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遇在泉州。

或者说，在蒲寿庚。

事实上，尽管历史不能假设，但似乎可以推论，如果张世杰与蒲寿庚达成共识实现联合，他们是有可能抵挡蒙古军之凌厉攻势，至少保住泉州，甚至重整河山的。

对此推测，崖山可以出庭做证。

崖山是宋蒙的最后一战。据《宋史》记载，战后海面上漂浮的尸体多达十余万，其中应该大部分是宋军。这就说明宋方的兵力并不少，而且同仇敌忾。要知道，这时的张世杰乃败军之将，南宋军乃疲惫之师，还十多天没喝淡水，尚能与敌血战到底。如果是在泉州，有充足的补给和装备，还有蒲寿庚提供的坚船利器，想想看那会怎样？

说不定，忽必烈就知难而退了。

这是有可能的。作为游牧民族，蒙古人更习惯于逐水草而居的生活，只不过此刻把南宋看作了新的牧场。如果这个牧场没草吃或者进不去，就会转场。他们跟南宋并没有深仇大恨，也非亡宋之心不死，干吗非得在这里死磕？

所以，张世杰他们前往泉州，并没有错。

但是，以泉州为抗元复国的基地，就必须联合和依靠蒲寿庚。请注意，是联合依靠而非利用。这并非不可以，东晋开国皇帝司马睿就是这么干的。他联合依靠以王导为代表的士族群体君臣共治，便让已经灭亡的晋又延续了上百年。

南宋小朝廷完全可以照葫芦画瓢，我们甚至可以设想出新政府的组成名单：陈宜中和陆秀夫担任左右丞相，即最高行政长官；张世杰担任枢密使，即最高军事长官；蒲寿庚担任三司使，即最高财政长官。至于皇太后和小皇帝，则只要作为国家主权的象征维持大宋的旗号就行了。

这是一个联合政府。

联合政府的合法性来自小皇帝赵昰，他毕竟是度宗皇帝的亲儿子；也来自当地人民对宋的认同，这可以由张世杰和文天祥领导的抗元斗争来证明。至于财政收入，就得靠海洋贸易了。尽管巴格达在十八年前落入蒙古人之手，但马六甲海峡依然畅通无阻，泉州商船仍可抵达苏门答腊。

苏门答腊在当时叫三佛齐，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和南宋的主要贸易国之一。阿拉伯、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群岛的货物要运往中国，都要在这里中转。中国商船要去波斯湾做买卖，也必经三佛齐的属国蓝无里。当时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是：从泉州出发，在海上航行四十多天到达蓝无里，在那里度过寒冬，第二年再靠着季风前往阿拉伯帝国，航程大约需要六十多天，然而一来一往竟能获利百倍。

三佛齐没被蒙古人占领，真是万幸。

更重要的是，掌握了三佛齐政治经济大权的，基本上是蒲姓的阿拉伯人。他们跟蒲寿庚一样，也都是穆斯林。既有经济利益，又有文化认同，合作起来应该不难。相反，来自寒冷北方之草原的蒙古人，则多半会将那些赤道附近的海岛视为畏途。哈哈，他们确实鞭长莫及，只能望洋兴叹。

想象中的联合政府应该站得住脚。

只不过南宋必须改革，做出让步。因为一个以泉州为首都或陪都，海洋贸易为经济命脉，联合依靠阿拉伯裔穆斯林共同执政的王朝，无论叫不叫宋，都必定是新的国家。国体和政体或许不用改变，皇帝和宰相之类的称号，中书省和枢密院之类的机构，也可以照叫照设不误。毕竟，两宋的政治制度相当成熟且行之有效，没必要改弦更张。

其他方面，却很难讲。

首先，生意人和阿拉伯人的社会地位肯定提高。尤其是阿拉伯裔商贾的地位，将不亚于元代的色目人。色目这个词其实是“异色目”之意。由于突厥、波斯和阿拉伯人的肤色和眼睛跟蒙古人不一样，所以叫色目人。他们在元代的种族制度中位居第二，高于北方汉族和南方汉族。

色目人地位高，是因为会经商理财。蒙古人打仗，色目人管账，账房先生当然要比农夫和奴婢尊贵。想象中的联合政府既然要靠阿拉伯商贾解决财政问题，甚至要靠蒲寿庚们制造军舰，岂非也该尊崇其地位，保证其权益？

随之而来的是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问题。伊斯兰教成为国教或许未必，地位高于佛道两教而与儒学分庭抗礼则完全可能。尽管在历史上，儒术的独尊地位也曾遭遇挑战，但要让受到程朱理学熏陶的南宋士大夫接受“伊儒并尊”或“四教合流”的变化，恐怕还是要下很大的决心。

然而红利也十分可观。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新政府如果成立，建设的将是多元文化的海洋帝国，这可是利好消息。我们知道，中华文明原本就有两个源头：一是殷商代表的海洋工商传统，二是西周代表的大陆农业传统。秦汉建立统一大帝国以后，也有两种道路的选择：一是因自给自足而走向封闭保守，二是因对外交流而走向开放兼容。孰优孰劣，一目了然。

宋末，则正好处于岔路口上。

清净寺门楼

清净寺是泉州最古老的一座伊斯兰教寺院，也是伊斯兰教经由海路传到中国的第一个落脚点。与众不同的门楼，体现出浓郁的中亚风格。

实际上，由于丝绸之路的开通，汉唐已经在朝着第二条道路前进，建立的文明也是世界性的。因此，安史之乱后与西域失联，真是堪称不幸。好在东方不亮西方亮，海上丝绸之路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可能。如果能够变成海洋帝国，还是多元文化的，请问那将是怎样的前景？

这里面无疑有太大的想象空间。比方说，由于假设的新帝国只能向外发展，造船和航海技术必定大幅度提高。那样的话，中国便有可能与世界同步进入大航海时代，甚至还能领先一步，弄不好就没哥伦布他们什么事了。

可惜，由于张世杰与蒲寿庚翻脸，一切归零。

遗憾啊，遗憾！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

看来情况很可能是这样：来泉州之前，张世杰与蒲寿庚并非没有合作的可能，但双方诉求不同目标各异。前者显然只想利用后者，却不会让他在最高权力那里分一杯羹。张世杰甚至会傲慢地认为，让你这胡人为皇宋效劳，已是天大的面子和恩典，还不赶紧献出粮草和舰船？

可惜忠君爱国这一套，对蒲寿庚完全没用。他是外国人又是商人，凭什么要为赵宋王朝无私奉献？何况在这阿拉伯富豪看来，他的财产来自真主的保佑和自己的努力，跟南宋皇帝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事情甚至恰恰相反，如果不是政府横征暴敛，权贵敲诈勒索，他还会赚得更多。

这是他在降元之前要大开杀戒的原因之一。

因此，助宋也好，降元也罢，对蒲寿庚来说都是交易和买卖。如何选择，只看性价比。前提条件，则是要保证他的权势和财富安然无恙，最好还能更上层楼。

张世杰帮他做出了选择，忽必烈则尽遂其愿。蒲寿庚被授予正三品的昭勇大将军衔，后来又被任命为正二品的福建行省中书左丞，相当于福建省副省长，势焰熏天。

伊斯兰教也在元代得到大发展，穆斯林大臣在元的朝廷更是地位显赫，就像阿拉伯帝国阿巴斯王朝的波斯人。比如阿合马和倒剌沙的当权时间就占了元的四分之一，忽必烈的某个孙子竟带着麾下的蒙古健儿皈依了伊斯兰。

陆秀夫却只能背着小皇帝跳入海中。一起跳进去的还有不愿做亡国奴的其他将士，以及中华文明浴火重生的另一种可能。事实上，明清两代选择的是闭关锁国，最后变成万马齐喑的死水一潭。因此，当我们向那些死难的烈士表示崇高敬意之时，难道不该再多一点反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