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9年6月虎门销烟之后，局势并未如林则徐所希望的那样，逐渐趋于和缓，反作风雨雷霆。中英之间对抗以更加激烈的形式进行。

其中的争执，有以下三端：

一、具结。林则徐以奉到新例，要求义律敦促英商以“货即没官、人即正法”的格式具结，否则不许通商。义律不仅阻挠具结，而且下令英船不得驶入广州港。

二、交凶。1839年7月7日，英国水手在九龙尖沙咀酗酒滋事，殴伤村民林维喜，次日林死去。林则徐谕令义律交出凶手。义律予以拒绝，在英船上自立法庭，判处5名滋事行凶者监禁3至6个月，罚金15至20镑。

三、续缴鸦片。随着新的季风的来临，虎门口外新到英国商船数十艘。林则徐命令缴出续到船上的鸦片。义律仍是拒绝。

在此三事中，又以“交凶”一案对抗为最。

1839年8月15日，林则徐以义律拒不交凶，援引1808年（嘉庆十三年）英人在澳门违令案之例，禁绝澳门英人的柴米食物，撤退买办工人，次日率兵进驻香山，勒兵分布各要口，迫英人离开澳门。8月24日，澳门葡萄牙当局在此压力下，根据林则徐的谕令，宣布驱逐英人。至8月26日，英人全部离澳。义律率这批英人泊船于香港、九龙一带。

自1839年4月英舰拉恩号（Larne）被义律派出送信后，除义律自用的小船路易莎号（Louisa）外，广东海面并无英国军舰。8月30日，据义律的请求，印度总督派出的战舰窝拉疑号（Volage)驶到，使义律有了与中国对抗的武力。林则徐听此消息，除命各属加强防范外，于8月31日发布宣示，要求沿海村民聚义团练，不准英人上岸滋事、觅井汲水，并准许以武力相拒。

1839年9月4日，义律和窝拉疑号舰长士密（H. Smith），率3艘小船至九龙，要求中国官员供应食物，未达到目的后，士密下令开炮。

中英之间的对抗，开始诉诸武力。

由此至1840年6月下旬英国远征军开到，在9个多月的时间内，据林则徐奏折，广东沿海共发生战事7起：1. 1839年9月4日九龙之战；2. 1839年9月12日火烧英国趸船；3. 1839年11月3日穿鼻之战；4. 1839年11月4日至13日官涌之战；5. 1840年2月29日火烧贩烟及接济英船的匪船；6. 1840年5月火烧接济英船的匪艇；7. 1840年6月8日火烧磨刀洋英国鸦片烟。此外，未见于林则徐奏折的还有两起：1840年5月20日袭击英国鸦片船希腊号（Hellas）；1840年6月13日火烧金星门英船。

以上9起战事，其中第2起火烧英国趸船，实际上是误烧西班牙商船；其中第5、6、7起和林则徐未奏的两起，清军的目标是英国鸦片船和中国不法奸民的办艇之类的民船。而第4起官涌之战，情况稍有周折。据林则徐奏，英人英船在旬日之内，连续向官涌清军进攻六次，皆被击退，其中参战的有“嘚〔口忌〕喇𠱊”、“哆唎”等英船。而英方对此却全无记载，反称泊于香港一带的英船移往铜鼓时，于11月13日在九龙一带（即官涌）遭到清军的炮击。查此时英国在广东海面有战舰窝拉疑号和新驶到的海阿新号（Hyacinth），以及官船路易莎号，从林则徐奏折来分析，此三舰并未参战。因此，不管事件的真实究竟如何，可以肯定的是，官涌之战不是英军与清军之间的对抗。

由此可见，至1840年6月下旬之前，中英双方运用国家武力进行的战事，仅为两起，即九龙之战和穿鼻之战。林则徐在奏折中没有对此类战事作清晰的分类，是因为当时的中国人还没有近代国际政治观念。

1839年9月4日的九龙之战中，清军参战者为大鹏营参将赖恩爵所率3艘师船，并得到九龙山上炮台的炮火支持；英方参战者，双方说法不一，林则徐奏称，有“大小夷船五只”，另在战斗中前来增援的英船“更倍于前”，但未称具体数字；义律在其报告中称，英方以路易莎号、珍珠号（Pearl）、窝拉疑号所属小船进行战斗，后得到支持，但战舰窝拉疑号未投入战斗。英军一参战者与义律的说法一致，并称前来增援的有威廉要塞号（Fort Williams）所属的小船，另外甘米力治号（Combridge）船长嘚〔口忌〕喇𠱊亦率16人划船来参战。

关于此战的经过，双方的叙述大体相同。林则徐奏称，英方因索食不成而先启衅，赖恩爵立即督部予以回击，双方从午刻战至戌刻，期间英船先被击退，后得到援军再战，最后败遁尖沙咀。英方亦称其率先开炮，认为清军作战相当骁勇，战斗从下午2时半进行到6点半，其第一次后撤是为了补充弹药，最后主动撤出战斗。

双方报告中分歧最大者为战果。林则徐奏称，清军战死2人，受伤4人，所属师船稍有损伤，但很快修复；击翻英船1艘，击毙英人至少17名。英方未具体称清军的损失，但称己方仅是受伤数人而已。

从此战的具体经过来分析，清军以3艘各配炮10门的师船作战，以海岸炮台为依托，兵弁奋勇拼死，表现出广东水师前所未有的振作；英方以路易莎号（载炮14门）、珍珠号（载炮6门）、窝拉疑号所属小船（载炮1门）及前来增援的船只开战，全非正规战舰，火力不济，窝拉疑号因风停而无法迫近参加战斗。因此，从军事的角度来看，很难分出胜负来。

如果说九龙之战双方的报告还大体吻合的话，那么，关于穿鼻之战，则是各执一词，大不相同。

首先是战斗的起因。

林则徐奏称，1839年11月3日，英国噹啷船（Thomas Coutts）具结进入虎门，英舰窝拉疑号和海阿新号于“午刻驶至穿鼻”，阻挠噹啷船进口，提督关天培“闻而诧异”，“正查究间”英舰率先开炮。

义律的报告，虽也提到英船具结入口之事，但称事因10月27日收到广州知府余保纯转来林则徐的谕令，“嗣后货物总须照式具结，若不如式，万万不准贸易，违抗逗留之船，即行烧毁”，遂于28日与士密上校率英舰两艘前往穿鼻，准备递交士密致钦差大臣的信件，要求林则徐收回成命。由于逆风，英舰于11月2日到达穿鼻沙角炮台一带，即派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等人向关天培递交出该信。晚上，清方派通事请马儒翰赴关天培座船，被拒绝。次日上午，清方再派出通事，退还士密信件，并再邀马儒翰赴约，仍被拒绝。此时，关天培率由29艘师船组成的舰队前来，英方让通事送去士密的一信，要求“各船立即回至沙角之北湾泊”。关天培回复称，只要交了打死林维喜凶手一人，“即可收兵回口，否则断不依也”。义律再复，称不知凶手是何人，“惟平安是求”。到了中午时分，士密认为不能让清军舰队夜间从他的身边穿过，以威胁英国商船，且国旗的荣誉也不容许他临阵退却。义律同意了士密的意见。于是，士密便率先发起进攻。

其次是作战经过。

林则徐奏称，英舰开炮后，关天培立即下令座船回击，并指挥各船协力进攻，多次击中窝拉疑号。接仗约有一时之久，窝拉疑号“帆斜旗落，且御且逃”，海阿新号亦“随同遁去”。清军本欲追击，然师船弥缝油灰多被轰开，势难远驶，更因英舰船底全用铜包，炮击不能穿透，“是以不值追剿”。

义律报告称，英舰原泊于清军舰队的右侧，开战后，利用侧风，从右到左冲过了整个清军队阵，然后又从左到右再穿其阵，“倾泄了毁灭性的炮火”。“中国人以他们的固有精神回击，但是，我方可怕效力的火力很快便显示出优势”。战斗进行了不到3刻钟，清军便撤退了。士密无意扩大敌对行动，便停止炮击，没有阻碍对方的后撤。随后，英军驶往澳门。

再次是关于战果。

林则徐奏称，清军击中窝拉疑号的船鼻、后楼、左右舱口，英人多有中炮落海者，战后“捞获夷帽二十一顶”；并称己方有三艘师船进水，一艘被击中火药舱而起火，旋被扑灭，战死士兵15名，受伤军官1名、士兵多名。

义律报告称，清军3艘师船被击沉，一艘击中火药舱而爆炸，还有几艘明显进水。窝拉疑号仅受了轻微损伤，没有人员伤亡。

总之，双方各报胜仗。

比较中英双方各自的报告，让人最有兴味的是关于关天培的描写。且看林则徐的说法：

该提督亲身挺立桅前，自拔腰刀，执持督阵，厉声喝称：“敢退后者立斩。”适有夷炮炮子飞过桅边，剥落桅木一片，由该提督手面擦过，皮破见红。关天培奋不顾身，仍复持刀屹立，又取银锭先置案上，有击中夷船一炮者，立即赏银两锭……

今人阅读此段奏折，恍惚置身于古典戏剧小说的战斗场景之中。道光帝读此亦感慨，朱批“可嘉之至”。若关天培的举止确如林则徐的描写，那么，在一派中世纪的豪迈之中，又让今人凄然感受到无知于近代战术原则的悲凉。在近代激烈的炮战中，关天培的这种做法是不足取的。义律亦称：

作为一个勇敢的人，公正的说法是，提督的举止配得上他的地位。他的座船在武器和装具上明显优于其它船只，当他起锚后，很可能是斩断或解脱锚链，以灵敏的方式驶向女王陛下的战舰，与之交战。这种毫无希望的努力，增加了他的荣誉，证明了他行动的决心，然而，不到3刻钟，他和舰队中尚存的师船便极其悲伤地撤回到原先的锚泊地。

在这一段描写中，颇具英雄未酬壮志的惨淡。

穿鼻之战的真实，今天似无必要一一考证得十分清楚。但细心阅读双方的报告，大体可以得出一个印象，清军在此战中并不占有上风，林则徐的报告似掺有水分。然这些水分是林则徐所为，抑或关天培所为，那就无法考清了。

从今天通行的严格的意义上划分，九龙之战和穿鼻之战，使中英两国实际上已经进入了战争状态。

但是，林则徐根据其掌握的翻译资料，自以为只是与未获国主命令而私邀来华的英舰以及不遵国主法令的英国走私商船之间的交战，而不是与英国的战争。他的这种认识，可见于他于1840年1月18日发出的《谕英国国王檄》。而义律此时尚不知他自1839年3月27日缴烟以后的举动，是否为英国政府所批准，认为这些只是保护本国商人的武装行动，开战后也未采用当时西方交战国惯行的种种外交行动，而仍与林则徐保持某种公文往来。他一直到1840年2月，才奉到巴麦尊的对华用兵的训令。

因此，尽管战争的序幕实际上已经拉开，但双方都没有意识到戏已开演。考虑到双方的这种认识，本书仍将鸦片战争的爆发时间定于1840年6月下旬，即英国远征军大批开到之时。

很可能是穿鼻之战的结果，1840年初，林则徐奉旨永久停止中英通商关系之后，逐步形成了完整的制敌方略。对此，他有一段说明：

无论该夷有无兵船续至，即现在之𠱊嘧、哗㖮两船未去，度其顽抗之意，妄夸炮利船坚，各夷舶恃为护符，谓可阻我师之驱逐。臣等若令师船整队而出，远赴外洋，并力严驱，非不足以操胜算。第洪涛巨浪，风信靡常，即使将夷船尽数击沉，亦只寻常之事。而师船既经远涉，不能顷刻收回，设有一二疏虞，转为不值，仍不如以守为战，以逸待劳之百无一失也。

林则徐在此婉转地承认，尽管英国只有两艘军舰，清军水师仍无在海上取胜的能力。于是，他采用了避免海上舰船交锋，严防海口的“以守为战”的制敌方略。道光帝对此完全赞同，朱批“所见甚是”。

依据以往外国商船和军舰来华活动的情况，林则徐所部署的“以守为战”，主要区域在珠江入海口，即以香港和澳门为外线，经伶仃洋至虎门及狮子洋一带。在当时的官方文书中，其称谓是“中路”。

早在鸦片战争之前，香港就是鸦片走私的大本营，趸船大多泊于附近一带海面。义律率英商英船撤离澳门后，开始也聚集于此，后移往铜鼓。林则徐为抑制此处英人的活动，在香港对岸九龙半岛的官涌，居高临下地依山建炮台两座，以控御附近海面。

澳门时为葡萄牙人所盘踞。义律和英船英舰也经常活动于此。林则徐在澳门关闸以北驻兵设炮，监视其行动，并时常向澳门葡萄牙当局施加政治或军事压力。

珠江入海口以香港、澳门为最外点，上溯伶仃洋内驶约70公里，即为虎门。此处河道收缩，历来是清朝的海防重点，广东水师提督亦驻节此地，以示昭重。早在林则徐督粤之前，关天培、卢坤、邓廷桢等人已尽了极大的努力，在此处建炮台9座，平时炮台守军590名，战时约2000名。林则徐曾于1839年观虎门清军秋操（即秋季演习），极为满意（虎门防卫的具体情况详见后章）。为此，他仅密购西方铜炮和精制铁炮装备此处，没有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为预防英舰突破虎门继续内犯，林则徐在虎门后的狮子洋一带，集结清军师船，并雇募民船，预备火船，准备在此处内江与来犯英舰交战，并已进行了多次演习。

以上林则徐的防御设想，是从1840年初开始萌生，逐步完善并实施的。至1840年6月底，各处实施的结果是：九龙新建炮台两座业已完成，安炮56门，附近山梁共有守兵800余名；澳门一带派驻兵勇共1300余名；虎门各炮台守兵约2000名，配炮300余门；狮子洋一带集结师船20艘、雇募民船46艘、预备火船20余艘，共有兵勇2000余人。

林则徐以上述几处为防御要点，有其通盘的思考，在奏折中称：

臣等查中路要口，以虎门为最，次即澳门，又次即尖沙嘴（咀）一带，其余外海内洋相通之处，虽不可胜数，然多系浅水暗礁，只足以行内地之船，该夷兵船不能飞越。

这里讲的虎门，自然包括其后的狮子洋，而尖沙咀即为九龙。林则徐认为，关键在于这几处，其余地方只要添兵协防即可。

至于那些停止通商后仍不遵令回国，而在虎门口外徘徊游弋的英船英舰，林则徐采用了“以奸治奸，以毒攻毒”的办法，即雇募平时接济外国人、贩卖鸦片的沿海“渔疍各户”为水勇，教以如何驾驶和点放火船，每船领以一二兵弁，预先设伏，乘夜顺风放火焚烧英船，并开出赏格以备激励。

尽管林则徐对其制敌方略信心十足，但是，今天我们若从近代战争的角度进行分析，不难发现，其中存有很大的弊陋。

从林则徐的设想来看，其最重要的作战方法是，以海岸坚强据点，即炮台，来对抗来犯的英舰英船。

利用海岸坚强据点抵御外族海上入侵的战法，可追溯至明代。当时沿海所筑的卫、所等城，在抗倭战争中曾起到了不小的作用。然而，明代的海防卫、所，与此时的清军炮台不同。它们是小规模的城防工事，大多与海尚有距离。一旦有警，附近民众皆入之凭借抵御，以待大军救援。清军炮台完全是炮兵阵地，建于濒海要厄，直接与敌方舰船以炮火竞斗。

由于虎门炮台的建设方案与林则徐无涉，我们不妨看看由他主持建设的官涌两炮台。

官涌两炮台，一在尖沙咀山麓石脚，名“惩膺”，一在官涌偏南一山，名“折冲”，各安炮20余门。其规制形式一如清代沿海各处炮台，只是比闽浙各炮台大些，比虎门的靖远炮台小些，并无样式上的改变，其缺陷也完全相同。

且不论这两座炮台能否经受得住英舰的猛烈炮火，也不论它们果否惩膺折冲，予英舰以毁灭性的打击，因为后来的各次战斗我将作具体分析；然而，它们最基本的弱点是，无力防御登陆英军从炮台侧后方向发起的地面进攻。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在第一章已经谈到，清军的炮台本为防堵海盗，无须虑及这些乌合之众的地面进攻，更何况清军的炮台对传统样式的海盗，还具有一定的防御能力。我在此还须说明两点：一、鸦片战争是西方列强第一次大规模侵略中国，清军对其战术毫不知悉；二、当时的人们，包括林则徐，对英军的陆战能力作了错误的判断。

1839年9月1日，林则徐在分析“边衅”不会启的夹片中称：

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腿足裹缠，结束严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

到了1840年8月7日，林则徐听到定海失陷，曾献策悬赏激励军民杀敌，较前更进了一步，竟说其“一仆不能复起”。从这些说法中，我们可以看到林则徐等人的心思。他们认为，英军尽管“船坚炮利”，但毫无陆战能力，因而绝不会舍舟登岸，从陆上发动进攻；即便有这种攻击，也绝非清军的对手。他们正是据此而未能对炮台的陆路防卫作有针对性的改进。

林则徐等人这种荒谬的判断，令今人百思不得其解。然而，从更宽泛的背景来看，反映出当时的中国人对浮海东来的西方各国军事技能的无知。早在1793年，英使马戛尔尼使华时，随带兵弁。英方曾邀请清军名将福康安观其操演。英方的用意当为炫耀武力，而福康安却摆出一副“天朝”大将的架子，表示不屑一顾。如果我们再往后看，鸦片战争的主要作战形式是以炮台对敌舰，清军采取这种战法，自然是受传统制敌方略的影响。而清军的炮台全无防备敌军陆路进攻的设备，结果在英军战舰和登陆部队的两重攻击下，一一失陷。此种结局与英军不善陆战的判断也不无关系。

林则徐所倚重的炮台是靠不住的。

在林则徐的设想中，第二种战法是舰船交锋。为此，他专门拟就了《剿夷兵勇约法七章》，详细规定了具体的战术动作。按林的部署，这种交战应在内江进行。

早在林则徐使粤之前，关天培刚刚接任广东水师提督，便提出在虎门后路以师船10艘，另配以泅水阵式兵、中水对械兵、爬桅兵、能凫深水兵共130名，与闯过虎门主阵地的敌舰交战（详见后章）。林则徐至广东后，又在中国传统的水战战术中择出“火攻”战法，即“多驾拖船，满载车薪，备带火器，分为数队，占住上风，漏夜乘流纵放”。林则徐所规定的舰船交锋，是关天培的水师师船战法与传统的“火攻”战法的结合和发展。

林则徐的战术为：

一、以战船12至16只，分作4队，斜向攻击敌舰安炮较少的头、尾；利用其船小灵便的特点，占住上风近敌；若在船首，攻其船鼻，毁其帆索，若在船尾，毁其舵与后舱。

二、在接敌过程中，如炮力所及，即先开炮，至鸟枪可及，兼用鸟枪，再近可抛火罐，施喷筒。火罐应在船桅上抛出，喷筒应在船首施放。

三、当清军战船完全靠近时，兵勇须跳上敌舰，用刀砍杀“夷人”，并砍断敌舰上的舵车及各帆缆绳索，使之完全丧失行动能力。

四、雇瓜皮小艇30只，上装干草、松明、蘸油麻片，配以十分之一二的火药。小艇的首尾，用5尺长的铁链连接，其一头拴七八寸长的大铁钉。交战时，水手半身在水，划桨而行以近敌。接敌后用大铁钉将小艇钉在敌舰舰体上，然后纵火燃烧。

此种战法，被称为“攻首尾跃中舱”之法。

为了训练清军士兵掌握这种战术，林则徐购买了英商船甘米力治号，改为安炮34门的军舰，作为模型。让清军进行训练。

林则徐设计的这种战法，可谓是书生议兵的典型，他没有航海经验，没有近代舰船作战知识，全凭着感性认识的推论，在头脑或纸面上演绎，并未虑及在交战中实际操作的可能性。

在双方舰炮威力迥殊的情况下，清军战船在近敌过程中必然遭到极大的损失；航速和操作灵便性并不占优势的清军战船，很难进入专对敌舰首尾的斜向夹角；即便进入此种夹角，敌方舰船稍稍摆舵或改变帆面，方向顿变，而清军战船欲重新进入斜向夹角，须做扇面运动，动作极大；且不论清军战船在性能上能否跟上此种扇面运动，若不引起队形阵法大乱，已属幸事。

英舰因远涉重洋之需，又与西方各国交战之要，舰体十分坚固，不少舰船外包金属材料。鸦片战争中，清军的火炮对之亦难获大效，而林则徐提到的鸟枪、火罐、喷筒之类的兵器，更难得力。尤其是在船桅上用手向英舰抛扔燃烧着的火罐，在实战中似无可能办到。

由于双方的舰船大小迥异，高低立现，即便清军战船费尽全力靠上敌舰，兵勇也难以跳跃。水面相交两船靠近时间很短，不比陆地爬越高障。兵勇登上敌舰后用刀砍杀诸法，显然脱胎于前引林则徐奏折中“击刺步伐俱非所娴”的判断。

至于用大铁钉将火船钉在敌舰上，然后放火焚烧，想象的成分很大，实战中似无可行性可言，不必再作分析。

综上所述，我以为，林则徐的这种图上作业，设计得越周密，距实战越远。这是书生议兵最容易犯的错误。

在林则徐的设想中，利用民众进行袭扰，是对上述两种战法的补充。

广东沿海的渔疍人家，多有贩运鸦片、接济英人淡水食物等情事。林则徐在断绝通商之后，为使虎门口外泊留的英船英舰早日回帆放洋，采取了断绝供应的办法，并未奏效。他的“以毒攻毒”之法，即雇募渔疍人家火烧英船，正是在此背景下萌生。这种攻击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1840年2月至6月五次行动后，英国的舰船并未因这些行动而扯帆西去。

除雇募渔疍人家在虎门口外实施火攻外，林则徐在内江和陆地亦有募勇和团练等情事。

我在第一章中曾谈到清军的束伍成法，正是这种落后的军制使清军极为分散，临时总有兵力不敷之感。林则徐募勇，正是为了弥补清军兵力的不足，以勇配合清军作战。另在英人容易登岸滋事的地方，林则徐没有足够的兵力派驻，便组织地方团练，允许开枪动刀，各保身家。

从林则徐的奏折和公牍来看，他的困难并不是利用民众进行袭扰是否正当，是否会引起意外后果，而是由此产生的财政问题。雇勇须官府出资，这就限制了雇募的规模。团练虽不用出资，但需有赏格激励。清廷不可能为此而动拨银两，行商们的资金似暂时地帮他解决了这一问题。

有论者将林则徐利用民众的种种做法，与后来的人民战争相比拟。我以为，这是不恰当的。

无论是雇勇还是团练，都是清朝的传统方法，并非是林则徐的自创。民被雇为勇后，即是清军的临时成员、临时部队，是清军外延的放大。团练由乡绅进行组织，不离家土，活动范围有限。除林则徐外，在鸦片战争中，沿海各省大吏无不实行此策。至于准人人持刀痛杀，在缺乏一定的组织实施下，很容易流为效能有限的恐怖活动。这些与人民战争之间的区别，是极其明显的。

从另一角度来看，出资雇募社会上最不可靠的一群（渔疍人家），转为官府的倚重所在，更是广东历来的做法。嘉庆年间的民间小说《蜃楼志》，曾提到广东水师不足恃，海匪成灾，两广总督募匪为勇，以匪治匪，“虽未必能弭盗，而民之为盗者，却少了许多，庶乎正本清源之一节”。小说家的话，并不是此类方法何时行于广东的考据材料，但小说家对此方法如此知详，却说明了它并非是官场诡密之道，而在民间已深入人心。

实际上，雇勇也罢，团练也罢，“准人人持刀痛杀”也罢，最重要的是它们在实战中的效果。从鸦片战争和后来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史实来看，它们虽不能说毫无效果，却绝非取胜之道。

民众的游击战争需要组织上和战术上的指导，方可有效；民众的游击战争需要在地理形势上占利，方可实施；民众的游击战争需要觉悟和牺牲精神，方可支持下去。这一切都是当时所不具备的。其中的要害，是当时的官、民对立，不能想象用武力镇压而支撑的政权，能够如此密切地与民众合作。林则徐为官场中人，不论他的动机和操作有何招术，莫能置身度外。

由此，并非由林则徐独创的利用民众诸法，也是不足恃的。

以上对林则徐制敌方略的批判，是基于后来发生的大规模的战争这一事实，认为其不能取胜；而据林则徐等人的判断，义律只会私邀少数军舰窜犯，若此那一切又当别作它论。至于林则徐的制敌方略能否应付林则徐所估计的敌情，就历史的发展而言，这种讨论失去了针对性。如果仅仅从事实出发，穿鼻之战后至1840年6月下旬之前，英舰一直处于被动状态，没有对清军采取行动。若此将之称作林则徐制敌方略的成功，似乎也非大错。

1840年3月24日，英舰都鲁壹号驶到，虎门口外的英国战舰增至3艘。6月9日，英舰鳄鱼号（Alligator）驶到。6月16日，东印度公司的武装轮船马答加斯加号（Madagascar）驶到。所有这一切，都在林则徐的意料之中。

但是，没过几天，局势急转直下，完全出乎林则徐的意料了。

1840年6月21日，出任英国远征军海军司令的英驻东印度海军司令伯麦，率由印度开来的舰队驶到。6月28日，英国远征军总司令兼全权代表懿律（George Elliot）率由南非等处开来的舰队驶到。不久后，英国侵华军全部到齐。

此时，在华英军兵力远远超出了林则徐的估计和想象。其中，有海军战舰16艘：

东印度公司派出的武装轮船4艘：

皇后号（Queen）

马答加斯加号

阿特兰特号（Atalanta）

进取号（Enterprise）

另有英国海军运兵船响尾蛇号（Rattlesnake）和雇用的运输船27艘。

英国陆军共有3个团：

爱尔兰皇家陆军第18团

苏格兰步兵第26团步

兵第49团

另有孟加拉国志愿兵等部。地面部队共4000人。合之海军，英军总兵力共约六七千人。

相对中国的人口和清军的兵力，英国远征军的规模并不惊人。但是，若从西方殖民史来看，这是一支颇具武力的军队。

更出乎林则徐意料之外的是，这支强大的军队，并没有立即向虎门或广东其他地区发动进攻，而只采取了相当软弱的对策。

1840年6月22日，英国远征军海军司令伯麦，在其到达的第二天，待所率军队到齐后，仅发布了一项从6月28日起封锁珠江口的告示，便于当日晚上起，领兵次第启程，北上进攻舟山。6月30日，英国远征军总司令兼全权代表懿律，在其到达后的第3天，亦和全权代表义律一起率军北上，与伯麦汇合。此后，广东沿海的英军亦有陆续北上者。虎门口外仅留下英舰4艘和武装轮船1艘，执行封锁任务。

英军的这一行动，自是执行外相巴麦尊的训令。1840年2月20日，巴麦尊致海军部的公函中称，在广东“不必进行任何陆上的军事行动”，“有效的打击应当打到接近首都的地方去”。同日，巴麦尊给懿律和义律的训令中，提到了他和海军大臣各颁给伯麦的训令，其中规定作战方案为“在珠江建立封锁”、“占领舟山群岛；并封锁该岛对面的海口，以及扬子江口和黄河口”。伯麦和懿律对此是完全照办。

林则徐并不知道英军的作战方案，他见到的仅是伯麦封锁珠江口的命令和义律于6月25日、26日的两次文告。按照清朝的官场用语，这些文件的态度算不上强硬。于是，他误认为，他的制敌方略成功了，英军之所以不敢轻举妄动，正是见其有备，无隙可乘，知难而返。他在奏折中、咨会中、谕令中、书信中，都明白表露英军不敢遽行骚扰，在于广东防备严密。后来，他听到定海失陷的消息，更是指责浙江方面未能如广东那样，早有准备，他害怕有人以定海的失陷来攻击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又岂粤省所能代防耶？”

林则徐的这种说法，只是主观的臆断，后来的事实证明，英军有着制胜的武力，绝非害怕林的武备。但是，林则徐的说法，显然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尤其是对于那些不相信“天朝”武功居然不敌“岛夷”之技的人们，更是如此。

1841年1月，新任闽浙总督颜伯焘和新任浙江巡抚刘韵珂，不顾天怒，要求启用获罪革职的林则徐，理由之一是“该夷所畏忌”。1841年5月，广东民众在《尽忠报国全粤义民谕英夷檄》中，振振有词地问道：“汝已称厉害，何以不敢在林公任内攻打广东？”鸦片战争之后产生的三部史著《道光洋艘征抚记》、《夷氛闻记》、《中西纪事》，皆谓林则徐在广东防备严密，英军无隙可乘，遂北犯定海。他们把后来广东战事的失败，归结于林则徐的去职；他们将各地战事的受挫，归结于当地没有林则徐。尽管林则徐的制敌方略当时未经实战，但他们已在心目中认定林必胜无疑。

处在失败中的人们，找不到胜利的迹象，最容易产生某种希望。林则徐就是这种希望。而且，局势越危急，战争越失利，这种希望之火就越放光芒。

由此，一个神话诞生了。

一个林则徐不可战胜的神话，占据了当时许多人的心，并流传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