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回过头来，检讨一下自2月27日乌涌之战至3月18日英军重占商馆这20天的广州内河战斗。

自鸦片战争一开始，广州的各位主帅，林则徐、琦善、怡良、杨芳，都已注意到虎门一旦被突破后的广州内河防御，先后拨兵拨炮，并在河道狭窄处沉船或以木桩阻塞，以防英舰直逼广州。其中，乌涌炮台琦善派湖南兵900名，合之本地守军700名，共计1600名，邻近又有林则徐购买的安炮34位的战舰甘米力治号（Combridge）和40艘战船，兵力不为不厚，结果大败，阵亡总兵祥福以下446名（大多在溃逃时被英炮击毙）；二沙尾、猎德一带，不仅有炮台，而且河道已阻塞，琦善先是派怡良前往坐镇，后改由江西南赣镇总兵长春驻守，然英军在拆除河道障碍时，守军竟坐视不顾，一经交战即大溃；凤凰岗一带，杨芳派兵1000名，然在3月18日战斗中一无所为。大黄滘炮台守军将领在临战前一天，竟派人与英军商议：

你也不要放炮，我也不要放炮，谁都不要放炮。我可以放六次没有炮弹的炮，给皇帝留面子，然后走掉。

对于这样的军人，我们能作何评论呢？

据英方的记载，这20天的广州内河战斗，英军共摧毁清军大小炮台、军营十余座，击毁各种战船数十艘，缴获大小火炮共计约400位。

而英军的这些军事行动，每次仅出动几艘轻型战舰。如最为激烈的乌涌之战，为英舰5艘、轮船2艘。又如最戏剧化的大黄滘炮台之战，为英舰2艘、轮船1艘。就是3月18日横行省河令杨芳震惊的那次行动，英军也仅动用了5艘战舰、2艘轮船、1艘运输船和一些小船。历来谓英军大舰不得入内河、小船无能作为的清朝官吏，此次饱尝了英军轻型战舰的威力。如同先前的虎门历次战斗一样，英军在内河战斗中伤亡极轻，3月18日的战斗仅受伤8人，其余各次战斗，我还没有找到相应的记录。

这里，还有必要提一下西江水道战斗。1841年3月13日，正当大黄滘炮台清军以空炮迎战英舰时，英武装轮船复仇神号拖带两只小船，驶入澳门西侧的西江水道。在3天的航行中，这支小小的船队，沿途竟打垮了6座炮台，击毁了清军9艘战船，毁坏了清军100多门大炮，并拆除了多道拦江障碍。于15日，顺利到达虎门之后的莲花山。按照英军军官的记录，整个行动尤如假日郊外野餐。

从3月5日至3月18日，战功赫赫的果勇侯杨芳，在这两周中终于弄清了一个事实，他手中并无制服这些“夷”人的招术。他已经从来粤途中的满腹韬略的迷梦中清醒过来了。

就当时英军的兵力兵器而言，自1841年2月27日攻陷乌涌炮台后，完全有能力一鼓作气攻下广州。

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义律不这么做？为什么他相反行事，于3月3日、3月6日、3月16日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停战，呼吁谈判？

义律的想法很简单，他不希望广州的战事吓跑了居住在广州的富商。

自1839年3月林则徐封锁商馆起算，中英贸易整整停顿了两年。对伦敦、孟买和广东的英国商人来说，这两年中仅茶叶、丝绸贸易的损失就极为惨重，更兼英国政府财政部每年高达百万英镑的茶叶税。作为对华商务总监督的义律，不是不明白此中的利害。而虎门口外始终徘徊未去的数十艘英国商船，又似乎时时刻刻在敲打他的神经，赶紧通商，赶紧通商！正因为如此，自与琦善的广东谈判一开始，义律便谋求早日恢复贸易，以能让伦敦的绅士们继续保持午茶的优雅风尚。

可是，生意须在两国商人之间进行，若广州的商人被英军的大炮吓坏了，纷纷逃难，又跟谁去做生意呢？

军事上的胜利若不能带来经济上的利益，那么，再显赫的武功也就丧失其意义。盎格鲁—撒克逊人此行非为“宣威海徼”。他们把商业利润看得高于其他。

因此，义律在得知琦善被黜后，预料到中英两国条约一事不可能在广州达成，改而谋求先恢复广州通商，再领兵北上进攻，另寻缔约的出路。

于是，1841年3月18日英军重新占领商馆后，义律向广州“钦差大臣”（他尚不知此时的广州由杨芳当家）发出照会，要求当天立即与广州的“贵爵大臣”面谈，并限“半辰”（可能是指半个时辰，即1小时）答复。至于该照会的由头“现在据有报知”，是指美国副领事多利那（Edward Delano）与广州知府余保纯的会谈。余保纯并没有托美国副领事转告义律，希望与英方和谈，义律如此写来，显然是找个借口罢了。

在广州城岌岌可危的局势下，杨芳很快便作了答复。他本是军事统帅，无权与英方谈判，因此对于英方的面谈要求，只能予以拒绝。照会中有“公有战，我有守”一语，也有一些玉碎的气派。但是，杨芳并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而是提出了书面交涉的方法。

据林则徐日记，3月18日晨，林则徐“往晤”杨芳。而英军于当日下午4时占领商馆，因而义律与杨芳上引照会的交往，只能在4时以后进行。看来，杨芳的这一份照会，很可能并未经过林则徐。但是，据林3月19日日记，杨芳和怡良当日一起来到林则徐的寓所，“竟日议事”，共同商量对策。

就在杨、怡、林共讨大计之时，3月19日，广州知府余保纯正在商馆中与义律进行谈判。针对杨芳的照会，义律亦发出了一份措辞强硬的照会，指出“若大清国未能施以公道善定事宜，足崇大英国威，则我必仍行率兵，与各省力战”云云；此外，义律还交给余保纯一项备忘录，提出只要发告示优待外国人和恢复通商，英军将撤退，并停止军事行动。余保纯要求给予考虑的时间，但义律没有同意。

余保纯带回的照会和备忘录，当时就在杨芳、怡良、林则徐这广州三巨头之间讨论。讨论的具体内容，林则徐在日记中没有详说，但从日记中可看到两项结果：

一、3月19日讨论后，“参赞移至余寓同住”，若双方旨趣不投，“同住”似为不可能。由此，我们可以推测三巨头得出了相同的意见。

二、3月20日日记称：“参赞委余守（保纯）赴夷船给回文”。这说明杨芳的行动林则徐是知情的，这又反过来说明杨芳在移往林寓“同住”时，并没有隐瞒自己的立场。

3月20日，杨芳派余保纯送去照会，同意义律备忘录中的两个条件。同日，杨芳和怡良还联衔出具告示：

“……现准各国商人一体进埔贸易，尔等商民与之交易往来，一如旧例，不得窒碍生事……”

这就是杨芳—义律3月20日的停战协定。但是，义律并没有退兵。他决定用英军的武力，来保证这项对英国极富利益的商业活动的进行。

从今天的知识来检讨，杨芳、怡良、林则徐之所以屈服，同意恢复通商，主要是他们没有识破义律的真实意图。义律的强硬态度和言辞使之认为英军真的欲攻破广州。就另一方面来讲，他们也实无退兵之计。尽管3月18日战事正鏖时，林则徐在广州点验壮勇，分布各路，但他心中似乎明白，这几百名壮勇未必真能起作用；不然，他就不会早在3月1日得悉乌涌失陷后，就送眷属“登舟赴上游寄寓”，以避战难了。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根据当时的情报判断，不论是杨芳、怡良、林则徐，还是清王朝中的其他人，此时若要保全广州，唯有同意恢复通商，别无选择。这与他本人内心是否主战或主和都没有关系。

战争的权威性，就在于强迫对方顺从。

与琦善相比，杨芳的违旨行为不知严重多少倍。琦善奉旨主“抚”，始终不肯与英人签订条约。杨芳奉旨主“剿”，却擅与英人达成停战协定。可杨芳的结局又不知好过琦善多少倍。这里面的关键，在于如何上奏。

1841年3月6日，杨芳到达广州的第二天，上奏道光帝，隐匿了琶洲、猎德、二沙尾等东路炮台的失陷，仅虚笔略提英军“前哨探至省城相距十余里游奕”，然后笔锋一转，大谈自己如何布防，宣称“可以仰慰圣廑”。道光帝于3月21日收到此折（正是广州恢复贸易的第二天），吃下了这枚空心汤团，上谕中称“览奏稍纾忧念”。

3月12日，杨芳再次上奏，谎报乌涌之战中清军“砍毙逆夷，多于官兵”，即杀敌446人以上，并称其筹防措施已使“民心大定”，“军民鼓勇，可期无虞”。至于道光帝迫切希望的“进剿”，他寻出了一个延宕的理由：怕英军逃窜而不能全歼。他建议“暂为羁縻”，等奕山、隆文赶到后，“再为设法水陆兜剿”。

杨芳的这一番本意拖延时日的托词，歪打正着，恰中道光帝的心思。我在第三章中提到，先前道光帝决议主“抚”，其中一条重要理由，便是担心在陆路上占有“优势”的清军一旦进攻得手，英军退往海上，便无法追剿，战争将拖延下去，不能获得如同西北擒获“夷酋”张格尔那样的彻底胜利。他一开始下令奕山、杨芳出征时，便提出了“剿捦逆夷”。后又多次下令，不要放跑了英军，“务将（英国）首从各犯及通夷汉奸，槛送京师，尽法惩治”。因此，当他得知英军由虎门深入内河，不以为忧，下旨“可期一鼓作气，聚而歼旃”。当3月28日收到杨芳的这份奏折，对杨的“不趋小利而误大局”的做法非常满意，在该段上朱批：“如能设法羁縻，不令遁去，方合机宜。”又在该折尾兴奋地一连写下了两段朱批：

……朕日夜引领东南，企盼捷音之至。

客兵不满三千，危城立保无虞，若非朕之参赞大臣果勇侯杨芳，其孰能之？可嘉之处，笔难宣述！功成之日，伫膺懋赏，此卿之第一功也。厥后尤当奋勉。

他还由内阁明发上谕，称赞杨芳“晓畅军务”，“著先行交部从优议叙”。

道光帝所企盼的捷音果然不久而至。4月2日，他收到杨芳于3月17日发出的奏折。在这份奏折中，杨芳竟将3月16日凤凰岗击退英方打着白旗致送照会的小船，夸张成一大胜仗，称英军“大兵船两只、火轮船一只、三板船十数只，冲过大黄窖（滘）废营（用‘冲过’‘废营’的字样，掩饰了大黄滘炮台的失守），直欲闯过省河”，驻守凤凰岗的清军“奋不顾身，叠开大炮百余出”，击沉英三板船两只，击断英大兵船主桅一根，击毙英军多名，英船“畏惧退走，不敢遽行省河”。该折还提到了西江水道战斗，称清军的极力“抵御”，使英船当晚便“退出”。道光帝读及于此，如何能不喜悦，在上谕中称杨芳“调度有方，出奇制胜”，并再次将杨芳“交部从优议叙”。

一直到了第五天，4月6日，道光帝仍未从前一天的兴奋中缓过劲来，谕令正在途中的靖逆将军奕山：

广东凤凰岗有二月二十四日（3月16日）之捷，省城自可无虞。该将军等星速前进……务即会同杨芳熟筹妥办，一俟大兵齐集，即设法断其归路，痛加剿洗，以彰挞伐而振国威。（重点为引者所标）

可是，杨芳的牛皮也吹得太大了。就在他出奏的第二天，3月18日，英军便肆虐于省河，省城深为可虞。尽管杨芳在3月20日的照会及告示中，都向英方保证“据实陈奏”，但3月22日他的奏折，仍是一篇粉饰的杰作。

在这份由杨芳、阿精阿（广州将军）、怡良合词恭具的奏折中，先称美国副领事多利那请求允许英国恢复通商，被正词驳回；再称英军于3月18日乘风冒死闯入省河，由于清军防守严密，不得不于18日至19日退出；最后称行商伍怡和呈递义律字据：“不讨别情，惟求即准照常贸易，如带违禁之货，即将船货入官”，请道光帝对是否准许恢复通商一事“指示机宜”。

杨芳恐这份虚掩过分的正折说不清楚，随奏另附两份夹片，要求“留中不发”。第一份夹片婉转承认清军力量不足，防守广州有八难，于是，杨芳称经其深思熟虑：

莫若先设一计，以退其船。查从前该逆夷求偿烟价、求给地方，皆无可许之理。今俱不敢妄图，而惟希冀照常贸易……彼若以诈来，奴才亦即以诈应之，将计就计，冀其坠入术中，于剿办或稍有把握……

第二份夹片称，英军退出后，立即在大黄滘、猎德垒石阻断河道，另派兵前往堵塞虎门内河，待奕山、隆文赶到后，“熟筹剿办”。

杨芳的正折和夹片，隐匿了两项最重要的事实：一是完全不提广州内河各军事要点的失守和英军重占商馆，反而谎称英军因清军防守严密而退出；二是完全没有提到余保纯与义律的谈判及杨芳的照会和告示，将既成的事实作为尚待请旨的议案。为了使道光帝同意广州恢复通商，杨芳竟诡称如此将有利于将来的“剿办”。

若不知广州的真情，仅凭杨芳的折片，人们很难揣度当时的形势。智商平平的道光帝，对此更是不得要领，下了一道让今人莫名其妙的谕旨：

本日据杨芳驰奏，逆船驶进省河，旋即退出……（杨芳）所办尚好。……洋商呈出义律笔据，代恳通商等情，此系该逆奸谋，懈我军心，惟现在大兵未集，不敷调遣，著杨芳设法羁縻，俾不得远遁外洋，致将来攻剿费手。其现在如何从权制驭之术，朕亦不为遥制。奕山、隆文计已抵粤……著仍遵前旨，断其后路，四面兜捦，克复香港，以副委任。（重点为引者所标）

且不论其中的“设法羁縻”、“不为遥制”究竟该作何解释，就看看当时不和谐场景就使人哭笑两难：一边是兵败无策后屈服“夷酋”，一边是企盼大兵兜剿擒获“夷酋”，广州与北京，尤如现实与梦境。

3月31日，广州恢复通商已经10天，杨芳仍在奏折中欺骗道光帝，声称美国商船驶入黄埔引起英国商人的好一阵歆羡，由于得知杨芳已上奏请旨，义律等人抱有一线希望，所以“旬日间无一动静”。杨芳此折的目的，是以英方“无一动静”的驯服姿态，诱引道光帝尽早批准恢复中英贸易。可道光帝却发现了其中的漏洞，若美商代英商销售岂不是放纵英人得逞，于是，他一面下令杨芳严查有无蒙混影射等弊，一面明确宣布“断不准”英国通商。

广州到北京的驿递速度，让杨芳、怡良等得心焦。4月3日，他们再次上奏，试探道光帝的态度，声称3月31日因美、法两国的请求，已批准港脚（即英属印度）商人恢复通商，并请求道光帝批准英国通商，“暂作羁縻，以便从容布置，可期计出万全”。

15天后，这份奏折到达道光帝的案上。他观此勃然大怒，在该折上朱批达5条之多，其中有：

朕看汝二人欲蹈琦善之故辙。

若贸易了事，又何必将帅兵卒如此征调？又何必逮问琦善？

并由内阁明发上谕，斥责杨芳、怡良，将其“交部严加议处”。4月23日，吏部议奏，杨芳、怡良照溺职例革职。道光帝因“现当剿办吃紧之时”，改为革职留任，“以观后效”。

比起前任林则徐、琦善，杨芳的处分真是轻得不能再轻了。况且杨芳一生立的功大，闯的祸也大，褫花翎、摘顶戴已是多次，最重为革职遣戍，对他说来，“革职留任”不过是湿衣裳的毛毛雨。但是，杨芳未受重罚，并非是道光帝待人不公，而是他在奏折中施展了一整套粉饰夸大加躲闪腾挪的功夫。他始终没有让道光帝知道广州内河战败的真情，始终没有让道光帝知道英国已恢复通商。

威风凛凛战功赫赫的果勇侯杨芳，在与英军的作战中，未露丝毫的“果勇”精神，而在对道光帝的捏谎上，却大显惊人的“果勇”气派。

但是，若将杨芳的谎言与后来的奕山相比，又只是小巫见大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