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传霖征瞻对，又收德格，雄心勃勃，风头正健。便引起同为一方大员的成都将军恭寿的不满。成都将军一职，是因为川属土司地面向来多事，乾隆朝平定大小金川土司之战后专门设置。其职责明文规定：成都将军不管内地州县营汛，专门负责川属各族土司，尤其是川属藏区各土司军政事务。成都将军设置以来，都由满、蒙大员担任。但清廷贵族集团，统治愈久，腐败愈深。以致后来出任成都将军的满、蒙贵族，越来越名不副实，不能胜任其实际职权。琦善之后，瞻对或川属土司地面有事，都是由四川总督刘秉璋、丁宝桢、骆秉章和鹿传霖等出面主持。总督们处理藏区事务时，有时与成都将军通通声气，有时便索性自行处理，只在上奏时署上成都将军的名衔，这差不多已成惯例。那些成都将军住在成都满城之中，吃喝玩乐，也自乐得清闲。

可是，鹿传霖挥兵瞻对，大获全胜，风头正旺，使得时任成都将军的恭寿越来越不满意。查骞所著《边藏风土记》载：“时成都将军恭寿庸且懦，鹿传霖藐之。此次夷务改流诸大计，鹿未尝筹商恭寿同一会衔。恭寿意不解，幕僚咸不平。”

这是说，鹿传霖看不起恭寿，上奏在瞻对德格等地改土归流的设想时，并未与恭寿协商，却署上了他的名衔。恭寿不舒服，他手下的幕僚帮闲们更不高兴。

尤其在得知清廷同意德格改流后，恭寿便发作了，责怪鹿传霖“何以事前并不商知，竟将奴才衔名列入折内，事后始行移知，从来无此办法”。自己也向清廷上了一道《密陈德格改流川边动折》。其实是封告状信。说“张继急于邀功”，鹿传霖“不查虚实”，并因此明确反对改土归流，“各路土司闻之，难免不疑虑生心，潜萌异志，利未必得而害恐滋甚”。

一向怠惰的恭寿，身为成都将军，瞻对一境动荡多年，未见他有什么动作，这回却积极起来，连上奏折，控告鹿传霖对德格土司家族纷争处置失当。

驻藏大臣文海也站在了恭寿一边，上奏说，“鹿传霖饬令将该土司母子解省审办，道路传闻，莫不骇异，以致各土司皆有不安之象”。

鹿传霖抱负宏大，建功心切，举措上可能真有失当之处。但从川藏长远安定稳固着眼，他的做法顺应大势，无疑是符合历史前进规律的正确之举。

变，各土司失去世袭数百年的尊贵地位与土地人民，自然要感到“不安”。又岂止是感到“不安”！

不变，有清一代，从盛世到衰微，两百多年间，各土司地面又何尝安静过一天。如果不变就能求得安定，也就没有这本书中老套故事一再重演了。

变，“不安”后尚可期待社会进步，长治久安。

不变，无非陈陈相因，继续那些剿抚的老故事，一任土司地面自外于日新月异的世界大势之外，整个世界步向文明，而土司属民仍在蒙昧穷困之中，民何以堪，情何以堪！

清廷通过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虽稍有振作，但终究还是以皇家一族之私，面对任何改革的要求，都瞻前顾后，权衡再三，这也是“大局”。为了这个大局，还是反对变革的保守声音更对上面的胃口，更容易在中央引起共鸣。恭寿与文海之流几道奏折下来，光绪二十三年九月，进剿瞻对胜利后一年，清廷下旨将鹿传霖革去总督职务，召回京城。不只收瞻对归川的计划被中止，在德格、章谷、朱倭三土司地面改土归流的设想也化为泡影。

同年十一月，清廷下旨：“前据达赖喇嘛在理藩院呈请赏还地方，并览该署督经次所奏各节，是该番官并无叛逆情事，尚属可信。朝廷轸念番僧，岂肯以迹近疑似，遽议收回其地，所有三瞻对地方，仍著一律赏给达赖喇嘛收受。”

鹿传霖不但被罢官，连征剿瞻对都成错误了——“该番官并无叛逆情事”，自然是师出无名了。至此，清朝六征瞻对，数这次最干净利落。大获全胜的原因也很简单，经过洋务运动，清军有了一些现代化的武器。攻瞻之战中最厉害的，就是炸药。但最顺利漂亮的战事，却导致最荒唐的结果。

公元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变法失败。

一个曾经盛极一时的王朝，一步步走向覆灭而不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