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后党争是晚清的一个话题，也是后来治近代史的人每涉及中日甲午之战与戊戌维新必然要谈及的问题。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帝党云云，后党云云，甚至开列了名单，还点出谁是魁首，谁是中坚，谁是尾巴。

这样的说法，其实来自于晚清的文人闲谈。尽管雍正帝曾将欧阳修的《朋党论》加上按语与《圣谕广训》一道下发，而后的清代诸帝也三令五申严禁朝臣与士大夫结党结社。但是，士大夫在平时饭后茶余的闲谈中，特别喜欢用某某党这一说法来进行政治界限的划分。巴结鳌拜的自然叫鳌拜一党，巴结和珅的叫“和党”，靠近穆彰阿的叫“穆党”，晚清好发议论的言官与词官被称为“清流党”，然后就是“帝党”与“后党”。

士大夫在说什么什么党的时候，其“党”的含义明显带有几丝贬义，因为有“君子不党”的古训在，况且还有朝廷的明白禁令。一旦被认定为某某之党，一旦这人倒了台，还真有吃牵连的可能。所以，几乎没有人肯自称是属于什么党的。

清朝有没有朋党的存在呢？答案是肯定的。结党结社是士大夫政治生活中一个牢不可破的习惯，断不会因为皇帝的几纸禁令就安分守己，规规矩矩。正当一点的诗酒酬唱，清谈议政，不正当的就是结党营私，利用同年、同乡、同门等种种关系，形成一伙一伙的小圈子。而那些权倾朝野的重臣周围，也不可避免地麇集一些欲借大树好乘凉的人。由于有禁令在，“社”是不好再结了（少数的诗社除外），但“党”是一种“暗”头衔，还照结不误。

平时士大夫七嘴八舌，说谁和谁是一党，原是很随意的，没有什么严格的标准，双方走得比较近，或者有地缘、血缘、业缘种种关联，自然会被视为同党，有时政见相同相近，甚至有过一两次相同的意见也会被视为同党，有时也就是有相同的习惯和爱好，也可能被目为一党。我们所要讨论的“帝党”与“后党”也就是士大夫眼中的这种“党”，所不同的是原来的什么“穆党”之类是彻头彻尾的私党，而这回多少有点“公”的意思。

“帝党”与“后党”这名号的缘起是由于光绪的亲政。亲政之后的光绪，虽然没有实权，但总要处理政务，因此，必须有人襄助，原来的师傅是最容易拉来帮忙的人，通过师傅及其他的关系，渐渐走得近的也有些人了。真正让“帝党”“后党”这名目叫响叫开的是甲午战争，主要是战争后期，关于战与和的分歧，才使“帝党”“后党”真正叫响。

近代以来中国所有的对外战争，几乎都有关于战与和的纷争，然而这次意见分歧，背后却有了帝与后的意见倾向。由于坚持抵抗从来都是当之无愧的正义之举，而妥协求和又与西太后战争期间种种不光彩的事项（挪用海军经费、办理万寿庆典，宠信宦官等）联系在了一起，因此后党之称也就有了贬义。主持战事而战败，主持求和而割地赔款的李鸿章就被人们公认为后党领袖。清朝最有名的状元公张謇的儿子张孝若说：“那时慈禧太后和光绪帝，表面上虽大家还能保持相当的礼貌，可是实际上的朝局已分出帝后二党，各有水火不能相容的局势。太后本是一个很能干厉害的人，到了政权不能不交还光绪帝的时候，心里不愿意，很是勉强，存了一种试不好再来垂帘的想头。光绪帝人是好人，可惜没有多大才干，一到执到了政权，就非闲散时可比，好像鸟出了笼，鱼得了水，很想做出一点惊天动地的事来。其时外边政局的重心，完全集中于北洋大臣李鸿章，而帝唯师傅翁公之言听计从。翁、李隐然是两派的首领，后面是帝后的背景。”这种看法，在那些关心国事的士大夫中相当普遍。所谓的“帝、后党争”就这样浮出了水面。

士大夫借“党争”来指陈时事，讥讽朝政，当然是件无可厚非的事。但是，作为后来的历史研究者，再来审视这件事情的时候就要有一种客观的眼光。至少，我们要能做到将这些士大夫的七嘴八舌挤一挤水分。不好直接把当时的议论和对人物的臧否作为真实的政治派系和政治格局划分的依据。

依我个人之见，所谓的“帝党”“后党”，实际上是界限非常不清晰、划分十分随意的概括。光绪由于亲政，身边是渐渐聚拢了一些人，这些人聚在皇帝身边后，和原来政坛上的纠纷派争自然也带了进来（如翁同龢就与李鸿章有夙怨），而在这次甲午战争中，原有的纷争演变成作战方略上的分歧。仗打败了，直接指挥的李鸿章成了众矢之的，翁同龢等人的声音自然就更响，而决策圈外面的人，有不少愤愤于败局，更羞见求和的屈辱，纷纷声援求战的一方，胆子大的，直接上书，胆子小的，就在背后议论纷纷。这两部分人（后一部分的代表人物）当时都被人称为“帝党”。其实，不仅所谓帝党的这两部分人之间没有什么横的联系，就是每部分内部也没有联络和沟通。

同样，人们将李鸿章和那些附和和议的人都称之为后党。

所以，所谓后党帝党，在当时而言，主要是根据甲午战争中的态度而言的，在此之前和之后，这种划分都不一定合适（而我们的历史研究者很多人也是这样划帝、后党的，所谓帝党主战，后党主和，进而认为帝党支持变法，而后党反对变法）。

先说所谓的帝党，李鸿藻是公认的帝党领袖，但此公又是清流党的领军人物，思想意识极为守旧，清流党恰是西太后用以牵制洋务派的一支奇兵，每在关键时刻，总是能帮她渡过难关，同治死后，吴可读的尸谏造成的舆论纷纷的难堪，就是由清流党那生花妙笔掩饰过去的。李鸿藻与西太后的关系，肯定要比与光绪的关系来得密切，李鸿藻之主战，在很大程度上是他的习惯（他从来在历次战争中都主战），并不一定是由于他支持光绪。而且，按我们某些历史学家的逻辑，是帝党战后必然支持变法维新，而李鸿藻却无一言的表示就死了（ 1897），就是天假以年，以他的思想意识，看来也很难倾向变法。

再说“后党”。刚毅、奕劻还有王文韶，都是公认的后党中坚，在变法期间都是著名的顽固派，但他们在甲午战争期间都是主战的。西太后亲信的礼亲王世铎，在甲午战争期间却未对战和置一词。

所以说，主战和主和，本身就是一个含混不清的标准。中国的官僚士大夫就是有这种毛病，未参与战事之前，喊主战喊得很响，但真的身临前线，或者具体参与指挥战事，态度往往就会分化成两途，或者仍旧主战直至战死，或者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转向低调乞和。在未能将之推向战场之前，以他们的态度划线显然是不可靠的。在战前诸臣倾向于帝，还倾向于后，在战后，是否拥护变法，实际上与战争期间的态度没有多少必然的联系。

如果以是否附和西太后作为标准划线，那也很成问题，因为附和西太后的人实在太多了，就是翁同龢也不敢违拗这位女强人的意旨。而实际上大家公认的后党首领李鸿章，却在战败后死活不肯主持和议，最后还是西太后的三令五申，甚至威胁要将他两罪俱罚（战败和抗命），才勉强从命，显然，老谋深算的李鸿章当然知道此举会招致千古骂名。

所以，我们在回顾这一段历史的时候，不能按当时舆论的逻辑来划分帝党后党，而且也不应该以很成形的政治派系视之，无论帝党还是后党，作为派系还只是雏形，帝党在尚未成气候的时候，翁同稣就被西太后无端撵回老家，从此，帝党如鸟兽散，没了帝党，后党也就没有意义了（作为实际上的中国统治者，她的亲信和信宠都不能算是她的“党”，这样划分是不符合中国传统政治的常规的）。帝党后党只是某种在非常短暂的时间内存在过，并且界线十分含混的政治划分，过分强调其政治派别的意义，不是合理客观研究历史的需要。

如果我们很拘泥地看待帝党与后党，甚至开列名单，定量分析，解剖麻雀，并以定性的帝后党的头衔固定在某些历史人物的头上，进而以此作为分析政治格局演变的依据，那我们只会越分析越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