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理学是非 五、谁迷心窍

听说能够跟皇帝面谈,陆九渊相当兴奋。

这是南宋孝宗淳熙十一年(1184)的事,当时陆九渊四十五岁,朱熹五十四岁。陆九渊是南宋时期理学的又一代表人物。尽管《宋史》把他列入《儒林传》中,而不在《道学传》里,但后世仍然认为他是理学家。后来,他的学说被明代王阳明(王守仁)发扬光大形成陆王学派,与二程兄弟和朱熹创建的程朱学派共同构成了宋明理学的顶梁支柱。

陆九渊比朱熹小九岁,关系则很特别:要振兴儒学挽救世道人心是战友,但于治学方法和修养途径却是论敌。淳熙二年(1175)六月,由哲学家吕祖谦邀请并主持,在江西省上饶市的鹅湖寺进行了学术大辩论,试图调和朱熹与陆九渊之间的分歧,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鹅湖之会。

宋代儒学谱系

据小岛毅《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

鹅湖之会火药味十足。陆九渊嘲笑朱熹支离破碎,朱熹讥讽陆九渊是禅宗的跟屁虫。两人牛头不对马嘴,吕祖谦的愿望完全落空,乘兴而来的诸位学者只好不欢而散。

但是冷静下来以后,两人又都发现了对方的可取之处和自己的不足,于是相互通信往来不绝。五年之后的淳熙七年(1180)九月,朱熹甚至邀请陆九渊到自己担任洞主的庐山白鹿洞书院讲学。据正史记载,后者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时,座中竟有泪流满面泣不成声者。

惺惺相惜,取长补短,这很可贵。

尊重对方,不因意见分歧而记私仇,就更可贵。

风气如此良好,也就是宋吧!

更要紧的是,朱熹和陆九渊都认为只有依靠皇权,学说才能推广,儒术才能振兴。因此,听说陆九渊能够有跟皇帝面谈的机会,朱熹便表现出极大的关注。

他写信问:面谈是在什么时候?

陆九渊答:应该是冬天,还不知道见不见得着。

这就有意思了,因为陆九渊回信是在三月十三日。由此可见,朱熹得到消息的时间应该更早,而且应该是陆九渊本人透露的。那么,陆九渊为什么要迫不及待广而告之,冬天才可能发生的事又为什么年初就讨论起来了呢?

原因之一,是机会难得。

按照唐宋两代的制度,中下级官员上朝回答皇帝的询问有三种可能。一是出任地方官要陛辞,这叫转对。二是作为中央政府官员轮流向皇帝进言,这叫轮对。三是被皇帝特别从外地召到京城登朝面对,则叫登对。淳熙十一年,陆九渊在尚书省任职,所以有资格参加轮流进言;又因为轮对的时间次序有一定之规,因此知道这年冬天有此机会。

朱熹则曾经登对。隆兴元年(1163)十一月六日,他作为职位很低的地方小官被即位不久的孝宗召见。尽管朱熹对此高度重视,准备了三份奏折,却似乎话不投机。据他事后的记述,谈第一个问题时,孝宗作答如响;但是谈后面两个问题时,皇帝陛下却保持沉默,一言不发。

如此结果,让朱熹很沮丧。这也是他听说陆九渊有机会轮对,就急不可待要讨论的又一个原因。而且,有了二十年前的经验教训,朱熹便提醒陆九渊:果得一见明主,就紧要处下得数句为佳。其余屑屑,不足言也。

这可真是古道热肠,关切之情也溢于言表。

轮对结束,朱熹立即索要了奏稿来读,读完之后兴奋地对朋友说:子静(陆九渊字)讲得好!语意圆转浑浩,无凝滞处,也是他自己确有心得。当然,朱熹的回信除了由衷称赞奏折规模宏大源流深远,也没忘记讥讽陆九渊受佛教影响太深。他半开玩笑地说:尊意不会是从帕米尔来的吧?

陆九渊答:是从五脏六腑里来的。

朱熹则似乎没有再纠缠。

此后两人的交往表现出浓浓战友情。朱熹期待着陆九渊的第二次轮对,陆九渊也关注着朱熹。他们都愿意看到甚至帮助对方被皇帝重用,而朱熹对陆九渊更是寄予厚望。因为在他看来,当时最会说话,能够说得响亮让人感动的,简直非陆九渊莫属。如果说动皇帝,岂非能致太平?

这是一种怎样的情感和情怀!

其实,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原本是两汉以后文人士大夫的人生谋划,只不过宋人自许甚高。他们认为,汉唐两代根本无足称道,儒生们也不过稻粱谋。只有确立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宋,才是大展宏图的好时代。因此他们对“得君行道”期许很高,理学家群体更可谓莫不如此。

朱熹则还有理论支持。他认为,国家社会的好坏,全在帝王的心术。夏商周三代的圣王心术最好,战国以后则一塌糊涂。秦始皇无道,汉高祖有私,曹操和孙权是贼,唐太宗心里全是人欲。天理是金,流出的是王道;人欲是铁,流出的是霸道。行王道的圣王是纯金,其他金中有铁;行霸道的帝王是铁,只不过好一点的铁中有金,坏的完全是铁。

因此,必须教会帝王正心诚意,教他们克己复礼。帝王心术不正,别人再讲天理又有什么用!

难怪对生命冷漠的理学家们,对朝堂却相当热衷。

可惜这只是一厢情愿。淳熙十一年轮对之后,陆九渊和他的朋友都在等待第二次。而且按照制度,淳熙十三年冬天确实还能够有此机会。然而就在眼看到期的五天前,陆九渊突然被贬到浙江台州崇道观做主管去了。尽管这是只领俸禄不必上班的虚衔,陆九渊也得以回到家乡教书育人,但他和朱熹的满腔热忱殷切期望,岂非分分钟就打了水漂?

何况见了皇帝又如何?皇帝并不能民选,是什么样的人只有天知道。昏庸无能的教不了,雄才大略的不让教。宋儒总说宋帝好,却不知他们善待士大夫不是为了受教育,而是为了保皇权。太祖用赵普,高宗杀岳飞,雨露雷霆无不出于帝王心术,统统都是人欲,哪有天理可言?

明摆着的事情,朱熹和陆九渊不明白?

也许明白也许不,而且就算清楚也无可奈何。因为帝国制度无法更改,甚至还是他们要维护的。毕竟,三纲五常的头一条就是君为臣纲。纲举目张,做皇帝的思想工作也不能不被他们视为头等大事,以至于朱熹读了陆九渊的奏折之后还要问:面谈的时候,皇上对那些话有所领悟?

热衷,并不难理解。

然而吊诡之处也正在这里:君臣父子是天理,君为臣纲是天理,最不讲天理的又偏偏是那纲。这又如何是好?不要那纲吧,就不成其为新儒学。坚持到底吧,那纲那龙头却向人欲去。因此,如果说朱熹们鬼迷心窍,那么,被视为天理的三纲五常才是他们无论如何都挥之不去的心魔。

走火入魔,也不奇怪。

值得庆幸的是,朱熹也好,陆九渊也罢,都好歹继承了王安石和司马光他们“以道进退”的传统,践行了“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主张。贬官出京时,陆九渊曾以七律一首答谢雪中送行的杨万里,诗中有这样两句话:

义难阿世非忘世,志不谋身岂误身。

没错,作为忠臣孝子和仁人志士,南宋理学家并不反对甚至积极谋求参与现实政治。但那是谋道,不是谋身。卖论求官绝对不行,不采纳意见接受主张,也恕不奉陪。

这是一种气节。

气节是必须坚守的,非如此不足以为士,但为了守节而要求人们去死却是变态。那么,一种原本正当的甚至崇高的道德传统,又为什么会发展成血腥和邪恶的东西呢?

必须再看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