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王朝是少数民族政权，满人是统治民族，自然拥有不言而喻的地位和特权。清末的反清志士们，将满人对汉人的民族压迫渲染得非常吓人，其实“纣之恶不至若是之甚焉”。满清入关之初，八旗铁骑横扫华夏之时，对汉人的杀戮、欺凌与压迫的确堪称是残酷的，“扬州十日”“嘉定之屠”这样的事件并不少见。再加上圈地的豪夺，“逃人法”的暴虐，说是令人发指也并不过分。但是经过清代盛时长达百余年有意为之的文化融合与政治上的掩饰，满汉矛盾已经渐趋缓和，满人虽有特权，但活动却被尽可能地限制了，也可以说是尽可能地与汉人生活隔离开了，所以一般老百姓对满人压迫的感觉并不那么直接，以清末刺杀五大臣而闻名的反清斗士吴樾，在自述中就承认他在接受革命宣传之前，对满汉之分毫无感觉。

当然，说满人压迫“不若是之甚”，并不是说这种压迫不存在，终清之世，满人的特权和满汉在政治、法律上的不平等始终存在。而且尽管汉人参政的份额不断加增，但至少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前，中国政治的重心在满不在汉。只是当初赋予满人特权、给予满人种种优待的清朝帝王所始料未及的是，他们的种种给予在历史发展中反而成了满人的一种甜蜜的桎梏，不仅使他们在生活上丧失自理自存的能力，而且在政治上日见其低能。

自从努尔哈赤将建州女真编为四旗，而后是八旗以来，满人逐渐赢得了旗人或旗下人的称谓（也包含少部分汉军和蒙军旗人）。八旗制度从其主导方向说，应该是一种兵农合一的军事制度。但这种制度绝非只有军事上的意义，前辈清史专家郑天挺的看法是颇有道理的，他说：“八旗究竟是一种什么制度呢？有人认为八旗制度是军队制度，实际它并不是单纯的军事制度，有人说是户籍制度，其实它也不单纯是户籍制度。因为它还有应尽的其他义务和应享的其他权利。可以说这是在民族联盟残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阶梯统治，它是满人入关前的政治制度。”1应该说，八旗制度也是旗人介入政治的一种媒介和渠道。由于八旗制度所特有的氏族残余性质的军事民主意味，旗下政治在满清未入关之前主要表现为旗下人较为普遍的议政与参政，在上层表现为八贝勒共议国政，连诸贝勒与汗（皇太极）相见之礼居然是他们“各至汗前，依次抱见”。在中下层则表现为各旗内部的相对自治和甲喇、牛录及披甲人对各自事务的发言权。这在游牧、半游牧的氏族军事民主制度中是常见的情况（八旗是由原来极民主的穆昆塔坦制度发展而成的）。

清朝皇帝接受汉化的诚意与速度是在他们之前的所有少数民族统治者所不能望其项背的，汉化速度最快的部分，莫过于政治制度，从皇太极开始，清朝皇帝制度汉化的最大敌人，就是八旗的议政制度与传统。不言而喻，这场较量皇权取得了胜利，但是这个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顺治应该说不算是位很热心汉化的皇帝，但突然发病身死的他，身后却冒出来一个痛悔自家“渐习汉俗，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委任汉官”，“以致满臣无心任事”3即后悔汉化太快的“遗诏”。显然，这是满人元老意志的体现。实际上是旗下政治传统对制度汉化的反弹。康熙时，辅政大臣鳌拜在小皇帝面前还敢“攘拳咆哮”，抗旨不遵，把这种现象说成是鳌拜有不臣之心其实是后来的诛心之论，说穿了不过是满人军事民主传统的孑遗而已。直到雍正继位，满人入关已历半个世纪，他还接二连三地采取措施削弱八旗旗主的地位，往八旗各派御史二员，“稽察八旗一应事务”，改八旗都统在“私家办事”为“俱于公所办事”。4并将八旗都统的印信“固山额真”改为“固山昂邦”，把旗主的意思抹掉。这说明，直到这时，八旗各旗自治的遗风犹存。

当然，满清入关以后，旗下政治还是发生了较为根本性的变化。八旗原有意义上的“议政”传统在帝王加强中央集权措施的打击下的确逐渐消亡了，但旗人对国政的发言权和影响力却没有也不可能消失，用康熙的话来说，“满洲乃国家根本”，醉心集权的清初诸帝，一方面伸出拳去打击旗下政治对皇权的干预，一方面却又要将自家的脊背靠在旗人身上，因此势必要给旗人更大的政治发言权。在晚清之前政治系统中的重要位置，一般由旗人占据，纵然满缺和汉缺对等，比汉人少得多的满人显然机会要多得多。在没有相权的情况下，皇帝实际上是集帝相角色于一身，既然又是国家元首又是行政首脑，所以处理行政事务不但要有自己的班子（南书房和军机处），还要依靠有关人员的“议政”，遇有重大事项，不但要交各部议，而且还要征集督抚的意见。虽说这种“议政”与清初议政王大臣的议政有本质的不同，但至少也是一种参政，甚至说参与决策的形式。在这种议政中，旗人的分量无疑是最重的。

旗人对政治的影响力并不仅仅限于正式途径。私下议论、小道传播、暗中托请等非正式途径无疑也是旗人干政的又一法宝。这种七嘴八舌外加七姑八婆令人夹缠不清的舆论与托请的力量，从来都是不能令人小觑的。康熙曾斥责议政处说：“今闻会议之事，尚未具题，在外之人，即得闻知。此皆会议处不加缜密、不严行约束闲杂随从之人，以致听闻传说，将国家大事，预先泄露。”这种随意泄露机密，议论国事的现象，后来也免不了。乾嘉时，军机处的台阶上下，窗外廊边，常有人“借回事画稿为名，探听消息，折稿未达于宫廷，新闻早传于街市，广为谈说，信口批评”。自恃有特权的旗人就更肆行无忌，先是泄密，而后就是议论和托请、干请。如果“具题”之事不合祖制或者侵犯了旗人的利益，后续的活动也许就会更热闹些。

旗下政治在满清入关后并没有因统治者的汉化进程而融入汉人政治传统之中，由于旗人隔离与半隔离的生活状态，和他们所恃的政治特权，使他们仍然保留了自己的政治传统和习惯，清初会议政务，“满洲官议内无一汉官，汉官议内无一满官”，后来隔离的情况虽有所改善，但即使与汉官交契融洽的满员，也仍旧有自己的旗下圈子，也必须遵循那个圈子的规矩和惯例。

满清入关之后，旗人生活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圈子呢？一想到这个问题，对清史稍有常识的人都会浮现出一幅手拎鸟笼，无事泡茶肆酒楼戏苑的“八旗子弟行乐图”。显然，这并不是八旗生活的全部，但却是很惹眼的一种象征。八旗兵曾是何等的耀眼，仅仅十几万人马，从山海关打到云南，无坚不摧，攻无不克，其骁勇善战，世所罕见。但是天下初定，满载饱掠的女子玉帛的八旗将士，在清廷厚饷饫粮的喂养下，居然汉化或者说腐化得比他们的主子还要快。八旗兵无师自通地将往日的骁勇用在了醇酒妇人上，用在琴棋书画上，几年之内，战斗力锐减，顺治七年（1650），当国者便不得不警告八旗说：“嗣后满洲官民不得沉湎嬉戏，耽娱丝竹。违者即拿送法司治罪。”但是没有用，八旗将士仍旧“怠于武事，以披甲为畏途”毫无起色。及到康熙朝平定三藩收复台湾之时，八旗兵已大不济事，朝廷不得不依靠绿营充当主力，害得康熙老着脸皮自我解嘲道：“自古汉人逆乱，亦唯以汉兵剿平，彼时岂有满兵助战哉！”满洲兵从主战沦为“助战”，据说仍然观望不前，“诸将皆闭营垒拥诸妇女逸乐而已”。

当八旗勋旧抱怨顺治帝汉化太快时，顺治也在指责八旗人等的“习汉书，入汉俗”，顺治以后的一连串满清“圣主”“英主”及不圣不英之主无不以为八旗的腐化是由于汉化的缘故。将板子都打在汉文化的屁股上，当然并不全是冤枉，八旗子弟确大有人热衷于诗书经史、琴棋书画、清玩清供，也有人因效慕汉俗而邯郸学步，甚至连姓名也汉化掉了，比如将钮祜禄氏改为郎姓，再取上些漂亮的汉字意思的名字，什么甘露珠、嘉木灿之类。至于沉溺于八股制艺，头顶高头讲章者，更是车载斗量。因此而荒疏了骑射也是没办法的事儿。只会张嘴说别人的满清皇帝，自己也挡不住汉文化的诱惑，汉化得比谁都厉害，康熙的经史功夫，雍正的书法都是令人刮目相看的，至于乾隆就更了不得，光炮制的诗词就成千累万，巡幸四海，到处舞文弄墨，至今各地的断碑残石，犹有遗文，自家拼命附庸风雅，偏要“奴才”们恪守旧俗，怎么可能呢？况且，旗人汉化也不是没有好处的，旗人吸收了处于较高形态的汉文化，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提高了自身的文化层次，有些人的文学造诣，居然达到了令汉族士大夫也叹为观止的地步，曹雪芹还可以说是汉军旗，自身有汉文化的基因，但是纳兰性德的词，太清的诗，足可独步一时，袁才子“近日满洲风雅，远胜汉人”之语，怕也是由衷之言。更何况，通过吸收汉文化，旗人也相应地提高了政治水平和行政能力，乃至权谋智术，为维持少数民族统治奠定了人才之基。同样是少数民族政权，元朝的蒙古人始终要靠翻译，而满人官吏却可直接“牧民”，满清长达二百八十余年的统治，不为无因。事实上，低层次文化的少数民族在置身高层次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的时候，妄想抗拒高层次文化的诱惑是不可能的，即便强调保持本民族的文化特色，也必须以吸收和学习为前提。

客观地说，导致八旗腐化丧失战斗力乃至族群活力的最主要原因，其实是满清皇帝自己，是他们对旗人无限制迁就的豢养政策。八旗兵在未入关之前的皇太极时代，随着战争进程胜众负寡，抢掠日多，俘获日众，于是渐渐将名下的田地交予俘掠的奴隶耕种，自己则化为专事战争的“职业军人”。入关以后，掠俘陡然增加，再加上清初旗人的圈地，从而使得旗人不事生产有了更丰厚的物质基础。皇帝也就顺坡下驴，禁止和限制旗人从事生产或另谋他业，以优厚的饷粮豢养旗人。八旗前锋、亲军、护军、领催、工匠长每月饷银四两，工匠每月饷银三两，每年各支米四十八石；步兵领催每月领饷二两，步兵每月领饷一两半，每年各支米二十四石；炮手每月领饷二两，每年支米三十六石。七岁以上的旗丁都领全份，七岁以下的“养育兵”也领半份。旗人的女孩一落生还要给脂粉银。至于宗室就更是优待，无论黄带子还是红带子，到了十八岁没有爵位的，一律赏给四品顶带，妻子儿女也按品食俸。如此优厚而稳定的粮饷，再加上清初车载斗量的掠获，大量的圈地，使得八旗将士的生活水平一下子就翻升了几个台阶，即使是普通的兵丁也是如此。生活水平一旦上去了，就很难下来。他们不再屑于关外粗朴的衣食和风俗，他们讲穿、讲吃、讲玩、讲规矩，渐渐地旗人会吃会玩和礼数多，就连汉族缙绅世家也瞠乎其后，稳定的粮饷和朝廷的恩顾使得他们花起钱没有多少顾忌，当职和不当职的旗员，都没什么事可做，应尽的职守也尽量地玩忽；掠来的财货花光了，就卖地，圈来的地也卖差不多了，还照样赌博、逛戏园子、斗鸡、斗鹌鹑、斗蟋蟀。任凭生齿日增，任凭坐吃山空。从清朝的所谓“盛世”起，八旗生计问题就叫得满天响，其实，比起汉人的贫民来，八旗生计是个不是问题的问题。八旗贫丁有的也确有饥寒之虞，但主要是他们败家子作风造成的，禄米刚下来，先去变钱花掉，待到无米下锅，再花几倍的钱买回（或赊回）。八旗子弟的这种生活方式，不管朝廷怎样三令五申，让他们节俭，也不管皇帝如何慈心大动，屡加赏赐，甚至为他们赎回典当出去的田地，他们还是依然故我，雍正有时一月之间开赏数次，每次三四十万两，但不到十天，旗人老爷的口袋又是空空如洗。

旗人变成了名副其实的“闲人”，旗下政治也就变成了“闲人政治”，正式和非正式的旗人政治渠道的政治操作，都要考虑“闲人”的利益。无论何种政治举措，都不能触犯或改变旗下闲人的生活状况和特权地位。清初旗人跑马圈地，实质上是战争这种特殊的非常时期的掠夺行为，作为战胜者的一方，在战争进行期间圈地虽然已属不当，但于情势上讲，在那个时代也还说得过去。但是一旦天下已定，作为统治者的一方，再允许有这种掠夺性的行为，显然极不利于社会秩序的重建，无疑等于自挖墙脚。清初诸帝当然也明白此理，屡下决心要结束圈地，但却屡屡下令再圈。可笑的是每次圈地都声称“以后无复再圈民地，庶满汉两便”，每次都食言自肥。虽然康熙中叶，圈地在康熙的“乾纲独断”下得以停止，但变相的圈地——带地投充，直到乾隆时仍有所闻。政策的反复与执行不力，背后无疑有八旗之下闲人政治的影响。有关“逃人法”的问题也是如此，由于掠来的大量汉人农奴不断从旗下庄园中逃亡，影响到旗人奢侈的“生计”，在清初几十年中，政府曾不遗余力地缉捕逃人，并立专项刑律“逃人法”和专门的缉捕机关，由于“逃人”是旗下的劳动力，他们不愿“财产”蒙受损失，所以“逃人法”是薄惩逃人，重治窝主，逃亡的农奴仅仅挨鞭子，而窝主要砍头，还要连坐四邻，殃及地方官。结果搅得海内嚣然，乃至激起民变，汉官每每抗疏诤谏，但皇帝就是不听，甚至公然“护短”要治言事者之罪：“凡章奏中再有干涉逃人者，定置重罪，绝不轻恕。”凡事一涉及满人利益，纵然是不言而喻的秕政，明显地不利于满清王朝长远利益，旗下也会喋喋不休，迫使秉政者作出违心决策，或者尽量拖延对秕政的纠正。

到了晚清，旗下闲人积习积重难返，愈发加重了暮气和堕气，旗员的政治能力日见其萎，旗下闲人政治的内容也变得愈发无聊，对其他问题的关注都变得无可无不可，充其量发点牢骚，说些怪话，祺祥政变，西太后不合祖制的“太后垂帘”，也只引起一点小小的骚动，至于旗下死活看不上眼的“洋务”，同文馆的设立，选派八旗子弟就学，旗下虽一度哗然，但所做的也就是发出些“孔门弟子鬼谷先生”的怪话。可是一旦涉及八旗的“铁杆庄稼”——朝廷豢养的粮与饷，事情就怎么都议不下去，让旗人自谋生计的议题总是胎死腹中，漕运改海也议了很长时间，直到太平天国时期河运中断，才勉强改成，但河漕机构却撤不了，无非是牵扯到旗丁的生计。八旗旗下闲人政治已然堕落到单纯的“铁杆庄稼”的维护剂的地步，只要不危及这根铁杆庄稼，纵然有一肚皮不满，都可以将就，诸事好商量。

清朝的豢养政策和旗下的闲人生活方式与闲人政治，互为因果，搅成一团，不改革旗人唯有死路一条，而自身又丧失了改革的能力和勇气，宁可苟且偷安，得过且过下去。一旦外部的压力迫使他们非改不可的时候，不起眼的旗下闲人政治居然会回光返照地发出巨大的能量，即使不足以毁掉改革本身，也会造成巨大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