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个人，也天天盼着文天祥死。

此人名叫王炎午，原本是个太学生，也是当时鼎鼎有名的爱国青年，曾经投奔文天祥充当幕僚，又因父死母病而很快离职。但文天祥被俘不久，他就急吼吼地跳了出来。

跳出来干什么呢？

发表他的《生祭文丞相文》。

生祭，就是对方还活着的时候便发表悼词。

意思很清楚：你怎么还不死啊？

王炎午的用心正是如此。据野史说，他挥泪写完这一千七百多字的奇文，便让人抄录一百多份，沿着文天祥北上的必经之路张贴于驿站、码头和店壁等显目之处。抄录的文章字大如掌，很怕文天祥看不清，别人看不见。

呵呵，大字报呀？

野史还说，文天祥到达赣州前，王炎午便早早赶到赣江码头亲自张贴生祭文，还设了祭坛哭天嚎地烧纸钱，弄得满世界乌烟瘴气。文天祥到达南昌码头上岸时，王炎午竟冲到蒙古军队面前，就地跪下，烧香磕头地祭拜起来。

文天祥呢？据说也热血沸腾。

但正史说，文天祥没见到祭文，也没见过王炎午。

毫无疑问，正史的说法更靠谱。想想也知道，一千七百多字，每个字都有巴掌大，得用多少纸？这样极具煽动性的反动言论，蒙元当局岂容王炎午到处张贴？不要说什么蒙古人不识汉字，他们那里可是还有留梦炎。就算留梦炎巴不得文天祥看了就去死，张弘范却不会这么想。

所以，张贴生祭文的事情恐怕有，但没那么夸张。

王炎午见到文天祥就更不可能。当时，蒙古人对文天祥的看管相当严格，所到之处多半早已戒严，哪里会让王炎午这样的家伙跳出来撒野？野史编造出这些细节，无非是要夸大“生祭文”的轰动效应，以及此文的道德力量，似乎如果王炎午有微信公众号，分分钟就会刷爆了朋友圈。

其实，这不过是一帮变态文人在意淫。

意淫是文人的本色，问题是动机何在。

这就要读一下原文。

原文很长，但核心只有一个：劝其速死。

如此工作，并不好做，王炎午却居然说得头头是道振振有词。他说，大丞相二十岁中状元，四十岁为将相，父亲去世极尽哀荣，母亲奉养极尽享乐，仗义勤王不辱使命，功名事业不辱斯文，可谓光宗耀祖，忠孝两全。何况您鞠躬尽瘁就像诸葛亮，见义勇为就像颜真卿，虽然于事无补，却大节不亏，所欠一死耳。总之，洋洋洒洒就是一句话：你文天祥活得已经很够意思很够本了，怎么还不死？

不死当然有原因，王炎午也设身处地替他着想：是不是还想忍辱负重以待将来？对不起，这虽然不错，但完全没有可能。想当年，我大宋以东南全势尚不能解襄樊之围，而今以亡国一夫又岂能对抗天下？识时务者为俊杰，还是不要痴心妄想的好。至于以不屈为心，不死为事，苏武可以，丞相您不可以。为什么呢？昔为强汉，今为亡宋呀！

结论是：呜呼，大丞相可死矣！

更让人毛骨悚然的是，为了保证劝死成功，王炎午没有忘记提醒文天祥：只要想死，办法很多。相反，长期坐在蒙古人牢里，则会死得很惨很难看。比方说，热死冻死，淹死闷死，狱卒抓住撞墙而死，盗贼入室屠戮而死，以及毒蛇猛虎咬死等等。与其那时轻于鸿毛，不如现在重于泰山。何况丞相不死，必有因丞相而死的，您老人家看着办吧！

幸亏文天祥没有看到。如果看到，不死都不行！

天底下，有这么变态的吗？

变态就变态吧，身体力行也好。王炎午却不。文天祥就义之后，苦苦相逼的他并未从死，只是又写了篇《望祭文丞相文》的锦绣文章，就问心无愧地活下去，安然无恙地活了四十一年。这么长的时间，倘若他认可当年给文天祥的所谓鼓励和鞭策，每天都有机会让自己全节。

没有足够的史料让我们了解王炎午过得怎样，但他还能够编纂自己的诗文集，想来不差。至于心情，则不难通过他留下的唯一一首《沁园春》管中窥豹：

又是年时，杏红欲脸，柳绿初芽。奈寻春步远，马嘶湖曲；卖花声过，人唱窗纱。暖日晴烟，轻衣罗扇，看遍王孙七宝车。谁知道，十年魂梦，风雨天涯！ 休休何必伤嗟。谩赢得青青两鬓华！且不知门外，桃花何代；不知江左，燕子谁家。世事无情，天公有意，岁岁东风岁岁花。拼一笑，且醒来杯酒，醉后杯茶。

呵呵呵，好一个“暖日晴烟，轻衣罗扇”！好一个“醒来杯酒，醉后杯茶”！文丞相如他所愿刑场就死，他倒能“岁岁东风岁岁花”什么的，真不知是何心肝！

这难道不是伪君子？

没错，跟背叛国家屈膝求降的留梦炎相比，王炎午至少守住了底线，一辈子都没有到元人那里去做官，但他的虚伪却远远超过留梦炎。的确，站在现代文明的立场，我们不能要求王炎午去死，正如我们反对他逼文天祥。然而每个天良尚存的人都可以问他一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无法做到的，凭什么要求别人做？如果你当真认为只有一死才能报国，为什么不找个众目睽睽的地方死给我们看？

也许，就连王炎午自己都觉得说不过去，便在编纂诗文集的时候为《生祭文丞相文》加了序言。序文深情地回忆了他和文天祥的关系：炎午投笔从戎，是丞相您不嫌狂愚奖励提拔；父死母病，又是丞相心怀恻隐许我尽孝。无论于公义还是私谊，都恩重如山。炎午人微言轻势单力薄，报国无门报恩无计，只能写下这篇生祭文，以速丞相之死。

好嘛！原来报答一个人的恩情，就是让他去死！

这种表白，岂非更加虚伪？

当然，王炎午未必这么认为。相反，他的劝死很可能是真诚的，真诚到连自己都泪流满面，同道们也一个个激动得浑身发抖。这就更加可怕。因为这种虚伪和残忍已经不是个人的，而是集体的，甚至是一种集体无意识。于是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是什么样的文化，才会结出如此恶果？

这笔账算不到老祖宗头上。

没错，中国古代确有“主辱臣死”的传统，但在以前却只是主张和观念，并非法定义务和道德准则，没有谁说非死不可。管仲就没有死，还受到孔子的肯定。关羽降曹，更是无人责难。那么请问，管仲和关羽可以不死，文天祥为什么就一定得死？不要说什么他的死能够激发南宋军民的爱国热情和抗元斗志，就连王炎午自己都承认复国已无可能。既然如此，他对文天祥不依不饶，究竟是搭错了哪根神经？

何况之前的主辱臣死，都是当事人自己的选择，没有别人苦苦相逼，更没有只逼别人自己不做的。尽管我们并不赞成动辄自尽，但说得到做得到，至少还是真君子。

然而在南宋末年，我们看到的却是两种伪君子。一种是留梦炎那样的，虚伪而无耻；一种是王炎午这样的，虚伪而变态。此后两个物种都繁衍不息，明清更是遍地开花，只不过在鼎革之际，民间不乏王炎午，朝中多为留梦炎。

那么，培养出这两种伪君子的又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