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7月5日，还是北京，一切显得与往常并没有两样。

这一天，丧妻未久的道光帝，按照祖制家法，例行“诣绮春园问皇太后安”，然后回銮处理了几件日常的公文。

这一天，刚由翰林院散馆后授检讨的曾国藩，因客来访而耽误了读书，影响其学问修行，在日记中剖心切肤地狠狠自责了一通，自励须“日日用功有常”，以能够“文章报国”。

正当道光帝享以清静时，正当后来以武功名扬天下的曾国藩琢磨“文章报国”之道时，远去北京数千里的浙江省定海县（今舟山市），已是一片炮声隆隆，笼罩于呛人的硝烟之中了。

1840年6月22日起，英国远征军海军司令伯麦率领威厘士厘号等舰船19艘，从澳门一带水域出发，沿中国海岸，直取舟山。

当时在广州出版的中国最早的杂志——英文月刊《中国丛报》的编辑，得知这一消息，专门在6月号上刊登了一篇文章，介绍舟山的地理位置与航线。尽管伯麦并没有看到这篇文章，但以往留下的航海资料，使这位初来乍到，新驶此航线的海军准将并不感到十分费力。8天后，英军到达舟山群岛的南端——南韮山岛。

舟山位于杭州湾东南，扼苏、浙、闽三省海面，共有大小岛礁200余处，本岛是中国第四大岛。有一些背景值得注意：

一、由于清初与台湾郑氏、三藩耿氏作战需要，康熙帝对此地作出军政两项决策。就军事而言，设立定海镇，辖镇标水师三营，共计兵弁2600余人；就政治而言，设立定海县，县城在本岛的南端。

二、也与康熙帝有关，1684年，康熙帝批准开放海禁，宁波为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1698年，宁波海关在定海县城以南的道头设“红毛馆”，以接待英国商船。1757年，乾隆帝禁英船入宁波，定海的对外开放也随之中止，但英人对此毫不陌生，颇具觊觎之心。

1840年6月30日，正在巡逻的定海水师兵弁瞭见南韮山岛一带的英军舰队，立即回报。定海镇总兵张朝发得讯下令各营师船、兵弁、炮械在定海县城以南的道头一带集结，命将统辖；自率船队出洋。7月1日，他见英军大队乘风而行，自忖不敌，便折帆返回，并向浙江巡抚乌尔恭额、闽浙总督邓廷桢等人报告。

英军占领舟山的目的，是为其远途作战的部队建立起一前进基地，休整补给，据此展开其北上、南下中国海的军事行动。此外，英国政府也有意割占此岛，以便在比邻当时中国最富庶地区的一方站稳脚跟，将触角伸入华东，并由长江进入内地，尽管这一点后来没有成为事实。

1840年7月2日，英军舰船缓慢地驶入定海道头港。当地军民似乎还记得昔日作为通商口岸的情形，并据鸦片飞剪船的活动，佥谓“夷船来售货物”。曾在台湾立有军功的总兵张朝发，却称其为风吹迷航误至。只有新任未久，正在主持生童观风试的知县姚怀祥有些着急。7月4日下午，伯麦派人送来了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最后通牒，要求他们投降，并声称只等候“半个时辰”。

“夷人”之所以为中土士子们看不起，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不会使用优雅的汉语。此次伯麦的文件也不例外，不仅文句不美，而且还有错误。“半个时辰”在中文中应指1小时左右的时间，而参照英方文献，本意是指6小时。

定海知县姚怀祥看到此文，显然比谁都着急。他在一些官弁的陪同下，登上英军旗舰威厘士厘号，见到了伯麦。英方军事秘书吉瑟林（Jocelyn）记下了姚氏一段很有意思的话：

你们把战争施加于民众身上，而不是我们这些从未伤害过你们的人；我们看到了你们的强大，也知道对抗将是发疯，但我们必须恪尽职守，尽管如此做会遭至失败。

这番话当然不会起什么作用，但伯麦把进攻的时间推迟至7月5日。还须说一句，姚氏这些与“天朝”威仪不符的言行，不见于清方奏折。

尽管战后得知败讯的道光帝和林则徐，对定海清军的守备提出了严厉批评，但据后来伊里布的调查，总兵张朝发在战前几天内，还是进行了有效的备战。然而，相对于来犯的英军，定海清军实属寡不敌众。据英方的记载，7月5日下午2时半开始的战斗，英军舰炮仅用了9分钟，就基本击毁了排列在港口的清军战船和岸炮的还击能力。其陆军在舰炮的掩护下，乘小舟在道头登陆，抢占道头东侧的东岳山，设置瞄准县城的临时炮兵阵地，并向县城攻击前进。但天色已晚，便停止进攻。次日清晨，英军再次攻击，至城门时，发现守军已在夜间溃逃。清方的记载虽有所不同，但明确承认了无可挽回的失败。总兵张朝发在英军第一波火炮射击时，便中弹落水，后内渡镇海而不治。知县姚怀祥见军事不利，投水自尽，表现出儒吏在“蛮夷”面前应有的气节。从未见过如此猛烈炮火的清军士兵，临阵产生恐惧心理而大量溃逃。据裕谦战后调查，参战的1540名士兵中，战死仅13人，受伤13人，战死的人数比击毁的战船还要少。而英方宣称其在战斗中毫无伤亡。

此后，英军又据其作战计划，对中国沿海的厦门、宁波、长江口等重要出海口，都实行了封锁。

按照英军的计划，定海应是其侵华战争的首战。可在定海开战前，7月2日，炮声却首先在福建厦门响起。

1840年6月30日，英国远征军总司令懿律和全权代表义律率后续到达的英军北上舟山，准备与伯麦会合。7月2日，途经厦门时，派战舰布朗底号向当地官员送交巴麦尊外相致中国宰相书的副本。该舰于当日中午驶入厦门南水道，在距厦门岛一海里处下锚。厦门同知蔡观龙派船询问来意，英方递交了一封信，称欲明日拜见地方长官，送交公文。英军此信后被清军退回。

第二天，7月3日，布朗底号起锚逼近厦门岛，派翻译罗伯聃（Robert Thom）驾小艇登岸，清军以武力阻止。布朗底号遂向岸上清军开炮，引起双方一场炮战。罗伯聃的报告称，英军狠狠地教训了清军。而事后赶往厦门的邓廷桢奏称，清军击退了英军的进攻。如同鸦片战争中所有的战斗一样，双方的战报永远不会吻合。但检视交战结果，又似可看出双方态势的优劣。清方称战死9人，受伤16人，炮台兵房被击破多处，民房又有震损，而英方宣称毫无伤亡。

不管此战的具体情节如何，英方送信任务没有完成。根据巴麦尊的训令，这份文件一式三份，投递地点应是：1．广州；2．甬江口、长江口、黄河口中的一处；3．天津。

义律不愿在广州投递，以免在林则徐的面前显得姿态低下，遂改为厦门。布朗底号投书失败后，于7月3日离开厦门，7月7日到达舟山。

1840年7月11日，懿律和义律再派一舰前往镇海，投递巴麦尊外相致中国宰相书的副本。据英方的记录，英军军官搭乘小船靠岸，获准登陆，也递交了文件。但在第二天早晨该文件又被退回，清朝官员声称不敢将此件上呈。英方估计，该文件已被抄录并上报朝廷。他们还注意到，镇海的“满大人们”（mandarins）没有称他们为“夷人”（barbarians）而呼之“贵国”（honourable nation）。

浙江巡抚乌尔恭额对此事说法不尽相同，谓英军在海上扣住鄞县一商船，逼令船主代递“其国伪相书”，要求转达廷臣。乌氏认为，英国居心叵测，“即将原书掷还”。

且不论此事的经过何说为真，就巴麦尊文书尚未到达清廷的结局而言，英方此行仍未达到目的。

此后，江苏官员又奏称，9月9日，英军在长江口截住一艘从广东开来的商船，逼迫船主转交巴麦尊外相致中国宰相书的副本给江南提督陈化成。

我没有查到相应的英方记录。但此事至此已无关紧要，巴麦尊的信件已在天津由琦善进呈中枢了。

英军将投书行动一再受挫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归结于清军不了解“休战白旗”的意义；此外，语言障碍也增加了其中的困难。但是，真正的原因并非如此。根据“天朝”对外体制，除广东外，各地官员未经许可不得收受外国文书，即所谓“人臣无外交”；对于转呈皇帝的外国文书，若有违悖字样，亦不得上送而亵渎圣明，不然将以“大不敬”论处。福建、浙江官员如此做，并非是其个人的决定，而是体制的限制。在下一节中，我们将会看到，“天朝”这种自我封闭信息的限定，对清廷了解、判断“夷”情，及时作出决策，带来了什么困难。

有论者据《道光洋艘征抚记》等书，称英军大举北犯时，曾派舰5艘往攻厦门，因邓廷桢事先有备而不克，遂攻定海。

此一说法并不真实。前面已经提到，英方派往厦门的英舰，属第二批北上的部队，与进攻定海的第一批部队无涉，而第二批北上的舰队，只有军舰3艘（麦尔威厘号、布朗底号、卑拉底士号）、轮船2艘和运输船4艘，不可能抽出军舰5艘攻厦门。《道光洋艘征抚记》等书的作者们，很可能从7月2日厦门之战、7月5日定海之战的时间顺序上，推绎出这种结论。

至于谓邓廷桢事先有备，因牵涉到我在第二章提到的清政府敌情判断的论点，须作一些说明。

1840年1月5日，道光帝将林则徐与邓廷桢对调，以邓为两江总督。未久，江苏巡抚陈銮病故，恐邓独力难胜两江之重位，于1月21日将邓与伊里布对调，改邓为云贵总督。又未久，御史杜彦士上奏福建鸦片走私猖獗，水师交战不力，于1月26日将邓与刚上任的桂良对调，改邓为闽浙总督。同一天，道光帝还派出祁寯藻、黄爵滋以“钦差”头衔前往福建，“查办事件”。

道光帝以邓廷桢督闽，是害怕林则徐在广东的有力措施会使鸦片贩子北上，变福建为鸦片集散地；是看重邓查禁鸦片的经验，希望他在福建的表现如同其广东任职的后期一样好。邓廷桢人未离穗，官椅却转了半个中国，心里完全明白道光帝的用心。因此，他到职后，一直将查禁鸦片走私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命水师加强鸦片走私最凶的泉州一带海面的巡逻。在局势的预测上，他同林则徐一样，没有意识到战争已经迫在眉睫，反而对下属“告以夷人之无能为，我师之大可用”，以振作水师将弁的信心，敢于出洋与鸦片武装走私船交战。在他的奏折中，大谈缉拿鸦片走私，看不到针对未来战争的设防措施。

1840年7月2日，英舰布朗底号闯入厦门时，正值该地水师主力被邓廷桢抽调前往泉州一带巡逻。据英方报告，厦门炮台仅有炮5门，岸上亦仅有二三百名士兵。当天晚上，邻近的同安营参将胡廷寅得讯，率兵200名增援。第二天，清军又架起了设炮3门的临时炮兵阵地。此期清方兵力兵器的数量，低于我在第一章中所述厦门平时设防；而种种临时手段，又不若前面所述定海那般迅速有效。又怎么能得出邓廷桢事先有备的结论呢？

实际上，邓廷桢自己对此有明确的答复。

据邓廷桢奏折，1840年7月7日，即厦门开战后的第四天，他得到报告即赴泉州。他此时不知道英国远征军的到来，认为厦门之战是“卖烟夷船”乘福建水师全力“注射”于泉州一带时，在汉奸的“区画”下，乘虚窜犯厦门，目的在于“牵制我师”。7月13日，他收到诏安营游击的报告，得知澳门葡萄牙翻译透露，英国将派舰船40艘来华，方知窜犯厦门者非为“卖烟夷船”而是兵船。7月18日，他又接到定海镇总兵张朝发的报告，方意识到中英局势大变，开始着手在厦门布防。

邓廷桢本是“天朝”中人，他的敌情判断当与同人并无二致。

战争终于无可挽回地打响了。战报一份份由浙江、福建、江苏、广东发出，随着飞奔的驿马，一站站递往北京。北京的静谧安宁，被沿海的炮声冲破。

然而，当我们今天回过头来重新检视各地送来的奏折，又会发现，当时英国采取的两大军事行动：即攻占定海和封锁沿海，在奏折中的反应是不一样的。前者不仅可见于浙江巡抚乌尔恭额所奏，且福建、江苏、山东等处官员因收到浙江咨会，在其奏折中也有反映。而对于后者，各地的奏折（包括被封锁地区）基本上没有提到（仅林则徐奏报封锁广州）。以贸易为本、市场经济的英国，从本国的情势着眼，企图以此扼住中国经济的喉管，哪里会想到以农业为本、自然经济的中国对此基本上没有什么反应。尽管沿海的渔民、船民会由此而影响生计，但是，如果英国不这么做，许多清朝官员还打算封海，反过来对英军封锁，切断其接济。在这些奏折中虽然也谈到了乍浦之战（1840年7月24日）、第二次厦门之战（（1840年8月22日）、崇明之战（1840年8月25日），并表示击退了“英夷”的进攻，但上奏人并不知道这些小规模武装冲突的起因，乃是英军的封锁。道光帝因此不可能知道南中国的主要海口已经被英军封锁，还兴致勃勃地经常与臣下讨论是否实行封海政策。不过，英军这种以破坏对方经济为目的的战法，未收到期望的效果后，他们也放弃了（详见下节）。

尽管北京已经知道了战争的事实，但我们还不能够用今天的思维方法去想象当时的场景。由于奏折是机密的，邸抄公布的消息有限且属内部发行，民间书信因耗资昂贵（时无邮政、只有私人机构）而数量不多，大众传媒尚未出现（只有供来华外国人读的英文报刊），因而南方的战况，似乎只是由专业或业余包打听在京城地面巨室大户之间播弄。老百姓很少知道此事，甚至一些官员也置身事外。本节开头提到的那位曾文正公，时官居词臣，他给自己安排了一张从早到晚的日程功课表：

每日早起，习寸大字一百，又作应酬字少许；

辰后，温经书，有所知，则载《茶余偶谈》；

日中，读史，亦载《茶余偶谈》；

酉刻至亥刻，读集，亦载《茶余偶谈》；

或有所作诗文，则灯后，不读书，但作文可耳。

在他此期的日记中，看不到战争引起的变化。可惜我们今天已看不到原本的《茶余偶谈》，不知他此期从经、史、集中有何心得。他此期居住的圆明园南面的挂甲屯，恰是后来彭德怀元帅蒙难后挂甲闲居之地，距皇上的禁园仅百步之遥，竟然成了西山脚下的小小世外桃源。

在这位后来表现出慨然有天下志的儒吏的生活方式中，我们今天似应思考一下，该如何估计和评论这场全国都应奋身投入的民族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