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调处失败,特派员遇兵变

时间进入了1932年,藏军依然拒不后退,唐柯三致电蒙藏委员会:“藏情狡猾,若知国内近况,野心益肆,决无和解可能。”

刘文辉也致电中央政府:“藏情忽变强硬,琼让致唐委员函,谓:‘汉藏边界,应以泸定桥为限,让步亦当划至泰宁为限’。”

十年后,蒙藏委员会在西藏设立办事处,第一任处长孔庆宗在拉萨多年,深谙西藏情形,他也发表过探讨大白之战的文章,其主要观点就是说,民国年间,藏军越过川藏传统边界,积极东向,乃是西藏方面彼时就已有了“大西藏”意识。与今日不同者,那时是积极行动,现时则是用于国际宣传的主张。这是后话。只说那时唐柯三对调处前途深感绝望:“柯三脑疾甚剧,延医调治已逾二周,毫未收效。康案仍难负责,万恳照准回京就医。”不得回复,便干脆报告:“拟于删(15)日赴成都就医。”

15日到了,唐柯三并未起行,人还在康定。

而且,遇到大事情——兵变!还差点丢了性命。

他当日的日记详细记录了事变经过:

“阴。余自去岁由省来炉城,及此次入关,均下榻于将军桥佟家锅庄楼上。午后七时,马旅长、龙主席、程处长、陈委员、杨顾问诸君,同来余寓挽留,力劝暂缓入省。谈至九时,犹未散去。忽有马部下巡查队兵士一人,气势汹汹,登楼入室,大声向马报告,谓查街时被二十九团留守兵夺去手枪一支,特来请示办法。马命往报王参谋长,此兵竟不去。马又重言申明,讵该兵甫退出门外,忽闻楼下枪声大起。余犹认为二十九团兵士来此寻衅,与彼等冲突也。急往室外右侧暂避,马亦闻声离座,随余出室。斯时突有一兵奔至,开枪射击,其弹掠余面而过,热炙肌肤,药气刺鼻。在此间不容发之际,余急倒卧于地,继又飞一弹来,幸稍高,穿透木壁。第三弹击马倒地。闻变兵大呼打了打了,纷纷下楼,在院中放枪一排而去。余俟变兵去后,起而视马,见其卧地不动。时则枪声四起,余以楼上非安全地,急下楼,避往后门外。约经二三小时,四面枪声渐稀,登楼视马,已气绝矣。审视之,则一弹自腰入,并未透出。其护兵一名,亦被击毙楼梯下。变兵有来余寓者,约二十余人,戕马后,遂结伙抢劫旅部、造币厂、县署,并打劫监狱。中桥一带之小商店,亦抢掠数十家。幸在深夜,百姓无受伤者。变兵饱掠后,分向关外东、北两路逃窜。当即差人往请王参谋长前来商议,飞电刘主席请兵,并催王团长速速来炉以资震慑。至马旅长尸体,则差人抬往旅部。此次变乱,幸叛兵首领并无大志,腰缠既满,分途逃窜。如果盘踞炉城,则为祸更不堪设想。事后查悉所有马部下之工兵、机关枪二连及新兵护兵,约三百人全体哗变。其巡查队之捏报二十九团兵士夺枪,实欲借此事诳马回寓,击之于途中。嗣见马无去意,遂不得不在余处发难也。”

事后追究兵变起因,是马骕旅长长期克扣兵饷,导致所部士兵不满,加之时在农历新年间,士兵请饷不得,才有此暴力之举。马旅长也因此死于非命。

尚停留在甘孜的刘赞廷报告:藏军方面在此时正向前方增兵,似乎要发起新的进攻。

事不得已,唐柯三便留在康定担负起维持局面稳定的责任。

18日,唐柯三日记载:“王团长到炉城,带来兵士无多。闻刘主席已电令驻邛之余如海旅长率兵星夜来炉震慑。”日记中还记一笔天气,“午后雪”,想必也是记自己萧索的心情吧。

“二十六日,阴。余如海旅长率兵五连到炉城,夜间来寓晤谈。余君甚精干,足负川边责任。”

3月4日,调处无果的唐柯三终于启程离开康定,“晴。午前九时启行,各机关、法团、学校均送于叶园子。六十里至瓦斯沟宿,天气颇寒”。

12日到达名山县,13日从此处坐上汽车,一天到达成都。

唐并没有急于回南京复命,在成都走亲访友之余,还上峨眉山玩了一趟。也许是下了高原,也许没有大白事件再烦扰于心,此后日记也不见他说头痛病了。这样直到5月20日才回到南京,这时距他前去甘孜已经“十有四月矣”。

这时蒙藏委员会已换了新领导叫石青阳。第二天,“谒石委员长,详陈办理甘案前后经过”。

“三十日,晴。谒行政院汪院长。适值开国务会议,汪公嘱余列席,报告甘案经过。因时间所限,仅作简明之陈述而已。”到此,唐柯三《赴康日记》终篇,其不成功的调处使命也告完结。

而一年多的调处,唐柯三这位特使甚至连藏方谈判代表的面都没有见过。

调处一年多的唯一结果,那就是无论国民党中央政府还是地方上的刘文辉都意识到,中央与西藏关系,或者川藏关系,一味求和并不是解决之道,特别是国家多事之秋,更要宣示实力,以枪炮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