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维新期间，严复在给光绪的上书中说：“近岁以来，薄海嗷嗷，扼腕叩胸，知与不知，莫不争言变法，甚且谓中国若长此终古，不复改图，将土地有分裂之忧，臣民有奴虏之患，民情如是，天意可知矣。”此话多少有点为动“圣听”的渲染和夸张，但确实也道出了甲午之后中国政坛上的某种政治情景。说“知与不知，莫不争言变法”可能不太准确，但至少言变的声音要大大多于说不变的语论。无论立场的进步与落后，开明与保守，有甲午惨败的事实在眼前，不管怎样，谁也说不出现状不错的自我安慰。只要有心干政，就总会觉得中国是需改变点什么了。那些冬烘、顽愚的人们虽不乐意改变现状，但迫于亡国的压力，在一浪高过一浪的求变呼声面前，也不便于直截了当地出面唱反调，所以，在这段时间里，各式各样的求变呼声才是社会舆论（至少是士人舆论）的主基调。

皇帝的变化是最显眼的，在损师丧地，国运大衰的政治前景下，帝室神秘的面纱再也罩不住那高高在上而又焦虑无助的心灵。熟读书史的年轻皇帝，眼睁睁看着前代一个个亡国之君的下场似乎就要重演，一直生活在超级“女强人”阴影之下的懦弱皇帝，突然之间，爱新觉罗家族不甘无所作为的基因开始起作用，“乖孩子”有点不听话了，他要自己做点事情，以改变清朝，改变中国，也改变他自己。在光绪几次向西太后传递了不愿做亡国之君的信息后，也在看冯桂芬《校芬庐抗议》的西太后终于答应放权。得到口头授权的光绪帝一面如饥似渴地缠着懂西学的大臣问东问西，拼命地要求总理衙门将他所知道的可怜的西学、“东学”的书籍送进宫来。一面向臣下放出锐意变法的空气。“自日一战而后，中国割地赔款，蒙莫大之耻厚。光绪帝方如梦之初觉，慨然以发愤自强为己任。故中日战前与战后之光绪帝不啻判若二人也。”多次出过洋的张荫桓，屡受召见，张向有“晓然欧美富强之机”的名声，“每为皇上讲述，上喜闻之”。时任总理衙章京的张元济回忆说：“光绪喜欢看新书，常常写条子到总理衙门要书，这件事都由我经手办理。那时候黄遵宪做了一部日本国志，光绪指名要这部书看，也是由我取来送进去的。”

在《马关条约》换约当天，光绪首先在张之洞要求再战的奏折上发出了希望革故鼎新的信号，他沉痛地批道：“嗣后我君臣上下，唯其坚苦一心，痛除积弊，于练兵筹饷两大端实力研求、亟筹兴革。毋生懈志，毋骛虚名，毋忽远图，毋沿积习，务期事事核实，以收自强之效。朕于内外诸臣有厚望焉。”接着，又部分地采纳胡燏棻、康有为等人的意见，发布施行修铁路、铸钞币、开矿产、立学堂等十四项新政的上谕，要求各省“悉心筹划，酌度办法，限文到一月之内，分晰复奏”。

光绪的变化显然非同小可，自道光以来，几代君主面对外部世界强大的压力，虽然没有一位自甘沉沦，但也没有一位能像光绪那样悉力钻究西学，讲求新法，光绪皇帝堪称是满清历代帝王中最懂西学的，而且还是自觉自愿地接受近代原则并按此原则生活的皇帝。张元济的回忆曾提到这样的一件事：“甲午战争后，中国承认朝鲜独立，我们放一个公使到朝鲜去，国书由总理衙起草。国书的稿子将大清国大皇帝高一格写，朝鲜国王低一格写，光绪用朱笔批在旁边，说我们已承认朝鲜独立，不应当低一格写，斥责总理衙门大臣思想腐败。”一次当翁同龢与光绪谈及外国人入觐礼仪时，光绪认为可以不按中国传统，其车马可允其入禁门。结果翁倒是有点踌躇，说是“不侍请而先予，恐非礼也”。梁启超、谭嗣同，还包括康有为都不是皇权主义者，谭嗣同甚至对皇权十分反感。但都被光绪的人格，严格说来是被光绪由旧转新的转变所感动，结果成为光绪坚定的拥戴者。

再看看满朝文武和地方督抚。这段时间，大臣们上书表达对时局看法的很多，程度不同地要求朝廷革弊更新。有像张之洞、胡燏棻、陈炽这样直接要求变法自强的，虽然内容上只是洋务运动的扩展。还有些只表示要某几个方面革新更张的，像荣禄之于兵备和武学考试，严修要求开经济特科，信恪请开矿务等等。连公认的顽固派徐桐，也有一折要求“兴利裁费”。对光绪那十四项新政的上谕，各省督抚的复奏虽然根据各省情况没有人同意全部铺开，但执根本反对意见人却也一个没有。其他的京官，像张元济、汪大燮、夏曾佑等人议政于陶然亭者有之，平居扼腕叹惜者亦有之。当康有为也变成京官之后，空气更为高涨，罗振玉回忆说，自康有为入都之后，“遂如春雷之启蛰，海上志士，欢声雷动，虽谨厚者亦如饮狂药”。

再看在野士绅。湖南的名绅王先谦、叶德辉等人，几乎是人人公认的顽固派，但此时对于在湖南兴办洋务，都是支持的，对于兴办轮船公司，还投股参加。王先谦称《时务报》“为目前不可不看之报”，特意购之发给岳麓书院诸生看。湖南办时务学堂并聘梁启超当总教司，长沙士绅大多举手赞成，王先谦尤其热情，“亦称美焉”。梁启超初至之时，学堂公宴，王先谦“并谓须特加热闹，议于曾忠襄祠，张宴唱戏，并请各绅以陪之”。浙江著名学者孙治让以公车上书“浙人无与者，窃以为吾乡之大厚”。并愿与“中土志士力持保种保教之念，即无所建树，亦冀以精神愿力鼓动以脱浪，以力挽气运”。关中大儒刘光，“以讲学之儒而治洋务”，改图求新，孜孜不倦。而像前面提到的张宗祥、蒋方震这样的千方百计求新知的下层士人，一时间不知凡几，变化比较快，态度也比较积极的大多为年轻人。

总而言之，在甲午刚过后的一段时间里，好像一阵惊雷闪过，不知所措的鸣蝉一齐失了声，顽固派的声音顿时稀少了。不是没有顽固派存在，也不是这些人不想发表他们的政见，而是他们一时不知说什么或者怎么说才好。正式的变法还没有开始，是不是触犯了他们的既得利益还得等等看看。更何况从掌握实权的“铁娘子”西王母（维新派这样称呼慈禧），到名震一时的地方大员都表示过中国需要改变，那么，即使心里再茫然失措，再不情愿和看不惯，也只好迫于情势而知趣地三缄其口了。

从另一个角度说，到了这个时候，中国执保守态度的士大夫虽然还相当多，但他们中的顽固派再也不能像当年倭仁辈一样，理直气壮地提出一大套反对变革的意见。他们既缺乏理论，更缺乏自信。他们的领军人物或者像刚毅那样，信口胡言，说出的话除他自己谁也不信；或者像徐桐那样取阿Q主义，避讳不见，避讳不谈。所以，他们也确实说不出什么来，反对革新，只好从权术与阴谋上措手。

梁启超曾对当时全国的保守派官僚作了这样的分析，他说这些人可以分为数种类：“其一懵然不知有所谓五洲者，告以外国国名，犹不相信，语以外患之危急，则曰此汉奸之危言耸听耳，此一种也。其二则亦知外患之可忧矣，然自顾已七八十之老翁矣，风烛残年，但求此一二年之无事，以后虽天翻地覆，而非吾身之所及见矣，此又一种也。其三以为即使吾及身而遇亡国之事，而小朝廷一日尚在，则吾之富贵一日尚在，今若改革之论一倡，则吾目前已失舞弊之凭借，且自顾老朽不能任新政，必见退黜，故出死力以争之，终不以他年之大害，易目前之小利，此又一种也。”这种分析除了有点刻薄和夸张外，应该说还是有道理的，反对维新的顽固派，已少有理想主义者，他们的立场全由利益走向而定（儒家理想主义精神，已转由倡新学者来继承），所以，顽固派虽多，但底气非常不足，因为连他们自己也清楚，他们的所作所为无非是在牟一己之私。如果不是因特殊的政治情势而导致了西太后倒向顽固派，反对新政的人实际上连个像样的领军人物也推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