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理学是非 二、伪君子与变态狂

还有一个人,也天天盼着文天祥死。

此人名叫王炎午,原本是个太学生,也是当时鼎鼎有名的爱国青年,曾经投奔文天祥充当幕僚,又因父死母病而很快离职。但文天祥被俘不久,他就急吼吼地跳了出来。

跳出来干什么呢?

发表他的《生祭文丞相文》。

生祭,就是对方还活着的时候便发表悼词。

意思很清楚:你怎么还不死啊?

王炎午的用心正是如此。据野史说,他挥泪写完这一千七百多字的奇文,便让人抄录一百多份,沿着文天祥北上的必经之路张贴于驿站、码头和店壁等显目之处。抄录的文章字大如掌,很怕文天祥看不清,别人看不见。

呵呵,大字报呀?

野史还说,文天祥到达赣州前,王炎午便早早赶到赣江码头亲自张贴生祭文,还设了祭坛哭天嚎地烧纸钱,弄得满世界乌烟瘴气。文天祥到达南昌码头上岸时,王炎午竟冲到蒙古军队面前,就地跪下,烧香磕头地祭拜起来。

文天祥呢?据说也热血沸腾。

但正史说,文天祥没见到祭文,也没见过王炎午。

毫无疑问,正史的说法更靠谱。想想也知道,一千七百多字,每个字都有巴掌大,得用多少纸?这样极具煽动性的反动言论,蒙元当局岂容王炎午到处张贴?不要说什么蒙古人不识汉字,他们那里可是还有留梦炎。就算留梦炎巴不得文天祥看了就去死,张弘范却不会这么想。

所以,张贴生祭文的事情恐怕有,但没那么夸张。

王炎午见到文天祥就更不可能。当时,蒙古人对文天祥的看管相当严格,所到之处多半早已戒严,哪里会让王炎午这样的家伙跳出来撒野?野史编造出这些细节,无非是要夸大“生祭文”的轰动效应,以及此文的道德力量,似乎如果王炎午有微信公众号,分分钟就会刷爆了朋友圈。

其实,这不过是一帮变态文人在意淫。

意淫是文人的本色,问题是动机何在。

这就要读一下原文。

原文很长,但核心只有一个:劝其速死。

如此工作,并不好做,王炎午却居然说得头头是道振振有词。他说,大丞相二十岁中状元,四十岁为将相,父亲去世极尽哀荣,母亲奉养极尽享乐,仗义勤王不辱使命,功名事业不辱斯文,可谓光宗耀祖,忠孝两全。何况您鞠躬尽瘁就像诸葛亮,见义勇为就像颜真卿,虽然于事无补,却大节不亏,所欠一死耳。总之,洋洋洒洒就是一句话:你文天祥活得已经很够意思很够本了,怎么还不死?

不死当然有原因,王炎午也设身处地替他着想:是不是还想忍辱负重以待将来?对不起,这虽然不错,但完全没有可能。想当年,我大宋以东南全势尚不能解襄樊之围,而今以亡国一夫又岂能对抗天下?识时务者为俊杰,还是不要痴心妄想的好。至于以不屈为心,不死为事,苏武可以,丞相您不可以。为什么呢?昔为强汉,今为亡宋呀!

结论是:呜呼,大丞相可死矣!

更让人毛骨悚然的是,为了保证劝死成功,王炎午没有忘记提醒文天祥:只要想死,办法很多。相反,长期坐在蒙古人牢里,则会死得很惨很难看。比方说,热死冻死,淹死闷死,狱卒抓住撞墙而死,盗贼入室屠戮而死,以及毒蛇猛虎咬死等等。与其那时轻于鸿毛,不如现在重于泰山。何况丞相不死,必有因丞相而死的,您老人家看着办吧!

幸亏文天祥没有看到。如果看到,不死都不行!

天底下,有这么变态的吗?

变态就变态吧,身体力行也好。王炎午却不。文天祥就义之后,苦苦相逼的他并未从死,只是又写了篇《望祭文丞相文》的锦绣文章,就问心无愧地活下去,安然无恙地活了四十一年。这么长的时间,倘若他认可当年给文天祥的所谓鼓励和鞭策,每天都有机会让自己全节。

没有足够的史料让我们了解王炎午过得怎样,但他还能够编纂自己的诗文集,想来不差。至于心情,则不难通过他留下的唯一一首《沁园春》管中窥豹:

又是年时,杏红欲脸,柳绿初芽。奈寻春步远,马嘶湖曲;卖花声过,人唱窗纱。暖日晴烟,轻衣罗扇,看遍王孙七宝车。谁知道,十年魂梦,风雨天涯! 休休何必伤嗟。谩赢得青青两鬓华!且不知门外,桃花何代;不知江左,燕子谁家。世事无情,天公有意,岁岁东风岁岁花。拼一笑,且醒来杯酒,醉后杯茶。

呵呵呵,好一个“暖日晴烟,轻衣罗扇”!好一个“醒来杯酒,醉后杯茶”!文丞相如他所愿刑场就死,他倒能“岁岁东风岁岁花”什么的,真不知是何心肝!

这难道不是伪君子?

没错,跟背叛国家屈膝求降的留梦炎相比,王炎午至少守住了底线,一辈子都没有到元人那里去做官,但他的虚伪却远远超过留梦炎。的确,站在现代文明的立场,我们不能要求王炎午去死,正如我们反对他逼文天祥。然而每个天良尚存的人都可以问他一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无法做到的,凭什么要求别人做?如果你当真认为只有一死才能报国,为什么不找个众目睽睽的地方死给我们看?

也许,就连王炎午自己都觉得说不过去,便在编纂诗文集的时候为《生祭文丞相文》加了序言。序文深情地回忆了他和文天祥的关系:炎午投笔从戎,是丞相您不嫌狂愚奖励提拔;父死母病,又是丞相心怀恻隐许我尽孝。无论于公义还是私谊,都恩重如山。炎午人微言轻势单力薄,报国无门报恩无计,只能写下这篇生祭文,以速丞相之死。

好嘛!原来报答一个人的恩情,就是让他去死!

这种表白,岂非更加虚伪?

当然,王炎午未必这么认为。相反,他的劝死很可能是真诚的,真诚到连自己都泪流满面,同道们也一个个激动得浑身发抖。这就更加可怕。因为这种虚伪和残忍已经不是个人的,而是集体的,甚至是一种集体无意识。于是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是什么样的文化,才会结出如此恶果?

这笔账算不到老祖宗头上。

没错,中国古代确有“主辱臣死”的传统,但在以前却只是主张和观念,并非法定义务和道德准则,没有谁说非死不可。管仲就没有死,还受到孔子的肯定。关羽降曹,更是无人责难。那么请问,管仲和关羽可以不死,文天祥为什么就一定得死?不要说什么他的死能够激发南宋军民的爱国热情和抗元斗志,就连王炎午自己都承认复国已无可能。既然如此,他对文天祥不依不饶,究竟是搭错了哪根神经?

何况之前的主辱臣死,都是当事人自己的选择,没有别人苦苦相逼,更没有只逼别人自己不做的。尽管我们并不赞成动辄自尽,但说得到做得到,至少还是真君子。

然而在南宋末年,我们看到的却是两种伪君子。一种是留梦炎那样的,虚伪而无耻;一种是王炎午这样的,虚伪而变态。此后两个物种都繁衍不息,明清更是遍地开花,只不过在鼎革之际,民间不乏王炎午,朝中多为留梦炎。

那么,培养出这两种伪君子的又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