鹅湖之会火药味十足。陆九渊嘲笑朱熹支离破碎，朱熹讥讽陆九渊是禅宗的跟屁虫。两人牛头不对马嘴，吕祖谦的愿望完全落空，乘兴而来的诸位学者只好不欢而散。

但是冷静下来以后，两人又都发现了对方的可取之处和自己的不足，于是相互通信往来不绝。五年之后的淳熙七年（1180）九月，朱熹甚至邀请陆九渊到自己担任洞主的庐山白鹿洞书院讲学。据正史记载，后者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时，座中竟有泪流满面泣不成声者。

惺惺相惜，取长补短，这很可贵。

尊重对方，不因意见分歧而记私仇，就更可贵。

风气如此良好，也就是宋吧！

更要紧的是，朱熹和陆九渊都认为只有依靠皇权，学说才能推广，儒术才能振兴。因此，听说陆九渊能够有跟皇帝面谈的机会，朱熹便表现出极大的关注。

他写信问：面谈是在什么时候？

陆九渊答：应该是冬天，还不知道见不见得着。

这就有意思了，因为陆九渊回信是在三月十三日。由此可见，朱熹得到消息的时间应该更早，而且应该是陆九渊本人透露的。那么，陆九渊为什么要迫不及待广而告之，冬天才可能发生的事又为什么年初就讨论起来了呢？

原因之一，是机会难得。

按照唐宋两代的制度，中下级官员上朝回答皇帝的询问有三种可能。一是出任地方官要陛辞，这叫转对。二是作为中央政府官员轮流向皇帝进言，这叫轮对。三是被皇帝特别从外地召到京城登朝面对，则叫登对。淳熙十一年，陆九渊在尚书省任职，所以有资格参加轮流进言；又因为轮对的时间次序有一定之规，因此知道这年冬天有此机会。

朱熹则曾经登对。隆兴元年（1163）十一月六日，他作为职位很低的地方小官被即位不久的孝宗召见。尽管朱熹对此高度重视，准备了三份奏折，却似乎话不投机。据他事后的记述，谈第一个问题时，孝宗作答如响；但是谈后面两个问题时，皇帝陛下却保持沉默，一言不发。

如此结果，让朱熹很沮丧。这也是他听说陆九渊有机会轮对，就急不可待要讨论的又一个原因。而且，有了二十年前的经验教训，朱熹便提醒陆九渊：果得一见明主，就紧要处下得数句为佳。其余屑屑，不足言也。

这可真是古道热肠，关切之情也溢于言表。

轮对结束，朱熹立即索要了奏稿来读，读完之后兴奋地对朋友说：子静（陆九渊字）讲得好！语意圆转浑浩，无凝滞处，也是他自己确有心得。当然，朱熹的回信除了由衷称赞奏折规模宏大源流深远，也没忘记讥讽陆九渊受佛教影响太深。他半开玩笑地说：尊意不会是从帕米尔来的吧？

陆九渊答：是从五脏六腑里来的。

朱熹则似乎没有再纠缠。

此后两人的交往表现出浓浓战友情。朱熹期待着陆九渊的第二次轮对，陆九渊也关注着朱熹。他们都愿意看到甚至帮助对方被皇帝重用，而朱熹对陆九渊更是寄予厚望。因为在他看来，当时最会说话，能够说得响亮让人感动的，简直非陆九渊莫属。如果说动皇帝，岂非能致太平？

这是一种怎样的情感和情怀！

其实，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原本是两汉以后文人士大夫的人生谋划，只不过宋人自许甚高。他们认为，汉唐两代根本无足称道，儒生们也不过稻粱谋。只有确立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宋，才是大展宏图的好时代。因此他们对“得君行道”期许很高，理学家群体更可谓莫不如此。

朱熹则还有理论支持。他认为，国家社会的好坏，全在帝王的心术。夏商周三代的圣王心术最好，战国以后则一塌糊涂。秦始皇无道，汉高祖有私，曹操和孙权是贼，唐太宗心里全是人欲。天理是金，流出的是王道；人欲是铁，流出的是霸道。行王道的圣王是纯金，其他金中有铁；行霸道的帝王是铁，只不过好一点的铁中有金，坏的完全是铁。

因此，必须教会帝王正心诚意，教他们克己复礼。帝王心术不正，别人再讲天理又有什么用！

难怪对生命冷漠的理学家们，对朝堂却相当热衷。

可惜这只是一厢情愿。淳熙十一年轮对之后，陆九渊和他的朋友都在等待第二次。而且按照制度，淳熙十三年冬天确实还能够有此机会。然而就在眼看到期的五天前，陆九渊突然被贬到浙江台州崇道观做主管去了。尽管这是只领俸禄不必上班的虚衔，陆九渊也得以回到家乡教书育人，但他和朱熹的满腔热忱殷切期望，岂非分分钟就打了水漂？

何况见了皇帝又如何？皇帝并不能民选，是什么样的人只有天知道。昏庸无能的教不了，雄才大略的不让教。宋儒总说宋帝好，却不知他们善待士大夫不是为了受教育，而是为了保皇权。太祖用赵普，高宗杀岳飞，雨露雷霆无不出于帝王心术，统统都是人欲，哪有天理可言？

明摆着的事情，朱熹和陆九渊不明白？

也许明白也许不，而且就算清楚也无可奈何。因为帝国制度无法更改，甚至还是他们要维护的。毕竟，三纲五常的头一条就是君为臣纲。纲举目张，做皇帝的思想工作也不能不被他们视为头等大事，以至于朱熹读了陆九渊的奏折之后还要问：面谈的时候，皇上对那些话有所领悟？

热衷，并不难理解。

然而吊诡之处也正在这里：君臣父子是天理，君为臣纲是天理，最不讲天理的又偏偏是那纲。这又如何是好？不要那纲吧，就不成其为新儒学。坚持到底吧，那纲那龙头却向人欲去。因此，如果说朱熹们鬼迷心窍，那么，被视为天理的三纲五常才是他们无论如何都挥之不去的心魔。

走火入魔，也不奇怪。

值得庆幸的是，朱熹也好，陆九渊也罢，都好歹继承了王安石和司马光他们“以道进退”的传统，践行了“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主张。贬官出京时，陆九渊曾以七律一首答谢雪中送行的杨万里，诗中有这样两句话：

义难阿世非忘世，志不谋身岂误身。

没错，作为忠臣孝子和仁人志士，南宋理学家并不反对甚至积极谋求参与现实政治。但那是谋道，不是谋身。卖论求官绝对不行，不采纳意见接受主张，也恕不奉陪。

这是一种气节。

气节是必须坚守的，非如此不足以为士，但为了守节而要求人们去死却是变态。那么，一种原本正当的甚至崇高的道德传统，又为什么会发展成血腥和邪恶的东西呢？

必须再看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