，所以敢轻骑简从，借勘查瞻对和各土司界线为名，深入瞻对各地，大做分化瓦解的工作。而撒拉雍珠和瞻对百姓，终于盼到朝廷命官，对他们并不戒备，任其在瞻对全境自由行动。张炳华和李登山等在瞻对民众中声言“有大皇帝做主”，定要废除藏官苛政，欺骗起事群众放下武器，以此孤立暴动首领。很多群众果然中计，便收起刀枪，回家生产。

张炳华还通过一名叫李朝的通事（翻译）收买了撒拉雍珠的侄儿，也是暴动领导人之一的撒拉阿噶和一些大小头人，利用这些叛逆之人“与以机宜，自相劝解，俾其藩篱自开，自释众惑，继解胁从，党羽散去，瞻对势孤无助”。

做好这些准备后，1890年3月间，驻防打箭炉的阜和协副将徐联魁率汉土官兵急行军潜入瞻对，将撤拉雍珠及所率民兵重重包围。至此，撒拉雍珠才明白“清大人”不是来替瞻对百姓做主的，反而要对他们痛下杀手。他知道自己上了大当，便率众拼死突围。战斗中，撒拉雍珠奋勇作战，不想却在冲锋时让已被清军收买的亲侄子撒拉阿噶从背后放枪击中，死于突围战中。

突围不成，巴宗喇嘛接过指挥权，率众在寨中坚守。

后来，又一任驻藏大臣长庚在《瞻番就抚首恶次第歼擒折》中这样追述当时的战斗情形：“寨外墙高数仞，围房数层，中有大碉高插空际，寨外小碉回环相应，巴宗喇嘛分布胁从，在内持枪死拒。”这样，战斗持续了半月有余，清军终于攻抵寨前，“命精锐各顶方板，掘挖寨墙，用柴薪堵塞寨门”，准备放火攻寨。

孤立无援的巴宗喇嘛见寨破在即，只好率众突围，力战被俘。从果洛迎回的贡布郎加之孙贡布确邛也于突围时被枪击而死。

于是，瞻对地面这次真正意义的民众起义被清廷镇压了。

到此为止，清军已经是第五次用兵瞻对。对于那些真正反抗朝廷的战斗，每一次都代价巨大，虎头蛇尾，不得善果。倒是这回镇压一心要归附朝廷的瞻对起事百姓，如此迅速就得了完胜。这是瞻对百姓的悲哀，在一直声称要“用德以服远人”的清廷，则是一个荒诞无比的巨大讽刺。

清廷此次用兵，不是不明白民变情有可原，而是出于所谓“大局”的考虑。这个大局，就是清朝中央与噶厦政府之间此时已相当微妙的关系。镇压瞻对起事百姓，意在安抚西藏上层。所以，事后对俘虏的巴宗喇嘛毫不容情，“瞻对叛番巴宗喇嘛首先造意煽乱，勾结野番夺寨逐官，情罪重大。现经长庚等审讯明确，即著正法枭示，以昭炯戒”。这个炯戒是什么呢？那就是噶厦政府官员，无论僧俗，无论如何以一己之贪残，虐民于水火，老百姓都得各安天命，不得反抗。历朝历代，所谓治藏安疆，都是笼络上层僧俗权贵，而于民意民情则无所体恤。这样的治藏政策，于今思之，仍不无教训的意义！

有此指导思想，瞻对第五次乱平后，清廷一些善后措施，比如所谓列出“应禁苛政酌议八条”，“以安地方”等，也都是官样文章。

两年后，驻藏大臣升泰上奏，是关于那位促成了瞻对撒拉雍珠事变的藏官青饶策批的处理意见：“讯明已革瞻对番官青饶策批参案苛虐情状，皆其头人四郎旺堆勾同其子坚参扎巴所为。”也就是说，这个人回到西藏后，不知又使了多少从瞻对勒索而来的银子，大事化小，终于申明自己没有苛虐之罪，至多是失察之过，所以，驻藏大员要上奏“请免治罪”。

得旨：“允之。”

此时，新的藏官已经在瞻对上任，重演旧事了。

哀哉，铁匠撒拉雍珠！

哀哉，巴宗喇嘛！

呜呼，瞻对百姓！

可以补充一点的是，这段历史事实也被西方人以他们的方式加以独特的关注。在意大利人毕达克著《西藏的贵族和政府》一书中，对这件事情是这样记载的：“1889年，那个地方爆发了动乱，驱赶首席西藏地方长官……形势要求四川总督再次加强汉人的直接统治。面对这一困难局势，拉萨政府派霍尔康赛和堪布洛桑扎西前去调查。不久，霍尔康赛接任高级地方长官职务，成功地平息了这场叛乱。四川总督将一位首领——巴宗喇嘛当众处死，并依法对他主要的追随者起诉。”

需要指出一点，这时的中国，是清朝满族皇帝的江山，不是“汉人的直接统治”。

这是一本很有权威的学术书，那样的血雨腥风在优雅的学术文体中是多么平静啊！但倾向性还是难于掩饰的，只是同情没有落在最该得到同情的撒拉雍珠和巴宗喇嘛们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