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理学是非 六、从江湖到庙堂

后来成为统治思想的理学,其实命运多舛。

事实上,从二程兄弟开始,两宋理学家们在世时大多数没有显赫的官方地位,相反还可能受到政治迫害。最严重的一次是南宋宁宗庆元二年(1196)十二月,朱熹遭到政敌们弹劾。他的学说被诬为伪学,学术被诬为妖术,学生被诬为逆党,本人则被奏请按照孔子诛少正卯先例斩首。最后结果是朱熹跟程颐晚年一样,在监视居住中黯然去世。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庆元党禁”。

党禁对朱熹学派打击极大,列入“伪学逆党籍”黑名单的无一幸免。扛不住压力的改换门庭,过门不入;立场坚定者也只能蛰伏山林,或者偷偷摸摸夜里来见朱熹。

理学在南宋,其实有一阵子是地下党。

伪学逆党籍

据《续修四库全书》。

朱熹的心情,也可想而知。

知道了这些史实,也许就不难理解两宋理学家为什么比任何时候任何人都重视气节。因此,尽管我们坚决反对寡妇守节之类惨无人道的变态主张,却仍不妨对理学派表示历史之同情。是啊,没有气节,他们又怎么能坚持下来。

气节是一种精神力量,而这种力量是能让滥用公权力者胆寒的。庆元六年(1200)三月初九朱熹去世,四面八方的理学信徒纷纷决定前来为他送葬。这个消息立即让当局惊慌失措,下令地方官严加约束,以防学人聚众闹事,或者趁机妄谈国是,谬议朝廷。结果,葬礼上便只有寥寥几人。

谁的心灵强大,谁又色厉内荏,岂非一目了然!

那么,朱熹的影响力为什么这样大?

原因之一在书院。

书院唐代就有了,北宋也有。但与理学紧密相连,并且成为文化现象,则在南宋。起到重要作用的,是朱熹。淳熙六年(1179),朱熹上书朝廷,请求修复白鹿洞书院,理由是太宗皇帝曾经给赐经书,应该作为名胜古迹予以保护。谁知此议一出舆论哗然,奏请也被驳回。于是朱熹又提出:现在佛寺道观遍地开花,书院却寥寥无几。那么请问:三纲五常之教与无君无父之说,哪个有利,哪个有害?

这下子朝廷无话可说,只好同意。

万事开头难。白鹿洞书院修复后,全国各地和其他学者纷纷效仿,理学也终于有了传播思想的阵地。比如陆九渊在江西贵溪的象山书院开坛布道,学生结庐其旁;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在朱熹和张栻主持讲学期间,生徒竟多达千人。

这种盛况也不难想象得出。毕竟,无论民办公助或官建民理,白鹿洞或象山之类的书院总是具有私学性质,生徒也都是慕名而来,受教而去。讲师的思想和人格魅力,对书院的兴衰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反过来也一样。当学生心悦诚服其观念主张时,他们的学说也就能够得到广泛传播。

传播的途径有口碑和书籍,而宋代恰恰是印刷和出版业兴旺发达的时期。朱熹把握了这个历史机遇,甚至身体力行亲自开办出版公司,以至于陆九渊的学生也要到朱熹的书店印厂来买书。不过,朱熹刻印得多,盗版更多,害得老先生为此伤透脑筋,甚至为了防止谬种流传误人子弟,不得不将那些粗制滥造错误百出的盗印书版买下销毁。

朱熹影响力大,这是原因之二。

原因之三是他的学说平易近人。无论多么复杂的问题和深刻的道理,朱熹都能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出来。比如他教学生读书,就是这样说的:看文字,须大段着精彩看。耸起精神,树起筋骨,不要困,如有刀剑在后一般。

这样的话,目不识丁的也听得懂。

四大书院

1998年10月,国家邮政局发行“四大书院”特种邮票。从左至右依次是应天书院、岳麓书院、嵩阳书院、白鹿书院。

朱熹有这种风格也不奇怪。前面说过,理学是要跟佛教争夺思想文化阵地的;而禅宗和净土宗之所以得人心,原因之一便是简单明了,不故作高深。这就值得借鉴学习,也该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何况理学讲义理之辨,当然要说得明白;讲正心诚意,当然要直指人心。

现在看,朱熹真是懂教育,懂传播。

后来承继大统的赵昀(读如匀)也懂朱熹。这位因崇尚理学而被尊为“理宗”的皇帝,在朱熹去世二十四年之后由朱熹政敌的政敌拥戴即位。他敏感地意识到,只有程朱理学尤其是朱子学,才是巩固皇权和维持统治之最为有利的思想武器,于是下令特赠朱熹太师衔,册封为国公,又将他和北宋四位理学家的牌位供在孔庙。这当然尊贵之极,尽管由于政敌被暗杀,朱熹在宁宗后期已经恢复名誉,他注释的《论语》和《孟子》也成了官办大学的通用教材。

曾经的伪学和妖术,现在变成官方哲学。

此后理学的地位扶摇直上,无人能及。从元仁宗钦定朱熹的《四书集注》为科举考试教材,到明太祖规定四书五经为儒生必读,再到康熙帝极力拔高朱熹地位,三个不同民族建立之政权,观点居然惊人地一致,程朱理学统治中国思想文化和教育领域的时间便长达七百年之久。

各个学派轮流坐庄的事,再也没有。

《四书章句集注》

朱熹撰,明嘉靖文峰堂刊本,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

王安石和司马光的时代,也一去不复返。那时,皇权是受到制约的。宰相们可以对皇帝的决策表示反对,实在不行还可以辞官不做。明清两代可没有这等好事,皇帝的权威和圣明跟朱子学一样不容置疑。也许,正是为了保证自己至高无上专制独裁,才要把朱熹哄抬到吓人的地步吧?

理学和皇权,一齐成了天理。

可惜,失去制约的同时也失去了帮衬。当唯我独尊的皇帝决心乾纲独断时,身边就只剩下马屁精和哈巴狗,以及戴着王炎午面具的留梦炎。最后,真正成为孤家寡人的崇祯皇帝也只好走上煤山,将自己和自己的帝国一并了断。

请问,这是幸呢,还是不幸?

事实上,从江湖走向庙堂,或许是朱熹们的幸运,却是我们民族的不幸。问题不在于程朱理学是对是错,而在思想和思想家一旦被公权力神圣化,就会变得死气沉沉。朱熹有诗云: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那么请问,程朱理学被奉若神明之后,还能见到并接受些许清泉吗?

泥菩萨是不会过江的。

与此同时,程朱理学中的恶开始沉渣泛起,比如对个体生命的冷漠。这些恶原本就是胎毒,现在则有了温床。得到滋养的癌细胞渐渐向全身扩散,就连肌体中某些合理的部分也开始变得不合理,最后终于变得邪恶而血腥。

这一点都不奇怪。实际上从杀害岳飞那天起,共治天下就成为过去,为了巩固皇权可以牺牲任何人的生命反倒成为帝国的潜意识。只不过有了程朱理学,洗脑变得更加方便并得心应手。岳飞可以死,文天祥必须死,王玉辉的女儿岂非更该自己去死?她母亲就算哭天抢地,又顶什么用?

当然,程颐和朱熹都没说寡妇非死不可,但自会有人替他们说,因为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既然三纲五常和三从四德是天理,主辱臣死和尽忠守节是道德,实行起来就只会层层加码。何况程朱理学已经是官方哲学,道学先生便有了要求别人的权力和理由。结果是什么呢?是调门越来越高,高到根本做不到。做不到又硬被逼着去做,便只好装。

伪君子和变态狂,就是这样产生的。

当然,事情弄得不可收拾,要到明清以后。在中华文明走到历史岔路口的此时此刻,尽管北国已是铁血,南宋却兀自风流,理宗一朝甚至出现了所谓中兴气象,尽管这很快就成为过眼烟云。但不管怎么说,两宋文化的繁荣精致都登峰造极。尤其是那余音绕梁三日,让人回味无穷的词,绝不会随着宋的灭亡而消亡,反倒会流传千古,历久弥新。

那好,现在就去读读宋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