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剿”“抚”“剿”的回旋 三 伊里布与浙江停战

1840年下半年至1841年春,肯定是两江总督伊里布一生中最不寻常的时期之一。他跌落于先前闻所未闻的境地。

但是,在这一时期的最初的日子里,这位被后人称为“投降派”(或主和派,或主“抚”派)主力队员的封疆大吏,一开始也是主“剿”的,就像道光帝和琦善一样。

1840年7月9日,履新未久的伊里布,遵旨严防鸦片海上走私,刚刚查勘了吴淞等地的海口情形,检阅营伍,回到苏州时,突接浙江巡抚乌尔恭额的咨令,得知有“夷船”在浙洋游弋。次日,又奉江苏巡抚裕谦转来的浙江藩臬两司的禀报,得知定海一带有“夹板夷船”20余只。他的第一反应与前叙道光帝的态度完全一致,认为“显因粤、闽二省驱逐严密,阑入浙洋,居心叵测”。尽管他此时还不知道中英两国已经开战,甚至不知道来犯者为何国之“夷”,但都不影响他立即于7月11日重返吴淞海口,并定下对策:若“该夷”竟敢闯入江苏海面,就先行封港,杜绝勾结(也无须英军实行封锁了),然后示以兵威,驱逐出境。与此同时,他还飞咨沿海各省将军督抚,通报军情。

7月13日,伊里布到达吴淞,与闻讯先期赶到的江南水陆提督陈化成会合。次日,又得浙江消息,称“夷船”兵分两路,一路进攻定海,一路向西驶去,不知其目的。伊里布恐向西驶去之“夷船”将窜犯江苏,便立即作出一连串的决定:一、在海防的重点区域宝山(含吴淞)、上海、崇明三处,部署防兵共1万名,以备接战;二、从藩、运两库中支银4万两,暂充军费;三、令江苏布政使办理火药军资,务期足用;四、令江苏按察使整饬驿递,保证奏折、谕旨及各处文报畅通无碍,便于情报和指挥;五、自己坐镇上海宝山之间,就近实施指挥。尽管如此,他对局势仍未有充分的估计,在奏折中说明,一旦接到浙江“逆夷就歼”的消息,立即“撤防驰奏”。

至7月17日,伊里布又得浙抚咨会,知定海失陷,镇海危急。他看出局势的严重,便扩大了江苏的防御区域,同时依据其两江总督的职权,调安徽兵1600名、漕标兵450名、河标兵900名往援江苏各海口;调江西兵1000名,驻扎苏州、镇江一带,充预备队;命安徽拨库存火药、铅丸各5万斤,解江苏海口备用。此外,他听说“夷船”极高大,江苏水师船只过于“卑小”,便饬下属“封备”闽、粤大型商船数十艘,以俟随时雇用,配合水师作战。

7月31日,伊里布接到道光帝派拨水师数千名援浙的命令,便从江苏仅有的外海水师2900名中,抽出2000人,作好准备,随时听命开拔。

8月12日,伊里布奉到道光帝派其为钦差大臣、前往浙江主持军务的谕旨,仅随带数人,当日起程。在途中,因奉到道光帝进攻定海的计策,上奏谈及其规复失地的谋略:或多设疑兵,或阴遣间谍,或先攻其分据之区,或直捣其屯聚之处。由此而见,其谋略虽未最后定计,然自信却不乏其坚定。他当时感到的唯一的困难,就是渡海作战所需要的战船,但又感觉问题不难解决。在江苏时,他就动过雇募商船的脑筋,此次听说浙江已经雇船。即便这些雇船“尚难合用”,也只需赶紧“添造数只”,便可“俾资攻击”。

8月23日,伊里布到达宁波。

从最初这一个多月的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出,伊里布的态度与任何一位清朝官员并无二致,只是一意主“剿”;而在实际行动中,又显露出比任何一位清朝官员更为干练的气质。一旦获得情报,立即形成对策,立即上奏报告,干净利落而不失周全。他是清朝官员中第一个未经请旨或奉旨,便调动外省军队的,第一个未经请旨或奉旨,便在军费、军火、驿递等等与作战有关的诸方面,采取果断措施的。旁的不说,仅调兵一项而言,除沿海各地原驻兵弁外,他在短时间内檄调苏皖赣三省、漕河两督标共计10900名兵弁,增援江苏各海口。其数量超过沿海任何一个省份。

伊里布所做的这一切,表明他无愧为道光帝所倚重的能员。

可是,一到浙江前线之后,伊里布变了。原有的信心如云雾在阳光下之消散,原有的经验因情势不同而统统派不上用处。

老谋深算的伊里布,遇到了新问题。

伊里布,隶籍满洲镶黄旗,家世可追溯到显祖塔克世(努尔哈赤的父亲),按照清代制度,为“觉罗”,又因可身系红带,又称“红带子”,在清朝可算是血统高贵之人。他的另一项不同凡响的优长,是科班出身,二甲进士,这在满人中是不常见的,可谓佼佼者。他最初供职于国子监。1812年,外放云南,作了通判之类的地方官,逐级晋升。1819年,因拘捕入境的缅甸造反者交缅甸当局“自行究办”,以保边境安宁,而始获中枢注重。1821年,又因剿平当地少数民族造反,获道光帝的青睐,随之进入仕途飞腾时期,先后历安徽太平府知府、山西冀宁道、浙江按察使、湖北布政使、浙江布政使、陕西巡抚、山东巡抚。四年间迁官七次。虽说是台阶一级都未落下,但速度极快,常常旧椅尚未坐热,新职又在招手。

对伊里布来说,内地为官一圈,非其立功扬名之所,边疆似更适应其施展身手。1825年10月,伊里布丁父忧刚满百日,道光帝便按照旗人的规矩,命他署理云南巡抚,丁忧期满改实授。1835年,迁云贵总督。1838年,授协办大学士,为当时疆吏中获此殊荣的第二人(另一人为琦善)。1839年,又赏戴双眼花翎。

云南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自雍正帝改土归流之后,由清政府直接治理,但常有事端发生。对清朝统治者说来,此处的官缺属“繁”、“要”、“冲”、“难”四全,多置有力疆臣。伊里布平时为政宽和,以求减少矛盾,但一旦出现反叛,便毫不手软重兵强压,以迅速制止蔓延。即所谓宽猛互济。在他任职期间,云南显现出少有的安定静谧,甚合道光帝的心意,多次褒奖优叙。而他所受到的最重一次处分,竟是1830年上奏请求参加平定喀什噶尔叛乱,反被道光帝狠狠训斥了一顿,结果是“革职留任”。

伊里布的官宦生涯中,四分之三是在云南度过的。长久的“天高皇帝远”的边疆经历,养成其果敢的性格、干练的作风,也培植了其强烈的自信。

然而,此时非彼时,此“夷”非他“夷”(当时清政府亦常称边疆少数民族为“夷”)。挟坚船利炮浮海东来的“𠸄夷”,不是他当年得心应手对付的边疆少数民族了。

与北方的琦善相比,伊里布的困难又似多了一层。道光帝交给伊里布的使命,是渡海作战,收复定海。

虽说舟山本岛至大陆的镇海,海上距离不过30公里,而至大陆最近端,仅有10余公里,渡海作战也算不上远洋进攻。但是,这么一道窄窄的海峡,却毫不留情地阻断了伊里布的进兵路线,更何况镇海一带海面,尚有执行封锁任务的英国军舰。

伊里布到达镇海时,乌尔恭额等人因定海失陷而调集的兵弁已经齐结,共有水师3000名,陆师2000名。对清军说来,一地集结兵力5000人并不算少,但当时清军的情报称定海英军有战舰30余艘,陆军七八千人,伊里布自然不敢“冒然进攻,轻为尝试”。虽说正在增援浙江的,有伊里布所调安徽寿春镇王锡朋部1200人,以及随福建陆路提督余步云入浙的福建兵500人、雇募水勇1000人,以当时人的观念,用于陆路进攻的兵力不乏;但伊里布最急迫需要的水师战船,却没有着落。而且,伊里布入浙前曾指望在镇海造船一事,也因“浙省所产木料均属短小”而无法进行。

因此,8月28日,伊里布发出入浙后的第一份奏折,要求道光帝调广东水师、福建水师各2000人,加上他在江苏集结备调的水师2000人,四省大军汇合,联合进攻,收复定海。

伊里布的四省水师联合进攻的作战计划,以今日的军事知识观之,根本上就是错误的。一则闽、粤水师仍不是英军对手,很可能在途中就被英军击溃(邓廷桢已觉察),再则闽、粤因英军的压力而颇感兵力不敷,绝不可调出数千水师。事实上,1840年8月4日,伊里布还在两江本任上,得知浙江巡抚乌尔恭额上奏请求调粤、闽水师北上时,曾上过一道奏折,支持乌尔恭额的建议,四省联合计划,萌生于此时。由于该奏折不是加急速度而是以普通速度发往北京的,道光帝迟至8月23日才收到,此时的伊里布已是负责攻剿、收复定海的钦差大臣了。这一论调不免使道光帝大怒,朱批驳斥。道光帝站在全国的立场上看问题,尽管他对英军未来行动的判断有如盲人摸象,但也很实在地指出了此类行动有拖延时间、互卸责任的弊陋。

由此,我们又可以看出,不论伊里布上奏时出于何种动机,他的四省联合进攻的计划,在实际操作中,至少需几十天兵力集结的时间,使伊里布有了缓于进攻的理由,获得了他此时最需要的准备时间;同时,本应由他一人承担的进攻定海的责任,通过调派水师的行动,分散到粤、闽、苏等省官吏身上,减轻了自己的负担。

这或许是伊里布提出此策的高明之处。

但是,就在伊里布正式上奏此计划不久,道光帝的这段朱批到浙,使他不得不打消这一念头。面对这道严旨,他后来上奏时讪讪地自我辩解:调集水师的计划只不过是“先壮声势”,以便乘机将陆军偷运至岛上,“直捣其虚,袭取城邑”。这番话明显是为了顺合帝意而编造,绝非真实想法。

可是,话语可以随意编造,而收复定海的任务却不是用言词而能敷衍的。它是摆在伊里布面前实实在在的难题。

从江苏吴淞到浙江镇海,由两江总督而钦差大臣,伊里布不再表现出先前的精明、果敢和自信。在英军的肆横面前,他似乎已经看出武力收复定海的任务不可能完成,但又不敢明言直陈。于是,举措从实在归于空虚,言词由明确变为含混。我们读了他这一时期的奏折,可以曲折地看到他迷茫的内心。

昔日伊里布的精神风采,已经不复存在。

正当伊里布为收复定海之事而一筹莫展之际,北方局势的变化,又给他带来另谋出路的生机。

1840年8月25日,道光帝收到伊里布赴浙途中发来的奏折,根据天津的形势,给予指示:“必须访察明确,谋定后动,断不可急图收复,冒昧轻进。”道光帝的这道谕令,及时地解了伊里布的围。它虽然没有改变收复定海的任务规定,但却在时间上给伊里布留下了充足的余地。再说,琦善办理“诉冤”禀帖、命令浙省接受“呈递字件”,种种情节,表现出与先前势不两立完全不同的风格。按照清朝官场用语的内涵,显露出中枢有意于“逆夷”和缓的倾向。

伊里布老谋深算,自然看出道光帝的意思。他与此时已经到浙的福建陆路提督余步云一番商讨后,于9月8日出奏,认为琦善在天津办理“禀帖”,浙江此时就不宜进攻,以免彼此相左。浙江此时的任务是:一、从严防范,“不令该夷窜入口内”;二、将进攻定海之事“密为部署”。也就是说,伊里布乘此机会,自作主张地改变了自己的使命,即从海上进攻定海换成从陆上防守镇海等处。明眼人一看即知,“密为部署”实为“暂为搁置”的障目幌子。

英方此时正意在谈判,伊里布此时放弃进攻,浙江和局由此产生。

可伊里布的这份奏折到京时,正值英军离开天津,游弋海上。道光帝不明英军的去向及下一步的打算,于9月16日发出谕旨,“所有攻剿事宜,该大臣仍密为部署”,并称舟山地广,英军无法处处设防,让伊里布探明情况,“以为进攻之计”。伊里布9月24日收到此谕,仅仅过了一天,又收到道光帝9月17日谕旨,宣称英军已“听受训谕”,全数“起碇南下”,而定海英军亦将“先撤一半”,命令伊里布等对南下的英军“不必开放枪炮”,“勿以攻击为先”。朝廷正在为“抚”计之胜而庆贺时,伊里布的“和”计也获得了事实上的批准。

就在此时,浙江又发生了一件事。

1840年9月19日,英国远征军海军司令伯麦致函浙江巡抚和浙江提督,宣称天津谈判期间,英方不会交战;指责清方煽动民众,拒供给养,缉拿安突德(P. Anstruther)等人;要求清方立即放人,并声称英俘若有半点伤害,必将报复。

安突德是英军陆军上尉,在定海测绘地图时,为乡民所执。此外,清军此时还在定海、镇海等处俘获“黑夷”(指孟加拉人)8名,参加封锁长江口的英军运输船风鸢号(Kite)在返航中失事,其29名船员(包括3名英军军官和1名英国妇女)也被清军俘获。

伊里布9月22日收到伯麦的信件,立刻敏锐地感到:既然英方要安突德,那么清方正可就此机会提出条件。9月24日,伊里布以浙江巡抚乌尔恭额的名义,照会伯麦,告知钦差大臣的到来,宣布释俘的条件是英方“撤退兵船,将定海县城献出”。为了使他的建议更具诱惑力,另外承诺:一、除安突德等人外,风鸢号被俘船员29人亦可一同释放;二、先前英方来函中提到的“通商”一事,亦可“代为奏请”。

伊里布复照时,伯麦不在舟山,由英舰伯兰汉号舰长辛好士(Humphrey Fleming Senhouse)上校主持舟山军务。他和伊里布于9月25日和28日互换了照会。

9月28日,即发照给辛好士的当日,伊里布上了一道长篇奏折。他先是吹嘘了一下水陆并进收复定海的设想,表明自己已“密为部署”;然后笔锋一转,声称天津的情况已证明英方已“俯首贴耳”,“有向化之忱”,浙江此时宜应“招抚”,以符合道光帝“弭衅息兵”之意;最后,他才托出了以战俘换失地的计划,表示将效法琦善,等到伯麦回到舟山之后,将“备文向其开导”,“令其迅速撤兵,归我疆土,以免劳师费饷”。这道奏折于10月7日到达北京,道光帝颇为欣赏,朱批多有褒语,立即批准。

9月28日,正是伊里布上奏的当天,他所等待的伯麦未到,而英国远征军总司令兼全权代表懿律等人,由北方南下抵舟山。他看到伊里布的照会后,即于9月29日复照,言词强硬,声称若不释放被俘人员,将认为清方已开始了“敌意行动”,他将可能“亲自到镇海”。

伊里布见懿律有交战之意,连忙复照解释。他提出了自己的理由:拿获英俘事在奉到钦差大臣琦善南下广东会谈的谕旨之前,当时“彼此正在两相拒守”,不能视为交战之举。他仍将释放英俘和归还定海联系在一起。

10月2日,英全权代表义律和翻译马儒翰赴镇海,伊里布、余步云等人与之直接会谈。英方要求释俘,清方要求归地。参加会谈的伊里布家仆张喜曾录下一些伊里布的话,让人可以了解其内心想法:

“大皇帝格外施恩,准尔通商,尔等将何以报答?”

“我们办事,必令你们下得去,亦必令你们回得国,复得命。你们亦须教我们下得去,教我们奏得大皇帝,教我们大皇帝下得去。”

前一句话说明了伊里布对“通商”的看法,实际上也托出其对解决中英争端的底价;后一句要求互给台阶“下得去”的话,已不见“天朝”大吏对“逆夷”应有的敌忾之气,而其中的老辣只有官场老手才能为之。这一次会谈理所当然地毫无结果。但伊里布听到义律曾脱口说出“不欲久据定海”一话,觉得此事还有希望。此后,10月3日,懿律又送来一份照会,10月4日,伊里布复照,内容仍是一方要求释俘,一方要求归地,与前并无二致。

用今天的知识作判断,很显然,伊里布的计划只是他个人的一厢情愿,肯定行不通。英国在其殖民史上,对战俘一事,大多是发动更大规模的武装行动迫对方屈服。然而,此时中英刚刚进入对等直接谈判阶段,预定的广东会谈尚未进行,懿律和义律虽曾发出不惜动武的暗示,但毕竟不敢轻率行动,只是希望通过交涉来解决。可是,伯麦、辛好士、懿律等人一次次的文书,义律亲赴镇海谈判,反使伊里布误以为安突德是一个重要人物,更觉奇货可居。由于错误的情报,伊里布以为英军原有定海撤军一半的计划,他曾打算英军真的撤走一半后,他将“酌量释放”英俘,以便使其“即赴粤东,听候查办”。

定海英军撤退一半的消息,伊里布得自道光帝,道光帝得自琦善,琦善得自白含章,而据琦善的奏折,白含章得自与英军军官的交谈。从英方资料中,我还找不到相应的记载,看来此事难以对证。从情理来判断,英方在天津谈判期间似乎还不可能对定海驻军的数量作出决断。但是,当懿律和义律回到定海之后,确实有放弃此地的设想,前面提及伊里布听到的义律作“原不欲久据定海”一语,并非空穴来风。

9月28日,懿律和义律一踏上舟山而得到的第一个消息,便是此地英军正处在可怕的病疫之中,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水土不服。1840年7月13日至12月31日,英军住院为5329人次,死亡448人。就死亡数字而言,英军在舟山病死的人数是其两年多战争中战死人数的5倍;就住院人数而言,以1841年1月舟山驻军数量作标准(1762人),那么,平均每人住院3次以上。

尽管严重的病疫使英军难以久留,但他们也不愿白白放弃。9月29日,懿律和义律回到舟山的第二天,给外相巴麦尊写了一份报告,提到撤出舟山的条件是,订立一项包括赔偿鸦片、割让广东岛屿、开放通商口岸诸条件的条约。这与伊里布的释放俘虏、恢复通商的承诺相比较,差距实在太大。

尽管以战俘换失地的计划未能落定,但伊里布和懿律之间还是有着某种约定,这就是后来被人广泛宣扬的《浙江停战协定》。

1840年10月5日,懿律收到伊里布10月4日的照会后,复照伊里布,没有要求释俘,反而称先前的交涉中双方都有“误解”。他声称自己没有注意到安突德被俘时,浙江方面尚未奉到“不可相拒交战”的谕旨。他要求伊里布在“咨会”中明确表示已奉到这一谕旨,同时,他也将下令英军停止敌对行动。至于归还定海一事,他提议,将在与琦善的谈判中连同其他问题一起解决。

懿律此处提到的“不可相拒交战”的谕旨,当指英军从天津南下后,道光帝下令对南下英军“不必开放枪炮”一事。伊里布先前的照会亦提及此事,但未说明谕旨的内容。可是,懿律的这份照会,如同鸦片战争中诸多英方文件一样,汉译不甚明白,伊里布未解其意。于是,他在复照中仍坚持归地释俘的说法。

10月13日,懿律照会伊里布,再次询问是否奉旨“著令戢兵”。伊里布这才明白懿律的真正目的,于10月14日复照,谓:

八月二十九日(9月24日)钦奉上谕,以贵统帅在天津投递禀词,情极恭顺,已遣直隶爵阁督部堂琦赴粤查办,饬令本大臣不得攻击等因。本大臣自奉到此旨,即经饬令将佐约束弁兵,不得越境滋事,此正本大臣恰遵圣训,戢兵不战之明证也。本大臣现仍严束士兵各守口岸,如果贵国不相侵扰,断不称兵相向,……至于定海各岙居民以及往来商渔船只,贵统帅亦宜严饬所属,不得再向滋扰,以期相安无事。(重点为引者所标)

在此照会中,伊里布还询问懿律何时“起椗赴粤”?

伊里布的这份照会,提出了浙江停战的关键性的条件,即互不进攻。它扭曲了道光帝谕旨的原意,搁置了经道光帝批准的以战俘换失地的计划,自作主张地承认了英方在与琦善达成协议之前可暂时占据定海。此后,他只是一味地催促懿律早日南下,与琦善谈判。其策略是送走这尊难对付的“瘟神”。

懿律收到此照会后,没有直接答复,而整整搁置了9天。10月23日,他照会伊里布,提出停战的条件:一、清方不得阻碍舟山与大陆之间的贸易;二、舟山在英军占领期间,应视为是属于英国女王的;三、停止向舟山派遣军队或密探,停止煽动民众反抗。他还声称,伊里布若同意这些条件,须发布“告示”。

从伊里布后来的奏折来看,懿律的这份照会,汉译也颇成问题,使其不得要领。他仅仅看出英方要求他“出示”,“谕令定海居民,不得向该夷滋扰”,以便使英方大员可以早日南下。于是,他在复照中,谎称已谕令“定海居民不得再拿贵国之人”。同时,他见英方既不肯退兵归地,又不肯南下,遂派其家人张喜前往定海,与英方直接谈判。

张喜本是一小吏,后投伊里布充家仆,随侍多年,深得信任。正如皇帝身边并无名分的小太监权势盛于朝廷命官一样,张喜的政治作用不能以家人二字来论定。古今中外的政治,大多为黑箱作业,张喜深谙此道,放着小官不做,宁充家人而增其权禄。此次伊里布为了增加交涉中的官方色彩,让他戴上六品顶戴,权为折冲樽俎的使臣。在鸦片战争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毫无官方地位的小人物,常常有着令人吃惊的表演。张喜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位。他留下了两部记录自己交涉活动的著作——《探夷说帖》和《抚夷日记》,今日读起来颇有“晏子使楚”的韵味。这却是张喜乃至当时大多数人心目中的“不辱使命”的外交模式。

根据张喜自己的记录,他于10月25日和27日两次渡海。第一次登上英轮船,见到了义律和马儒翰,第二次登上了英旗舰威厘士厘号,与懿律直接面谈。张喜根据伊里布的指示,要求懿律等速赴广东,并称英俘在关押期间不会受到伤害。英方所关心的是伊里布是否肯出“告示”,懿律还当面取出地图,“指明地界,暂归夷人管辖,俟广东事定后,即行纳还”,并让张喜将此划界地图带回交给伊里布。10月28日,张喜返回镇海,还带回了英方要求出“告示”的照会。

伊里布此时急欲送走“瘟神”,同意了英军提出的将定海问题放在广东会谈中解决的方案,于10月30日照会懿律,声称其“已缮就告示十道,发往张贴”,至于释俘和归地,将在英人与琦善“会议完竣”后解决。11月4日,懿律照会伊里布,表示即将南下,并称将约束部属,“不得驶至大港巨河,惊动士民”。11月6日,懿律发布通告,宣布浙江停战。

浙江停战是伊里布的“杰作”。他以“臣子”的身份,巧妙地改变了道光帝“圣旨”规定的任务。停战使他避免了毫无胜利希望的武力进攻定海的战事,避免了难有中意结果的外交谈判,而原本由他承担的收复定海的责任,此次竟不动声色地转移到负责广东谈判的琦善身上。

到了这个时候,原本作为军事统帅的伊里布,无需进攻,也无需防守,什么坏事都没有了,剩下的只是坐等好事吧。

“天朝”中的大吏,聪明过人者莫如伊里布。

有论者谓,伊里布瞒着道光帝,私下与懿律签订了《浙江停战协定》。他们的主要论据是《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书,称伊里布仅仅奏报了“告示”一事,未言及“协定”。

这其实是一种误解。

首先,所谓《浙江停战协定》,并不是一项双方签字画押的条约之类的文件,而是由伊里布和懿律多次照会等文件组成,其中最重要的,是伊里布的《晓谕定海士民告示》和懿律的《停战通告》。伊里布的《告示》称:一、清朝皇帝“敕令本大臣不得复行攻击”;二、要求定海居民“各安耕读,各保身家,如果夷人并不向尔等扰累,尔等不得复行查拿”。懿律的《通告》称:一、“任何一方都不得逾越划归对方的地界”;二、“不得阻止民众的往来”;三、英军“不得以任何方式干扰中国人”。所有这些内容,双方在照会中都予以确认。至于双方地界的划定,懿律曾让张喜带回地图,而伊里布在后来的照会中没有提出异议,可视作默认。

其次,《筹办夷务始末》所收伊里布奏折皆有删节。从档案来看,伊里布关于浙江停战之事,先后上有7道奏折,而在这些奏折之后,又附呈了懿律11通照会和他自己的10通照会。可以说,伊里布时时事事均有奏报。

相对于鸦片战争中许多地方大吏匿情不报而言,伊里布可谓是大体诚实的。他的高明之处,也就在这种诚实之上。他在奏折中将懿律等人的照会全部附呈,实际上也就将所有的难题统统上交,从而证明自己的做法是唯一可行的。他不像某些大吏在奏折中一味大话,结果无所措手;他始终保持了某种低姿态、低嗓门。正因为如此,他后被革拿送京审讯时,并未受到过重的处分。

如果说伊里布对道光帝隐瞒了什么,那就是隐瞒了他的内心。他已经看出军事上的对敌绝无希望,但就是不说,使得中枢不能及时地明了前线的实情。而后来的形势变化,又使他欲说不能。

1840年11月15日,懿律率部分英军南下广东,伊里布随之遵旨裁减镇海一带的清军和雇勇,等待着广东谈判带来好消息。

但是,在当时“天朝”的氛围中,顺昌逆亡本是“制夷”的唯一正途,而对攻城略地的“逆夷”居然停止“攻剿”,自然无法为官僚士子,尤其是江浙官吏所接受。伊里布的停战举动,极不得人心,很快成为同官们的众矢之的。

先是新任浙江巡抚刘韵珂发难,奏称英军在舟山肆虐,并有久据之心,暗喻和平收复计划不可行。然后是途经浙江的钦差尚书祁寯藻上奏,称舟山父老乡亲纷纷要求进兵,并将民众公呈附奏御览。而最使伊里布不适的,是他的下属江苏巡抚署两江总督裕谦的言论。他本与浙江事务无涉,但出自“天朝”大吏的义愤和责任感,上奏要求武力进攻舟山,且一次次报呈进攻方案。至于京城的言官,更是纷纷扬扬,奏章不绝。

就内心而言,伊里布对这些人的攻击并不惧怕,上奏时左遮右挡,自我辩护,甚至反唇相讥;他真正担忧的是广东谈判的进展。当伊里布将收复定海的责任转嫁到琦善身上后,万万没有想到,同官的攻击使他的命运与广东会谈紧密相连。万一定海不能收复,圣怒必然发作,自己必定牵连进去。伊里布熟知道光帝的性格,更清楚官场上本无是非,一切以大皇帝的好恶为标准。

可是,广东传来的偏偏是琦善谈判不利的消息。

道光帝决计开战,武力收复舟山。

伊里布这时再也不能固守其计了,只得在奏折上大谈用兵之道,可暗中多有小动作:

1840年12月31日,伊里布奏称,他将加强镇海等处的防守,而对舟山的英军,则打算购备火船,进行骚扰。

1841年1月9日,伊里布奏称,浙江防兵万名仅够防守,不敷“攻剿”,要求从安徽、湖北、湖南调兵4000名援浙。

1月17日,伊里布奏称,已拟就进攻舟山的作战计划,但“炮尚未齐,兵尚未集”,须等到炮、兵诸项准备就绪,然后乘英军“骄惰懈弛”之机再动手。

1月29日,伊里布再次奏报其作战计划,但除了上次提出的炮、兵两要素外,又提出须“添造二十四桨快船,雇备商舟渔艇,招募熟识水性水勇”后,再“设法进剿”。附奏的夹片还建议,利用美国来钳制英国。

2月2日,伊里布奏称,广东谈判尚未有最后结果,浙江不能贸然进攻,以免英人得讯后在广东更加猖獗。

如此看来,伊里布的这些计谋就已不再是针对英国人的,而是针对道光帝的了。

面对道光帝一道道迅克舟山的严旨,伊里布表面上仍大谈如何进兵,但又层出不穷地预设种种条件,用意正在于延宕时日。他始终不肯进攻,甚至不肯明确答复进攻的时间,能拖多久就拖多久,期待着时局的变化。尽管他在镇海一带铸炮、造船、修筑工事,拉开了架势,显得轰轰烈烈。但场面闹得越大,就越有摆摆样子之嫌疑。他虽然曾在奏折中隐约暗示进攻没有把握,但在道光帝的严旨、同官们的批责下,始终不敢说出其避战的内心判断。他知道,说了必遭重罚。

伊里布的这些小动作骗不了同官们。1841年1月28日,浙江巡抚刘韵珂与路过杭州的新任闽浙总督颜伯焘密谋后,联名出奏,要求启用已被罢斥的林则徐、邓廷桢来浙,“会同伊里布筹办一切攻剿事宜”。

伊里布的这些小动作也触怒了道光帝。1841年2月10日,他免去伊里布钦差大臣的差使,任命主战最力的江苏巡抚裕谦前往浙江接任钦差大臣,“专办攻剿事宜”!

就在这关键时刻,伊里布的转机到来。

1841年2月7日,伊里布收到琦善由广东发来的六百里飞咨,告之英军将归还舟山(详情见后节)。他闻讯大喜,当日一面奏报道光帝,一面派家人张喜去舟山,准备履行他与懿律的前约,一面释俘,一面归地。

此后的中英交涉,因照会中的抬格、代售舟山积压英货、先释俘还是先交地等细故而颇费周折。2月20日,伊里布突然收到新任钦差大臣裕谦的咨会,知其已被免差,旨命返回两江总督本任,不免大惊失色;而更让他心慌意乱的是,这位新大臣对老上司还有一通毫不客气的咨会,“安突德等不可释放,本大臣尚须查讯!”

伊里布知道自己已经失宠,亟欲亲手收复定海,以作补救而挽帝意,不愿让眼看到手的功劳反为裕谦享有;他更知裕谦鲁莽激越,若将英俘交到他的手中,还不知会惹出何种乱子(关于此事,详见第五章)。于是,他一反官场常规,不是坐等新大臣到来,而是加紧收回舟山的交涉。

到了2月22日,一切尚未议定,伊里布心急如焚。当晚,他与余步云紧急商议至二更,最后决定:一、由张喜先携部分英俘去舟山释放,劝英军退出舟山;二、派葛云飞、王锡朋、郑国鸿三总兵率兵3000人,押解英方最看重的安突德,随后跟进,收复舟山。

派兵前往,是伊里布不得已而用的险着。这反映出他遭道光帝严谴后破釜沉舟的一搏。

可是,实际的行动,却不免有些滑稽。

2月23日晚,张喜按预定计划出海,次日晨至舟山,释放了部分英俘。当英方问及安突德等人时,张喜依计答复:若英方归还舟山,便释放安突德;若英军不归还舟山,便杀了安突德,大军开战。可正当张喜唇枪舌剑驳斥辩难之际,只见安突德驾小舟而归。过后,押解安突德的清军两名下级军官赶到,称途中英军劫走安突德,清军尚未跟进。本以武力为后盾的张喜,顿时成了孤身求情的乞儿。24日下午,英方同意撤军,收缩部队,准备离境,而此时接收定海县城的不是派出的3000大军,而是3人(张喜和两名下级军官)。张喜连夜返回镇海向伊里布报信,这两名无奈的军官只能四处寻找熟人,代为看守城门和仓库。25日,英军登船南下广东。26日,葛云飞等部才会合齐集,收回舟山。

而在伊里布的奏折中,情况就不同了。

2月24日,他派出张喜和葛云飞等部后,忙不迭地上奏道光帝,声称已与英方约定24日交还舟山,裕谦尚无抵浙日期,若按常规等待新大臣的到来,须得与英方改期,迟碍收复失地;且他策划已久的进兵计划亦有可能泄露,往后难期得手。因此,他为了不失时机,自行作主,仍于2月24日收回舟山。明明是一场抢功的把戏,竟被他说成是不诿卸责任的勇为。针对道光帝历次武力攻克舟山的严旨,伊里布还在同日专上一折,胡编了所谓的进攻计划:派兵3000人为主力,另捐银1万两,在舟山密雇乡勇;若英军拒不归地,内外结合同时并举,进攻县城;若一时不能获胜,便在岛上据险分驻,以图后举,云云。明明是一项仓促的决策,竟被他说成是计划周全奇正交用的行动。

尽管伊里布在奏折上大话连篇,但心里并没有底。上奏后的当日夜晚,张喜返回,告知清军并未到达。不久,裕谦又来咨会,宣告2月27日到职视事。而葛云飞等前方将领出发后,一连3天居然全无消息。这可吓着了伊里布,连忙派张喜再次渡海探听确情。原来这些迟到的将军们,正在为何部率先进入这座被英军放弃的空城而争功,吵得军报无法定稿。当伊里布终于得知清军复据舟山后,总算松了一口气。2月27日,他再奏道光帝,又生编了一段收回舟山的详细情节:

我兵丁初四日(24日)午刻齐抵定海,该夷半在城内,半在船中,是我兵到彼,胞祖(此时舟山英军的指挥官)即缴纳城池,城内各夷立即纷纷退出。我兵整众入城,登陴看守,并将城外道头地方该夷所盖草房全行拆毁。郑国鸿等传宣恩谕,将夷俘晏士打剌打厘(即安突德)等释令领回,并饬赶紧起碇。胞祖等免冠服礼,声称伊等将城池交献后,即于初五日全数撤退……

这一段无一字为真的言语,把滑稽可笑的丑剧改编为堂皇气派的正剧。值得注意的还有,伊里布为掩盖事实的真相,还一改其先前的做法,2月24日和27日的奏折,都没有附呈他与英方的往来照会。

不料伊里布为顺合帝意而胡编情节的奏折到达京城时,反使道光帝以为若伊里布遵旨及时进兵,完全可以消灭这股盘踞舟山而人数不多的“逆夷”。当广东军事失利的奏章频至时,深为倚重的伊里布竟然放虎归山,让一股本可全歼的“丑类”滑脚而逃,又怎能不使道光帝大发雷霆。伊里布本来只是撤销了钦差大臣的差使,却因收回舟山而加重了处分:“伊里布著革去协办大学士,拔去双眼花翎,暂留两江总督之任,仍带革职留任处分,八年无过,方准开复,以观后效。”

这正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伊里布与浙江停战,本是游离于鸦片战争主旋律之外的一段插曲,大可几笔带过。我在这里不厌其详地逐一记述,原因有二:一是过去的人们对此研究不多,致使许多细节模糊不清,有必要一一厘订清楚。二是过去的人们往往在不清晰的记述中,使用了清晰的道德批判,使得伊里布有如乖戾小人,因而不能真正理解他的言行。

伊里布与琦善一样,是清王朝中最早由主战走向主和的大吏。这种观念的转变,起因于无渡海作战的船艘,后因张喜而更清楚英军的实力。在严峻的现实面前,他很早便消退了与“逆夷”不共戴天的豪壮气概,希望能与英方达成双方都能“下得去”的妥协。很显然,他的想法与前节所叙道光帝的主“抚”思路,并不吻合,而到了后来“天朝”上下一派欲逞“剿夷”之痛快的氛围中,这种想法本身就是罪过。他很幸运未奉派主持中英谈判,还可以不公开说出其真实思想,但在其主持的浙江范围内,这种思想指导下的所作所为,不能不激起同官们、道光帝以及许多人的憎恶。

这里面有必要分清两个问题:一是对侵略者应不应抵抗;二是若这种抵抗注定要失败,是否仍应抵抗。前者是道德层面的,结论是肯定的,没有疑义。后者是政治层面的,结论不能从前者引申而来。思想家与政治家的区别正在于此(我拟在第八章中作专门讨论)。既然正义的反抗并不能取胜,那么,避免无谓的牺牲也是可以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伊里布的消极避战不应当视作错误。

但是,我们在行为上为伊里布辩护之后,又会发现,我们无法在动机上为他辩护。所有一切表明,伊里布的消极避战并非出于减少国家、民族、民众利益损失的考虑,而是为了保全其个人。他恐怕在战败之后,其声名官禄乃至身家性命之不保。其中最明显的证据是,他没有拼死一奏,将真相说个明白,使决定国家、民族命运的决策,能立于可信可靠的基础之上。他的这种将个人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的价值取向,无疑是错误的。

伊里布同所有的“天朝”大吏一样,在对付侵略者方面,无论在外交上还是军事上均无足以称道的精明之处;但在对付道光帝方面,却表现出高于其他“天朝”大吏的熟练才华。作为官场老手,他深谙政治运作的窍门,惯使诿过占功的招术。从以上我对他的叙说中,可以看出他施展的种种手段。也算是他的幸运,局势的突变,竟使他能收回舟山,本来是无路可投,竟也给他一条出路。

在研究伊里布的这段经历时,使我最感兴趣的是,他对道光帝从诚实到欺骗的过程。在其开始,伊里布还是诚实的,后来奏报与英方的交涉,虽不乏“天朝”的大话,但大体情节仍为可靠。随着道光帝一道道攻克舟山的严旨,他的奏折越来越言不由衷,而获知其已被免差后,竟满纸谎言。在当时的官场中,捏谎粉饰盛行成风。过去的人们往往从忠君观念出发,批判臣子们的“欺君”行为。但是,若冷静地想一想,那种容不得半点不同意见、强求一致的政治体制和君主作风,又何曾不是在客观上催化、助长这种风气?我这里绝无意为伊里布的谎言辩护,而是指出,对促发这种谎言的体制和君主也应当批判!

由于伊里布并没有说出真情,由于当时的人们不了解也无从了解真情,社会对他的批判,自然(甚至必然)出自道德的角度。就连20年来一直对他深信不疑的道光帝,此时也不能了解他的想法,派裕谦多方调查,最后怀疑他是否接受了英方的馈赠。1841年5月3日,道光帝收到裕谦的密片,称英方“另有送张禧(喜)礼物,因甚秘密,即同去之陈志刚亦不得详……”以为其中必有勾当,立即下令将伊里布革职,命其携张喜进京听训。道德的批判最是无情。而批判一旦升至道德的层面,事情的细节便失去了原有的意义,至于细节之中所包含的各种信息、教训更是成了毫无用处的废物。在当时的社会中,没有人从道德以外的角度,对伊里布的行为进行深层的思索,这是另一种不幸。

从以后的各章中,我们将会看到,清朝的前敌主帅后来无不循从伊里布这半年多的道路,包括对他批判甚严的刘韵珂和颜伯焘。这其间的差别在于,后人多在战败之后倾心妥协,而行延宕之计、欺骗之策,伊里布以其聪黠在未交战之前便悟出此道。

后人的效法证明了伊里布的做法有着那个时代的“合理性”。也因为如此,这位革职拿问发遣军台的阶下囚,未等到8年,而是定罪后的8个月,便东山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