奕山是康熙帝第十四子允禵的四世孙。在康熙朝的立储纷争中，身为抚远大将军的允禵，本是最有力的皇位竞争者。雍正帝在迷雾中继位后，长期监禁允禵。允禵之子，奕山的曾祖父弘春，亦为此而受迫害。

经雍、乾、嘉三朝之后，百年前祖上的恩恩怨怨已经消褪色彩。自道光帝继位后，奕山颇得宠信，1821年以四品宗室充三等侍卫，历二等侍卫、头等侍卫、御前侍卫、伊犁领队大臣、塔尔巴哈台领队大臣、伊犁参赞大臣，迁至伊犁将军。期间曾参加过平定张格尔一役。1840年4月，道光帝召其回京，任领侍卫内大臣、御前大臣等职。按照清朝的官位品秩，武职的领侍卫内大臣相当于文职的内阁大学士，为最高一级。然而，更重要的是，奕山久任内廷职位，平时见到皇帝的机会比较多，这又是一般官员不可企及的。

1841年1月30日，道光帝授奕山为靖逆将军，从湘、赣、鄂、桂、滇、黔、蜀七省调集大军，命其统率南下征战。这对奕山说来，正是一个机会，祖上的种种不平事，可由他这位子孙的戈马武功来洗雪。

奕山受命后，面聆圣训，于2月2日领受了御赏的“大缎袍褂料各二件”，随后组成了由御前侍卫、京营武弁、部院司员共35人的参谋班子。在嘈嘈嚷嚷中操持了两周后，奕山一行于2月16日，浩浩荡荡，离京南下。

前方的军情如此急迫，而主帅的准备似过于悠闲。当时任北京俄国东正教教士团监护官的俄国外交官柳比莫夫（此人后任俄国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司长），目睹这一出征场面，给国内的报告中写道：

我有幸看到这个美妙的场面。将军被抬着，他的陪同人员有的乘马车，有的骑马。不算各种官员，他的随从侍者就有50人。就拿与我们教士团联系的官员来说，他与将军一起出发，也带了约10人。有的人拿弓，有的拿箭，有的拿床垫、枕头，等等。我国如有人接到命令要出发，骑上马就走，而这里不是这样，你等着听童话吧，事情得慢慢做。譬如说，将军打算到前线去20天，而抬他就得抬30天，这还是因为按照最高命令，一昼夜必须走两站路程。

不过，在这位俄国间谍眼中极其荒唐的现象，在“天朝”恰是无人訾议的正常情景。

奕山出征了。他是继林则徐、琦善之后，第3位由京赴粤的大员。而从今天的知识来看，道光帝赋予他的使命，“剿捦逆夷”，如同他的两位前任，仍是无法完成的。

他是否也走上了与前任相同的道路？

从清代档案来看，奕山未出京前，道光帝就发给他3道谕旨；从奕山的奏折来看，他在途中至少收到了6道谕旨。检视这些谕旨，除通报广东、浙江的军情外，无非是催其加速前进，其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字样为，“一意进剿”，“星夜兼程”。

尽管道光帝催得很紧，但奕山赶路的速度并不快。据《广东军务折档》，他于2月26日到山东东平，3月17日到安徽宿松，28日到江西泰和，4月3日方进入广东境内。又据其自称，行程不快是沿途大雨，路上泥泞。而他一入广东，反在韶州（今韶关）停了下来，理由为：一、得知英军已逼近广州，放言等他到达后“即求定局”，而此时各路援兵未到，火炮未齐，速到广州，反会被英军所困。二、等候新任两广总督祁𡎴，一并前进。

奕山的理由是否站得住脚，没有必要分析，因为从广州的局势来看，他早几天或晚几天到达，似为无关紧要。需要介绍的，是奕山所举理由的背景。

自1841年1月6日至3月15日，道光帝共调大军1.7万人援粤。这是奕山倚以为战的军力。可至4月初，进入广东境内援军仅8000余人。按照我在第一章第二节中谈到的清军调兵速度，援军的全部到达，须至5月份。也就是说，道光帝所期待的大兵进剿，最早要到5月份才能进行。

虎门之战、广州内河之战、西江水道之战，使清军在这一地区损失的火炮约1000位。奕山若要发动反攻，需从广西、湖南等省调入火炮，这也需花费时间。

道光帝为了保证广东作战的后勤供应，于1841年2月10日派曾任广东巡抚的刑部尚书祁𡎴办理粮台，辅以江西、广东两布政使。琦善革拿后，又任命祁𡎴为署理两广总督（后真除）。此外，为加强军事指挥，又于3月15日增派曾参加平定川楚白莲教、张格尔诸役，并获绘像紫光阁殊荣的四川提督齐慎为参赞大臣。这样，广东的前敌班子由奕山（领侍卫内大臣、御前大臣）、隆文（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杨芳（湖南提督）、齐慎（四川提督）、祁𡎴（原刑部尚书、两广总督）五人组成，这在清朝历史上也是一个罕见的强大阵容。道光帝还慷慨地一次性拨给军费银300万两。而道光帝所赋予的任务，除大兵兜剿、擒获“夷”酋外，又增加了一项：收回香港。

4月14日，奕山等人由佛山进入广州，途中共57天，比他的前任琦善多用了1天。但在这57天内，广州的局势已经大变。

奉旨“剿夷”的奕山，似乎很看重对英强硬的林则徐。在未进入广州之前，便写信给林则徐，约他面谈问计。4月13日，奕、林会晤于佛山。此后，他们在4月15日和18日，在广州有两次时间甚长的会晤。

关于这些会谈的内容，史籍上有一些透露，谓林则徐向奕山提出了6条建策。而在这6条建策中，我以为最重要的有两条：

其一，林则徐提议，密饬余保纯和行商，用“好言诱令”英军退出省河，然后在广州以东的猎德、二沙尾一带和广州以南的大黄滘一带阻塞河道，构筑沙袋炮台，派重兵驻守。此两处办成后，再致力于黄埔，最后筹防虎门。林的这一建策，就作战思想而言，仍是其战前的据守海岸坚强防御据点的战法。

实际上，林的这一战法已不新奇，3月22日杨芳奏折所附密片中，已陈此说（很可能杨芳正是听从了林的建策）。但是，若从当时的实际出发，林的这一建策有两项操作上的困难。

据林则徐称，当时猎德一带的珠江河道，宽约660米，深6米以上，大黄滘一带河道，宽约350米，深约10米。如果只是简单的阻塞，将无济于事，因为前次广州内河战斗时，猎德、大黄滘都已阻塞，但水中障碍皆被英军清除。如按林则徐所要求的“巨石”堵塞，那两处的石方量不难推算，似在短期内难以完成。退一步说，即便阻塞了珠江河道（且不论此举会引起何种生态恶果），那也只是阻止英军舰船由水路直逼广州城下，又何以阻挡英军的陆路进攻？林要求堵塞的猎德，距当时的广州城约5公里，英军若从此处发起攻击，比后来的攻击路线只长3公里。

另外，林则徐堵塞河道的前提，是英军退出省河。可如何使英军退出省河，又是一件难事。林在此用了“好言诱令”四字，即虚假地应允英方的某些条件。且不论道光帝的“断不准提及通商二字”的严旨，使奕山不敢同意英国通商；即便作此承诺，对英方也无吸引力，因为先前杨芳、怡良已经出具照会和告示。至于在其他方面作出承诺，更是违旨举动。

如果我们再看看道光帝的谕旨，便能知晓奕山绝不敢听从林则徐的这一建策。道光帝给奕山规定的战法是大兵兜剿、擒获“夷酋”，其基本战略是进攻，而林则徐的战法（即便成功）只是保守的保全广州的方案。尽管我们有理由指责京师的旨意更加不切实际，但对统兵大员来说，不执行这一旨意，又是另一回事了。琦善、伊里布前鉴俱在，奕山不能不小心行事。

林则徐的这一建策，奕山没有采用。

其二，林则徐建议，对驶入内河的英舰船实施火攻，火船在佛山一带装配，于深夜乘风顺流放下，另以战船、水勇配合作战。

林的这一建策，仍脱胎于战前的“攻首尾跃中舱”之法，火攻是中国水战的传统战法，火烧赤壁等战例更是深入人心。奕山在路途中便存有此心。林的建策，颇合其意。后来奕山采用的正是这一战法。

除此两项外，林则徐还提议准备战船、调集火炮、查拿汉奸三项，这些已属技术性的问题，在当时无特别之处，奕山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在此可不再分析。至于林提议建立外洋水师一项，因与奕山当时的条件差距太远，根本无法实施，我准备放在第六章中再作分析。

由此可见，林则徐的军事思想，仍停留在其战前的水平上，并没有从广东的一系列战事中，总结出真正的经验教训。他的6项建策，仍无回天之力。

需要说明的是，林则徐作为“天朝”中的一文臣，如此建言，并不足奇，也不必究其责任；然而一些论者对此未加分析，先作赞词，称作救时之方，指责奕山未能一一如计行事，反显足以为奇。这也是我写下这段文字的原因。

义律此时似乎也在等待奕山的到来。

自1841年3月20日广州开港后，义律策划了一个计划：在广州至香港一带保留7艘军舰和全部陆军，以威慑广州当局，保证广州通商顺利进行；主力战舰北上，进攻厦门，然后再南下广东；当主力战舰南下时，广州的通商可以大体结束，英军于5月北犯江、浙，迫清政府屈服。

1841年3月27日，义律同远征军海军司令伯麦和陆军司令郭富（Sir Hugh Gough）讨论这一计划，遭到反对。郭富提议将进攻厦门的行动，放到第二次北上总攻击时一并进行，并要求增援；伯麦也提出了增援的要求。于是，会议决定：推迟北攻厦门，英军以全力控制广州的局势，伯麦往印度求援（3月31日出发），义律进驻商馆（4月5日到达），探明情况是否会变化。

义律很早便得到奕山即将到来的情报，也急欲知晓他对广州停战通商的态度。4月14日，奕山一入广州，义律立即照会杨芳，询问广州停战通商协议是否仍旧有效？奕山是否准备开战？4月16日，广州知府余保纯带来杨芳的复照，词语含混：

前许代恳圣恩，已为陈奏。昨日大将军、参赞大人到来，亦候恩旨定局，断不失信，令问好。

我在前节已经谈到，杨芳的奏折，只谈到准许“港脚”贸易，并未报告实情；而道光帝的驳斥，此时尚未到达广州。从这份照会来看，奕山似乎同意通商停战协定，答应等待圣旨。“令问好”一语，也颇有亲善之意。

让人吃惊的是，余保纯在送交上引照会时曾与义律交谈，他提到这么一件事：余曾问广州的大员们，若道光帝不同意通商，决意开战，将会怎么样？广州的大员们答复，圣意不可违，但开战可在广州以外的地区进行，通商也不必因此中断而可继续进行。

看来广州的大员们准备与英方联手，导演一场专门做给道光帝看的戏！

义律对杨芳的答复似乎很满意。他于4月17日发布告示，宣称英军不会进攻广州，通商可继续进行。

通过在广州商馆里20多天的观察，义律得出结论，广州局势不会因奕山的到来而恶化。于是，他回到澳门后，于4月25日决定，除留下一部分兵力保持对广州的警戒外，主力于5月12日之前北上，进攻厦门及长江流域。

可是，就在此时，广州方面又传来各省援军开到、炮台加强武备的情报，而杨芳又以“私信”形式劝诫义律罢手。义律为此再入广州商馆，就近刺探军情。

5月11日，义律与余保纯会谈，一次付给三份照会，提出要求：一、撤退各省援军；二、撤回西炮台新设大炮；三、广州当局出示安民；四、奕山、隆文、杨芳联衔复照。次日，义律离开广州去澳门。

义律的这一次广州之行，使之得出了完全不同于前的结论：他认定奕山必定开战，而英军须先下手为强。5月13日，他密令英军做好一切战斗准备。5月17日，他未收到奕山等人的答复，令英军开始行动。5月18日起，英军除留1艘军舰保持对香港的警戒外，海陆军全数向广州开进。

广州之战即将爆发。

从现有的史料中，我们似乎可以推断，奕山进驻广州后，心情一直处于矛盾之中。

一方面，他没有揭穿杨芳的谎言，也没有阻碍通商的进行，默许了杨芳、怡良先前所做的一切，甚至还派人招回逃逸避难的殷实商户，致使这种生意能更为兴隆。4月26日，他还为通商一事专上一折，明显流露出希望通商的倾向。在作战指导上，他也似乎接受了杨芳的建策，“待机而动，不可浪战取败”。此中的“待机”，实质上就是将进攻时间无定期地推延。

另一方面，他出征前面聆圣训，出征后又叠奉圣旨，都要求他一意“进剿”；他身为“靖逆将军”，非为祖上的“抚远大将军”，总不能顺着“逆夷”而无所作为。于是，他从广西和粤北调集木排，在佛山监制火炮，往福建雇募水勇，并在其下榻的贡院内日夜赶制大小火箭、火毬、毒火炸炮等火攻用具，准备在黑夜中，对停泊在省河上的英舰实施火攻。

就在奕山左右动摇之际，5月2日，道光帝批驳杨芳、怡良准许“港脚”贸易的谕旨到达广州，该旨命令：

奕山等接奉此旨，著迅速督饬兵弁分路兜剿，务使该夷片帆不返，俾知儆畏。倘该夷船闻风远遁，空劳兵力，惟该将军是问！

两天之后，5月4日，奕山又收到道光帝4月20日发出的谕旨，命令他“抄袭该夷前后路径，并力攻剿，不使逃遁”。到了此时，奕山的面前也只有一条路了，“进剿”！

大约到了4月底、5月初，道光帝所调派的各省援军1.7万人全部到达。虽然其中有数千人已在乌涌、凤凰岗等战中被击溃，但战后又纷纷回营；合之广州原驻清军，总兵力当在2.5万人以上。奕山亦细心地部署广州城防：

新城东水关至西水关，城垣上派兵4300名；四方炮台一带，派兵2500名；观音山（即越秀山）派兵1000名；小北门，派兵500名；贡院，留兵1000名；燕塘一带，派兵4500名；石门一带，派兵1300名；佛山一带，派兵2000名（具体地点参阅后图）。

尽管奕山手中的兵力已数倍于英军，但全是陆师，无法施展于对英军舰船的进攻；因而从他的兵力部署来看，仍是由陆上防守广州，并不符合道光帝“分路兜剿”的要求。

可远在京师的道光帝，根本不顾及奕山在战术上的困难，催命般地接连下旨“进剿”，他根本不能想象，如此强劲的“天朝”大军，为何尚未全歼这群“丑类”。奕山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

据奕山的奏折，他定于5月10日发动进攻，但由于连日大雨滂沱，毁坏了用于火攻的木排、战船，进攻不得不延期。但从其他史料来看，广州方面用于进攻的准备根本就没有完成，奕山的这番话，很可能是应付道光帝的一种托词。

但是，时局的发展，又由不得奕山从容准备了。至晚在5月20日，奕山已经得知了义律下令进攻广州的情报；于是，他不顾所雇福建水勇1000名，香山（今中山）、东莞水勇3000名尚未到达，其他备战工作亦未完成，便于5月21日，下令进攻。

从军事学的角度来看，奕山组织的进攻实谓可笑。广州清军兵力达2万以上，但对进攻一无用处。据奕山奏，用于进攻的是所雇水勇1700人（道光帝所调大军真是白费劲）；又据《番禺县志》，用于进攻的兵力为四川余丁400名，水勇300名，数量更少。其方法是前面介绍过的火攻。目标是泊于珠江上的英军舰船。

道光帝期待数月翘首盼捷的“兜剿”，只不过是这种骚扰性质的战斗。

与新任两广总督甚有交情的梁廷枏，在其著作中透露：奕山的命令下得十分仓猝，甚至事先未与参赞大臣杨芳商量。此时仍幻想以通商换和平的果勇侯，得讯后大惊失色，拔剑奋呼：“事且败而局难收！”

老将杨芳，已经看到了结局。

义律于5月17日下令进攻后，于18日赶至广州商馆，秘密部署快速结束通商、及时撤退侨民的工作。至5月21日晨，他判明局势已经相当险恶，便通告英商于当天日落前离开商馆。下午5时，他本人也从商馆登上省河上的英舰。这时离奕山发动进攻的预定时间，仅有6个小时。我们虽不知道义律是否获得了准确的情报，但是，不难看出，奕山部署的秘密进攻，已经失去了奇袭的功效。英方对此已有准备。

对于5月21日深夜至5月22日的战事，中英双方文献的记载，差别非常之大。

英方记载：5月21日晚，在广州商馆一带（包括白鹅潭）水域，泊有英舰摩底士底号、卑拉底斯号、阿尔吉林号，轮船复仇神号，义律的官船路易莎号以及颠地的商船曙光号（Aurora）。大约在夜间11时，英方发现约有百余只火船从上游放下，每二三只用铁链相连；火船之后，又有载运清军兵勇的船只，准备登舰与英军厮杀（由此看来，与林则徐的建策大体相同）。第一批火船已经点火燃烧，直逼摩底士底号；而驻守西炮台（位于商馆以西，大约今日之沙面）的清军，亦开炮轰击英方舰船。但是，英军舰船避开了这些火船，并开炮还击西炮台。第二批火船的攻击亦未得手，反被冲往河岸，船上的发火物引起岸上的大火。随后跟进的清军兵勇见势逃散。英舰船为安全计，向凤凰岗一带水域转移。在当晚的交战中，清方的火攻完全无效，但西炮台清军的火炮曾击中摩底士底号、路易莎号、曙光号，使之受到一些损伤。与此同时，清方还在广州以东的猎德一带水域，向英舰鳄鱼号发动火攻，亦未能奏效。5月22日，英舰摩底士底号、卑拉底斯号、阿尔吉林号和轮船复仇神号，进攻西炮台，驱散了该台的守军，彻底破坏了该台的火炮，然后撤回。轮船复仇神号随后拖带英舰所属的小船，溯江而上，又打哑了清军保障炮台，击毁清方为再次火攻准备的战船43只、火筏32只。

清方记载：奕山奏称，5月21日晚，清军分路同时进攻，“弁勇伏身水上，直扑其船底，以长钩钩住船只，抛掷火弹火毬火箭喷筒”，英舰船被烧得火焰冲天，“逆夷号呼之声远闻数里”。当晚清军的战绩是：在商馆一带水域，烧毁英“大兵船二只、大三板船四只、小艇杉板数十余只”；在猎德一带水域，烧毁英“小三板船数只”。此外，“逆夷被击及溺水死者不计其数”。5月22日，英军舰船进攻西炮台，清军固守，“未被攻坏”；英轮船上溯窥伺，清军击沉其三板船一只，迫其退回。除未经配兵的零星炮船被焚烧数只外，其余俱未受损。

比较双方的文献，除交战区域、交战时间及何方主动进攻相同外，其余格格不入。我们今天似没有必要具体分清当时交战中的招招式式，但从英军后来的行动来看，奕山所称烧毁英军“大兵船”之事，实属子虚乌有，而西炮台在后来的作战中，也没有发挥作用。就此而论，奕山至少夸大了战绩，隐匿了西炮台被破坏的实情。

奕山关于5月21日至22日战况的奏折，发于5月23日，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向道光帝报捷。他如果知道5月23日之后的战局急转直下，在奏折中大概会留有更多的余地，不会显得那么信心十足、胜券在握的气概。

远在京师的道光帝，数月以来日夜盼望来自南方的捷报。得此佳音，虽未满足其全歼来敌、擒获“夷酋”的心愿，但亦可稍纾积郁在胸的愤懑，朱批“甚属可嘉”。他除了将奕山、隆文、杨芳、祁𡎴交部优叙外，还颁下白玉翎管、四善扳指、带钩、黄辫珊瑚豆荷包等一大堆御赏物件。

尽管义律于5月17日下令英军进攻广州，英军于18日起便开始行动，但因兵力集结、风向潮水等情事，香港一带的英军，于5月23日方开抵广州附近。

此时，英军的主力为避开省河的清军炮火和浅滩，由河南水道（见前节广州内河作战示意图中第二次攻击路线）驶入，集结于广州西南的凤凰岗一带，共有战舰11艘，轮船2艘，陆军2300人，以及参加陆战的海军官兵1000余人。此外，英军在广州以东的黄埔，有战舰4艘。由此形成东西对攻的态势。

图四　广州之战示意图

就在英军完全抵达之时，英舰硫磺号（Sulphur）及一些小船，再次深入广州西侧水道侦察，进至缯步，击毁清方的各种船艇28只。此次侦察行动，确定了英军的作战计划。

5月24日下午2时起，英军开始进攻。

在凤凰岗一带的英舰宁罗得号等7艘轻型战舰及所附属的小船，分别炮击广州城以西的沙面、西炮台、商馆等扼守之处，并攻击广州城南省河中的海珠炮台，由西向东攻击；在黄埔的加略普号（Calliope）等4艘轻型战舰及所属小船，越过猎德、二沙尾，由东向西攻击。广州城南炮声隆隆，一直持续到第二天。英军舰炮在炮战中占据了绝对优势。

然而，英海军的进攻，只是一种牵制性的佯动。此次英军的主要作战手段，是“天朝”大吏们不太放在心上的陆战。

下午3时，在英海军舰船基本击垮广州以西的清军抵抗能力后，轮船阿打兰打号拖带小船启动，载送陆军右翼纵队360人（由第26团组成），于5时占领商馆。英军的这一行动，在广州城的西南角构成了军事压力。

然而，这还是一种佯动。

下午4时，轮船复仇神号拖带30余艘小船，载运陆军左翼纵队，驶入广州西侧水道，进至缯步，与先期到达的英舰硫磺号等会合。这支部队由第18团、第49团、马德拉斯土著步兵第37团、海军陆战人员等部组成，共约2400人，其中包括一支约有400人的野战炮兵部队，携带各类火炮15门。

这才是真正的主攻方向。

24日晚9时起，英军在缯步登陆。至25日晨，全部登陆完毕。上午9时起，英左翼纵队向城北高地攻击前进，次第扫除沿途的障碍。当日占领广州城北越秀山上由4座炮台组成的四方炮台。

当时的广州城，依江背山而筑。城北的一段城墙蜿蜒于越秀山上。步入今天的越秀公园，能依稀辨出昔日城墙的遗迹，著名的五层楼（镇海楼）便是紧靠着城墙。四方炮台位于越秀山的制高点，英军攻占此地，已逼近广州城墙，可俯视广州城内。可以说，英军已经将整个广州城置于其野战炮兵的炮火之下了。

如果我们联系起城南省河上的英海军舰船，那么，城北越秀山上的英陆军团队，恰好对广州城形成了背腹夹击的态势。清军此时已丧失了一切抵抗能力，战败已成定局。

就战术评价而言，英军的海军攻击正面、陆军抄袭侧后的战法，仍是其4个多月前的沙角之战的放大；而从奕山的布防来看，他根本没有想到英军会如此作战；他在21日下令进攻时，更没有料到4天后的这一结局。

我们不能过多地责怪广州清军的腐败。尽管许多部队在交战中一触即溃，但从英方的记录来看，也有一些士兵和军官进行了有效的抵抗。从5月21日至25日，英方宣称其死亡9人，受伤68人。相对战役的规模，这一伤亡数目可谓微不足道，但毕竟创造了1840年7月中英开战以来的最高纪录。这个纪录一直到1842年7月的镇江之战才被打破。

我们也不能过多地责怪奕山统兵无方、指挥无策。尽管他下令反攻十分仓猝，但即使清方不进攻，英方也早已决定进攻广州，至于其抄袭广州城北的战法，更是在1841年3月便已作出，当时奕山尚未到达广州。从另一方面来看，除奕山外，广州的其他大员，如杨芳、怡良等人亦无高策，奕山的统兵、指挥诸水准，并不在清王朝中的其他人之下。

由此可见，问题仍是清军没有取胜的能力。离开了这么一个大背景，就难以得出真实的结论。

在这种态势下，奕山只能求和了。5月26日上午，广州城升起了白旗，清方派出使者前往城北越秀山英军司令部求和，得到的答复是，英军司令官只同清军司令官谈判，也就是点奕山登场。这是奕山死活也不肯的。5月27日早晨，英军利用前一天的休战，调运了火炮和弹药，准备从城北进攻广州时，陆军总司令郭富和海军代理指挥官辛好士，收到了义律的公文，称他已同清方达成了停战协议。

广州之战结束了。奕山的“靖逆”使命也自我终止了。

5月24日英军重新占领商馆，义律又回到这3天前离开的老地方。时隔三日，义律感到自己已经成为广州的主人。

5月26日傍晚，很可能奕山在城北求和受挫后，改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前往商馆，与义律谈判。义律开出了停战条件：

一、奕山、隆文、杨芳在6天内率兵出城，至广州以外200里驻扎。

二、赔偿“使费”600万元，限7天交清。

三、赔偿商馆被劫焚和先前林则徐误烧西班牙船的损失。

四、清方如期付款后，英军可退出虎门口外。

五、以上须由奕山、隆文、杨芳、阿精阿、祁𡎴、怡良联衔公文授权广州知府办理，方为有效。

第二天一大早，余保纯带来了奕山等人的公文：

钦命靖逆将军奕、参赞大臣隆、参赞大臣杨、镇粤将军阿、两广总督祁、广东巡抚怡札广州府知悉，现在英国公使情愿罢兵议和，所有一切安善章程，该府妥为办理，毋得推诿。

奕山的这份文件，完全合乎义律的要求。奕山—义律的停战协定即由此而成立。但是，若从文字来看，这份文件将来会对余保纯很不利，对此，我放在下一节中讨论。

缴纳款项的事宜，进行得非常之快。5月27日的当天，便支付了100万元。至31日，全部付清，整整提前了两天。可见奕山等人退敌心切。

撤军事宜似乎要晚一些。据英方记载，撤军开始于5月31日，但从中文文献来看，似从6月1日开始，而且也没有退出200里外，仅至城北约60里的金山寺。

因此，从6月1日起，英陆军从广州城北越秀山四方炮台一带撤退。一周内，英海陆军全部退出广州地区，交还了虎门横档以上的各炮台，集结于香港。和平恢复了。

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向道光帝交账。

与杨芳相比，奕山的违旨又不知严重多少倍。杨芳仅同意通商，奕山竟交出高达600万元“使费”，实为赎城费。堂堂“天朝”之“靖逆将军”，如此“靖逆”，圣怒下来将压为齑粉！

奕山对此的方法，与杨芳同，捏谎；但其胆量和水准超过杨芳。

5月26日，即广州城已被围困，清军已升起白旗时，奕山上了一道奏折，历数清军在5月23日至25日的频频胜仗，宣称击沉英军轮船1艘，焚毁英“三桅兵船”1艘。道光帝阅此极为兴奋，连批“甚好”、“好极”、“可喜”等字样。而在这份报捷奏折的最后，奕山又留了一条阴暗的尾巴，叱骂汉奸助虐，预留地步。

6月4日，即停战协定达成9天、英军退离广州之后，奕山等人又上一折，称英舰全数驶入攻城，而“汉奸凫水登岸，自陆路抄赴我兵之后”致使英军占据城北炮台，“城内居民纷纷递禀，吁恳保全阖省民命”。写到这里，奕山编造了一个美丽动人的故事：

据守垛兵丁探报，城外夷人向城内招手，似有所言，当即差参将熊瑞升埤看视，见有夷目数人以手指天指心。熊瑞不解何语，即唤通事（翻译）询之。据云，要禀请大将军，有苦情上诉。总兵段永福喝以我天朝大将军岂肯见尔，奉命而来，惟知有战。该夷目即免冠作礼，屏其左右，尽将兵仗投地，向城作礼。段永福向奴才等禀请询问，即差通事下城，问以抗拒中华，屡肆猖獗，有何冤抑。据称，𠸄夷不准贸易，货物不能流通，资本折耗，负欠无偿。因新城之外（广州新城，此指省河），两边炮火轰击，不能传话，是以来此求大将军转恳大皇帝开恩，追完商欠，俯准通商，立即退出虎门，缴还各炮台，不敢滋事等语。旋据众洋商（行商）禀称，该夷央该商等转圜，只求照前通商，并将历年商欠清还，伊即将兵船全数撤出虎门以外等情。

如此丰富的想象力，真正愧煞戏剧家、小说家。且不论“以手指天指心”、“兵仗投地”等动作描写，可直接搬上舞台，仅是捏称英军从西侧抄袭城北越秀山，只是因为省河一带“两边炮火轰击，不能传话”，也足以堪称想象之绝唱。在这里，奕山完全颠倒了历史舞台上的正反角色，将自己扮演的乞和一角，转套于英方身上。而借段永福之口说出的一段自我表白的话，大将军“奉命而来，惟知有战”，一何壮哉！

于是，奕山又称，考虑到虎门藩篱已失，内洋无所凭依，不若俯其所请，先让英军退出虎门口外，再加强从虎门到广州的防守，以使将来办理有所措手。

在这份奏折中，奕山还公开挑明了准许通商一事，杨芳先前为隐匿真相而设置的种种遮挡手法，此次已全然不用。至于600万元赎城费，奕山换了个说法，改称“商欠”，广东当局只是为行商们暂行垫付了其中一部分款项。

6月18日，道光帝收到了这份奏折。他虽然没有识破奕山的谎言，但毕竟从先前的“大兵兜剿”、“捦获夷酋”的梦幻中清醒过来。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英方的“桀骜不驯”使之由主“抚”转向主“剿”：一直到了杨芳奏称只要准许通商，便可达到和平时，仍不依不饶；此次，他似乎打算就此罢手，在上谕中称：“该夷性等犬羊，不值与之计较，况既经惩创，已示兵威”，现又“免冠作礼，吁求转奏乞恩”，“朕谅汝等不得已之苦衷”。他批准了通商、垫付商欠两件事。

奕山的欺骗成功了！

在道光帝的内心中，以准许通商而结束战争，原是他处理中英争端的底价；虽奕山又垫付了商欠银280万两之巨，但此数将来由行商分年归还，不用他出钱，且比琦善原允赔偿被焚鸦片600万元（当然也由行商支付）并不为多。尽管对肆虐的“逆夷”未能重创严惩，就“天朝”的颜面而言，也颇有一些“苟安”的意味，但道光帝在先前杨芳奏折中“不讨别情，惟求照常贸易”一语的影响下，在此奕山奏折中“不敢滋事”一语的蒙混下，将一省的停战误为全国的和平，以为事情将要解决，便意欲罢手，不再追求“尽歼丑类”的那一份威风和惬意了。

6月30日，奕山收到了道光帝的这一谕旨。7月14日，再次出奏，声称向英商宣布了准许通商的圣恩后，“夷目等额庆欢忭，免冠感伏，声言永不敢在广东滋事”。同时，因外省（主要是湖南）溃兵扰民，兵、勇械斗猛于战争，广州城厢内外不得安宁，奕山又奏称“粤省夷务大定”，要求撤退外省援军，以能节省粮饷。

奕山这个谎说得太狡猾了。

本来奕山与义律达成的停战协议，范围仅局限于广东，义律在停战之后的6月5日，照会两广总督祁𡎴，谓：

两国交争诸事，既未善定，仍须向皇上讨要伸冤，秉公定事。且未秉公善定以先，仍须强自冤屈，与朝廷交攻。而在粤省，既为约议戢兵，如非钦差将军等自行失信，则斯省定无扰害之情……

而义律收到祁𡎴关于道光帝批准英国恢复通商的照会后，于7月15日的复照中再次声明：

……所有议定戢兵之事，止关粤东一省。至于他省，仍须旧交战不息。迨至安待皇帝允准，将两国衅端尽解……

由此可见，奕山与杨芳不同，完全知道英军将会北上进攻，可这么重要的情报却纹丝不向朝廷透露。“粤省夷务大定”一语，从字面上细看确也有广东一省的限制词，但在道光帝心目中，根本就不存在诸如“闽省夷务未定”、“浙省夷务未定”之类的问题。就如通商仅限广州一口一样，在“天朝”的概念中，“夷务”也仅限广东一省。

道光帝收到奕山上述奏折后，果未细究，以为战争已经结束，7月28日，下令各省撤退调防兵勇。这位生性苛俭的皇帝，平生最不爱听用银子的事，而盛京、直隶、山东、江苏、浙江、福建沿海数万兵勇，一天得花多少钱！

奕山与他的前任相比，无疑要幸运得多，林则徐是大体诚实的，此时被罪而遣戍伊犁（后改河工效力）；琦善也是大体诚实的，此时被罪在京城受审（后判斩监候）。广州的三位钦派大员，以当时的是非标准来看，奕山的罪孽最重，但却获得交部优叙、白玉翎管等赏赉。不仅仅如此，就是此次广州之败，奕山还保举了“出力”文武员弁兵勇共计554人优叙、升官、补缺、换顶戴！战败后的广州，并没有像通常那样死气沉沉，而是上上下下都喜气洋洋地互贺升迁。这些得利的554名有关人员（几乎囊括当时在广州的全部官员），又如何能不结成死党，竭力维护奕山的谎言呢？

谎言使是非颠倒，赏罚颠倒。就此功利的角度来看，清王朝若不变成一个谎言世界，那才真是咄咄怪事呢。

其实，就当时的情况来看，奕山的谎言并非天衣无缝，不难拆穿。

广州战败的消息，是时以多种方式传至各地官员。闽浙总督颜伯焘据广东按察使王庭兰致福建布政使曾望颜的信函，出奏弹劾奕山谎报广州战况。道光帝此时并没有像上次锁拿琦善那样冲动，而是表现出异常的冷静，仅命由广西巡抚调任江苏巡抚的梁章钜，私下调查密奏。官场老手梁章钜不愿开罪广东各大员，上奏时含混其辞，但却将其派往广州的密探收集的情报附奏上呈。就这些情报的内容来看，虽不能完全反映真实，但也不难看出广州战败的事实。可是，道光帝没有继续究诘下去，仅在梁折上朱批“各报单留览”，便不了了之。他似乎已经倾意于奕山谎报的“和平”，不愿意继续打下去，独自吞下了这枚涩果。

对奕山的谎言说来，另一幸运之事便是英军推迟了北上进攻。

英军自广州撤回香港后，痢疾和疟疾在军中流行，病员超过1100人，海军指挥官辛好士病死。如马德拉斯土著步兵第37团，600名士兵中，仅约百人可以继续参战，18名军官中，病死2人，生病15人，只有1人能值勤。这场瘟疫使英军几乎丧失了战斗力，北攻厦门的计划只能推迟。

当英军从病疫中缓过劲儿来时，正值南中国海的台风季节。1841年7月21日和26日，凶猛的台风两次袭击香港，共有6艘船沉没、5艘船被毁或吹至岸上，22艘遭到程度不同的损伤。其中，义律座船路易莎号沉没，英舰硫磺号折损桅杆，英军雇佣的运输船亦有被毁或受损。两次台风再次推迟了英军北上的行动。

而台风过后不久，义律又收到国内的训令，知道自己将被免职，新任全权代表璞鼎查正在途中。义律的使命结束了，他精心策划的北攻计划只能留待新使来执行了。

若不是这些阴差阳错天灾人祸，英军舰队将于6月出现于厦门海面，至此，奕山的谎言也用不着颜伯焘来举报，将被英舰的大炮直接戳破。然而，时隔2个多月，英国又派新使，使得奕山滑过了最最难过的关键时刻。

这里，还应提一件有趣的事件。

1841年7月20日，由印度返回不久，继懿律而荣任全权代表的海军司令伯麦，在澳门与义律一同登上了路易莎号，准备前往香港与英军会合，途遇台风，路易莎号沉没，义律、伯麦等20人爬上一个小岛。岛上的居民夺走了他们的衣物，义律提出付款1000元请他们用小船送之回澳门。双方的讨价还价持续了很久，从1000元升至3400元。7月23日，义律等人终于返回澳门。看来这些村民并不知道“番鬼”们的真实身份，也不知道他们的身价。在广州，奕山开出的赏格为：

义律　10万元　奏赏四品翎顶

伯麦　5万元　奏赏五品翎顶

两桅船（路易莎号）　2万元

白“夷”　每名200元

黑“夷”　每名50元

这些村民若将落水“夷酋”等共20名送至广州，赏金总额将超过17.3万元，可他们只拿到了一点零头。

若是村民真的将义律等人执送广州，真难想象奕山又敢吹多大的牛呢？