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剿”“抚”“剿”的回旋 五 虎门大战

在弱肉强食的殖民主义时代,外交上声音的大小,不在于是否有理,而取决于武力。鸦片战争中的虎门之战典型地说明中英双方军事实力的差距。

虎门位于今广东东莞市。它不是一个点位的概念,而是泛指外濒伶仃洋,内联狮子洋,长约8公里的一段珠江江面以及附近两岸的地区(详见后图)。它是广州的门户。若要抗拒浮海而来的侵略者,其战略地位是不言而喻的。

正因为虎门的战略地位和地理形势,历朝统治者都注重虎门的设防,其最早的工事可追溯到明万历朝。清康熙朝后,修防不断,逐步形成要塞规模。1810年,嘉庆帝增设广东水师提督,其衙署就设在武山侧后的虎门寨(今太平镇),直接指挥此处的防御。

但是,虎门防御工程建设的关键年代,是1835至1839年,其总设计师为关天培。

先是1834年律劳卑来华,命英舰2艘闯过虎门要塞,一直进抵黄埔,威逼广州。虎门清军曾竭尽全力对之开火,但仅毙英方2人,伤7人,英舰也仅受到一些轻伤;但己方的损失却相当惨重。道光帝闻讯大怒,罢免广东水师提督李增阶,调苏淞镇总兵关天培继任之,命其一洗旧习。

关天培,江苏山阴(今属淮安)人,以武秀才补清军把总,积20余年经历累迁至参将。其一生中的转折点,在于1826年首行海运。是时,他以吴淞营参将的职分,押解粮船1254艘开出长江,扬帆北上,其间虽有300多艘因风潮漂至朝鲜,但皆觅道而归。当浩浩荡荡的船队驶入天津时,百万石漕粮解收无缺,三万名水手全部安然。道光帝闻讯大喜,升关天培为副将,未久,又升其为总兵。1833年,关天培进京陛见,道光帝仍不忘此事,温语嘉慰。

1834年底,关天培接手新职。他详细考察了虎门的地理形势,提出了三重门户的防御设想:

一、沙角、大角两炮台相距太远,难以形成交叉火力,故改为信炮台。一旦有敌舰内驶,两处即发信炮,通知上游各炮台守军准备迎敌。此即第一重门户。

二、上横档岛一线地理形势占利,为重点防御区域。在东水道,他改建武山西侧的南山炮台,更名为威远炮台,安炮40位,加固威远炮台以北安炮40位的镇远炮台,加固上横档岛东侧安炮40位的横档炮台,企图以威远、镇远、横档三炮台共120位火炮,控御横档东水道。在西水道,他新建上横档岛西侧的永安炮台,安炮40位,新建芦湾东侧的巩固炮台,安炮20位,企图以永安、巩固两炮台共60位火炮控御横档西水道。此即第二重门户。

三、加固大虎山岛东南侧的安炮32位的大虎炮台。此即第三重门户。

1835年,关天培在两广总督卢坤的支持下,历时约10个月,按照上述构想改造虎门防卫体系,年底工程完工。

两年之后,1838年,马他仑来华,英舰直逼虎门,关天培被迫屈服(详见第二章第一节)。事后,关天培又在两广总督邓廷桢的支持下,根据此次事件暴露出来的虎门防卫体系的缺陷,再次加强防御能力:一、在镇远炮台和威远炮台之间,新建靖远炮台,安炮60位。这是当时清朝疆域内构筑最坚固、火力最强大的炮台。二、在饭箩排和上横档岛的西侧,架起两道至武山的排链,以迟滞敌舰的内驶速度。


图二 虎门防御、作战示意图

1839年,增建工程完工,虎门成为清朝最强大的海防要塞。钦差大臣林则徐前往虎门销烟时,曾奉旨检查了工程质量,对关天培设计的虎门防卫体系表示满意。

关天培的三重门户设想,重点在第二重门户,即上横档岛一线,尤其以横档东水道为著,炮台火炮,泰半设于此处。

1835年起,关天培制定虎门清军春秋两操的章程,后又根据防御的扩大而修改。所谓春秋两操,即春秋两季的演习。该章程实际上就是未来作战的应战方案。根据关天培的章程:虎门各炮台平时守兵共590名,平均每3兵看护2炮,演习时再增派协济兵丁670名,大约每4兵操1炮;演习时江面另调水师战船10艘,每艘炮12位、兵丁水手64名,共计炮120位,兵640名;演习时另调泅水阵式兵、中水对械兵、爬桅兵、能凫深水兵等水中交战兵丁百余名。全体参加演习的清军共计2028名。此数即虎门战时编制。

根据关天培的章程:敌舰闯入虎门口端时,沙角、大角守军发现后施放信炮,通知后路;当敌舰驶入横档东水道时,以威远、靖远、镇远、横档四炮台轰击之,敌舰因排链阻挡,必不能蓦然闯过,势得停留多时,正利于清军火炮连番轰击,此时部署在横档后路的清军师船和水中作战兵丁,亦前来配合炮台作战;若敌舰驶入横档西水道,以永安、巩固两炮台轰击之,而清军师船及水中作战兵丁亦前来配合对敌;若敌舰闯过横档一线防御,继续深入,以师船和大虎炮台拒之。

这是一个完整的作战方案,但它是根据1834年律劳卑来华时虎门之战的经验而制定的,其实质是层层堵截,防止敌舰闯过虎门,直逼广州。可是,敌舰若不是急着闯过虎门,而是直接进攻炮台,那么三重门户就成了三重互不相连孤立无援的据点。关天培的9台10船426炮2028人的战时编制,也是根据1834年、1838年两次来华的英舰数目而确定的。也就是说,关天培设计的虎门的防御能力,仅是敌舰数艘。1841年,英军采取的却是直接进攻炮台的战法,而舰船数目是虎门设计能力的数倍!由于林则徐等人的敌情判断失误,虎门的防御体系至临战之际已经来不及修改,只是增加一些兵勇火炮而已。

由此可见,清王朝倚为长城的虎门防卫体系,正如明代尽心尽力修筑的长城未能阻止其祖先的数度入犯一样,本身就是一只靠不住的跛脚鸭。

有论者将虎门之战的失败,归咎于琦善的撤防或拒不派援,对此,我在绪论中已经扼要提及,这里再作进一步的分析。

据林则徐奏折,1840年6月鸦片战争开始时,虎门的清军兵勇共为3000余人。这比关天培的战时编制增加了1000多人。四个月后,1840年10月,广东巡抚怡良奏称:“虎门内外各隘口,兵勇共有万人,督臣林则徐前次奉到谕旨,当即会同臣将次要口隘各兵,陆续撤减二千余名。”这里所称的“虎门内外”,是指虎门外的九龙、澳门和虎门内的狮子洋以上的各处防守,当然,也包括虎门。怡良所奏的“万人”和“撤减二千余名”都是靠不太住的数字。即使以“万人”来计算,参照先前林则徐的奏折,澳门有设防兵勇约3000人,九龙有设防兵勇1000余人,那么,虎门兵勇至多不过6000人。这个数字虽为关天培的战时编制的三倍,却只有虎门交战时实际兵力的二分之一强。

现有的研究已经证明,关于琦善撤防的各种记载是统统靠不住的。由于当时盛传这种说法,琦善被革职逮问后,审讯时专门问及这一点。如果说琦善对其他问题尚有支吾;以示自己认罪态度良好,那唯有对此事却斩钉截铁毫不犹豫地否认。撤防并非受贿之类,可私下暗行,又何以瞒住他人?琦善若真有撤防之事,在此关系到其身家性命的审讯时,又何以敢出诳言?

与之相反,有关琦善派兵勇增援虎门之事,却是有案可据的。这不仅可见于琦善当时的奏折,而且从英方的记录中可以得到验证。沙角、大角之战后,英方同意暂时停战,条件之一是“应将现在起建之炮台各工停止,不得稍有另作武备”。但是,虎门第二重门户横档一线的增兵添防工作一直没有停止。伯麦于1841年1月11日和13日,两次照会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要求对此作出解释,否则立即动武。关天培立即复照,表示“排链已不添安”,各山所搭帐房“全行撤去”,新增援的官兵不能立即退走,是因为雇船“未能速到”。从后来的事实来看,关天培的答复是缓兵之计,除排链一项外均未实办。

经过琦善等人努力,至交战时,虎门地区的清军兵勇总数达到11000名以上,而英方又称,在虎门地区共缴获大小火炮660位以上。以此兵、炮数目与前相比,我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琦善并没有削弱虎门的防御力量,反而加强了这种力量。

也有一些论者批评琦善增援不力,即未派出更多的兵勇加强虎门防御。我以为,这也要作具体分析。

就清代的兵制和兵额而言,调兵并非是一件易事。在一狭小地区增派兵勇8000余名,琦善似也已竭尽其所能。从全国范围来看,在鸦片战争中,虎门地区的兵勇火炮超过各海防要地,是居第一位的。

就军事学术而言,虎门此时再增加兵勇已经毫无意义。如威远炮台,设炮40位,平时守兵60人,战时编制160人,而到交战时该台兵弁增至327人,另外还雇勇91人。至此,兵多已不能增加战斗力,反而成了活靶子。从炮台的规制建构来看,也已容纳不了更多的兵勇。琦善亦奏称,“炮台人已充满”,“亦复无可安插”。

当然,还须说明的是,尽管琦善对虎门防御作过如上的努力,但并不相信这些努力会奏效。1840年12月26日,他在第一次增兵虎门时便奏称:“藉以虚张声势,俾该夷知我有备,一面又备文向其详加开导。”增兵本非为战,不过“虚张”而已,目的仍是“开导”。而他后来的增兵,情况自然不同,但从其奏折中可以嗅出他应付道光帝一意主“剿”的严旨不得不为的味道。

那么,虎门战败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

虎门战役的第一仗是沙角、大角之战。1月7日清晨,英舰加略普号、海阿新号、拉恩号(共载炮52门),进至沙角炮台的正面,轰击炮台吸引守军;英武装轮船4艘拖带小船,运送地面部队共1461人,在炮台侧后约4公里的穿鼻湾登陆,实施迂回攻击。上午10时,英登陆部队占领第一道横向山岭,构筑安炮3门的野战炮兵阵地。登陆英军地面部队遂在其野战炮兵的掩护下,进攻清军山上临时军营。守军虽以炮火还击,但无法抵御居高临下的英野战炮兵,军营起火,延烧兵栅,该军营陷落。英轮船2艘在送完登陆部队后,再次机动,选择有利地形,炮击沙角山上小炮台,压制其火力。攻克山上清军军营的英地面部队,乘势攻占沙角山上小炮台,并续向山谷清军军营进攻。这时,英军4艘武装轮船已全部进至沙角炮台的正面,参加加略普号等3舰对沙角炮台的轰击。炮台守军此时已无法抗受英军的凶猛炮火,兵丁死伤过半。而登陆英军在攻克山谷清军军营后,再次行动,从侧后进攻沙角炮台。守军背腹受敌,副将陈连升战死,炮台沦陷。

就战术而言,沙角之战应使清军大开眼界。这些狡猾的“逆夷”,竟然不作堂堂正正的正面攻击,反而偷偷摸摸地绕行到炮台的背后,击打自己无防护的柔软的腹部。然而英军这种战舰攻击正面、陆军抄袭背后的战术,体现出来的是近代的军事学术。特别是其登陆部队,抢占制高点,辅以野战炮兵,次第攻击山上军营而山上小炮台而山谷军营而主炮台,连续作战,各个击破,其攻击路线流畅有序,在军事史上属上乘之作。清军则被动至极。在关天培的设计中,沙角本属信炮台,敌舰若不内驶便毫无意义。此时在横档一线的关天培,距战场仅三四公里之遥,一无所为,眼睁睁地看着手下的一支部队被英军吃掉。三重门户的设计弊陋,由此暴露无遗。

沙角之战失败了,然清军若从此认识到英军更善陆战,也可谓失中有得。但是,在清军的情报系统中,这支明明分隶于英军第26团、第49团、马德拉斯土著步兵第37团以及海军各舰水兵的正牌“夷”军,却被莫名其妙地误认为是汉奸。甚至还有人推论,这些供“夷”人驱策的亡命,原本是琦善遣散的水勇!

就在沙角开战的同时,英舰萨马兰号、都鲁壹号、哥伦拜恩号、摩底士底号(载炮共106门),进至大角炮台的正面,以其舰炮猛烈轰击守军。就数量而言,英军舰炮已是清军的4倍有余,就质量而言,差别有如霄壤。成片成片的炮台工事在炮击中倒塌,守军虽作还击,然未奏效,反在敌炮火下无以驻足,无处藏身。当英军基本打垮大角炮台的抵抗后,各舰水兵搭乘小船从炮台两侧登陆,从被轰开的缺口处攻入炮台。守军无心再战,纷纷向后山溃退,炮台失守。

此外,在沙角战斗即将结束时,英武装轮船率各舰所配属的小船,向泊于晏臣湾的清军师船和雇船发起进攻。在水面战斗中,清军更不是对手。尽管英军未使用正规战舰,仍将清军打得落花流水。英军共击溃清军战船11艘,从船上缴获大小火炮82位。

不同于先前的定海之战,沙角、大角之战前清军已作了充分的战斗准备,而且在战斗中也表现出高昂的士气和非凡的牺牲精神。清军共战死277人,另伤重而死5人,受伤462人,共计744人。在鸦片战争中,除镇江之战外,我们还找不到何地清军能有如此的拼死抵抗。但是,将士用命仍不免于毁灭性的失败。如此巨大的伤亡换来的是,英军受伤38人,无死亡!

战争的现实就是这么冷酷,丝毫也不照顾正义的一方。

沙角、大角之战后,英舰队溯江而上,进逼虎门第二重门户横档一线,并围困上横档岛。局势十分危急。1月8日,英国远征军海军司令伯麦,释放战俘,并让战俘带交一照会给关天培,声称清方若有“顺理讲和之议”,英方亦同意停战。

关天培值此危局,态度软化,当即复照,称伯麦的照会已转交琦善,请英方等待回复,“可否再为商议”,即重开谈判,并称“缓商办理,未有不成之事”。很明显,关天培此时已无战意,更倾向于谈判,甚至用“未有不成之事”这一含混的许诺,要求英方退兵,并以退兵为和谈的前提。

英方收到此照会,立即停止了军事行动,并向关天培提出了停战五条件。不久后,琦善和义律重开谈判,英军退出虎门。

尽管关天培此时有意于以谈判解决中英争端,但他作为一名军事长官,对和谈毫无职权可言,只能寄希望于琦善;而在义律等人频频发出战争威胁之下,他的职责又要求他加强虎门的防守,准备再战。然而,他此时面前又有着两件急迫棘手之事:

一、沙角之战暴露出清军炮台侧后的空虚。据此教训,关天培不顾停战条件中“不得稍有另作武备”的限定,在琦善的支持下,在武山侧后的三门水道开始修建一座安炮80位的隐蔽式炮台,以防英军故伎重演;在威远炮台的南侧、上横档岛等处,紧急修建沙袋炮台;又在各处炮台的侧后,添派雇勇,准备与抄袭后路的英登陆部队作战。伯麦见情曾两次照会关天培,提出责难,而关天培仅在复照中表示顺服,实际工作并未停止。

二、沙角、大角之战后,清军士气大受挫伤。一部分兵弁闹赏讹钱,否则将纷纷四散。关天培为安抚士兵留防,只得典质衣物,每兵给银2元。琦善亦为此而拨银1.1万元,发给关天培等人,以作激励兵弁士气之用。

然而,关天培抱有希望的琦善—义律的广东谈判,此时已是燃油耗尽的灯,光线摇曳而终将熄灭;关天培的种种筹防措施,也为英军所疑忌,终使其采取军事行动。

1841年2月23日,英武装轮船复仇神号和一些所附属的小船,由晏臣湾闯入三门水道,驱走正在该处设防的清军船只和兵勇,破坏尚未完工的炮台。次日,复仇神号和小船再入三门水道,拆毁阻塞河道的各种设施。

战斗重新打响。空前规模的大战在关天培设防的重点横档一线展开。该处有威远、靖远、镇远、横档、永安、巩固六座炮台及两道排链。至此时,尽管第一道排链已经毁环,但该处清军的武力已经得到了极大的加强:

一、武山一带的镇远、靖远、威远三座炮台,火炮增至147位;在威远炮台南,建有2座沙袋炮台,安设小型火炮30位;在炮台后山,建有军营,驻以兵勇,以防英军抄袭后路。

二、在上横档岛,除原设横档、永安两炮台外,修复横档山上炮台;并在该岛的南北,修建沙袋炮台;在岛中部,建有军营,驻以兵勇,准备与登陆英军交战。全岛的火炮数目增至160位。

三、在芦湾一带,除原设巩固炮台外,又在其山后建一军营,驻守兵勇。炮位和军营共有火炮40位。

总之,在横档一线,清军在当面共有兵勇8500人,火炮377位,增加的数量不为不多,但防御的核心仍是原设6炮台。

2月24日,英远征军海军司令伯麦向关天培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将横档一线清军阵地全部交由英军“据守”,未收到答复。2月25日,英军开始行动。首先占领下横档岛,在该岛的制高点设立了共有3门重炮的野战炮兵阵地。

2月26日清晨,下横档岛英军野战炮兵向上横档岛射击,多次击中该岛清军炮台、军营。由于清军火炮多置于该岛东西两端,又兼英野战炮兵居高临下,难以还击,被动挨打,岛上逐渐陷于混乱。一些清军将领见势不妙,驾小舟离岛北逃,愤怒的士兵们不是向英军,而是向逃将们开了第一炮。

上午10时左右,风起,英舰开动。各载炮74门的伯兰汉号、麦尔威厘号和武装轮船皇后号为一路,攻打武山。为了躲避横档、威远等炮台的射击,该路英舰船沿晏臣湾航行。设于威远炮台东南的清军沙袋炮台和威远炮台向该路英舰船开炮,然沙袋炮台火炮太小而威远炮台射击夹角过大,无法对英舰船构成威胁。伯兰汉号和麦尔威厘号分别在威远炮台西南360米、540米处下锚,以猛烈炮火轰击武山三炮台。清军靖远、镇远两炮台因射击夹角限制而不能发挥作用,横档炮台又被下横档岛英野战炮兵所压制,只有威远炮台独自还击。英舰在长时间的炮击后,基本摧毁了威远、靖远和沙袋炮台的作战能力,水兵300名乘势搭乘小船登陆,进攻各炮台。至下午2时,武山一带各炮台失陷,关天培及20余名兵弁战死(可对照沙角、大角之战),绝大多数在战斗中溃逃。驻守炮台后山的清军兵勇未主动出击,反被英军驱散。

在伯兰汉号等舰开动的同时,载炮74门的威厘士厘号、载炮44门的都鲁壹号和4艘轻型战舰为另一路,攻击横档西水道。威厘士厘号、都鲁壹号在西水道的正中下锚,用两侧弦炮同时向两岸的永安和巩固炮台开火,而轻型舰加略普号、萨马兰号、先锋号、硫磺号则穿过西水道,在上横档岛防卫薄弱的西北部下锚,轰击该岛的炮台和军营。上横档岛清军已经遭受了下横档岛英野战炮兵的连续几小时的轰击,此时在英军6舰200余门火炮的攻击下,已难以支持。至下午1时,永安、巩固两炮台均被打垮,停止射击。早已机动至下横档岛南侧避炮的英轮船复仇神号等船,乘机运送陆军在上横档岛西端登陆。英军在占领永安炮台后向东发展进攻,次第占领该岛中部的清军军营、该岛西端的横档山上炮台和横档炮台。由于岛上清军无处逃生,共有250人战死,100余人受伤,另有1000余人成了英军的俘虏。

下午4时,威厘士厘号的水兵,搭乘轮船和小船在巩固炮台处登陆。该炮台已被英军击毁,守军早已逃逸。英军占领巩固炮台后,继续向后山清军军营进攻,驱散了守军,焚烧了军营。

至下午5时,战斗全部结束。

英军在横档一线战斗中采用了避实击虚的战法,主力没有放在清军防卫较强的东水道,而是在防御相对薄弱的西水道实施突破;而在西水道作战的大多数英舰,又转攻防卫力更弱的上横档岛西北部;该岛东部强大的横档山上炮台和横档炮台,如同沙角炮台一样,被英军从背后攻破;即便是攻击东水道的英军战舰,也未深入,仅把攻击点放在威远炮台,从而避开了横档、镇远、靖远炮台的强大火力。正因为如此,英军在此次大战中,几乎没有受到什么损失,仅有5人受了点轻伤!

关天培战前设计的战法,本是层层阻截敌舰的阑入,特别是从东水道强冲硬过。遇到这股无意越过而竟然直攻的敌人,实际上他已无战术可言。尽管他在战前构筑沙袋炮台、添防兵勇,但这些临时设施在实战中几乎无用。

这里,还需要说明一下英军都感到奇怪的下横档岛未设防的问题。

下横档岛位于上横档岛之南,从近代战术原则来看,它是攻击上横档岛的一把钥匙。可是,关天培最初的目的在于层层堵截,从地理形势来看,它不如上横档岛,可以和武山、芦湾更紧密地联成一气,因而他在上横档岛大兴土木时,没有注意到下横档岛。而到了开战前,仍未在下横档岛布防,是因为他还不明白西方此时惯用的抢占制高点、运用野战炮兵诸战术,尽管英军在沙角之战时已经运用过这些战术。从下横档岛这一细部之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中西战术思想的差距。

关天培英勇地战死了。人们由此称颂他精忠报国。当他的遗骸由家仆领走时,英舰亦鸣放礼炮,表示对殉国者的尊敬。他已经没有机会来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了,而后人只是一味赞美,以激励人们效法他,义无反顾地以身殉国。对于一个英勇战死的战士,任何批判都已不属于是非的范畴,而上升到道德的层面,指责他即与不道德同义。但是,当我们离开这一价值取向,在以后几章中又会发现,关天培的错误,当时的人们还在重复。

不知道关天培的在天之灵,更希望人们称颂他的英勇,还是希望人们批责他的错误而以免一错再错?

从以上这些不无枯燥的军事学术上的检讨中,不难得出结论:虎门战败与琦善当家无涉,换清王朝中的任何一个人来主持,也改变不了战败的命运。这因为,战败的原因几乎全是军事的,是由双方军事力量的强弱、技战术水准的高下决定的。

可是,道光帝却不这么看。他没有亲眼目睹英军的武力,总认为在军事上有几分把握。他担心的不是清军武力的弱小,而是主帅琦善的懦怯,因而将琦善种种清军不敌英军的直言,当作其懦怯的表症,没有听进去。1月30日,他以奕山主持广东军务,正说明他还未看清实际,将此当作主帅个人的胆略和能力问题。2月20日,他收到怡良关于琦善私许香港的密折,立即下令将琦善革职锁拿送京审判,问题的性质,又似乎转化到主帅的道德品质层面去了。虎门之战的军事教训总结,由此被耽搁下来。

在义律和道光帝夹缝中求生存的琦善,同时受到义律和道光帝的猛击。他心里明白,他只不过是道光帝的一名奴才,荣辱性命全捏在道光帝的手中,到此只能毫不含糊地转向,以适应道光帝的脾胃。1841年2月14日,他在奏报沙角、大角之战清军伤亡情况时,启用了他先前极度诋毁的粉饰手法,宣称清军官兵奋不顾身,“接仗四时之久”,“共计剿杀夷逆汉奸六百余名”云云。正如前节提到伊里布,这种不无迎奉帝意的言辞,更触发道光帝的勃然大怒,朱批:

前此据称广东兵全不可用,欺罔之心,妙在由己证之。

又朱批:

慰忠魂无他法,全在汝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