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下半年至1841年春，肯定是两江总督伊里布一生中最不寻常的时期之一。他跌落于先前闻所未闻的境地。

但是，在这一时期的最初的日子里，这位被后人称为“投降派”（或主和派，或主“抚”派）主力队员的封疆大吏，一开始也是主“剿”的，就像道光帝和琦善一样。

1840年7月9日，履新未久的伊里布，遵旨严防鸦片海上走私，刚刚查勘了吴淞等地的海口情形，检阅营伍，回到苏州时，突接浙江巡抚乌尔恭额的咨令，得知有“夷船”在浙洋游弋。次日，又奉江苏巡抚裕谦转来的浙江藩臬两司的禀报，得知定海一带有“夹板夷船”20余只。他的第一反应与前叙道光帝的态度完全一致，认为“显因粤、闽二省驱逐严密，阑入浙洋，居心叵测”。尽管他此时还不知道中英两国已经开战，甚至不知道来犯者为何国之“夷”，但都不影响他立即于7月11日重返吴淞海口，并定下对策：若“该夷”竟敢闯入江苏海面，就先行封港，杜绝勾结（也无须英军实行封锁了），然后示以兵威，驱逐出境。与此同时，他还飞咨沿海各省将军督抚，通报军情。

7月13日，伊里布到达吴淞，与闻讯先期赶到的江南水陆提督陈化成会合。次日，又得浙江消息，称“夷船”兵分两路，一路进攻定海，一路向西驶去，不知其目的。伊里布恐向西驶去之“夷船”将窜犯江苏，便立即作出一连串的决定：一、在海防的重点区域宝山（含吴淞）、上海、崇明三处，部署防兵共1万名，以备接战；二、从藩、运两库中支银4万两，暂充军费；三、令江苏布政使办理火药军资，务期足用；四、令江苏按察使整饬驿递，保证奏折、谕旨及各处文报畅通无碍，便于情报和指挥；五、自己坐镇上海宝山之间，就近实施指挥。尽管如此，他对局势仍未有充分的估计，在奏折中说明，一旦接到浙江“逆夷就歼”的消息，立即“撤防驰奏”。

至7月17日，伊里布又得浙抚咨会，知定海失陷，镇海危急。他看出局势的严重，便扩大了江苏的防御区域，同时依据其两江总督的职权，调安徽兵1600名、漕标兵450名、河标兵900名往援江苏各海口；调江西兵1000名，驻扎苏州、镇江一带，充预备队；命安徽拨库存火药、铅丸各5万斤，解江苏海口备用。此外，他听说“夷船”极高大，江苏水师船只过于“卑小”，便饬下属“封备”闽、粤大型商船数十艘，以俟随时雇用，配合水师作战。

7月31日，伊里布接到道光帝派拨水师数千名援浙的命令，便从江苏仅有的外海水师2900名中，抽出2000人，作好准备，随时听命开拔。

8月12日，伊里布奉到道光帝派其为钦差大臣、前往浙江主持军务的谕旨，仅随带数人，当日起程。在途中，因奉到道光帝进攻定海的计策，上奏谈及其规复失地的谋略：或多设疑兵，或阴遣间谍，或先攻其分据之区，或直捣其屯聚之处。由此而见，其谋略虽未最后定计，然自信却不乏其坚定。他当时感到的唯一的困难，就是渡海作战所需要的战船，但又感觉问题不难解决。在江苏时，他就动过雇募商船的脑筋，此次听说浙江已经雇船。即便这些雇船“尚难合用”，也只需赶紧“添造数只”，便可“俾资攻击”。

8月23日，伊里布到达宁波。

从最初这一个多月的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出，伊里布的态度与任何一位清朝官员并无二致，只是一意主“剿”；而在实际行动中，又显露出比任何一位清朝官员更为干练的气质。一旦获得情报，立即形成对策，立即上奏报告，干净利落而不失周全。他是清朝官员中第一个未经请旨或奉旨，便调动外省军队的，第一个未经请旨或奉旨，便在军费、军火、驿递等等与作战有关的诸方面，采取果断措施的。旁的不说，仅调兵一项而言，除沿海各地原驻兵弁外，他在短时间内檄调苏皖赣三省、漕河两督标共计10900名兵弁，增援江苏各海口。其数量超过沿海任何一个省份。

伊里布所做的这一切，表明他无愧为道光帝所倚重的能员。

可是，一到浙江前线之后，伊里布变了。原有的信心如云雾在阳光下之消散，原有的经验因情势不同而统统派不上用处。

老谋深算的伊里布，遇到了新问题。

伊里布，隶籍满洲镶黄旗，家世可追溯到显祖塔克世（努尔哈赤的父亲），按照清代制度，为“觉罗”，又因可身系红带，又称“红带子”，在清朝可算是血统高贵之人。他的另一项不同凡响的优长，是科班出身，二甲进士，这在满人中是不常见的，可谓佼佼者。他最初供职于国子监。1812年，外放云南，作了通判之类的地方官，逐级晋升。1819年，因拘捕入境的缅甸造反者交缅甸当局“自行究办”，以保边境安宁，而始获中枢注重。1821年，又因剿平当地少数民族造反，获道光帝的青睐，随之进入仕途飞腾时期，先后历安徽太平府知府、山西冀宁道、浙江按察使、湖北布政使、浙江布政使、陕西巡抚、山东巡抚。四年间迁官七次。虽说是台阶一级都未落下，但速度极快，常常旧椅尚未坐热，新职又在招手。

对伊里布来说，内地为官一圈，非其立功扬名之所，边疆似更适应其施展身手。1825年10月，伊里布丁父忧刚满百日，道光帝便按照旗人的规矩，命他署理云南巡抚，丁忧期满改实授。1835年，迁云贵总督。1838年，授协办大学士，为当时疆吏中获此殊荣的第二人（另一人为琦善）。1839年，又赏戴双眼花翎。

云南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自雍正帝改土归流之后，由清政府直接治理，但常有事端发生。对清朝统治者说来，此处的官缺属“繁”、“要”、“冲”、“难”四全，多置有力疆臣。伊里布平时为政宽和，以求减少矛盾，但一旦出现反叛，便毫不手软重兵强压，以迅速制止蔓延。即所谓宽猛互济。在他任职期间，云南显现出少有的安定静谧，甚合道光帝的心意，多次褒奖优叙。而他所受到的最重一次处分，竟是1830年上奏请求参加平定喀什噶尔叛乱，反被道光帝狠狠训斥了一顿，结果是“革职留任”。

伊里布的官宦生涯中，四分之三是在云南度过的。长久的“天高皇帝远”的边疆经历，养成其果敢的性格、干练的作风，也培植了其强烈的自信。

然而，此时非彼时，此“夷”非他“夷”（当时清政府亦常称边疆少数民族为“夷”）。挟坚船利炮浮海东来的“𠸄夷”，不是他当年得心应手对付的边疆少数民族了。

与北方的琦善相比，伊里布的困难又似多了一层。道光帝交给伊里布的使命，是渡海作战，收复定海。

虽说舟山本岛至大陆的镇海，海上距离不过30公里，而至大陆最近端，仅有10余公里，渡海作战也算不上远洋进攻。但是，这么一道窄窄的海峡，却毫不留情地阻断了伊里布的进兵路线，更何况镇海一带海面，尚有执行封锁任务的英国军舰。

伊里布到达镇海时，乌尔恭额等人因定海失陷而调集的兵弁已经齐结，共有水师3000名，陆师2000名。对清军说来，一地集结兵力5000人并不算少，但当时清军的情报称定海英军有战舰30余艘，陆军七八千人，伊里布自然不敢“冒然进攻，轻为尝试”。虽说正在增援浙江的，有伊里布所调安徽寿春镇王锡朋部1200人，以及随福建陆路提督余步云入浙的福建兵500人、雇募水勇1000人，以当时人的观念，用于陆路进攻的兵力不乏；但伊里布最急迫需要的水师战船，却没有着落。而且，伊里布入浙前曾指望在镇海造船一事，也因“浙省所产木料均属短小”而无法进行。

因此，8月28日，伊里布发出入浙后的第一份奏折，要求道光帝调广东水师、福建水师各2000人，加上他在江苏集结备调的水师2000人，四省大军汇合，联合进攻，收复定海。

伊里布的四省水师联合进攻的作战计划，以今日的军事知识观之，根本上就是错误的。一则闽、粤水师仍不是英军对手，很可能在途中就被英军击溃（邓廷桢已觉察），再则闽、粤因英军的压力而颇感兵力不敷，绝不可调出数千水师。事实上，1840年8月4日，伊里布还在两江本任上，得知浙江巡抚乌尔恭额上奏请求调粤、闽水师北上时，曾上过一道奏折，支持乌尔恭额的建议，四省联合计划，萌生于此时。由于该奏折不是加急速度而是以普通速度发往北京的，道光帝迟至8月23日才收到，此时的伊里布已是负责攻剿、收复定海的钦差大臣了。这一论调不免使道光帝大怒，朱批驳斥。道光帝站在全国的立场上看问题，尽管他对英军未来行动的判断有如盲人摸象，但也很实在地指出了此类行动有拖延时间、互卸责任的弊陋。

由此，我们又可以看出，不论伊里布上奏时出于何种动机，他的四省联合进攻的计划，在实际操作中，至少需几十天兵力集结的时间，使伊里布有了缓于进攻的理由，获得了他此时最需要的准备时间；同时，本应由他一人承担的进攻定海的责任，通过调派水师的行动，分散到粤、闽、苏等省官吏身上，减轻了自己的负担。

这或许是伊里布提出此策的高明之处。

但是，就在伊里布正式上奏此计划不久，道光帝的这段朱批到浙，使他不得不打消这一念头。面对这道严旨，他后来上奏时讪讪地自我辩解：调集水师的计划只不过是“先壮声势”，以便乘机将陆军偷运至岛上，“直捣其虚，袭取城邑”。这番话明显是为了顺合帝意而编造，绝非真实想法。

可是，话语可以随意编造，而收复定海的任务却不是用言词而能敷衍的。它是摆在伊里布面前实实在在的难题。

从江苏吴淞到浙江镇海，由两江总督而钦差大臣，伊里布不再表现出先前的精明、果敢和自信。在英军的肆横面前，他似乎已经看出武力收复定海的任务不可能完成，但又不敢明言直陈。于是，举措从实在归于空虚，言词由明确变为含混。我们读了他这一时期的奏折，可以曲折地看到他迷茫的内心。

昔日伊里布的精神风采，已经不复存在。

正当伊里布为收复定海之事而一筹莫展之际，北方局势的变化，又给他带来另谋出路的生机。

1840年8月25日，道光帝收到伊里布赴浙途中发来的奏折，根据天津的形势，给予指示：“必须访察明确，谋定后动，断不可急图收复，冒昧轻进。”道光帝的这道谕令，及时地解了伊里布的围。它虽然没有改变收复定海的任务规定，但却在时间上给伊里布留下了充足的余地。再说，琦善办理“诉冤”禀帖、命令浙省接受“呈递字件”，种种情节，表现出与先前势不两立完全不同的风格。按照清朝官场用语的内涵，显露出中枢有意于“逆夷”和缓的倾向。

伊里布老谋深算，自然看出道光帝的意思。他与此时已经到浙的福建陆路提督余步云一番商讨后，于9月8日出奏，认为琦善在天津办理“禀帖”，浙江此时就不宜进攻，以免彼此相左。浙江此时的任务是：一、从严防范，“不令该夷窜入口内”；二、将进攻定海之事“密为部署”。也就是说，伊里布乘此机会，自作主张地改变了自己的使命，即从海上进攻定海换成从陆上防守镇海等处。明眼人一看即知，“密为部署”实为“暂为搁置”的障目幌子。

英方此时正意在谈判，伊里布此时放弃进攻，浙江和局由此产生。

可伊里布的这份奏折到京时，正值英军离开天津，游弋海上。道光帝不明英军的去向及下一步的打算，于9月16日发出谕旨，“所有攻剿事宜，该大臣仍密为部署”，并称舟山地广，英军无法处处设防，让伊里布探明情况，“以为进攻之计”。伊里布9月24日收到此谕，仅仅过了一天，又收到道光帝9月17日谕旨，宣称英军已“听受训谕”，全数“起碇南下”，而定海英军亦将“先撤一半”，命令伊里布等对南下的英军“不必开放枪炮”，“勿以攻击为先”。朝廷正在为“抚”计之胜而庆贺时，伊里布的“和”计也获得了事实上的批准。

就在此时，浙江又发生了一件事。

1840年9月19日，英国远征军海军司令伯麦致函浙江巡抚和浙江提督，宣称天津谈判期间，英方不会交战；指责清方煽动民众，拒供给养，缉拿安突德（P. Anstruther）等人；要求清方立即放人，并声称英俘若有半点伤害，必将报复。

安突德是英军陆军上尉，在定海测绘地图时，为乡民所执。此外，清军此时还在定海、镇海等处俘获“黑夷”（指孟加拉人）8名，参加封锁长江口的英军运输船风鸢号（Kite）在返航中失事，其29名船员（包括3名英军军官和1名英国妇女）也被清军俘获。

伊里布9月22日收到伯麦的信件，立刻敏锐地感到：既然英方要安突德，那么清方正可就此机会提出条件。9月24日，伊里布以浙江巡抚乌尔恭额的名义，照会伯麦，告知钦差大臣的到来，宣布释俘的条件是英方“撤退兵船，将定海县城献出”。为了使他的建议更具诱惑力，另外承诺：一、除安突德等人外，风鸢号被俘船员29人亦可一同释放；二、先前英方来函中提到的“通商”一事，亦可“代为奏请”。

伊里布复照时，伯麦不在舟山，由英舰伯兰汉号舰长辛好士（Humphrey Fleming Senhouse）上校主持舟山军务。他和伊里布于9月25日和28日互换了照会。

9月28日，即发照给辛好士的当日，伊里布上了一道长篇奏折。他先是吹嘘了一下水陆并进收复定海的设想，表明自己已“密为部署”；然后笔锋一转，声称天津的情况已证明英方已“俯首贴耳”，“有向化之忱”，浙江此时宜应“招抚”，以符合道光帝“弭衅息兵”之意；最后，他才托出了以战俘换失地的计划，表示将效法琦善，等到伯麦回到舟山之后，将“备文向其开导”，“令其迅速撤兵，归我疆土，以免劳师费饷”。这道奏折于10月7日到达北京，道光帝颇为欣赏，朱批多有褒语，立即批准。

9月28日，正是伊里布上奏的当天，他所等待的伯麦未到，而英国远征军总司令兼全权代表懿律等人，由北方南下抵舟山。他看到伊里布的照会后，即于9月29日复照，言词强硬，声称若不释放被俘人员，将认为清方已开始了“敌意行动”，他将可能“亲自到镇海”。

伊里布见懿律有交战之意，连忙复照解释。他提出了自己的理由：拿获英俘事在奉到钦差大臣琦善南下广东会谈的谕旨之前，当时“彼此正在两相拒守”，不能视为交战之举。他仍将释放英俘和归还定海联系在一起。

10月2日，英全权代表义律和翻译马儒翰赴镇海，伊里布、余步云等人与之直接会谈。英方要求释俘，清方要求归地。参加会谈的伊里布家仆张喜曾录下一些伊里布的话，让人可以了解其内心想法：

“大皇帝格外施恩，准尔通商，尔等将何以报答？”

“我们办事，必令你们下得去，亦必令你们回得国，复得命。你们亦须教我们下得去，教我们奏得大皇帝，教我们大皇帝下得去。”

前一句话说明了伊里布对“通商”的看法，实际上也托出其对解决中英争端的底价；后一句要求互给台阶“下得去”的话，已不见“天朝”大吏对“逆夷”应有的敌忾之气，而其中的老辣只有官场老手才能为之。这一次会谈理所当然地毫无结果。但伊里布听到义律曾脱口说出“不欲久据定海”一话，觉得此事还有希望。此后，10月3日，懿律又送来一份照会，10月4日，伊里布复照，内容仍是一方要求释俘，一方要求归地，与前并无二致。

用今天的知识作判断，很显然，伊里布的计划只是他个人的一厢情愿，肯定行不通。英国在其殖民史上，对战俘一事，大多是发动更大规模的武装行动迫对方屈服。然而，此时中英刚刚进入对等直接谈判阶段，预定的广东会谈尚未进行，懿律和义律虽曾发出不惜动武的暗示，但毕竟不敢轻率行动，只是希望通过交涉来解决。可是，伯麦、辛好士、懿律等人一次次的文书，义律亲赴镇海谈判，反使伊里布误以为安突德是一个重要人物，更觉奇货可居。由于错误的情报，伊里布以为英军原有定海撤军一半的计划，他曾打算英军真的撤走一半后，他将“酌量释放”英俘，以便使其“即赴粤东，听候查办”。

定海英军撤退一半的消息，伊里布得自道光帝，道光帝得自琦善，琦善得自白含章，而据琦善的奏折，白含章得自与英军军官的交谈。从英方资料中，我还找不到相应的记载，看来此事难以对证。从情理来判断，英方在天津谈判期间似乎还不可能对定海驻军的数量作出决断。但是，当懿律和义律回到定海之后，确实有放弃此地的设想，前面提及伊里布听到的义律作“原不欲久据定海”一语，并非空穴来风。

9月28日，懿律和义律一踏上舟山而得到的第一个消息，便是此地英军正处在可怕的病疫之中，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水土不服。1840年7月13日至12月31日，英军住院为5329人次，死亡448人。就死亡数字而言，英军在舟山病死的人数是其两年多战争中战死人数的5倍；就住院人数而言，以1841年1月舟山驻军数量作标准（1762人），那么，平均每人住院3次以上。

尽管严重的病疫使英军难以久留，但他们也不愿白白放弃。9月29日，懿律和义律回到舟山的第二天，给外相巴麦尊写了一份报告，提到撤出舟山的条件是，订立一项包括赔偿鸦片、割让广东岛屿、开放通商口岸诸条件的条约。这与伊里布的释放俘虏、恢复通商的承诺相比较，差距实在太大。

尽管以战俘换失地的计划未能落定，但伊里布和懿律之间还是有着某种约定，这就是后来被人广泛宣扬的《浙江停战协定》。

1840年10月5日，懿律收到伊里布10月4日的照会后，复照伊里布，没有要求释俘，反而称先前的交涉中双方都有“误解”。他声称自己没有注意到安突德被俘时，浙江方面尚未奉到“不可相拒交战”的谕旨。他要求伊里布在“咨会”中明确表示已奉到这一谕旨，同时，他也将下令英军停止敌对行动。至于归还定海一事，他提议，将在与琦善的谈判中连同其他问题一起解决。

懿律此处提到的“不可相拒交战”的谕旨，当指英军从天津南下后，道光帝下令对南下英军“不必开放枪炮”一事。伊里布先前的照会亦提及此事，但未说明谕旨的内容。可是，懿律的这份照会，如同鸦片战争中诸多英方文件一样，汉译不甚明白，伊里布未解其意。于是，他在复照中仍坚持归地释俘的说法。

10月13日，懿律照会伊里布，再次询问是否奉旨“著令戢兵”。伊里布这才明白懿律的真正目的，于10月14日复照，谓：

八月二十九日（9月24日）钦奉上谕，以贵统帅在天津投递禀词，情极恭顺，已遣直隶爵阁督部堂琦赴粤查办，饬令本大臣不得攻击等因。本大臣自奉到此旨，即经饬令将佐约束弁兵，不得越境滋事，此正本大臣恰遵圣训，戢兵不战之明证也。本大臣现仍严束士兵各守口岸，如果贵国不相侵扰，断不称兵相向，……至于定海各岙居民以及往来商渔船只，贵统帅亦宜严饬所属，不得再向滋扰，以期相安无事。（重点为引者所标）

在此照会中，伊里布还询问懿律何时“起椗赴粤”？

伊里布的这份照会，提出了浙江停战的关键性的条件，即互不进攻。它扭曲了道光帝谕旨的原意，搁置了经道光帝批准的以战俘换失地的计划，自作主张地承认了英方在与琦善达成协议之前可暂时占据定海。此后，他只是一味地催促懿律早日南下，与琦善谈判。其策略是送走这尊难对付的“瘟神”。

懿律收到此照会后，没有直接答复，而整整搁置了9天。10月23日，他照会伊里布，提出停战的条件：一、清方不得阻碍舟山与大陆之间的贸易；二、舟山在英军占领期间，应视为是属于英国女王的；三、停止向舟山派遣军队或密探，停止煽动民众反抗。他还声称，伊里布若同意这些条件，须发布“告示”。

从伊里布后来的奏折来看，懿律的这份照会，汉译也颇成问题，使其不得要领。他仅仅看出英方要求他“出示”，“谕令定海居民，不得向该夷滋扰”，以便使英方大员可以早日南下。于是，他在复照中，谎称已谕令“定海居民不得再拿贵国之人”。同时，他见英方既不肯退兵归地，又不肯南下，遂派其家人张喜前往定海，与英方直接谈判。

张喜本是一小吏，后投伊里布充家仆，随侍多年，深得信任。正如皇帝身边并无名分的小太监权势盛于朝廷命官一样，张喜的政治作用不能以家人二字来论定。古今中外的政治，大多为黑箱作业，张喜深谙此道，放着小官不做，宁充家人而增其权禄。此次伊里布为了增加交涉中的官方色彩，让他戴上六品顶戴，权为折冲樽俎的使臣。在鸦片战争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毫无官方地位的小人物，常常有着令人吃惊的表演。张喜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位。他留下了两部记录自己交涉活动的著作——《探夷说帖》和《抚夷日记》，今日读起来颇有“晏子使楚”的韵味。这却是张喜乃至当时大多数人心目中的“不辱使命”的外交模式。

根据张喜自己的记录，他于10月25日和27日两次渡海。第一次登上英轮船，见到了义律和马儒翰，第二次登上了英旗舰威厘士厘号，与懿律直接面谈。张喜根据伊里布的指示，要求懿律等速赴广东，并称英俘在关押期间不会受到伤害。英方所关心的是伊里布是否肯出“告示”，懿律还当面取出地图，“指明地界，暂归夷人管辖，俟广东事定后，即行纳还”，并让张喜将此划界地图带回交给伊里布。10月28日，张喜返回镇海，还带回了英方要求出“告示”的照会。

伊里布此时急欲送走“瘟神”，同意了英军提出的将定海问题放在广东会谈中解决的方案，于10月30日照会懿律，声称其“已缮就告示十道，发往张贴”，至于释俘和归地，将在英人与琦善“会议完竣”后解决。11月4日，懿律照会伊里布，表示即将南下，并称将约束部属，“不得驶至大港巨河，惊动士民”。11月6日，懿律发布通告，宣布浙江停战。

浙江停战是伊里布的“杰作”。他以“臣子”的身份，巧妙地改变了道光帝“圣旨”规定的任务。停战使他避免了毫无胜利希望的武力进攻定海的战事，避免了难有中意结果的外交谈判，而原本由他承担的收复定海的责任，此次竟不动声色地转移到负责广东谈判的琦善身上。

到了这个时候，原本作为军事统帅的伊里布，无需进攻，也无需防守，什么坏事都没有了，剩下的只是坐等好事吧。

“天朝”中的大吏，聪明过人者莫如伊里布。

有论者谓，伊里布瞒着道光帝，私下与懿律签订了《浙江停战协定》。他们的主要论据是《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书，称伊里布仅仅奏报了“告示”一事，未言及“协定”。

这其实是一种误解。

首先，所谓《浙江停战协定》，并不是一项双方签字画押的条约之类的文件，而是由伊里布和懿律多次照会等文件组成，其中最重要的，是伊里布的《晓谕定海士民告示》和懿律的《停战通告》。伊里布的《告示》称：一、清朝皇帝“敕令本大臣不得复行攻击”；二、要求定海居民“各安耕读，各保身家，如果夷人并不向尔等扰累，尔等不得复行查拿”。懿律的《通告》称：一、“任何一方都不得逾越划归对方的地界”；二、“不得阻止民众的往来”；三、英军“不得以任何方式干扰中国人”。所有这些内容，双方在照会中都予以确认。至于双方地界的划定，懿律曾让张喜带回地图，而伊里布在后来的照会中没有提出异议，可视作默认。

其次，《筹办夷务始末》所收伊里布奏折皆有删节。从档案来看，伊里布关于浙江停战之事，先后上有7道奏折，而在这些奏折之后，又附呈了懿律11通照会和他自己的10通照会。可以说，伊里布时时事事均有奏报。

相对于鸦片战争中许多地方大吏匿情不报而言，伊里布可谓是大体诚实的。他的高明之处，也就在这种诚实之上。他在奏折中将懿律等人的照会全部附呈，实际上也就将所有的难题统统上交，从而证明自己的做法是唯一可行的。他不像某些大吏在奏折中一味大话，结果无所措手；他始终保持了某种低姿态、低嗓门。正因为如此，他后被革拿送京审讯时，并未受到过重的处分。

如果说伊里布对道光帝隐瞒了什么，那就是隐瞒了他的内心。他已经看出军事上的对敌绝无希望，但就是不说，使得中枢不能及时地明了前线的实情。而后来的形势变化，又使他欲说不能。

1840年11月15日，懿律率部分英军南下广东，伊里布随之遵旨裁减镇海一带的清军和雇勇，等待着广东谈判带来好消息。

但是，在当时“天朝”的氛围中，顺昌逆亡本是“制夷”的唯一正途，而对攻城略地的“逆夷”居然停止“攻剿”，自然无法为官僚士子，尤其是江浙官吏所接受。伊里布的停战举动，极不得人心，很快成为同官们的众矢之的。

先是新任浙江巡抚刘韵珂发难，奏称英军在舟山肆虐，并有久据之心，暗喻和平收复计划不可行。然后是途经浙江的钦差尚书祁寯藻上奏，称舟山父老乡亲纷纷要求进兵，并将民众公呈附奏御览。而最使伊里布不适的，是他的下属江苏巡抚署两江总督裕谦的言论。他本与浙江事务无涉，但出自“天朝”大吏的义愤和责任感，上奏要求武力进攻舟山，且一次次报呈进攻方案。至于京城的言官，更是纷纷扬扬，奏章不绝。

就内心而言，伊里布对这些人的攻击并不惧怕，上奏时左遮右挡，自我辩护，甚至反唇相讥；他真正担忧的是广东谈判的进展。当伊里布将收复定海的责任转嫁到琦善身上后，万万没有想到，同官的攻击使他的命运与广东会谈紧密相连。万一定海不能收复，圣怒必然发作，自己必定牵连进去。伊里布熟知道光帝的性格，更清楚官场上本无是非，一切以大皇帝的好恶为标准。

可是，广东传来的偏偏是琦善谈判不利的消息。

道光帝决计开战，武力收复舟山。

伊里布这时再也不能固守其计了，只得在奏折上大谈用兵之道，可暗中多有小动作：

1840年12月31日，伊里布奏称，他将加强镇海等处的防守，而对舟山的英军，则打算购备火船，进行骚扰。

1841年1月9日，伊里布奏称，浙江防兵万名仅够防守，不敷“攻剿”，要求从安徽、湖北、湖南调兵4000名援浙。

1月17日，伊里布奏称，已拟就进攻舟山的作战计划，但“炮尚未齐，兵尚未集”，须等到炮、兵诸项准备就绪，然后乘英军“骄惰懈弛”之机再动手。

1月29日，伊里布再次奏报其作战计划，但除了上次提出的炮、兵两要素外，又提出须“添造二十四桨快船，雇备商舟渔艇，招募熟识水性水勇”后，再“设法进剿”。附奏的夹片还建议，利用美国来钳制英国。

2月2日，伊里布奏称，广东谈判尚未有最后结果，浙江不能贸然进攻，以免英人得讯后在广东更加猖獗。

如此看来，伊里布的这些计谋就已不再是针对英国人的，而是针对道光帝的了。

面对道光帝一道道迅克舟山的严旨，伊里布表面上仍大谈如何进兵，但又层出不穷地预设种种条件，用意正在于延宕时日。他始终不肯进攻，甚至不肯明确答复进攻的时间，能拖多久就拖多久，期待着时局的变化。尽管他在镇海一带铸炮、造船、修筑工事，拉开了架势，显得轰轰烈烈。但场面闹得越大，就越有摆摆样子之嫌疑。他虽然曾在奏折中隐约暗示进攻没有把握，但在道光帝的严旨、同官们的批责下，始终不敢说出其避战的内心判断。他知道，说了必遭重罚。

伊里布的这些小动作骗不了同官们。1841年1月28日，浙江巡抚刘韵珂与路过杭州的新任闽浙总督颜伯焘密谋后，联名出奏，要求启用已被罢斥的林则徐、邓廷桢来浙，“会同伊里布筹办一切攻剿事宜”。

伊里布的这些小动作也触怒了道光帝。1841年2月10日，他免去伊里布钦差大臣的差使，任命主战最力的江苏巡抚裕谦前往浙江接任钦差大臣，“专办攻剿事宜”！

就在这关键时刻，伊里布的转机到来。

1841年2月7日，伊里布收到琦善由广东发来的六百里飞咨，告之英军将归还舟山（详情见后节）。他闻讯大喜，当日一面奏报道光帝，一面派家人张喜去舟山，准备履行他与懿律的前约，一面释俘，一面归地。

此后的中英交涉，因照会中的抬格、代售舟山积压英货、先释俘还是先交地等细故而颇费周折。2月20日，伊里布突然收到新任钦差大臣裕谦的咨会，知其已被免差，旨命返回两江总督本任，不免大惊失色；而更让他心慌意乱的是，这位新大臣对老上司还有一通毫不客气的咨会，“安突德等不可释放，本大臣尚须查讯！”

伊里布知道自己已经失宠，亟欲亲手收复定海，以作补救而挽帝意，不愿让眼看到手的功劳反为裕谦享有；他更知裕谦鲁莽激越，若将英俘交到他的手中，还不知会惹出何种乱子（关于此事，详见第五章）。于是，他一反官场常规，不是坐等新大臣到来，而是加紧收回舟山的交涉。

到了2月22日，一切尚未议定，伊里布心急如焚。当晚，他与余步云紧急商议至二更，最后决定：一、由张喜先携部分英俘去舟山释放，劝英军退出舟山；二、派葛云飞、王锡朋、郑国鸿三总兵率兵3000人，押解英方最看重的安突德，随后跟进，收复舟山。

派兵前往，是伊里布不得已而用的险着。这反映出他遭道光帝严谴后破釜沉舟的一搏。

可是，实际的行动，却不免有些滑稽。

2月23日晚，张喜按预定计划出海，次日晨至舟山，释放了部分英俘。当英方问及安突德等人时，张喜依计答复：若英方归还舟山，便释放安突德；若英军不归还舟山，便杀了安突德，大军开战。可正当张喜唇枪舌剑驳斥辩难之际，只见安突德驾小舟而归。过后，押解安突德的清军两名下级军官赶到，称途中英军劫走安突德，清军尚未跟进。本以武力为后盾的张喜，顿时成了孤身求情的乞儿。24日下午，英方同意撤军，收缩部队，准备离境，而此时接收定海县城的不是派出的3000大军，而是3人（张喜和两名下级军官）。张喜连夜返回镇海向伊里布报信，这两名无奈的军官只能四处寻找熟人，代为看守城门和仓库。25日，英军登船南下广东。26日，葛云飞等部才会合齐集，收回舟山。

而在伊里布的奏折中，情况就不同了。

2月24日，他派出张喜和葛云飞等部后，忙不迭地上奏道光帝，声称已与英方约定24日交还舟山，裕谦尚无抵浙日期，若按常规等待新大臣的到来，须得与英方改期，迟碍收复失地；且他策划已久的进兵计划亦有可能泄露，往后难期得手。因此，他为了不失时机，自行作主，仍于2月24日收回舟山。明明是一场抢功的把戏，竟被他说成是不诿卸责任的勇为。针对道光帝历次武力攻克舟山的严旨，伊里布还在同日专上一折，胡编了所谓的进攻计划：派兵3000人为主力，另捐银1万两，在舟山密雇乡勇；若英军拒不归地，内外结合同时并举，进攻县城；若一时不能获胜，便在岛上据险分驻，以图后举，云云。明明是一项仓促的决策，竟被他说成是计划周全奇正交用的行动。

尽管伊里布在奏折上大话连篇，但心里并没有底。上奏后的当日夜晚，张喜返回，告知清军并未到达。不久，裕谦又来咨会，宣告2月27日到职视事。而葛云飞等前方将领出发后，一连3天居然全无消息。这可吓着了伊里布，连忙派张喜再次渡海探听确情。原来这些迟到的将军们，正在为何部率先进入这座被英军放弃的空城而争功，吵得军报无法定稿。当伊里布终于得知清军复据舟山后，总算松了一口气。2月27日，他再奏道光帝，又生编了一段收回舟山的详细情节：

我兵丁初四日（24日）午刻齐抵定海，该夷半在城内，半在船中，是我兵到彼，胞祖（此时舟山英军的指挥官）即缴纳城池，城内各夷立即纷纷退出。我兵整众入城，登陴看守，并将城外道头地方该夷所盖草房全行拆毁。郑国鸿等传宣恩谕，将夷俘晏士打剌打厘（即安突德）等释令领回，并饬赶紧起碇。胞祖等免冠服礼，声称伊等将城池交献后，即于初五日全数撤退……

这一段无一字为真的言语，把滑稽可笑的丑剧改编为堂皇气派的正剧。值得注意的还有，伊里布为掩盖事实的真相，还一改其先前的做法，2月24日和27日的奏折，都没有附呈他与英方的往来照会。

不料伊里布为顺合帝意而胡编情节的奏折到达京城时，反使道光帝以为若伊里布遵旨及时进兵，完全可以消灭这股盘踞舟山而人数不多的“逆夷”。当广东军事失利的奏章频至时，深为倚重的伊里布竟然放虎归山，让一股本可全歼的“丑类”滑脚而逃，又怎能不使道光帝大发雷霆。伊里布本来只是撤销了钦差大臣的差使，却因收回舟山而加重了处分：“伊里布著革去协办大学士，拔去双眼花翎，暂留两江总督之任，仍带革职留任处分，八年无过，方准开复，以观后效。”

这正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伊里布与浙江停战，本是游离于鸦片战争主旋律之外的一段插曲，大可几笔带过。我在这里不厌其详地逐一记述，原因有二：一是过去的人们对此研究不多，致使许多细节模糊不清，有必要一一厘订清楚。二是过去的人们往往在不清晰的记述中，使用了清晰的道德批判，使得伊里布有如乖戾小人，因而不能真正理解他的言行。

伊里布与琦善一样，是清王朝中最早由主战走向主和的大吏。这种观念的转变，起因于无渡海作战的船艘，后因张喜而更清楚英军的实力。在严峻的现实面前，他很早便消退了与“逆夷”不共戴天的豪壮气概，希望能与英方达成双方都能“下得去”的妥协。很显然，他的想法与前节所叙道光帝的主“抚”思路，并不吻合，而到了后来“天朝”上下一派欲逞“剿夷”之痛快的氛围中，这种想法本身就是罪过。他很幸运未奉派主持中英谈判，还可以不公开说出其真实思想，但在其主持的浙江范围内，这种思想指导下的所作所为，不能不激起同官们、道光帝以及许多人的憎恶。

这里面有必要分清两个问题：一是对侵略者应不应抵抗；二是若这种抵抗注定要失败，是否仍应抵抗。前者是道德层面的，结论是肯定的，没有疑义。后者是政治层面的，结论不能从前者引申而来。思想家与政治家的区别正在于此（我拟在第八章中作专门讨论）。既然正义的反抗并不能取胜，那么，避免无谓的牺牲也是可以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伊里布的消极避战不应当视作错误。

但是，我们在行为上为伊里布辩护之后，又会发现，我们无法在动机上为他辩护。所有一切表明，伊里布的消极避战并非出于减少国家、民族、民众利益损失的考虑，而是为了保全其个人。他恐怕在战败之后，其声名官禄乃至身家性命之不保。其中最明显的证据是，他没有拼死一奏，将真相说个明白，使决定国家、民族命运的决策，能立于可信可靠的基础之上。他的这种将个人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的价值取向，无疑是错误的。

伊里布同所有的“天朝”大吏一样，在对付侵略者方面，无论在外交上还是军事上均无足以称道的精明之处；但在对付道光帝方面，却表现出高于其他“天朝”大吏的熟练才华。作为官场老手，他深谙政治运作的窍门，惯使诿过占功的招术。从以上我对他的叙说中，可以看出他施展的种种手段。也算是他的幸运，局势的突变，竟使他能收回舟山，本来是无路可投，竟也给他一条出路。

在研究伊里布的这段经历时，使我最感兴趣的是，他对道光帝从诚实到欺骗的过程。在其开始，伊里布还是诚实的，后来奏报与英方的交涉，虽不乏“天朝”的大话，但大体情节仍为可靠。随着道光帝一道道攻克舟山的严旨，他的奏折越来越言不由衷，而获知其已被免差后，竟满纸谎言。在当时的官场中，捏谎粉饰盛行成风。过去的人们往往从忠君观念出发，批判臣子们的“欺君”行为。但是，若冷静地想一想，那种容不得半点不同意见、强求一致的政治体制和君主作风，又何曾不是在客观上催化、助长这种风气？我这里绝无意为伊里布的谎言辩护，而是指出，对促发这种谎言的体制和君主也应当批判！

由于伊里布并没有说出真情，由于当时的人们不了解也无从了解真情，社会对他的批判，自然（甚至必然）出自道德的角度。就连20年来一直对他深信不疑的道光帝，此时也不能了解他的想法，派裕谦多方调查，最后怀疑他是否接受了英方的馈赠。1841年5月3日，道光帝收到裕谦的密片，称英方“另有送张禧（喜）礼物，因甚秘密，即同去之陈志刚亦不得详……”以为其中必有勾当，立即下令将伊里布革职，命其携张喜进京听训。道德的批判最是无情。而批判一旦升至道德的层面，事情的细节便失去了原有的意义，至于细节之中所包含的各种信息、教训更是成了毫无用处的废物。在当时的社会中，没有人从道德以外的角度，对伊里布的行为进行深层的思索，这是另一种不幸。

从以后的各章中，我们将会看到，清朝的前敌主帅后来无不循从伊里布这半年多的道路，包括对他批判甚严的刘韵珂和颜伯焘。这其间的差别在于，后人多在战败之后倾心妥协，而行延宕之计、欺骗之策，伊里布以其聪黠在未交战之前便悟出此道。

后人的效法证明了伊里布的做法有着那个时代的“合理性”。也因为如此，这位革职拿问发遣军台的阶下囚，未等到8年，而是定罪后的8个月，便东山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