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世风 先秦两汉时期几种服饰的流行

齐桓公时齐国人一度爱穿紫色的衣服。因为桓公喜欢穿紫衣,众人跟着学,于是紫衣价格上涨,高达元白色的五倍多。桓公感到这是一种奢侈浪费,就问管仲怎样才能禁止,管仲回答说:据我所知,国君吃过的食物,臣民必须要吃它,国君欣赏的衣服,臣民也会跟着穿。现在你自己吃的是精好食品,穿的是紫色的衣裳,白狐皮的外衣,你自己这样怎么能要求臣下节俭呢?接着建议桓公不再穿紫衣,并要对群臣讲紫色有臭味,不是好东西,如此一来人们嗜紫的毛病自然消除了。桓公采纳了管仲的意见,改变服装,穿白色的衣服,戴白色的帽子,不过一年的时间,齐国人变得节俭了(刘向《说苑·反质》)


管仲画像

楚文王熊赀(公元前689~前677年在位)喜欢戴獬冠,楚国的人学着戴,以为时髦(《淮南子》)

帻的兴起是汉元帝带动的。帻在上古是不能戴冠的执事人员的一种帽子,到汉文帝时群臣贵贱人等都有戴用的,但是人们由于职务不同用料的颜色各异,形式也有小的差别,如武官用赤帻,皂吏用青帻。汉元帝额上有一撮毛发,觉得不好看,为了人家看不见,开始用帻,把一撮毛遮盖起来。他是皇帝中第一个好用帻的,自此之后,群臣效法逐渐多起来(《后汉书·舆服下》及注引《独断》)


头裹巾帻人像

东汉中叶大将军梁冀,废立自专,权倾内外,妻孙寿受封为襄城君,服制同于长公主。这对夫妇作恶多端,而妆饰打扮异于常人,创造出新发型、新服装。《后汉书·梁冀传》说孙寿“作愁眉,啼妆,堕马髻,折腰步,龋齿笑,以为媚态。(梁)冀亦改易舆服之制,作平上瀽车,埤帻,狭冠,折上巾,拥身扇,狐尾单衣”。这些装饰,据《后汉书·五行志》及李贤注的解释:愁眉,把眉毛画得细而曲长;啼妆,在眼下流泪的地方作些化妆;堕马髻,发髻不在头顶正中,而偏于一侧;折腰步,走起路来,轻轻摇摆,像是脚不能支持身体一样;龋齿笑,像有牙痛那样的笑,笑也不那么咧嘴;平上瀽车,给车装饰平顶的外罩;埤帻,帻的前脸向下;折上巾,头巾的上角折回;拥身扇,大扇;狐尾单衣,后裙拖在地上,像狐狸尾巴(《后汉书》)。孙寿的装束,所追求的是一种病态美,愁眉、啼妆、龋齿笑,都像犯病的表情,像啼哭过,折腰步大约走起路来像后世的小脚女人,这样装束和动作,给人造成一个娇弱可怜的女子形象,使人怜爱。大将军家的这种审美观为当时人所接受,于是“京都歙然,诸夏皆仿效”(《后汉书》),从梁家流行到洛阳和全国。及至梁冀被诛,他家的那些妆饰式样也为人所不屑了,消失了。


战国帛画中的女性装束

汉灵帝性好聚敛和挥霍,他别出心裁地玩乐,尤其是“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侯、胡笛、胡舞”。皇帝喜用西北少数民族的服装、生活用具、饮食和乐器,又带动了臣下:“京师贵戚皆竞为之。”(《后汉书》)

这几个故事中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服饰爱好方面上行下效,国君嗜好的,贵族首先跟着学,贵族喜爱的,他的奴仆,他的同类和官僚也爱好上了,民间也随之时兴了。在上者兴趣转移了,在下者随着趋于新花样。汉代民谣:“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大眉,四方高半额;城中好广袖,四方全匹帛。”说明风俗的流传,从城市到乡村,从首都到地方,从社会上层到社会下层,而且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愈传得广,比原样愈厉害。

在服饰爱好上的上行下效风俗的出现看似是极其自然,但仍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既然装束体现人的社会身份,上层人士的着装代表他的地位,下层人士如果有条件模仿的话,就会改变形象,似乎也是上流社会的人物了。同时为了和上层人士接近,仿效他们的装饰,才能入流,才可能被上流社会接纳,和上层人土混在一起。所以说在下的人向比自身层次高的人学习衣着方式,首先是为了提高社会地位。还应看到这种学习还有一个审美的因素。上层人士的衣饰,往往有它的美的成分,它或者样式新颖、美观,或者质地优良,或者人着装之后显得高雅、文明、端庄、威严、漂亮,令人倾慕。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上层人士的着装美,也会引起人们的模仿。上层社会的装饰中还有一种病态美,即如孙寿那样的装扮并不真美,但是下层人士不分美丑,通同学习。这固然有着美的欣赏水平问题,但更重要的还是思想上的奴隶主义驱使的。在古代,人们等级观念严重,低等级的人连在思想上也向往高等级的文明,因此对他们的装饰会不分美恶,一概接受。其实这种学习毫无道理,人们应当发展健康的美,向上的美,而不应当是病态的美,颓废的美。

上行下效,上变下也变,因此服饰习俗总在不断地变化。变异既然出自上方,在上的人的个性、爱好很能影响服饰的变异。他们如果充分意识到自身的作用,在装束上,让它有个性,美丽,大方,健康,那才是对世人、世事有益的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