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剿”“抚”“剿”的回旋 二 “剿”“抚”之变

圆明园前提塘官的活跃身影,向我们提示着当时的通讯条件。各省的奏折、题本和咨文,通过兵部遍设全国的驿站系统,由驿卒骑驿马,一站站地接力,送往公文的目的地。从广州到北京,若以普通速度,驿递需时约30至35天;若以“四百里加急”,需时约20多天;若以“五百里加急”,需时约16至19天。至于“六百里加急”、“八百里加急”,速度当然更快,但会跑死驿马累死驿卒,一般并不采用。

根据“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儒家原则,战争的一切决定都应出自圣裁。而今天看来如此缓慢的通讯速度,在对付地方造反、边境叛乱等传统战事时,已显露出弊陋,但大体还能应付过去。可是,在这场由近代化的敌手发动的鸦片战争中,驿马的速度相对于军情的顿变,则是过于缓慢了。清廷的决策往往比实际慢半拍,甚至慢一二拍。

以下各章节讨论整个战争中清政府决策,不能忽略这一条件限制。

正因为当时的驿递速度,更兼清王朝毫无战争准备,道光帝对战争的开局,并不如我们通常认为的那般清楚。这是因为,他最初得到的信息是很混乱的。可以说,在最初的20天内,他似乎是盲目行事。

让我们列出一张时间表,看看道光帝依次得到的信息内容以及他相应的对策。

1840年7月17日,定海失陷后第12天,道光帝收到两广总督林则徐于6月中旬发出的奏折,称清方火烧办艇篷寮,英方“实无能为”,非常高兴,朱批“所办可嘉之至”。

三天后,7月20日,道光帝收到浙江巡抚乌尔恭额于7月8日发出的奏折,告知“英夷”三四千人已登陆定海。他不免大怒。由于前一段时间内收到的广东、福建的奏折,多称如何与英国鸦片船交战获胜,更由于林则徐错误的敌情判断,使他误以为窜犯定海的“英夷”,不过是在粤、闽受挫的鸦片贩子,“藉势售私”。他在乌尔恭额奏折上的朱批说明,他此时并没有把英军这伙“区区小丑”放在眼里。因对浙江文武的“张皇失措”不满,他调曾在平定川楚白莲教、张格尔诸役中屡立战功的福建陆路提督余步云,入浙协助攻剿。两天后,即7月22日,他又根据定海的教训,命令沿海各省“加意防堵”,以防那些“售烟图利”而被断绝贸易的“英夷”,“分窜各地,肆行扰害”。

7月24日,道光帝再次收到乌尔恭额于7月11日发出的奏折,告知定海失守,英“夷”进逼镇海。此时,他似乎看出侵犯定海者非为卖烟英船,即命闽浙总督邓廷桢、两江总督伊里布各派水师数千名援浙。以三省兵力合剿一处,道光帝颇具胜利信心。两天后,7月26日,他在命令各省查拿汉奸的上谕中称:“𠸄咭唎逆夷滋事,攻陷定海,现已调兵合剿,不难即时扑灭。”

8月1日,道光帝收到林则徐于6月24日发出的奏折,告知英国续来军舰9艘、轮船3艘,开始觉察到局势的严峻性。他没有做进一步的表示,仅在林奏上朱批“随时加意严防,不可稍懈”。

8月2日,道光帝收到乍浦副都统于7月23日发出的奏折,告知英舰1艘进犯乍浦。他即令杭州将军派兵增援。

8月3日,道光帝又收到林则徐于7月3日发出的奏折,告知又到英国军舰10艘、轮船2艘;并告知听闻英军可能北上舟山、上海、天津。他一面命令林则徐严密防守,“不事张皇”。一面根据林则徐的建议,命令直隶总督琦善:英舰到天津,若情词恭顺,“告以天朝制度,向在广东互市”,天津既不准通商,也不准“据情转奏”;若桀骜不驯,立即统兵剿办。道光帝在天津布置的两手准备,表现出其原先一意剿办的旨意已有摇移。

同一天,道光帝收到邓廷桢于7月16日发出的奏折,告知厦门开战获胜,大为兴奋,朱批“所办好”,并对出力员弁优赏有差。

8月4日,道光帝收到乌尔恭额于7月24日发出的奏折,告知英国增添军舰,并投递“伪相”(指巴麦尊)文书等情。道光帝对照厦门“获胜”的战报,下令将乌尔恭额革职,留营效力,调邓廷桢赴浙主持军务,并兼署浙江巡抚。

8月6日,道光帝收到邓廷桢于7月21日发出的奏折,称其得知定海战况欲赴浙江,但恐英军再犯福建,“转恐首尾不能相应”。道光帝令两江总督伊里布为钦差大臣,前往浙江主持军务。

8月9日,道光帝收到琦善关于天津防务的奏折。直到此时(即定海失陷后一个多月),他才发现自己对“夷情”实在是一无所知,便想起几天前乌尔恭额提到“伪相”文书的情节,作出了一项破例的决定,谕令琦善:“倘有投递禀帖情事,无论夷字汉字,即将原禀进呈。”在天津接受外国人的投书,本不符合“天朝”体制,更何况投书者已有“逆反”行迹。但在此时,道光帝急欲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也就不顾及祖制。这对守成的道光帝来说,确实是大胆的举动。然而,因不知道英舰是否会到天津,同一天,他还谕令正赶赴浙江的钦差大臣伊里布,部署了种种了解敌情的手段。

从这张时间表看,道光帝依次得到信息的时间与英军行动的顺序,恰恰颠倒,其对策也有不得要领之感。如浙江的主帅,先后有余步云、邓廷桢、伊里布之三变,逐级加码。从7月20日至8月9日,他在这整整的20天内,总算是明白了英国已发动战争这么一个事实,但仍然没有弄清楚引起战争的原因。当然,他这20天内对此的基本态度,毫无疑问是主“剿”,这也毫无疑问是“天朝”统治者对“逆夷”的本能反应。

但是,从后来发生的情势来看,8月9日道光帝关于接受“禀帖”的谕令,却是清王朝决策的一大转机。

和道光帝一样,直隶总督琦善一开始也是主“剿”的。

当7月22日道光帝命各省“加意严防”的谕令到达后,琦善立即采取了三条对策:

一、天津以北各小口,改派立有军功的将领负责指挥,“密授防御之策”。

二、亲赴天津海口坐镇指挥,并令地方官“暗备火攻器械”,岸炮与火攻并举。

三、“由官授以器械”于村民,“示以赏罚,使之暗相保护”。

琦善的这些方法,与前章所叙广东的情形相比,似乎是一种袖珍版的林则徐制敌方略。

8月4日,琦善又收到道光帝命其作两手准备的谕令。对如何剿办,他又作了一些具体部署;而对如何劝谕,感到迷惑不解,上奏中称:“伏查英夷诡诈百出,如专为求通贸易,该逆夷岂不知圣人天下一家,只须在粤恳商,何必远来天津?如欲吁恳恩施,何以胆敢在浙江占据城池?”他的结论是,英国“显怀异志”,“不可不严兵戒备”。

就在琦善收到命其接受“禀帖”上谕的第二天,8月11日,英军舰队抵达。他遵旨派出游击罗应鳌与英舰威厘士厘号舰长马他仑(与1838年来华的东印度舰队司令马他仑同姓,非为一人)接洽,但收到的不是“禀帖”,而是懿律致琦善的“咨会”。按照当时清官方文书的程式,“咨会”是一种平行文书。义律等人盼望已久的中英平等文书的直接往来,终于在大沽口外以炮舰的方式得以实现。而久官北方不谙对外体制的琦善,似乎没有发现其中的变故,随奏附呈时未作任何评论。

懿律的“咨会”陈述了厦门、镇海拒收投书的情节,声称此等行为“以致冤情无能得以疏闻”,要求琦善在6天内派人前往英舰,接收“大英国家照会之公文”。

“冤情”、“疏闻”等语,与道光帝谕令中“果无桀骜情形”的规定相吻合,但派人登舰接受“照会”,谕旨中没有相应的规定。琦善感到没有把握,不敢擅专,连忙上奏请旨。道光帝于8月13日批准。

于是,琦善于8月15日“札复”(而不是清朝官员以往惯用的“谕令”)“英吉利国统帅懿”,表示派人前往接收“公文”。他此时还弄不清“照会”的性质,在“札复”中问了一句,“是否贵国王进呈大皇帝表文,抑系贵国王移咨本爵督阁部堂公文?”他约定在10天内对英方“照会”给予答复,并要求英舰不得内驶。

8月17日,以千总而冒牌守备的白含章取回了巴麦尊外相致中国宰相书。琦善立即上奏进呈。

也就在此时,琦善主“剿”的信念动摇了。接收投书一事,使他亲眼看到了英军的实力。原先脑海中朦胧浑沌的“泰西”,已经物化为具体实在的“火焰船”等诸般利器。他在奏折中虽然没有松口,但今人读此犹可体会到其隐隐的心迹。

当时的英国还吃不透中国。正如他们依据本国国情错误地以封锁海口来迫清朝就范一样,巴麦尊外相的公文,也错误地将收件人指定为中国宰相。

自明初朱元璋废除丞相后,明、清两代皇帝都是直接理政。而雍正帝改题为奏后,内阁的“票拟”也随之取消。皇帝不藉手他人亲理一切政务。用一个不尽恰当的比拟,即“国家元首兼政府首脑”。虽有大学士、军机大臣等官,时人亦誉呼为“相国”,但只是秉承皇帝旨意草拟圣旨,大抵相当于今日官场中的秘书班子。每日由奏事处将各处奏折原封进呈,皇帝拆封批阅后,发下军机,由军机大臣据朱批或面谕拟旨,经皇帝审核后发出。这里面有两点值得注意:

一、除军机大臣有时承询答疑外,决策全凭皇帝本人,不受任何个人或机构的制约(当然也要受到“祖制”、儒家经典等间接制约)。

二、每日收到的奏折一般都在当日发下,决策也随之作出,十分迅速。

以一个人的智慧,在短时间内,对大小政务作出决策,这不仅需要雄才大略,而且需要周密精细。此外,体力和精力的充沛也是十分重要的。根据档案,我们知道,清代皇帝每日须批阅上万字的奏章,作出一系列相应的决策,稍有疏漏,便会铸成大错。

这种空前的高度集权的方式,对皇帝的人选提出了接近于神的要求,完全失去了合理性。朝廷的决策难以在具体分析和理性探讨的基础上作出,往往跟着君王一时的感觉走,尽管这种集权方式在真正的英明君主操纵下,可能会更有效率。

然而,此时柄国的道光帝,却是一个资质平常的人。

道光帝,名旻宁,1782年生。他是嘉庆帝的嫡长子,年轻时曾亲执鸟枪迎战闯入皇宫的天理教造反者,而一显英发果勇之姿。1819年,他顺利地登上皇位,但接手的却是嘉庆帝留下的烂摊子。以他的智力和魄力,根本无法振衰起弊,开创一个新局面,但他以不灭的恒心和毅力,守住这份祖业,看好这副摊子。他的为政之道,我在前章已多次提及,即“守成”——恪守祖制,想用祖宗的方法来重建祖宗昔日盛世的风光。当然,以今日之眼光观之,在才华不如祖父乾隆帝,精明不如曾祖雍正帝,胆略不如高祖康熙帝,他所标榜所追求的守成和实政,既是其禀性之使然,也不失为一种高明的藏拙之道。

道光帝虽然天分不高,却很少承认自己的过失,更不会承认清朝此时已病入膏肓。他不是从生理上改变机制而谋新路,仅仅是从病理上追求调补疗效。他曾经形象地向一名即将上任的官员谈到为政治国之道,把之比做“一所大房子”,“住房人随时粘补修理,自然一律整齐。若任听破坏,必至要动大工”。因此,一旦出现问题,他总爱把责任推诿于臣子们对他的欺骗,以道德的责难掩盖机制的沉疴。他常常怀疑大臣们的忠诚,对最亲信的人也不例外,上谕中经常问及臣子们是否具有“天良”,“激发天良”便可治社会百病。对于臣下的功绩,他从未苛惜颁以赏赉,但一旦有错,那就不管他地位多高功劳多大,毫不犹豫予以严惩。在他这种不无乖戾的治理下,道光一朝大小臣工无不谨小慎微,得过且过。官场上粉饰之风大盛。

智商平常且乏胆略的道光帝,绝不缺乏自信,总是以为他的每一次决策都是最佳方案,尽管后来一变再变。前节所叙邓廷桢的任职,就是明显的一例,由两广而两江而云贵而闽浙,尽管每一次调动道光帝都有充足的理由,但毕竟缺乏通盘的考虑。他的那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一道道圣旨,是其目光短浅所限。他从来就没有一种远距离、宽视野的眼光。前章所叙禁烟决策,又是明显的一例。

尽管道光帝有着种种缺陷(本来世上也无完人),但若有智明识远的军机大臣相辅,仍不失为宽猛互济。可是从不认为自己尚有缺陷的道光帝,在军机的人选上,又采用了最最可怕可恨的“老实听话”的标准(是否“老实听话”又是另一回事)。他所信赖的曹振镛、穆彰阿以“多磕头,少说话”为主旨,战战兢兢,随伺如同伴虎。每逢建言,先竭力揣摩帝意,只讨欢心而不究事理。

这么一种决策机制,这么一位决策人,从此视角检讨鸦片战争中的清廷决策,我们不难发现,其犯错误的概率极高。这是因为道光帝面对的是陌生的敌人,全新的问题,根本就无祖制可守可循。

由于清朝并无宰相,更兼清朝并无负责近代模式外交事务的机构和职官,巴麦尊照会由琦善进呈后,直接由道光帝批阅。8月19日,道光帝收到这份将近4000字的照会,当日并未发下,而是破例地留中一天,次日才发下军机。期间他是否垂询过军机,今已无从查考,但期间又批阅过其他奏章并颁下不少于9道的谕旨(内容从旅顺设防到旌表民妇不一),又可见之于《实录》。可见道光帝职守所在,公务繁众,心不能一。尽管他自称对巴麦尊照会“详加披阅”,但从他的时间和工作来看,必不能潜心研究。然而,就在这短短的两天之中,他的旨意完全转变了,整整180度,即由主“剿”而倾心于主“抚”。

决策如此重大,变化又如此轻易。

琦善主“剿”信念动摇的主因,在于目睹英军的“船坚炮利”,自忖不敌,这是英方完全可以想见的并希望达到的效果。而道光帝主“抚”意向的萌生原因,却是英方无论如何也猜不到的,据蒋廷黻先生的发现,竟是巴麦尊照会的翻译问题。

尽管巴麦尊对其照会的汉译提出了详尽严格的要求,但该文件的第一句话的翻译就有严重错误。道光帝看到的汉译本为:

兹因官宪扰害本国住在中国之民人,及该官宪亵渎大英国家威仪,是以大英国主,调派水陆军师,前往中国海境,求讨皇帝昭雪伸冤。对照英文,“求讨皇帝昭雪伸冤”一语,原为“demand from the Emperor satisfaction and redress”,若直译为现代汉语,当为“要求皇帝赔偿并匡正”。此外,该文件还多处将“匡正”译为“伸冤”,“抗议”(protest)译为“告明”,“赔偿”译为“昭雪”,“要求”译为“催讨”,等等不一。

如此重要的文件如此译法,实为难解之迷。

前面已经提及,道光帝除此照会外,还收到琦善进呈的懿律“咨会”中有“以致冤情无能得以疏闻”和琦善奏折中称英军军官的“负屈之由,无以上达天听”的言词。所有这些,使英方的表现显得“情词恭顺”。毫无疑问,这些卑下的文句颇合“天朝”大皇帝的脾胃,使得道光帝由此居然将领兵上门要挟的敌凶,看作上门“告御状”的“负屈”外藩。

从巴麦尊照会来看,前面约占五分之三的篇幅,是对林则徐广东禁烟活动的指控,后面才提出五项要求:一、赔偿货价(指被焚鸦片);二、中英平等外交;三、割让岛屿;四、赔偿商欠;五、赔偿军费。如果我们用中国传统的“讨贼檄文”之类的文献作为参照系,巴麦尊照会显得不那么义正辞严。按照不熟悉西方外交词令的道光帝和琦善的理解,前面对林的指控,属于“伸冤”,后面的各项要求,属于“乞恩”。

由于道光帝没有(也不可能)花许多时间来研究巴麦尊照会,更由于他头脑中的“天朝”观念使之不得要领,他对英方对林则徐的指控,印象比较深刻,打算予以“伸冤”;而对英方的各项要求,觉得荒谬无理,自忖不难严词驳斥,更况大皇帝之于外藩,本有权力“施恩”或“不施恩”。

8月20日,道光帝发给琦善两道谕旨。

第一道谕旨指示琦善如何“驾驭”“外夷”:一、对于英方的“冤抑”,告以将逐一访查,以折服其心;二、对于割让海岛,告以清朝准许英人通商已属“施恩”,不能再“致坏成规”;三、对于商欠,告以应由两国商人自行清理;四、对于“货价”,告以鸦片本属“违禁之件”,又已销毁,“不得索价”。而对于中英平等外交、赔偿军费两项,道光帝似乎没有能看明白或没有注意,未给予指示。此外,他对巴麦尊照会中的一个细节,即要求“赐令特派钦差大臣”前往英舰进行谈判,又格外注重,专门指示琦善:“至所请钦差大臣亲赴彼船面会定议,自来无此体制,断不可行。”

第二道谕旨是让琦善向英方宣布的,谓:

大皇帝统驭寰瀛,薄海内外,无不一视同仁,凡外藩之来中国贸易者,稍有冤抑,立即查明惩办。上年林则徐等查禁烟土,未能仰体大公至正之意,以致受人欺朦,措置失当。兹所求昭雪之冤,大皇帝早有所闻,必当逐细查明,重治其罪。现已派钦差大臣驰至广东,秉公查办,定能代申冤抑。该统帅懿律等,著即返棹南还,听候办理可也。(重点为引者所标)

在这道堂堂俨俨的谕旨中,道光帝凌凌然十足“天下共主”之古风。最妙的是“著即返棹南还,听候办理”一语,居然给英军直接下起命令来。在这道谕旨中,道光帝还表示将派琦善为南下查办的钦差大臣。

从这两道谕旨来看,林则徐倒运了。他当了替罪羊。

如果仔细地追究起来,道光帝的后一道祸及林则徐的谕旨,很可能与林则徐的建策也有关系。

1840年7月3日,林则徐奏称:

若其(英军)径达天津求通贸易,谅必以为该国久受大皇帝怙冒之恩,不致遽遭屏斥。此次断其互市,指为臣等私自擅行。倘所陈尚系恭顺之词,可否仰恳天恩,仍优以怀柔之礼,敕下直隶督臣,查照嘉庆二十一年间英国夷官啰咡啊𠸍𠱊〔口德〕等自北遣回成案,将其递词人由内河逐站护送至粤,藉可散其爪牙,较易就我范围。倘所递之词有涉臣等之处,惟求钦派大臣来粤查办,俾知天朝法度一秉大公,益生其敬畏之诚,不敢再有藉口。(重点为引者所标)

林则徐提出这一建策,事因有二:一是行商转呈美国商人之禀帖,称英军可能往诉天津。二是看到了英方的告示,内称“粤东大宪林、邓等,因玩视圣谕‘相待英人必须秉公谨度’,辄将住省(指省城广州)英国领事、商人诡谲强逼,捏词诓骗,表奏无忌”;“且大宪林、邓捏词假奏请奉皇帝停止英国贸易”。他由此而得出结论:一、英军的北上是为了“求通贸易”;二、北上的英军必定会全力攻讦自己。

于是,林则徐为了表示自己的清白,便主动要求钦派大臣来广东查办。他深知,自己的一切行动,尤其是英方公告中点明的“强逼”缴烟和“停止”贸易,都已请旨或是奉旨,皆有案可据,绝对清查不出什么问题来。而此时“边衅”已开,圣怒随时可能发作的情势下,自己的地位已岌岌可危,若道光帝仅仅听信英方公告中的一面之词,自己将百喙难辩。

林则徐的这份夹片于8月3日到达北京,距道光帝8月20日发出谕旨,仅差17天。

从字面上看,林奏中的“倘所陈系恭顺之词”可“优加怀柔”“钦派大臣”“来粤查办”,与道光帝的办法确有相通之处。当然,我们也可以同样明显地看出两人中的不同点:一、林要求将“递词人”由内河送往广东,道光帝命令英军“返棹南还”;二、林要求派大臣来查明自己是否有罪,道光帝在未查清之前就宣布林“措置失当”;三、也是最重要的,林此时尚不知定海已经失陷,“优以怀柔之礼”应当理解为不必立即开枪开炮,而道光帝此时已倾心于主“抚”,将会出台一些给予英人的“优惠”政策。林则徐与道光帝之间,还是有原则区别的。

毫无疑问,尽管道光帝此时已经答应英人将对林则徐“逐细查明,重治其罪”,但心中绝对清楚林属无辜冤枉,因而在谕旨中凭空加了一句为林开脱的话,“受人欺朦”,以便为后来的减轻罚处预留地步。可是,在他内心的深处,对此是不在乎的。为了解脱朝廷的困境,别说是冤枉,就是牺牲个把大臣,那又算得上什么?

以上我据蒋廷黻先生的发现,叙及道光帝因英方文献翻译错误显得“情词恭顺”而倾心于主“抚”,只是谈到了问题的表层。根据道光帝后来诸多谕旨和朱批,我们可以看出,他对此似乎仍有一个全面的考虑。

最能反映道光帝的这种心思的,要数他后来在钦差大臣伊里布奏折上的一段朱批,谓:

朕立意如此羁縻,想卿亦以为然也。再本因办理不善,致彼狡焉思逞有以召之也。若再误之于后,衅端何时可弭?且英夷如海中鲸鳄,去来无定,在我则七省戒严,加以隔洋郡县,俱当有备,而终不能我武维扬,扫穴犁庭。试问内地之兵民,国家之财赋,有此消耗之理乎?好在彼志图贸易,又称诉冤,是我办理得手之机,岂非片言片纸,远胜十万之师耶?想卿亦必以朕之识见为是也。(重点为引者所标)

如此之长的朱批,在道光一朝并不多见,活脱脱地表露出道光帝自以为得计而意气张扬的心情,也全盘地向我们透露道光帝主“抚”的层层原委。

一、“衅端”不能及时消弭。

道光帝根据邓廷桢和琦善的奏折,已知英军“船坚炮利”,水师非其对手,因而清军的战法只能是七省戒严,郡县有备。这种坐待敌方进攻的方法,不能及时全歼来敌,擒获敌酋,战争将会无止境地拖延下去。

如果我们联系起在此之前道光帝处理的最大战事——平定张格尔之役,就不难理解他的用心。在那次战争中,张格尔初被击溃,逃往浩罕国,尔后数次犯边,至1826年,连陷喀什噶尔(今喀什)、英吉沙尔(今英吉沙)、叶尔羌(今莎车)、和阗(今和田)数城,南疆震动。道光帝由此看出一两次的胜利,不能彻底解决后患,决计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捉住首犯张格尔。正是在这种作战思想的指导下,清军在多次获胜后仍不罢手,数次深入浩罕。直到张格尔被槛送北京时,道光帝才真正放下心来。这种代价巨大擒贼擒王的战法,看起来笨拙,却一劳永逸,为南疆获得了半个多世纪的安定。道光帝一贯强调实政,要求办事完美利落,不留罅隙。

根据林则徐、裕谦关于英军不善陆战的奏折,道光帝误以为,在陆地上与英军对敌还是可以稳操胜券的。就在他命令琦善在大沽口“抚夷”时,得知英军在奉天(约今辽宁)海面游弋,于1840年8月29日谕令盛京将军耆英:“该夷所长在船炮,至舍舟登岸,则一无能为,正不妨偃旗息鼓,诱之登岸,督率弁兵,奋勇痛剿,使聚尔歼旃,乃为上策。”他的这种作战设想,还向江苏、山东等地官员交代过。

然而,在道光帝的心目中,此役与平定张格尔之最大不同,在于无陆地可追。地面战斗的一两次胜利(当时地方官员已报有厦门,乍浦、崇明等处“击退”敌军),并不能算作是最后的胜利。如果在陆战中不逞的英军退至海上,南北窜犯,清朝势必要在全国几千里海岸线上部署持久的防御。这种看不到结局的战争,正是道光帝希望避免的。

二、“国家财赋”经不起“消耗”。

道光帝继位时,国库已不充盈。以后的张格尔之役、河工诸项,开支动辄以千万两计。由于“永不加赋”的祖制,更兼道光帝缺乏新的思路和胆略,他没有办法改善财政,多辟来源(此时似也非绝对没有办法)。因此,尽管道光帝心中极不愿意,但又不能不大开捐例,以应付日益增长的开支(当时也有通货膨胀之虞);而他最主要的对策,是厉行节约,从减少开支中谋寻出路。在清代11个皇帝中,他的节俭是出了名的,花钱如同割肉。

打仗是世界上最花钱的事。至1840年,清朝的国库存银为1034余万两。这笔款项根本应付不了一次大的战争,更何况是旷日持久不知结局的战争。道光帝还指望用这笔钱来应付其他急需,也舍不得将之投入战争这一无底洞。

后来鸦片战争的事实也证明,在战争前期,各地还能得到中央财政的拨款,到了战争后期,各地的军费主要靠捐纳来维持(详见第六章)。财政困难是道光帝在整个战争决策过程中遇到的一大恶魔,挥之不去,纠缠不清。

三、英方的要求在于“贸易”和“诉冤”。

尽管道光帝于1840年1月才正式宣布停止中英贸易,然因林则徐的禁烟活动,中英贸易的停顿实际始于1839年3月。由彼及此,历时已达一年半。然而,虎门口外的英国商船大多尚未离去,新的商船间有开来。由于林则徐和琦善的奏折,道光帝对英方迫切希望尽早地恢复贸易的企图,感受是很深的。

由于巴麦尊照会及其他英方公文,言辞直攻林则徐,坚决地反对禁烟运动,道光帝误以为,前来“诉冤”的英军,本是冲着林则徐的。

由此,道光帝自以为窥破了英方的底蕴。他从最最直接的反应出发,认为此次中英关系恶变,对清朝而言,在于三点:一、林则徐禁烟;二、鸦片被焚;三、停止贸易。那么,只要清朝惩办了林则徐,恢复贸易,最多再在“货价”上作一些小小的让步,就已还清了所有的欠债。也就是说,只要清廷取消了1839年3月之后的一切对英不利的措施,中英关系就应当自然而然恢复到1839年3月之前的局面。以这些让步换取避免战争,道光帝认为是合算的。

至于巴麦尊照会中提出的各项要求,道光帝本来就不觉得是应还之债,只是“英夷”藉故而“乞”非分之“恩”,似乎并没有完全放心上。从后来的谕旨和朱批中,我们还会发现,他甚至都忘记了(详见第四节)。

道光帝完全打错了算盘。只要看看巴麦尊照会中的出价,就完全可以断定,道光帝的主“抚”政策注定失败。而他自以为在陆路还能取胜、国库中还有一点银子,也就为他交易不成重新主“剿”铺通了道路。

道光帝不无豪迈地写下“片言片纸,远胜十万之师”,时为1840年10月13日。此时英军已果如其命,“返棹南还”了。

8月22日,琦善收到道光帝决意主“抚”的两道谕旨后,立即派人寻找正在山海关一带游弋的英军舰队,告知大皇帝已有“恩旨”,“速来听宣”。此后的20多天里,他与英方的往来照会共达10通,并于8月30日在大沽海滩的帐篷里与懿律和义律直接面谈。在最初的日子,他听到一位“通事”(翻译)的“私相吐露”,感到英方“似有愧恨之心”,自觉尚有把握;然而后在长达6小时的直接谈判中,争吵的声音一直传到帐外人的耳中,又觉得事情不那么好办。尽管他内心清楚,以武力对抗并非善策,但在谈判一无进展之时亦决定,若英军登岸滋事也只能“开炮轰击”。然而,就连他自己也感到意外的是,9月13日,他同时发出两道谕旨,据“理”辩析,劝懿律等南返;两天后,英军竟然真的同意了。

懿律和义律所以同意南下,是因为长达一个多月的交涉毫无结果,如此无基地的海上漂泊不知将结束于何时;北方的军情、地理不熟悉,贸然进攻感到没有把握;更何况季风将要过去,北方冬季海洋冰冻,将给舰船的行动带来不便。于是,他们改变手法,曾在9月1日的照会中提出清方先允诺部分要求(赔偿烟价)作为南下的条件。

琦善在会谈和照会中,感到烟价一事绝不会轻易了结,奏折中也数次提起。而他在9月13日的第二道照会中,对此答曰:“如贵统帅钦遵谕旨,返棹南还,听候钦差大臣驰往办理,虽明知烟价所值无多,要必能使贵统帅有以安如初。则贵统帅回国时,自必颜面增光。”用“天朝”语言的角度来看,琦善这一段答词,似乎没有承担赔偿烟价的义务(至少也不符合英方“奉御廷明示”的要求);但若从西方的外交词令来看,又似乎已承担了义务。“天朝”与西方的话语,本来就有相当大的差距,致使此后的谈判,屡屡出现此类问题。依据懿律和义律的理解,琦善已同意赔偿烟价,在复照中称:“是为货价之所以必行偿还”,“本大臣等接文,将大见安慰”,于是立即率军南下。而琦善的真实用意,其奏折中说得明明白白:

一面恪遵谕旨,示以烟土本系违禁之物,既经烧毁,在大皇帝断无准令偿价之理。复因该夷曾向委员有只求可以复命之说,故臣仰体密谕,作为出自臣意,以经钦差大臣秉公查办后,总必使该夷有以登复该国王。另给公文,隐约其词……(重点为引者所标)

按照琦善的这一说法,9月13日他给懿律的两道照会,前一道是朝廷的正式答复;后一道是据道光帝“相度机宜”的谕旨,以直隶总督的身份进行劝告的“说帖”。此时道光帝尚未同意赔偿烟价,琦善虽有此心,但也不敢承担义务,故“隐约其词”。

可是,就我们看到的这两份公文来说,格式完全一致,起首有“为照会事”,结尾作“须至照会者”等语,看不出有什么区别。虽说“照会”这一公文格式也有琦善的创意,也为当时中英平等文书的往来找到了一条出路;但他毕竟没有近代外交知识,分不清对外国说来,朝廷或直隶总督都代表政府,都应承担责任;个人的“说帖”不应由官方名义出现。无怪乎懿律等人将后一道名为“照会”实为“说帖”的文书,当作正式的答复。而且,退一步说,即便是“说帖”,琦善这种“隐约其词”的方法,又哪里像是办理近代外交的模样?

然而,对道光帝说来,英军的南返,无疑证明其主“抚”决策已明验大效,就连由琦善进呈的懿律和义律的照会中,也有这样的文字:“兹据贵爵阁都部堂钦奉谕旨,令为南回粤省,本公使大臣等,即将依照而行。”(重点为引者所标)明确表示对大皇帝的“恭顺”。同时,他还因为琦善善体其意,晓谕开导而建奇功,又在琦善9月13日的第二道照会上朱批:“所晓谕者,委曲详尽,又合体统,朕心嘉悦之至。”9月17日,他一面由内阁明发上谕,命琦善为钦差大臣,“驰驿前往广东,查办事件”;一面由军机字寄上谕,让琦善料理完结大沽口诸务后,“迅速来京请训”。

有论者将道光帝、琦善等人此期的主“抚”,概括为“投降”,并引申出“投降派”的种种说法。我以为,此论似缺乏历史感。

就中文的本义而言,“抚”指的是“抚慰”、“安抚”,有时也作“据有”讲,如当时的一句套话,“大皇帝抚有万邦”。在中国的传统的政治术语中,“抚”的意义大抵相当于今日的“和”,但其中又有重要且微妙的差别。“抚”与“羁縻”可以互通互换。它是指中央朝廷对各地的造反者和周边地区的民族或国家,采取妥协的方法来达到和平,其结果不外乎对受“抚”者作出一些让步,并加官晋级。它有着由上而下,居于主动的地位,也意味着受“抚”者对施“抚”者的臣服。施“抚”者与受“抚”者在地位上有高下之分。

在中国传统的政治历史中,“抚”就如同“剿”一样,是帝王们交并轮番使用的两种重要手段。一般地说来,可战而胜之时用“剿”;战而不能胜时则用“抚”。用“剿”时命将出兵,讨而伐之;用“抚”时往往换马,诿过于主管官员(实为替罪羊),另宣大皇帝新“恩”,以能循归常态。无论在中国的历史上还是仅在清朝的历史上,“剿”与“抚”都有诸多的实例和经验,道光帝也知详用通。

按照儒家的理论,大皇帝是“天下共主”,对于“负屈”的外藩理应为之“伸冤”,方显得大公至正。按照清朝的实践,英国本属“化外”,若非问鼎中原而一时难以“剿”灭,作一些迁就,宣示一下大皇帝的浩荡皇“恩”,也不失为是一种恰当的解决方法。

由此可见,道光帝此时主“抚”,全可从祖法祖制中找到根据,非为无来历,“抚”与“降”之间,有着严格的区别。巴麦尊要中国伏“降”,道光帝却要英国就“抚”,今人看来实属荒谬,然当时决定“抚”计和执行“抚”策的道光帝和琦善,却感到道顺理合。

1840年10月3日,第二位派往广东“查办事件”的钦差大臣琦善,在面聆圣训后,踏征途,出京南下。道光帝究竟对他讲了什么,今天成了难以查清的谜;但道光帝先前的一道谕旨,又似可全部概括其使命:“上不可以失国体,下不可以开边衅。”毫无疑问,这道貌似全面的谕令,如同先前的既要杜绝鸦片来源又不许挑起衅端一样,又是一个无法执行的悖论。在琦善一行仪仗前驱摆队列班的威风之中,我们可以隐约看见,5个月后,他披枷带锁兵弁押解原道返回的身影。

英军南下了。

琦善也南下了。

北方的危局消弭之后,道光帝对自己的“驭夷”能力产生了虚假的估计。为了使英军顺利南下,他根据英方的请求,下令沿海各省不必开枪开炮,以免再战。为了节省军费,他收到山东巡抚关于英军已过山东洋面的报告后,急忙下令沿海各省酌撤防兵。尽管此时定海还在英军的手中,但全国紧张的局势也似乎在表面上已平静下来,他估计战事即将结束。在一派踌躇满志之际,他又忽然想到当时主“剿”时的忙乱,觉得是一场虚惊。如果早日收到英夷“伸冤”的投书,如果早日相机办理速定主“抚”大计,那又何来此等许多周折。为此,他越想越恨,不免圣怒大作。10月7日,他下令将已革浙江巡抚乌尔恭额拿问解京,交刑部审讯,罪名竟然是拒收“夷书”!

在专制社会中,独裁者原本可不用讲道理的。因为,所有的道理都在他一人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