琦善与伊里布旨趣相投，却没有伊里布的那份幸运，他的面前，只是死路一条。英方的开价与清方的还价差之霄壤，没有调和的余地。

《巴麦尊致中国宰相书》作为英国政府的正式文件，向清政府提出下列要求：

一、赔偿被焚鸦片。

二、中英官员平等交往。

三、割让沿海岛屿。

四、赔偿商欠。

五、赔偿军费。

但是，以上五项并不是英国的全部要求。1840年2月20日，与《巴麦尊致中国宰相书》一并发给全权代表懿律和义律的，还有巴麦尊的第1号训令，其中包括了更多的要求。为了使全权代表能充分理解不致有误，巴麦尊还拟就了对华条约草案，供懿律和义律在谈判中使用。该草案共有十条：

一、中国开放广州、厦门、福州、上海、宁波为通商口岸。

二、英国政府可在各通商口岸派驻官员，与中国政府官员直接接触。

三、割让沿海岛屿。

四、赔偿被焚鸦片。

五、中国废除行商制度，并赔偿商欠。

六、赔偿军费。

七、未付清的赔款以年利百分之五计息。

八、条约为中国皇帝批准后，解除对中国沿海的封锁；赔款全部付清后，英军方撤离。

九、条约用英文和中文书写，一式两份，文义解释以英文为主。

十、条约在规定期限内由双方君主批准。

如果我们将此两文件对照，就会发现，《条约草案》中第一、七、八、九、十条为《致中国宰相书》中所无，而第二项中增加了派驻官员，第五项中增加了废除行商制度。对清朝说来，后一份文件要苛刻得多。

那么，这两份内容有着不小差异的清单，又应以哪一份为准呢？巴麦尊规定，以后者为准，同一天他给懿律和义律的第4号训令指出，条约草案中一、二及四至九各条，是“必不可缺的条件”，表示了毫不通融的态度。对于可以通融的第三条，即割让沿海岛屿，他又提出了五项交换条件：

一、允许英人在通商口岸进行极度自由的贸易和各种活动。

二、清政府公布进出口关税则例，清政府官员不得征收高于该则例的税费。

三、给予英人最惠国待遇。

四、中国不得对从事非法贸易的英人以人身虐待。

五、给予英国领事裁判权。

巴麦尊还明确指示，如清政府不同意割让岛屿，须将上述五条，列入条约的第二条以后，其余各条的编号也随之改变。由此看来，只有第十条，即双方君主批准条约的时限，是可以讨价还价的。

我到现在还弄不清楚，为何巴麦尊在《致中国宰相书》中没有开列英国的全部要求？他开出两张不同的清单是否出于某种策略上的考虑？不过，我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巴麦尊在其《致中国宰相书》开列其全部要求，必会遭至道光帝的严拒，就不会有主“抚”这一层波澜，更不会有琦善的广东之行。

清方的还价不像英方的开价，有一份可以列出甲乙丙丁的清单。这是因为，道光帝对“情词恭顺”的英“夷”，并不打算开多少“恩”，主持操办的琦善，有时的让步只是得到事实上的批准。因此，清方的还价，出自圣裁的有：

一、惩办林则徐。

二、准许英人在广州恢复通商。出自琦善的建策或出自琦善的实际操作而为道光帝同意的有：

三、部分赔偿被焚鸦片。

四、中英官方文件来往用“照会”。

此外还有一项不见于任何文字材料，但今日的研究者可歙歙闻到的是，道光帝打算对猖獗于中国沿海的英国鸦片走私眼开眼闭，不再绳之以法了。

从清方的还价来看，其第一项本非英方的要求，而清方又最为看重，此中反映出来的两种文化的差别是深层的；其第二项，只是循规旧态，与英方要求五口通商的进逼恰恰相反；其第三项不能满足其全部赔偿的要求；其第四项虽解决了平等文书的问题，但没有确立两国官员交往的其他程式。即便那项对鸦片走私的默许，也不符合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脾胃。他们此时虽没有正式提出要求，但巴麦尊已指示英方代表劝说清政府同意鸦片贸易合法化。

总之，清方只回答了英方要求的皮毛。

谈判中讨价还价本是一种战术，但其中最重要的条件是谈判者有权做出让步。而主持广东谈判的英方代表义律和清方代表琦善，显然都不具备此等资格。

英方的全权代表本为懿律和义律两人。1840年11月，懿律因身体不适去职。义律成为唯一的全权代表。他虽有“全权”之名，但从巴麦尊训令中可以看出，他无权降低英方的要价。实际上，巴麦尊本人根本不相信谈判，在1840年2月20日训令中明确主张用大炮来说话，对方要么接受条件，要么动武，不必纠缠于交涉。

琦善身为钦差大臣，其职权范围比义律还小。他不仅没有提高还价的全权，而且据清朝的律规，他亦无与外国签订条约的全权，时时事事都需请旨办理。他在京请训期间，道光帝有何指示，今已无从查考。但是，从后来道光帝的上谕中可以看出，对英“夷”的“桀骜不驯”，道光帝是绝不让步，主张立即动武的。

因此，真正有资格发言的是巴麦尊和道光帝，义律和琦善只不过是他们手中的牵线木偶，一举一动都应受之操纵。若按照两位牵线人的本意行事，那么，双方一经交涉就应立即开战，完全用不着如此许多的啰嗦。但是，无论是伦敦还是北京，都距离广东十分遥远，牵线人手中的线一放到那么长，木偶的手脚就不可能绷得很紧。于是，义律和琦善都利用这小小的松弛，一轮又一轮地交涉，演出了双方导演没有编排的众多节目。

所谓广东谈判，实际上是义律越权、琦善违旨的活动，其中义律走得比琦善更远。

这样的谈判又能有什么结果呢？

以上的分析，是今天研究者冷静思索的判断，而当时的两位当事人，琦善和义律，都是十分投入的。

1840年11月20日，义律由舟山南至澳门，29日，他发照会给琦善。也就在这一天，琦善由北京南至广州，途中56天，比他的前任林则徐少用了5天。12月3日，他发照会给义律。

中英广东谈判正式开场。

在这次谈判中，让人感到奇怪的是义律。他似乎没有把巴麦尊训令放在心上，从现存文字材料中，似从未和盘托出巴麦尊起草的《条约草案》的全部内容。他最先的出牌，仍是《致中国宰相书》的条件，以后的出牌又不停地变化。他好像是害怕一开始就吓跑了对手，采取的是逐级加码的战术。

自1834年以来，义律来华已达6年，由随员升至对华商务总监督、全权代表，期间从未回国。他对中国的国情颇为了解，善于用曲折的手段达到目的，得寸进尺。在与邓廷桢、林则徐等人多次交手不利后，突然实现能与“大臣爵阁部堂”琦善这样的“天朝”顶尖人物对等直接交涉，不免喜出望外。从他给巴麦尊的报告来看，他对此时清廷出现的和缓意向非常感兴趣，企图诱导这种意向的发展而不是挫败之。他的报告也使人产生一种模糊朦胧的印象，他似乎想做一个力压千斤的秤砣，由此操纵中国政治的趋向。当然，所有对他的行为和动机的研究，已经游离于本书的主旨之外，不必深究下去。但若要我作一个一般性的评论，那就是，他在“天朝”呆得时间太长了，手法上不免多了一些东方的阴柔之气，而对母国那种霸道手段有些生疏，用起来不那么老到了。

琦善在交涉之始，便予以同意赔偿烟价500万元，而对英方的其他要求均予婉拒。他本以为有此烟价之“殊恩”，即可大体成交，而没有想到对手竟如此不近事理，要求无厌。因此，在步步设防之后，他又作出一些退让：一、烟价增至600万元；二、“代为奏恳圣恩”，在广州之外另辟一口岸，但只准在船上交易，不得上岸居住。

特别有意思的是，琦善在照会中不断更换角色，有时如英方和道光帝之间的调解人，有时如义律的朋友，提出一些“善意”的劝告，而不太像清政府进行交涉的正式代表。还须指出，尽管在今人的眼光中，琦善的照会充满了滑稽可笑的“天朝”用语，但放在当时的背景中，琦善的嗓门还是属于低调的。这也是义律可以接受、巴麦尊不能容忍的原因（详见绪论）。

实际上，自1840年8月天津交涉以来，琦善对英国的了解也确实多于许多清朝官吏，但始终没有弄清楚两点：一、“天朝”对英国有多大的经济制裁的优势？茶叶大黄制敌说已不再提起，而断绝通商必令其败的观念仍未动摇，准许通商仍是他手中最重要的王牌。二、英国发动这场战争的目的究竟为何？既然英国口口声声宣称为报复林则徐而来，那么，林已革职、林的举措已不行、甚至林焚毁的鸦片都赔钱，英国还有何“冤抑”，还有什么理由非分要求不休呢？至于英国要进入中国市场，要将中国纳入其全球贸易体系等等原因，既没有人向他说明，而且即使有人说明他也不可能理解。因此，琦善虽已看出事情非常难办，但还以为手中有几分左右局势的能力，照会上仍游笔自如。

如此的笔墨官司打了一个多月，双方的来往照会共达15通。期间义律多次要求当面会谈，但在天津经历过6小时争吵的琦善，一直拒绝。1841年1月5日，义律终于搬出巴麦尊训令中的杀手锏，照会琦善，“依照兵法办行”。

1841年1月7日，英军攻占了虎门口的沙角、大角，清军大败（详见后节）。

战败的现实，似乎使琦善尚有幻想的头脑变得冷静了：自己原来并没有讨价还价的本钱。但他先前稳妥有序的手脚，却不免慌乱失措。1月11日，他竟不顾自己的身份和权限，擅自作主，照会义律，作出重大让步：一、“代为恳奏”“予给口外外洋寄居一所”；二、“代奏恳恩”广州开港恢复贸易，条件是英军归还舟山。很可能在其心目中，用虎门口外的不毛之地换取舟山，外加英军从沙角、大角两处撤退，还算是有利的生意。琦善的胆量真是够大的。

而义律此时的表现，也全无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风度。他明明知道琦善照会上所允的一切，只不过是“代奏”，算不上是正式同意，尚须得到圣旨的批准，但是却硬将生米当作熟饭吃。我在绪论中已经提到，1841年1月20日，他据琦善照会中那句含义不确的话，宣布已与琦善达成四项初步协定：一、割让香港；二、鸦片赔款600万元；三、中英平等外交；四、1841年2月2日恢复中英广州贸易。1月26日，英军强占香港。1月28日，英国远征军海军司令伯麦致函清军将领，声称有“文据在案”，要求撤退香港岛上清军。

义律此类偷偷摸摸的勾当，激起巴麦尊的极度不满，并从根本上怀疑这种协定的存在。

如果说从澳门到伦敦长达6个月以上的通信周期，使义律有充分时间放开手脚越权，那么，从广州到北京仅仅40天甚至更短时间的快报来回，本不应给琦善如此之多的自由活动的余地。可是，琦善抗旨不遵。

1840年12月25日，道光帝收到琦善关于广东谈判的第一批奏折（12月7日发），态度已有转变，即下旨让琦善准备剿办之事。12月30日，道光帝收到琦善关于广东谈判的第二批奏折（12月14日发），认为谈判已进入死胡同，毫无希望，遂下旨“乘机攻剿，毋得示弱”。同日，道光帝恐广东兵力不足，命四川、湖南、贵州备兵共4000人，听候琦善调遣。

1841年1月6日，道光帝收到琦善关于广东谈判的第三批奏折（12月19日发），大为光火，下了一道不留任何余地的严旨：

逆夷要求过甚，情形桀骜，既非情理可谕，即当大申挞伐……逆夷再或投递字帖，亦不准收受，并不准遣人再向该夷理谕……朕志已定，断无游移。（重点为引者所标）

他还下令启用已被革职、在广州听候处理的林则徐、邓廷桢，让林、邓协助琦善“妥为办理”。

此后，道光帝在谕旨中，主“剿”的调门越来越高，对琦善的态度也越来越严厉。

由此可见，道光帝一接到广东谈判的奏报，旨意顿变，由主“抚”而转向主“剿”。而1月6日的谕旨，更是明令关闭谈判的大门。他本因英“夷”的“情词恭顺”而主“抚”，此期的变化亦在情理之中。12月19日以前的“夷情变化”，虽仍不出《巴麦尊致中国宰相书》中各项要求的范围，但此时对他又成了新鲜事情，可见他对这份重要的英方文件并无仔细的分析和研究，几个月后，忘得差不多了。

根据清方的档案，前引第一份上谕以“五百里”的速度发出，前引第二、第三份上谕皆以“六百里”的速度发出。其到达广州的时间，当在1841年1月中旬。据琦善奏折，他于1月20日收到1月6日的上谕。因此，若按照旨意办事，琦善最晚也应在1月20日改弦更张，转向主“剿”。

但是，琦善的行动，恰恰相反。他不仅继续“收受”英方的照会，“遣人”与英方交涉，而且亦改变先前拒绝会面的做法，前往虎门，与义律直接会谈。

1841年1月26日，琦善与义律相会于虎门。27日和28日，双方进行了有关条约的谈判，争执的要点是香港问题。谈判陷于僵局，琦善见势不妙，便以身体不适为由，要求会议延期举行。

琦善回到广州后，于1月31日拟定了中英条约的修正案，即《酌拟章程底稿》（后将分析），派人送给义律。但义律拒绝此案，坚持己见，并以战争相威胁。双方照会频频。后根据琦善的提议，双方定于2月11日再次会谈。

与广东的情势正好相反，1月27日，正当琦善和义律会谈于虎门莲花山之际，北京的道光帝收到沙角、大角战败的奏报（1月8日发），即由内阁明发上谕宣布英逆罪状，决心全力攻剿，并由军机字寄上谕给琦善，下了一道死命令：

现在逆形显著，惟有痛加剿洗，以示国威，尚有何情理可喻？……著即督率将弁，奋力剿除，以图补救。

这道谕旨于2月9日到达广州，可是琦善仍旧不肯回头。2月10日，即收到谕旨的第二天，他依然按计划离开广州。11日和12日，他与义律在虎门蛇头湾举行第二次会谈。

关于此次会谈，义律的报告称，“两人长达12小时的讨论的结果，成功地拟成了全部条文”，但琦善没有签署这个条约，要求展期10天。看来，琦善在英军压力下已经不敢公开抵制，只是耍了个滑头，到了关键时刻没有签字溜了回来。琦善对这次会谈也有报告，但已经全是谎言了。他奏称前往虎门是为了查勘该处的防务，适遇义律求见，为“缓兵之计”而与之会谈。他还奏称，会谈完全围绕香港问题，他批责了英方强占香港的行径，再次声明，只是“寄寓一所，并非全岛”。

此后，琦善如同前面所叙的伊里布，全靠谎言来维持日子。2月13日，琦善从虎门回到广州，收到了两份重要的文件：一是道光帝于1月30日的谕旨，授奕山为靖逆将军，隆文、杨芳为参赞大臣，并从各地调集大军前往广东“剿夷”。二是义律根据蛇头湾会谈拟就的条约草案——《善定事宜》，并在照会中要求早日会晤，共同签署。同一天内受到两方猛击，琦善已无路可走。2月14日奏折中，他称会见义律是“缓兵之计”，实际上是“缓”道光帝“之计”；他又称会谈围绕香港问题，很可能是风闻同僚广东巡抚怡良乘他不在广州，于2月11日出奏弹劾他“私许香港”。

由上可见，最晚从1月20日起，琦善一直对抗道光帝的谕令，拒不攻“剿”，坚持用和谈来解决争端。而到了此时，新的将军、参赞即将到来，换马已成事实，他被黜只是时间问题，也不得不改弦更张，准备武装抵抗。为此，他还在2月14日奏折中向道光帝保证：“此后该夷再来投文，自应遵旨拒绝。”

后来的事实表明，琦善对和谈还不死心。1841年2月16日，义律照会琦善，称英军已撤离舟山，要求于2月20日前在他的《善定事宜》上签字，否则“仍复相战”。琦善经受不住此等恫吓，立即忘记了自己的保证，于2月18日复照义律，真的行使起“缓兵之计”：“日来抱恙甚重，心神恍惚，一俟痊可，即行办理。”

2月19日，琦善派他的交涉专使鲍鹏去送这份“缓兵”的照会，怕义律不会善罢甘休，便另撰一文件，再次做出让步：从原先的“只许香港一隅”，扩大为“许他全岛”。他嘱咐鲍鹏：“看光景恭顺则付，倘有反复，不要给他。”第二天，鲍鹏还是带回了这份文件，因为，据这位当过买办、贩过鸦片、被地方官指名捉拿、甚至民间传说是大鸦片商颠地的幸童、而被琦善加以八品顶戴的信使的观察，“光景不好”。

就历史的结论而言，即使琦善和义律达成了协议，也绝不会被两国政府批准。但作为历史的考察而言，分析一下两人各自提出的最后价码，也不是没有意义的，这可以使人们清楚地看到他们的思想。

琦善对英方是不停地还价，其最高还价是1841年1月31日向义律提交的《酌定章程》，该条约仅有4条，内容为：

一、准许英人在广东通商，准许英人在香港地方一处寄居。

二、此后英人来广东贸易，悉按旧例办理。

三、英船夹带鸦片和违禁品、或漏税走私者，货即没官，人即治罪。

四、英人今后对此处理不得有异议。

由于琦善打算用私下解决的方法处理被焚鸦片的赔款，条约内对此事没有涉及。从琦善所拟的条约内容来看，除给予香港地方一处寄寓外，并没有其他违旨条款，反而明确重申了以往的旧例。在当时条件下，面对凶恶的敌手，可以认定琦善已经尽其最大可能维护中国利益了。

义律最后的出价，是1841年2月13日送交琦善的《善定事宜》，该条约共有7条，内容为：

一、英人前往广州贸易，按旧例领取牌照，准许自由出入。中国政府保证其生命财产安全。查无违禁品的英船主，无须具结。

二、两国官员公文平等往来。商人业务由商人自办，并按旧例向中国官宪具文。

三、中国皇帝批准将香港一岛给予英国国主，并准许中国船只去香港通商。

四、在华英人犯罪，由英、中两国官员共同审理，在香港服刑。在香港的中国人犯罪，引渡给中国，由中、英两国官员共同审理。

五、英船按旧例驶入黄埔。英商交纳行商费用以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一日（1841年1月23日）为准，不得再增。两国通商章程、税率等项，由中国行商3人和英国商人3人共同讨论拟定，由广东官府批准实施。中国行商3年内还清欠款，3年内取消行商制度。

六、今后英商携带违禁品入境，货物没收，人犯或由中国驱逐，或交英方处理。

七、条约由英全权代表和清钦差大臣盖印，然后由英国政府批准，再由清朝钦命大学士盖印。

由于义律也同意私下处理鸦片赔款，条约对此没有涉及。

义律所拟的《善定事宜》与《巴麦尊致中国宰相书》的要求相比，减少了赔偿军费一项，与巴麦尊拟定《条约草案》相比，减少了增开通商口岸、英国在通商口岸派驻官员、赔偿军费、赔款付清前占据舟山、未付赔款计息诸项；相应地增加了领事裁判权、另订通商章程、取消行商制度等内容。若以义律的《善定章程》与巴麦尊的《条约草案》相比较，前者更对中国有利。义律完全违背了巴麦尊训令。

但是，若将义律的价码与琦善的价码相比较，双方的差距仍是非常之大。由此看来，即使没有道光帝停止谈判、大兵开战的谕旨，琦善是否会同意义律的要求而在《善定事宜》上签字，仍是不能肯定的。

有论者据义律于1月20日宣布的所谓《初步协定》和后来的《南京条约》相比较，认为此期琦善外交取得了大胜利。我以为，此论似为不妥。

其一，无论是义律1月20日宣布的《初步协定》，还是2月13日送交的《善定事宜》，琦善实际上都没有同意；而琦善1月31日发出的《酌定章程》，义律也没有同意。在广东谈判期间，中英双方根本就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又何从与《南京条约》相比较，又何从称之为外交胜利？

其二，义律在广东谈判期间所作出的让步，似为其个人的行动，而非琦善所致，巴麦尊后来几次批责义律，都说明了这一点。我们检视琦善谈判中的所有照会以及有关谈判的资料，看不出他在外交上有何高明之处，似不能把他那种不断变换角色的说词，当作可嘉的战术。此时他与清王朝绝大多数官员的差别，仅仅在于，别人主“剿”，因而无“外交”可言；而他反对“剿”，因而有此“外交”的磨难。

琦善在广东谈判期间的抗旨，无论怎么说，都不能算作是细节。因此，按照儒家学说和清朝的法律，琦善罪无可逭。

可是，若不以君主的是非为是非，反过来检讨道光帝的决策，我们又可以看到，如同先前由“剿”转“抚”一样，此期的由“抚”转“剿”仍是十分轻率的。从他这一时期的朱批和谕旨来看，他似乎不是很注意英方提出条件的具体内容，而是震怒于英方提出条件的行动本身。“情词恭顺”催生主“抚”，“桀骜不驯”促成主“剿”。他的这种看问题的视角，自是“天朝”大皇帝的风格所定，而这种表现又在某些方面类似文化革命期间的“打态度”。

君主的好恶，酿成一波三折。

作为一名臣子，琦善完全知道抗旨的风险。但他坚持和谈，一方面是出自自信，以为自己既可以说服道光帝又可以说服义律，这一点是虚幻的；另一方面是出自清军不敌英军的判断，而这一点恰恰是事实。与伊里布的支支吾吾不同，琦善在奏折中是真话实说，反复上陈。这也是琦善唯一可贵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