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多难的中枢维新 替代:四小军机

随着变法的深入,光绪召见的微臣越来越多,8月间,严复、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锐等人先后都入京得到这份荣光。而新政的诏书大多由康梁奏折之意出之。但是由于变法愈来愈受到顽固派的抵制,西太后的偏袒一方的态度也日趋明显,一些原本不反对变法的中间温和派大臣也开始随风倒,附和顽固派为变法制造障碍。翁同稣之去,在军机处这个中枢机构上无人出头为变法做主,随着顽固派捣乱的加剧,翁去后留下的缺憾愈发明显。于是,9月5日,在变法的关键时刻,光绪毅然任命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四位年轻人为四品卿,入军机为军机章京,填补翁同稣去后的缺憾。

军机章京是军机处的中层办事人员,其作用因人而异,有时大有时小,能人在此位上,有时作用比一般军机大臣还大。军机章京分满汉两班,每班八人,日值两班,凡属军机处事务,莫不由章京具体负责办理,小到上传下达,大到草拟上谕。军机章京一向都被视为实权人物,人称“小军机”。

谭嗣同等人被任命为“小军机”,反映出光绪为坚持变法的良苦用心。这四个人都倾向变法,其中谭嗣同与林旭态度还相当激进。但是他们又都有一定的来头,不像康梁那样没有“根基”(康有为之叔祖康国器虽当过广西护理巡抚,但时间已久,且关系较疏,算不上是世家子弟),更不像康梁那样名声在外,招人忌恨。

谭嗣同系湖北巡抚谭继询的长公子,谭继询是个出了名的循规蹈矩之人,西太后对他很放心。林旭这位白衣秀士,翩翩佳公子,本是洋务派名臣沈葆桢的乘龙快婿,又曾为荣禄幕僚。这二人又都是康有为的私淑弟子(没有真的入门受业),与康梁的思想十分合拍,系十分健锐的维新派斗士。尤其是谭嗣同,虽生于官宦之家,却绝无世家子弟气,生平好交结江湖义士,慷慨仗义,有古侠士之风。刘光第原是刑部主事,倾向变法,但态度比较温和,有调和新旧的意向,他与张之洞有些渊源,对张之洞相当推崇,不过在被选人军机后,表现得相当不错。杨锐是张之洞的得意门生,长期在张之幕下,张倚之若左右手,1889年入京以举人官内阁中书,与张之洞书信不绝,张有事托杨锐,而不托在京任职之子,可见关系之深。诚然,杨锐也同意变法,但态度上往往以张之洞的立场为转移,所以在变法中,他的态度最为缓和。

尽管光绪选择这四个人人值军机,充分考虑到了顽固派的承受力,实际上是一个略带妥协性的办事班子。但是,四小军机在进入军机处那天起,就引起了老派人马的强烈嫉视。

据梁启超讲,四小军机“拜命之日,皇上亲以黄匣缄一朱谕授四人,命竭力赞襄新政,无得瞻顾”。如此隆重之礼,说明了光绪对四小军机的重视,也发出了一个信号,顽固派军机大臣有被架空的危险。

按惯例,新上任的军机章京必先去军机大臣私邸挨门拜谒之后,方才到差,可是也许是由于不了解这一内情,或是觉得自己由特旨而授,身价不同,所以他们四人均未去拜,即到军机处供职(不了解情况的因素肯定会有,对像杨锐这样的人,肯定不会因这等礼仪上的小事而开罪大军机的)。这一举动,如火上浇油一般,使军机四卿一踏入军机处的门槛,就与原来班子中的大多数人处于尖锐的对立之中。

军机处与一般中央机构不同,无衙可言,因为它成立时就是皇帝的一个秘书班子,因此在皇宫隆宗门内的一所平房里办公。军机章京分作满班和汉班,各据一端,而四小军机来了之后,发现满班和汉班内均无他们的位置,两边互相推诿,有意刁难。“诣汉案,辞日:‘我辈系办旧政者,请他往。’诣满案,辞曰:‘我辈满股,君何为掺杂?”’血气方刚的谭嗣同等人岂能受这个气,干脆以硬对硬,抬腿就要走,这一下,对方倒软了下来,军机大臣出面,在屋子中间为他们设下桌案,从此,他们就成了军机处的“中心”。从此以后,几乎所有有关新政的奏折都交给他们处理,由他们先拿出意见,在奏折上夹上写有处理建议的签条,然后由军机大臣转呈皇帝裁夺。守旧的军机大臣们,一时间几乎无事可做。为了垄断新政事宜,四小军机兼代满班与汉班业务,也分成两班当值,谭嗣同与刘光第一班,杨锐与林旭一班。“名为章京,实则宰相也。此后新政,皆四人行之。”

杨锐人值军机后在给他弟弟的信中说:“圣训煌煌,只增战悚,每日发下条陈,恭加签语,分别是否可行,进呈御览。事体已极繁重,而同列又甚不易处,刘(光第)与谭(嗣同)一班,兄与林(旭)一班,谭最党康有为,然在值当称安静;林则随事都欲取巧,所答有甚不妥当者,兄强令改换三四次,积久恐渐不相能。”杨锐在维新运动中是维新派的同路人,在新旧两党的尖锐斗争中,他站在“中间偏左”的温和派立场上,对康有为及其同志的政治观点乃至政治态度都持有异议。因此,他在军机是处处谨慎小心,对林旭的激进姿态每每不以为然(但他的立场基本上还是偏向维新派的,故而林旭还能忍受他的“强令”)。从他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四小军机处境之险恶,公务之繁剧,名副其实地是变法的工作班子。

在短短的十六天里,四小军机襄助光绪,颁布了一系列新政的诏令,处理了大量的臣民上书,像试办速成学堂,鼓励士民上书言事,“推广游学办法”,鼓励士民送子弟出国留学,重建海军,和一系列整顿财政税收、大力发展民族工商农业的法令,均由四小军机操办,特别应该指出正是由于他们的参与和推动,光绪毅然下诏准许八旗人丁“各习四民之业”自谋生计,在这个困扰清朝近两百年的毒瘤上开了刀。

在西太后即将发动政变前夕,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场景,湖南守旧派曾廉上书,深文罗织,请诛杀康梁,发出了血腥反扑的信号,在此关键时刻,正在当值的谭嗣同与刘光第,上书对曾折逐条批驳,并最后写上愿以全家百口性命相担保,康梁无罪有功。毫不手软地挺身挡住了顽固派的反扑。

应该说明的是,军机四卿并非康有为的传声筒,如梁启超所云“自此皇上有所询问于康,则命四卿转告,康有所陈奏,亦由四卿密陈”的情况固然是有的,但在一般情况下,军机四卿还是以独立意志在参与新政,即使如谭、林这样的康门私淑,也绝非事事请示,日日汇报。据梁启超讲,他们在一起时经常争论不休,经过争论达成一致,往往并不以梁的意见为准。

在百日维新期间,尽管黑云压顶,困难重重,维新阵营里还是聚拢了相当一批有志之士。翁同稣被革职还乡,前往送行者数百人,大多为同情变法的人士,不少并非是翁的亲故,而是“为天下”的维新志士。到了这个时候,变法运动已远远超出了康梁传统的小圈子,成为全国先进士人的共同事业。除了四小军机之外,变法运动还有几位斗士型的人物,与康梁一起,为变法运动出了大力。一位是御史杨深秀,这位山西大儒,是位北方有名的汉学宗师,曾受聘为山西会德堂书院山长。入仕后先后做过刑部主事、郎中,山东道监察御史。维新运动兴起时,他已年届半百,然求新之志却老而弥坚,作为言官,他利用自家独特的身份,每每为变法大声疾呼,力荐维新人士,并果敢地上书弹劾顽固派大臣,怀塔布、许应骥等礼部六堂官正是因为他的弹章丢了乌纱,湖南巡抚陈宝箴被顽固派弹劾,他为之抗疏答辩,冲锋陷阵,无所畏惧,几乎是哪里有“仗”打,哪里就有他的身影。尤为难能的是,西太后发动政变以后,缇骑四出,曾参与新政之人,人人自危,大都不是远避他乡,就是忙于洗刷自己的时候,他居然站出来上疏追诘西太后训政之由,并援引古义,要求西太后撤帘归政,害得破帘而出的西太后大为尴尬,恼羞成怒,将其逮捕入狱。他是戊戌六君子中,年岁最长者。

另一位是徐致靖,这位侍读学士堪称维新运动中的勇健之士,他与两个身为翰林的儿子都与维新派过往甚密,维新运动几个关键的“坎”,均由他出面上书得过,荐康有为、黄遵宪,再荐梁启超,三荐四小军机,外加请光绪明诏定国是,在百日维新期间,被光绪擢升为礼部侍郎,与同期迁升的李端棻(梁启超妻兄),同主礼部,负责变法的教育改革事务。政变后,他与六君子一道被逮,由于他父亲与李鸿章有很深的交情(据说李鸿章中进士那年与徐父同棚考试,完卷未及誊好即患急症,后由徐父代为誊好呈上,结果是两人俱中,从此结为莫逆),李鸿章花了很大力气托荣禄为之疏通,说此人就爱唱唱昆曲,胸无大志。西太后看在荣、李之面,定了他个监斩侯(死缓),直到1900年八国联军打进来,方才脱牢狱之灾。

还有夏曾佑与严复,也算是维新运动的中坚人物,他们二人所起的作用,自梁启超以下,无人堪匹。严复这位出身农家的中国最早的一批洋务学生,被派到英国学海军,偏偏不安分地杂涉旁收,变成了中国最精通西方社会科学的一代宗师。由他“达诣”的一批西方近代社会科学名著,成为几代先进中国人用以改造中国的利器,一部《天演论》一出,对维新运动所起的作用,不亚于梁启超那支生花妙笔,喜爱时务体文章的青年,也喜欢将自己的名字改成“适之”“天择”“竞生”之类。严复与夏曾佑在天津创办的《国闻报》,论影响虽不及《时务报》,但议论之深度却过之。

夏曾佑曾被蔡元培誉为中国最有功底的学者,除了未完的一部《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之外,一生懒于述作。可他在戊戌变法时却是一位活跃的要角。梁启超曾这样描绘那时他与夏的交往:“我十九岁始认得穗卿(夏曾佑之号)——我的外江佬朋友里头,他算是第一个。初时不过草草一揖,了不相关,以后不晓得怎样便投契起来了。我当时说的纯是广东官话,他的杭州腔又是终身不肯改的,我们交换谈话很困难,但不久都互相了解了。他租一间小房子,在贾家胡同,我住的是粉坊琉璃街新会邑馆,后来又加入一位谭复生,衡宇望咫尺,我们几乎没有一天不见面,见面就谈学问,常常对吵,每天总大吵一两场,但吵的结果,十次有九次我被穗卿屈服,我们大概总得到意见一致。”梁启超、谭嗣同与夏曾佑都在北京的时候,也就是维新变法的关键时刻,这些热血青年那个时候就这样为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在天天吵、争,然后去做,不为名利,不顾性命。叶昌炽在当时是一个持中间立场的小京官,但他也承认,维新变法的这批人都是“才隽之士”。

这些人再加上黄遵宪、容闳、陈三立(陈宝箴之子)、皮锡瑞、孙治让、唐才常、章太炎、毕永年、冒广生、熊希龄、陈叔通、孙宝瑄、徐仁铸兄弟、沈曾植兄弟等一批在运动中披坚执锐,冲锋陷阵的志士,维新运动形成了自己的不大但颇有声势的阵容。除了孙中山等海外的革命者之外,他们可以说是中国第一批具有革命意义的先进分子,因为近代化到了他们手里,才有了结束几千年封建专制的意义。以后的革命者与形形色色的救国论者,都堪称是他们嫡传的后代。

远远超出康梁范围的这些维新人士,他们中的多数论思想境界和学识水准并不亚于康梁,也属于同时代的早慧者,但恰是康梁先登上了峰巅,奔走呼号,将他们的心愿汇成一种颇有声势的运动,所以尽管参加者出力不少,贡献与牺牲也很大,但运动写上康梁的名字也不为过(不过,后来的康有为颇有贪功之嫌,他将这场运动中的牺牲者均视为自己的学生,好像运动就是他和他的弟子自家的事,这就过分了)。准确地说,戊戌维新是那个时代先进分子共有的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